原标题：【艺术手册】身份、角色与图像——1940年代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形象的塑造逻辑“劳动”与“英雄”的结合发端于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1，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产物。19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为突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借鉴了这一模式，在边区大力推广劳动英雄。在此过程中，劳动英雄转变了传统英雄的形象表征2，成为党改造群众、巩固执政地位、塑造自身形象的工具。为适应这种转变，如何重塑英雄形象，成为向群众推广新理念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皖南事变后，重庆政府对陕北进行了经济与军事封锁。为突破这一困境，边区政府将公粮数额从1940年的9万担突增至20万担。在沉重压力下，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有些农户甚至选择离家不归。对边区农民而言，革命式的生产动员仍十分困难，即要求被动员者（边区农民）主动履行阶级义务，加强生产，而非只关注自身利益。如何使边区农民能够自觉自愿地履行生产义务？塑造“劳动英雄”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政治策略。1941年底，边区政府决定推举“劳动英雄”，以此激发群众的生产与政治热情。《解放日报》在同年开始大量报道边区劳动英雄的光辉事迹。1943年，边区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公开选拔英雄的标准：1、积极生产，成绩特出；2、能推动他人生产，并获有成绩；3、恪守法令政策，拥护政府和军队，热爱边区。3从这些条件来看，“劳动英雄”除了要有勤劳努力等个人品质，还应当具有理想的公共人格，包括高度的政治觉悟，成为群众骨干和沟通上下的桥梁4，凡事从公共利益出发，愿意服务社会，并能将自己的命运跟“昨天的土地革命，今天的民族抗战结合在一起”5。显然，边区政府所提倡的不是能力突出的个人，而是具有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的“榜样”。“像”与“不像”：英雄形象的日常化改造1942年春耕时节，《解放日报》记者莫艾开始在边区农村寻找“能叫每一个人心里都折服的劳动英雄”6，最终他在柳林区第二乡吴家枣园找到一位名叫吴满有的富农。7吴满有于是成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位“劳动英雄”。此后两年，《解放日报》在显要位置陆续发表《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边府号召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政府予以奖励,各机关纷纷送礼》《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等系列报道。吴满有成了边区“最荣誉的公民之一”，他的个人事迹被上升到“吴满有方向”和“学习吴满有运动”的高度。延安文艺界以木刻、小说、歌曲、长诗、秧歌剧、影片等形式对他进行了大量宣传。图1：向吴满有看齐1943年古元古元木刻《向吴满有看齐》（图1）是这一运动中较早出现的美术作品，发表于《解放日报》1943年2月10日第四版。作者吸收了民间年画与窗花的形式，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常用的“单线轮廓和简练的刀法”来创作。这一图式非古元所创，它最早出现在沃渣1940年创作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图2）中。古元在此基础上对图式进行了改造：1、放大画面中主人公的比例，以黑白块面替代线条，简化了沃画中的复杂边框，将焦点完全集中在人物身上。2、保留沃画中围绕人物的粮食与牲畜，既填补了画面空白，保证视觉充盈，也确认了主角“农民”的身份；但沃渣用来表征人民“普遍幸福”的粮畜，在古元画面中则成为确认吴满有由普通农民转变为英雄的关键——勤劳耕种后才获得的丰产。3、沃渣画中头裹前扎结白巾、手握镰刀的陕北老农，是表征“农民”和“劳动”的重要符号，这一形象也成为此后表现中国农民的常见图式；与沃渣不同，古元试图塑造的不是一般“农民”，而是农民中的“英雄”——吴满有头戴绒帽，身披羊皮棉袄，陕北农民缝缝补补再三年的“旧”形象在他身上完全见不到，这成为政治意识正确的普通农民依靠勤奋劳动改变命运的象征。在该创作中，古元对人物形象作了完全“公式化”的处理，农民英雄的年龄约在50-60岁之间，是拥有一定生产资料和社会经验的中坚阶层；他身体强健，面容苍毅，留短胡子，这些外形特点凸显中国农民的质朴与沉厚；英雄是富农装扮，因为他们是“共产革命后发展起来的富农”且符合“受过共产党的恩惠而发财的”8的要求。这些公式化要素在同时期表现“劳动英雄”的作品，如罗工柳的《劳动英雄》(图3)和李少言《战斗英雄与劳动模范》（图4）中都可得到印证。图2：五谷丰登六畜兴旺1940年沃渣图3：劳动英雄1940年代罗工柳图4：战斗英雄与劳动模范1940年代李少言古元借鉴民间形式，完成了图式修改，塑造出了“劳动英雄”。在同期《解放日报》上，主编陆定一对该作大加赞赏：“作品极富民族气派，老百姓看得懂；情调也是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画面是明朗的，快乐的，但又是严肃的，丝毫不苟的……这些特点，在当今的中国艺术界，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将“艺术与宣传极其巧妙地统一起来了，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范例，很好的榜样”。9有了这种定性，这幅以宣传“榜样”为目的的作品很快成了创作“样榜”，从最早的插图改印成套色年画，在边区大力推广，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1944年7月，英国记者斯坦因在与周扬和胡一川的会见中，曾谈到如果自己是艺术家，要先画吴满有，“因他觉得吴满有美”。周扬拿出古元的《向吴满有看齐》给已见过吴本人的斯坦因看，问他像不像，他摇了摇头说不像。10周扬的这一问题在特殊语境中有两种可能，一是像不像吴满有？二是像不像“英雄”？而斯坦因“不像”的回答却值得深究。其时，斯坦因在走访陕甘宁边区5个月后写成了《红色中国的挑战》。这位英国记者对边区积极而充满希望的氛围十分欣赏，他描述延安：看起来乡气、安静、朴素，太阳投射在这片半野蛮而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地方，显得安静和谐。千年古塔闪耀在狭窄的三条河谷汇合的地方的山岩上，高大金黄……无论年龄多大，这里的人看起来特别年轻，而且充满了欢乐与信心，快乐和健康。11斯坦因用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汇，将现实的延安景象幻化成内心理想的乌托邦。在这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期待下，吴满有本人给斯坦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满有穿着普通的工作服来看我们。他约有五十五岁，身体结实，坚毅而诚实的面孔，和善的笑容，眼神聪明和蔼，典型的中国农民，别人无法模仿训练的……在我看来，劳动英雄，群众合作和私有财产的热烈信仰者，共产党员，同时又是本村首富的吴满有，似乎正是延安新民主主义的象征。12图5：苏联20世纪30年代宣传画“斯达汉诺夫运动”当斯坦因对周扬和胡一川述说吴满有“美”时，他心里应当有对吴满有形象的预设——英雄应该像苏联对斯达汉诺夫的塑造（图5），或历史上对英雄的表现那样充满视觉冲击力，产生震撼心灵的能量。但版画里的中国农民沉静而质朴的状态，几乎不带任何动作与表情，没有叙事，没有抒情，通常意义上英雄所传达的超越感或神圣性根本无处体现。因此，斯坦因所言“不像”，应不来自与真实人物的对照，而是如此平静平常的“肖像”难以符合他内心对“英雄”的期待。斯坦因没有理解，将英雄日常化以消解神圣性与超越感，恰是延安塑造“劳动英雄”形象的重要特点，并在日常过程中被不断强化。为解决经济困难，动员全民投入生产，边区“劳动英雄”的作用并非激起群众对英雄的崇拜，而是希望群众通过日常视觉感知，对“劳动英雄”产生亲切与认同感，并将这一近在咫尺的目标转化为积极效仿的直接动力。日常化英雄是为了告诉所有普通观看者：只要“你”努力，就完全可能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劳动英雄”。在周扬的质询中，可能还有另一个问题，画中的人物到底和吴满有本人像不像？这同样涉及图式背后的塑造动机。除了斯坦因，边区围绕吴满有本人形象展开的描述文字如下：一个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双手粗硕有力，热情而好客。13（莫艾）吴满有现年六十多岁，身体颇壮，红光满面，有一副愉快的眼睛及富于表情的笑，更有一绺白胡子及发亮的秃头。14（福尔曼）你接受了礼物，又接受了敬礼，像采叶子一样自然，像娶新娘一样快活，像选举一样严肃。……你站在吴家枣园的坡坡上，你的脸像一朵向日葵，在明亮的天空下面，连皱纹里都藏着欢喜。15（艾青）这些描写与古元画中身材魁梧、面形方正、骨骼粗壮、手脚有力的吴满有基本吻合。值得注意的是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的萧军日记中对吴满有的记录，他呈现了和以上描述并不一致的人物样貌：“吴满有中等身材，面貌显得机智，清秀，动作轻便，不像一般画像与刻像那般沉重、苍老”16。与大部分描写所用褒扬口气不同，萧军发现在选举现场吴满有“神情很不安”，有一种“不屑”的神气，“因为他对一些选出人全不热烈举手”，“他内心一定有一种心理不屑赞同的骄傲感”。萧军也由此对叙事与版画中塑造的强壮质朴的吴满有形象提出质疑。参考现存影像资料（图6、7），吴满有中等身材，略显佝偻，脸庞消瘦，这些都与萧军的描述更契合。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字描述和版画刻绘的吴满有与现实中的本人之间，无论是外貌、还是神态都存在着相当差异。图6：劳动英雄吴满有1940年《东北日报》图7：吴满有与王震文学作品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关于“不像”的证据。1948年光华书店出版的第一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作者丁玲写道：另外一次，他在一个县委家里吃饭，想找几句话同主人谈谈，他说：“你的胖胖的脸很像你父亲。”那个主人很奇怪，问：“你见过他老人家么？”他指着墙头挂的一张木刻像说：“这不是你父亲么？你看你的两个眼睛多像他。”不防备把一屋子的人都惹笑了，坐在他对面的人，忍不住把满嘴的饭菜喷了一桌子。“天呀！那是吴满有嘛，你不认识，同志，亏你还在延安住过。”17作为时代亲历者，丁玲的这段文字表明，木刻版画作为传播“劳动英雄”的载体，此时在边区的普及性和影响力都异常深广。这种并不像真实人物的英雄，随着图像的广泛传播已成为被广大边区群众普遍接纳的“公共印象”。《向吴满有看齐》的创作者古元十分强调细致观察生活，注重艺术表现的真实性。他回忆40年代初在延安创作的情景：“我刻制每一幅作品的过程中，都把所要表现的生活作了详细的研究，生活本身成为我学习的最好范本。”18“《备耕》里的那个修犁的老汉就是按刘起生的速写刻的，《家园》就是画的刘起生的窑下边。《冬学》是在高生海家右起第三孔窑。《入仓》是在《冬学》窑前的院里。”19如果在群体性人物塑造中，古元注重每一人物、场景与原型的契合，那么在表现个体英雄时他何以舍弃了对真实性的追求？其中缘由可以从边区政府领导和文艺创作者的思想中找到线索。在1944年的工作会议上，时任边区政府宣传部长的陶铸谈道：防止英雄二字用的太滥，当然是应该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宣扬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方针……今后继续执行这个方针中，要注意不要使个人突出，脱离群众，我们表扬英雄是为了能使大多数激励前进。20版画家胡一川在1944年的日记中记载：你如果太强调了自己的爱好而忘掉了客观环境，你很容易跑到主观主义的路上去。在目前阶级社会里，没有与阶级无关的个性。与进步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个性是应该发扬的。与进步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英雄主义也是好的。21在陶铸防止英雄“个人突出”的言论中，英雄的设定是为了宣扬“英雄主义”，以鼓励群众英雄化。与这种逻辑一致，胡一川在创作中对克服“主观性”及“与阶级无关的个性”的深刻反省表明，在边区艺术工作者认知中，要创作符合时代方向的文艺作品，前提是艺术家首先要对个体的自我意识进行改造，努力将个体经验融入阶级话语，才能最终实现与“进步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个性”。艺术家形塑英雄的过程既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对自我意识的改造。古元塑造“劳动英雄”与他创作其他日常人物不同，英雄需以个体之力表达群体意识，彰显阶级进步方向，英雄应当具有普遍性，带有理想化色彩。于是，在这一交织着个体经验和政治意识的英雄形象改造过程中，版画塑造出的吴满有最终消失在“像”和“不像”之间，注重表现真实性与个体性的古元，也最终隐匿在对“英雄主义”的普遍认同里。从身份到角色：个体的结构式消隐从宣传效果来看，斯坦因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劳动英雄”形象的日常化虽然能够激起普通群众的亲切感，却不能产生足够的道德震撼作用，肖像式英雄也因缺乏叙事功能而缺少足够的艺术感染力。于是，将英雄嵌入不同结构中，通过不同的角色安排，传达精神理念，成为边区塑造“劳动英雄”的另一思路。（一）英雄与领袖的并置1943年11月26日，延安召开了第一次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解放日报》在第二天进行了报道：中午12点半，（宝塔）山下的会场上红缨枪、国旗、锦旗林立，五颜六色的旗帜在耀眼的阳光中随风飘扬……主席台前排列着吴满有、申长林、黄立德、李位、冯云鹏、张振财、刘玉厚、赵占魁、郭凤英、张芝兰、贺保元等劳动英雄生动的肖像……记者访问他们，艺术工作者为他们画像，政府人员和他们谈话，显得十分忙碌……这次大会吸引了三万群众……包括了来自机关、学校、部队和各团体的成员……全体大会人员，均着崭新冬装，精神饱满，步伐整齐，进入会场。参加会议的中共领导人有毛泽东、林伯渠、朱德、高岗等。22（图8）图8：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现场1943年《解放日报》这一“群英会”场景中，主席台背后是象征革命胜利的宝塔山，红旗和红缨枪四周围绕，它们与面对主席台的人民群众，共同组成了庄严的政治空间。其中最醒目的是主席台正前方一字排开的英雄肖像。召开大会前，这些“劳动英雄”肖像就已经出现在《解放日报》头版——那是革命领袖与重要话语经常出现的位置。除了政治仪式之外，吴满有的画像还曾与“毛泽东、朱德及其他边区政府高级将领的肖像光辉夺目地一齐挂在美术馆、民众馆、边区政府的会议室等各种公共场所里”，他的名字也被“记录进了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23图9：担任边区参议员的劳动英雄赵占魁（左）及力群依据人物原型创作的木刻版画《劳动英雄》（1943年）“劳动英雄”出现在权力展示的中心位置，无疑会引起有关革命“领袖”的联想，在这一嵌入与并置结构中，日常英雄被“领袖化”了。版画家力群在1943年创作了《劳动英雄》（图9），画面中的英雄形象重叠了干部与人民双重身份——“劳动英雄”不再是农民装扮，而是头戴八角帽的边区干部。以上这些并置，表达了丰富的政治含义。首先，它传达了政党关于平等、民主等政治信息，优秀的人民一样可以享受领袖般的殊荣。其次，通过与领袖的并置，“劳动英雄”重新获得了被日常消解的神圣感，这种新的神圣感和超越感不再取决于个人，而是来自政党。这样，并置结构解决了普通人为何能成为英雄的问题，又凸显出政党的绝对权威，唯有政党才是确认神圣与超越性的唯一来源。最后，由于“劳动英雄”所代表的政治情感和觉悟，与政党所代表的进步方向完全一致，领袖化的英雄就成为政党的化身。在下文中可以看到，“劳动英雄”在图像中的出场很多时候是政党或政权出场的一种特殊方式。（二）人民对英雄的围观边区政府塑造的“劳动英雄”，需要经过普通群众的确认。没有观众，英雄的光辉也就无从表达。在前述表彰英雄的政治仪式中，观众对主席台的围观是庄严性产生的重要原因。《抗战日报》也大量报道此类“欢送”和“喜迎”英雄的围观时刻，如：各机关均派代表参加，完小全体师生排队欢送，妇联更发动城关妇女为劳动英雄献花，前面鼓乐齐奏，后面拉着“欢送兴县劳动英雄参加劳英大会”的横旗，各劳动英雄头罩毛巾,胸挂鲜花,在汹涌的队列前绕城一周，一路观众塞途，高呼口号：“尊敬劳动英雄”，“劳动英雄是最光荣的”。24图10：劳动英雄归来1943年夏风图11：劳动换来光荣1950年古一舟图12：我们的老英雄回来了1950年冯真这种“围观”被熟练地运用到表现“劳动英雄”的图像里。夏风的版画《劳动英雄归来》（图10）表现了“围观”：与村干部并置的劳动英雄是画面的中心，赶来迎接的村民围观了这种并置。领袖与英雄、围观群众、鲜花、横旗、口号、鼓乐齐奏，这些物像一同构成了此后——尤其是建国后表现英雄主义题材的基本定式（图11、12）。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边区劳动英雄要参加各种会议，成为“公家人”后要管理村里事务，群众对“劳动英雄”的态度以及成为英雄的愿望与图像中表现出的热情有明显落差。很多群众对当“劳动英雄”甚至是抗拒的，认为“当了英雄会影响生产，误工厉害”，“劳动英雄应该轮着当,不然误工误不起”。25因此，无论是政治仪式还是迎来送往，围观英雄不完全是群众自发行为，更可能是组织的结果，或者说“围观”在推广劳动英雄运动中被认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表演”。如果说在英雄领袖化的效应中，劳动英雄代表了政党或权威的在场，那么对劳动英雄的围观和欢呼也就成为对政权存在合理性与权威性的认同。需要指出的是，画外观众对于“围观”英雄之画面的观看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双重围观”——画内的群众对英雄的围观以及画外观众对“围观”的围观。如果英雄在结构中心代表着政党理念和权威的在场，画里群众的围观表达着人民对理念和权威性的认同，那么画外观众对“围观”的观看，是对图像所呈现的“集体认同”这一行为的感受和内化。由此，“围观”结构成为一种对缺乏政治觉悟的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改造的视觉化策略。（三）英雄的诉恩在“并置”与“围观”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的“劳动英雄”在舞台化和表演情境中被赋予了类似“领袖”的角色，并经由这一角色，实现了对政党的确认和群众的教育。作为绘画叙事的“角色”，“劳动英雄”会因演出目的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尤其是在真正的革命领袖在场时，英雄就被自然地转化为了“人民”。图13：毛主席会见农民诗人孙万福1944年莫朴图14：群英会1946年石鲁第一届英雄表彰大会之后，毛泽东邀请了吴满有、孙万福等十七位劳动英雄到延安西北局办公厅座谈生产经验。这一事件在莫朴的素描《毛主席会见农民诗人孙万福》（图13）以及石鲁的版画《群英会》（图14）中得以表现。石鲁的图像陈述了平静的交流场景：吴满有正对着在场的其他劳模和领导讲述生产经验。与石鲁“朴素地把握和表现着他所理解的那种领袖与人民的关系”26不同，莫朴的图像表现了极具舞台效果和象征性的瞬间——在简化了背景的空间中，孙万福激动地抱住了主席的肩膀。作者对这一场景的兴趣很可能来自《解放日报》对事件的报道：陇东老英雄孙万福在谈到这段光辉的历史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毛主席，用两只手紧紧的抱住毛主席的肩膀，他沾着口沫的胡须，因兴奋而有些颤动，他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27“握手”、“抱住肩膀”，这类与领袖直接接触的行为在边区文献与图像中常被极力渲染。如当斯坦因问吴满有如何看待蒋介石时，吴满有“叹了一口气，想了一会儿。‘这样说吧！我们和毛泽东握手，重庆老百姓也能和他（蒋介石）握手吗？’”28当表彰会后英雄们接受采访时，最令他们激动不已的情形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咱们拾粪的粗手抓握起来啦。”29这类行为虽同样是英雄与领袖的并置，但和引发英雄领袖化的联想不同，英雄角色在这种结构中被成功地转换为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诉恩的“人民”。与前述孙万福诉说“大翻身”的感激之情类似，吴满有也常作为向党诉恩的人民代表。当民众普遍反映公粮负担过重时，吴满有说：“革命刚开始，我啥也没有,政府不叫我缴一颗粮，只叫我好好生产，现在我不愁吃，不愁穿，我有我就多缴些，我这份家当，是革命给我的呢。”在表彰会现场，吴满有还代表在场劳动英雄高喊：“我们亲身体验到你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以后我们更要用一切力量来动员组织生产，发动革命竞赛，保证任务的完成……我们禁不住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30诉恩行为及话语的象征性在于：当作为人民代表的孙万福、吴满有，与作为政权代表的革命领袖进行接触时，这种接触一方面使其获得了政治神圣性，另一方面也将自身的自由解放与政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当他们向领袖诉说恩情时，“民意”通过英雄所代表的“人民”之口得以自然表达。诉恩结构同样成为人民对政权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确认与强化。英雄与领袖的并置、人民对英雄的围观、英雄对领袖的诉恩，这是边区“劳动英雄”宣传的三种图像模式。在这类结构图式里，英雄必须与周边事物发生关联才能产生意义，英雄的身份成为根据需要不断变化的“角色”：当他与领袖并置并接受围观时，他类似象征政权的“领袖”，向画外观众进行道德感化与政治教育；当图像核心转向现实的政党领袖时，英雄又变成“民意”的化身，成为诉恩的“人民”。这样，图像与叙述中的“英雄”实际上成为了语义游移的“符号”。1940年代陕甘宁边区对“劳动英雄”的形塑，是将普通民众转换为政治符号，产生动员效应的过程。通过对英雄的公式化和结构性改造，以个体形象出现的“劳动英雄”被成功地转化为普遍意义上的、身份与角色模糊的“榜样”。经由这些视觉化策略，陕甘宁边区使劳动英雄成为传递政党理念，激起群体性效仿的政治符号，这一思路奠定了建国后动员式宣传图像的逻辑基础。11930年代苏联为解决集体劳动中的怠工现象、提高生产效率发起斯达汉诺夫运动。贫困农民家庭出身，后成为挖矿工人的斯达汉诺夫被推举为工农群众的榜样。其后，各行业劳动英雄纷纷涌现，形成了“斯达汉诺夫运动”。2托马斯·卡莱尔在《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中提出：“世界历史不过是伟人们的传记。”这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传统英雄理念的本质。英雄需具有异于常人的“天赋”或“崇高品德”，是特殊的、超越性的个体。他们常被放置在“人民”的对立面或拉开与“人民”的距离，扮演救赎者与领袖角色，成为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当“英雄”与“劳动”结合后，英雄的神圣性与超越性被现实消解，英雄角色也从拯救变为自我救赎。3《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及其代表选举办法》，《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4日。4《劳动英雄公约》，《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9日。5《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6莫艾：《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7吴满有,1893年生,陕西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据莫艾在《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记载，土地革命后,吴满有分得一座荒山，开始辛勤劳作,日子过得日渐红火，成为全村“首富”。8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第208-209页。9《文化下乡——读〈向吴满有看齐〉有感》，《解放日报》，1943年2月10日。10胡一川：《红色艺术现场：胡一川日记（1937—1949）》，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373页。11［美］G.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9页。12同上，第34页。13莫艾：《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14［美］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朱进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3页。15艾青：《吴满有》，《解放日报》，1943年3月9日。16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下卷）,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87页。17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光华书店，1948年，第71页。18古元：《第一步》,《古元木刻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19靳之林：《古元同志回碾庄记》，《美术研究》，1994年第2期。20陶铸：《关于部队的报纸工作》，《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1日。21胡一川：《红色艺术现场：胡一川日记（1937—1949）》，第361页。22《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指示信》，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2页。23［美］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第21页。24《各地欢送劳动英雄，兴县庆祝劳英大会》,《抗战日报》，1942年12月17日。“完小”为完全小学的简称，指设有初级和高级两部的小学。25《关于劳动英雄的几个问题》，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6-1-242。26李公明：《读画札记：石鲁版画〈群英会〉研究》，《石鲁与那个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8页。27《毛主席参观生产展览会与劳动英雄亲密交谈》，《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3日。28［美］G.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51页。29赵超构：《延安一月》，第211页。30柯蓝：《吴满有的故事》，《解放日报》，1942年8月13日。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