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30年前，大学校园是舞会、诗歌和恋人的天堂理想国按又是一年开学季。第一批00后大学生以“空手到”、“互联网原住民”屡次登上热搜。在网络时代长大的他们，获得信息交换空间的同时，也被剥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校园公共空间不断萎缩，渐失维度和活力。30年前，大学校园是舞会、诗歌和恋人的天堂。杨葵在《过得去》中写那时的校园生活：“八十年代的北师大，诗人横行。水房门口的布告栏里，永远有诗社活动的海报，校园大喇叭里，午晚饭时间都是诗朗诵……那时生活简单，没有网吧，没有酒吧，更没有夜店，街上连小饭馆都没几家，就算有，也不是穷学生惦记的，就没这风气。”今天将这篇文章摘录出来，分享如下，与各位一起重温那时的大学校园，看看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新街口外大街十九号——杨葵·《过得去》增订版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门牌号。熟悉北京的人一看便知，这门牌一定是多年前核定的。当初，师生们从教学区东门进出，东门确实开在新街口外大街。如今，东门早已弃置不用，取而代之的，是气派的南门。而南门其实开在学院南路。中国建筑理念中，面南背北为方正，所以南门是正门。重新启用南门，原因众多，我猜多少有点“必也正名乎”的意思，只不过“正名”换成了“正门”。1986年，杨葵（右一）大二，与同学一同春游1985年9月的一天，我身穿的确良衬衫，留着“叔叔阿姨头”（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词啥意思，可去查查看着玩），骑着自行车，后座驮着行李卷，车把上挂着叮叮当当的洗漱用具，从师大东门进入校园。自此，直至1989年夏天萧瑟离去，我在这里度过四年光阴，见证了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老师们八十年代中期，是大学老师新老交替最轰轰烈烈的时段。七老八十的老先生们尚健在，三十出头的俊杰们正在跟着老先生们读研，四五十岁的中坚力量，虽然大多已是各自学科的顶尖高手，但论资排辈，还没有专职带研究生的权利，还在给本科生上大课。具体到北师大，我入学时，钟敬文、陆宗达、李何林、黄药眠这批巨匠不光带研究生，偶尔也给本科生上大课。我在这校园上的前两节大课，授课者正是钟敬文、陆宗达两位先生，讲课内容是他们的治学之路。老先生亲自出马，是对新生的优待，旨在励志，这是学校欢迎新生的固定套路吧。我们的主课老师，古汉语有许嘉璐等，现代汉语有李大魁、周同春、杨庆蕙（值得一提的是，杨老师曾亲炙师大老校长黎锦熙先生）等，古代文学有韩兆琦、邓魁英等，现代文学有郭志刚、杨占升、蓝棣之等，语言学有岑运强（语言学泰斗岑麒祥先生之子）等……我们毕业后没两年，新老交替迈了个新台阶，这些人全都成了博导，本科生们很难亲聆教诲了。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1905~1988）年轻一辈，我们入学时，中国第一个鲁迅研究的博士王富仁刚从李何林老先生处出师，留校任教，代过我们现代文学史课，也给我们开选修课。王一川当时正在跟黄药眠先生读博士，在职读博，所以也给我们开课。这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现在论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我读书时不是好学生，不太和老师接触，只能讲讲印象较深的片段。老一辈的，其他几位老先生平时极少见到。钟敬文先生喜欢散步，经常在校园撞见。冬天黑呢子大衣，呢质圆顶帽，春秋则是灰布中式对襟衫，夏天一般就是白衬衫。腕子上吊着根手杖，走平路时好像不怎么用。钟先生总是沉思状，若有人上前请安，必笑眯眯微欠上身回礼。当时他已八十多岁，一个白发老先生悠然自得地在白杨树间散步，这是当时校园颇为迷人的一景。中坚一辈，许嘉璐老师的古汉语课是中文系学生的最爱，别的课迟到没关系，古汉语课别说迟到了，不早早去占座，都没位置坐，因为有外系的学生来听。许先生讲课极幽默，经常引得学生哄堂大笑。还记得他在课上顺口讲过个段子，说他姓许，太太姓白，就有朋友戏称他们二位是许仙和白娘子。那几年，全社会盛行民选官员。我们赶上了民选系主任、民选副校长。许老师一来课讲得没得挑，二来早就是个名实相符的正教授，所以每次民选，他总是票数遥遥领先。他给我们上课时，只是一名普通教授，课程结束时，是中文系主任，到毕业前夕，他已是副校长，毕业没几年，在家看新闻联播，他成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再后来，人大副委员长。蓝棣之老师身材略显纤弱，头发却硬硬地立着，不成型，一看就极有个性。他是新时期社科院第一届研究生，导师是唐弢。我们入学时，他还是个讲师，典型的青年教师气质，阳光、爽朗、叛逆。不过几个月后，他仿佛一夜之间苍老十岁，本来就有点少白头，至此几乎全白。后来得知，就在那年秋天，他最疼爱的儿子在一场电梯事故中不幸丧生，才十七八岁，刚刚考上大学。从此再见蓝老师，眼神深处，总有一股幽幽的悲凉，哪怕是在和学生们说笑时。蓝老师研究现代诗歌，当时研究课题是新月派。徐志摩、林徽因这些人的作品，在当时学界还未完全摆脱“格调低劣”的批评，蓝老师已经开始用他一口“川普”满怀激情地颂扬，不吝惜任何美好的词汇，因此迅速得到学生们的拥戴。现代诗坛的各种文人逸事，也是蓝老师的长项，学生们无不听得兴头大起。蓝老师会从这些掌故中总结一些道理，比如他说：恋爱初期，男人是女人的父亲。刚结婚时，男人是女人的丈夫。老夫老妻时，男人就成了女人的儿子。蓝老师家里，经常坐满一拨又一拨的学生，从早到晚。和我同寝室的一个同学，一天深夜回来，脸上放着光，问他哪儿打了鸡血，答曰刚在蓝老师那儿长谈。那一夜，这位同学翻来覆去睡不着，神经病一样地反复念叨：蓝老师了不起。还有一位诗人老师任洪渊，当时也是个讲师，也受到众多学生追捧。任老师研究当代文学，不过依我看，他对研究兴趣不大，为稻粱谋而已，他的兴趣在写诗。任老师在当代文学研究的课堂上，经常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当成研究对象，与他的粉丝们分享他对自己的研究。任老师当时新婚不久，妻子比他年轻很多，在任老师笔下，她叫FF。任老师那段时间的诗作，差不多都给我们当堂念过，题目、内容千变万化，永远不变的是，念完题目紧接的那句：献给FF。王一川老师给我们开了一门选修课，文艺美学，主要讲海德格尔，那是他当时的研究重点。王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川大读的本科，北大读的硕士，师大读的博士，我们毕业前，他又远赴英国，在牛津大学读了伊格尔顿的博士后。学生们闲聊中说起王老师，都将之视为神童型学者，因为，看着一张稚嫩的脸，讲起课来，竟然那么学识丰厚、魅力逼人。此刻我写至此处，脑海浮现出他一张少年般的脸庞，在讲台上不疾不徐轻柔地讲述着：在茂密的林间，有一片空地……王老师因为面嫩差点吃了亏。他还在读博士，常到学生食堂吃饭。有次在食堂，几个人高马大的体育系学生乱加塞儿，王老师客气地告诫了一句，那几位兄弟看看他，骂骂咧咧地训斥，哪来的新生啊，对学长什么口气啊！一边说着，开始撸胳膊挽袖子。我排在队伍后边，见状赶紧上前警告那几位兄弟，放尊重点儿，这位其实是个老师来的。与钟敬文先生散步一景相映成趣，校园另有一景也很迷人。校长王梓坤，经常骑着他那辆蓝色的20坤式自行车，在校园穿行。精瘦的他，骑着那么小的车，就像一根竹竿在水平移动。单看他骑车转圜自如的样子，就算在那个精神重于物质的时代，也很难相信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北师大的校长。我入学前一年，王梓坤开始担任师大校长一职，他在全国范围内首先提出“尊师重教”，在以他为主的一群人提倡下，国家设立了“教师节”。我们毕业前夕，王校长离职。很多师生为他打抱不平。王校长倒淡然面对，一如往常骑着那辆小车在校园稳步穿梭，不时被我们这些毕业班的学生截住，递上毕业留念册请他题字。王校长从不拒绝，总是下了车，支好车，一笔一画地写上自己的祝福。诗人•打架八十年代的北师大，诗人横行。水房门口的布告栏里，永远有诗社活动的海报，校园大喇叭里，午晚饭时间都是诗朗诵，身为中文系的学生，不时接到师兄弟们油印的个人诗集，或是多人合集。诗人们喜欢诗意地看待世界，反抗一切束缚和各种约定俗成的条条框框，比如，新街口外大街19号，这坐标听着太俗了，诗人们绝对要摒弃。他们定位师大的语词，采用“铁狮子坟”。这是校园所在地很古老的一个名称。年轻人大致都有诗人潜质，不过和众多校园随便玩票的诗人不同，北师大的诗人们是把诗歌当生命一样看待，爱之深，修之苦。当时还没感觉，时至今日就不言自明了，当下活跃在诗坛的不少人，都在铁狮子坟修炼过。诗歌江湖上，他们自成一派，号称“铁狮子坟诗群”。北师大诗人：侯马、桑克、徐江、伊沙（从左至右）诗人们的纯真与质朴，现在回想起来叫人感慨不已。前文提到的我那位室友，后来是学校最有人气的社团太阳风诗社的社长。对门宿舍有个陕西籍同学，也爱诗歌，可他开蒙较晚，总写不出满意作品，于是不耻下问，没日没夜地来找社长讨教。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有段时间，社长不用去食堂了，全由陕西同学代劳。甚至有次聊得太晚，陕西同学帮社长把洗脚水打好了送到床边。千万别往阿谀奉承、拍马屁那儿想，那时候学生的思想没这么复杂，至少依我观察，这位陕西同学憨憨的，绝没这么复杂，他只是爱诗，心里有个声音对他说：除了诗，其他任何事都不重要。大众对诗人向来有种偏见，觉得诗人们都文绉绉的，柔柔弱弱的，架副眼镜，就像我读书时红遍大江南北的诗人汪国真那样。其实，自古以来诗人就分豪放、婉约两派，师大的诗人们，多属豪放派。他们不仅是诗社的主力，足球队的主力也是他们，这可以当作他们归属豪放派的证明。豪放还有另外的证明，我在校期间经历的两桩打架事件，主角都是诗人。一个深秋的晚上，同寝室的人都去教室晚自习了，我一人在屋里写大字。突然几个低年级女同学惊慌失措地闯进来，说坏啦，赶紧去教七101，你们宿舍的诗人被人打惨了。我往教七狂奔，半路碰上了诗人，被几个女粉丝架着，昏昏沉沉的。那几个女生七嘴八舌争先恐后说了一通，我总算大致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诗人在那间阶梯教室读书，后排有几个教工子弟在打扑克，喷云吐雾，大声喧哗。师大教工子弟一向以打架出手凶狠著称，所以同教室的学生敢怒不敢言，能忍的继续自习，忍不了的，换教室。诗人正义感陡生，上前制止子弟们，两下言语不合，大打出手。可怜诗人单拳难敌四掌，被打惨了。喝醉的诗人陈升——《路边野餐》那天夜里大约十一点，我敲响系主任许嘉璐老师家门。许老师里边穿着件白背心，外边裹了件军大衣开的门，显然此前已休息。我请他联系学校保卫处，迅速派车送诗人去医院，其他事回头再说，因为，诗人已有点神志不清，应该是脑震荡的征兆。后来诗人并无大碍，有同学要求校方追究打人者，倒是诗人站出来说：算了吧，我当时也盯着其中一个猛打，那孩子也被我打得够呛，血都溅我鼻子尖上了。第二场打架事件，我方是另一个诗人，对方又是教工子弟。某年暑假，学校派中文系学生义务劳动，项目是疏浚某教工宿舍楼下的阴沟。一百多位同学拉成一长队，挥镐抡锹正热火朝天，突然队伍一头吵嚷起来。有个教工子弟嫌同学们把他停在楼下的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上溅了污泥，和学生们吵起来。吵嚷过程中，双方难免有肢体冲突。诗人是班长，还是个党员，上前劝架，无意中拦了那子弟一把。那位子弟会错意，以为拉偏架，太浑了，猛不丁不知从哪儿抽出把刀，照准诗人胳膊就一刀，顿时血就淌下来了。事后经医院诊断，诗人胳膊上的筋被砍断，伤势严重，需要很长时间方可痊愈。这次同学们不干了，要求学校严惩凶手。学生处、保卫处的态度稍有暧昧，全班一百多人悉数出动，在办公大楼前静坐，要求与校长面谈，一派斗争场面。更有同学在额头上绑了白布带，上书四个血红大字：严惩凶手。虽然不免夸张，但也令路过者动容。事过二十多年，这两位打架事件的主角，一位成了名震一方的房地产商，眼下正在投资教育事业；另一位成了公检法战线以有才能干著称的好官员。他俩的相同点是，都还在写诗，我分头收到他们俩新出版的诗集。爱情•读书八十年代高校间流传一个顺口溜：苦清华，乐北大，要谈恋爱到师大。清华当时是纯理工院校，学生学业繁重；北大人自带一股天之骄子的自信，所以老乐呵呵的；师大呢，恋爱之风盛行。也真是。刚入学没俩月，光我们班，迅速有三四对同学建立恋爱关系。毕业之后，全班一百二十个人，不出本班有三十人结成十五对夫妻。我们毕业时，学校还管分配工作，可忙坏了那些成双成对的幸福人儿。分配原则是哪儿来回哪儿去，可结对儿时，不会专挑老乡啊，就得往同一个城市调配。那时的爱情，不如今天年轻人谈得这般奔放，绝大多数都主打羞涩牌。有对恋人，因为女生太腻，经常没骨头似地吊在男生肩膀上，还引起不少非议呢。既羞涩，就要扯一块遮羞布，这块布就是读书。那时生活简单，没有网吧，没有酒吧，更没有夜店，街上连小饭馆都没几家，就算有，也不是穷学生惦记的，就没这风气。彼时所谓谈恋爱，一定离不开读书。常见模式是：一大早起，俩人各挎着书包，饭厅碰头。吃完早餐奔教室，并肩坐在一起度过上午四节课。中午一起吃完饭，各自回寝室休息。下午在教室碰头，继续肩并肩度过两三节课。晚饭一起吃，吃完再奔教室，肩并肩地上自习。教室灭灯前，各回各宿舍，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每所大学，似乎都有一处情人坡枯燥吧？其实未必，这简单的程式里，无数柔情蜜意汩汩流淌。比如早晨男生起晚了，疯狂赶到饭厅门口，发现女生一脸娇嗔，手中手帕里捂着给男生买好的早餐：这都几点啦！来不及啦，赶紧走！快吃，还热着呢。比如教室里枯燥的四节课，女生起得太早，可以偷偷睡一觉，不必担心落课，男生正在身边奋笔疾书记笔记。比如午餐时，女生突然变戏法似的端来一盆最贵大菜，红烧排骨，那是女生省吃俭用攒下的体己钱买的。对，那时候粮票尚未取消，菜金和饭票是分开的，男生饭量大，一到月底就大瓢底，这时女生的饭票就派了大用场。如果还有富余，女生会找小贩用粮票换一两盒烟，悄悄塞在男生书包里，赢来一个小惊喜。再比如，晚自习不像上课那般正式，读书读疲了，恋人们会溜达到主席像前的小树林，钻进去找个长椅坐下，夜色笼罩之下，羞涩地拥抱亲吻。而当他们拥抱亲吻的时候，他们身体的一侧，各有本书翻开着，那是他们出来时不自觉地拿上的道具，随时不离左右的道具。当然不是所有同学都有幸找到意中人，孤男寡女们就把浓浓的荷尔蒙发泄到读书这事儿上。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学生，他们任何时候都独来独往，奉课本和考试为神，努力创造好成绩，以抵消青春期的孤独。当然，这么说，和他们立志学业、志在千里并不矛盾，一件事不同角度去看而已。另一种情况是一群自命不凡的家伙，他们最不喜欢上课，天天逃课躲在宿舍或是图书馆，博览群书，而且专挑犄角旮旯的偏僻书读，以求最广阔的视界，下次再有辩论时，他们口沫横飞，不把你侃晕绝不罢休。不过，那时的所谓偏僻书，也不是今天这个概念，今天资讯发达，哪有什么书想找找不到的，书店没有当当有，当当再没有，还有淘宝垫底儿。而那时所谓偏僻书，就是《梦的解析》之类的大俗书。说到偏僻书，想起同寝室一位江西籍同学，英文很好，对我们把新批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这类书当成偏僻学问大读特读颇不以为然，讽刺我们傻乎乎地尽拾人牙慧。我们请教他，依你看，该读何书呢？他嘴角一撇，很神秘地说：说了你们也看不懂，真能称得上偏僻的，当然是那些禁书啦，可那是色情小说啊，根本别指望会出中文版。我们听了默默咬碎钢牙，谁不想读读那些闻名遐迩的黄色小说啊，可我们真是看不懂。深圳旧天堂书店多年之后，我在书店看到一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译本，顿时想到这位江西籍老兄，大概前后有半年时间，每晚手捧此书的原版，看得啧啧称奇，我们让他讲讲，他一个字没透露过。那时买书真是问题，购书渠道只有书店一处，书店一缺货，就没抓没挠。不过，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办法，能将偏僻书据为己有。师大图书馆在全国图书馆系统里算非常强悍，藏书量和种类都名列前茅。图书馆有项规定：借阅的图书丢失，按原书价的三倍赔偿。我有一阵四处想买法国作家罗布—格里耶的一本小说，因是几年前所出，书店早已下架。我在图书馆找到借出，然后借口丢失，赔了两块多钱，终于了却一桩心愿。周末，恋人们纷纷打扮得漂漂亮亮，奔赴北太平庄、西单等处逛街，单身汉们会选择骑着车，把全北京的小书店逛个遍，不定在哪家旧书店，就能淘到一本心爱的书籍，拿在手中摩挲，那感觉不亚于面对美妙恋人。2009年夏天，为了纪念毕业二十周年，我们班七八十号人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在师大东门外一家餐厅大聚一场。夜深人静，各自使劲抑制那颗奔腾的心，趁着夜色，从师大新南门鱼贯走进我们青春的墓园。教二101还在，教七101还那样，主席像拆了，小树林变成了宽阔的广场……没人大声说话，都在各自细数在这个大院留下的点点滴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营盘有些小变化，但营盘还是营盘，无数年轻人还在这里读书、恋爱、打架，像我们留下的影子；而我们，真如流水一样，流到东南西北的大地。[延伸阅读]原价46元，优惠价33.5元“回忆”是《过得去》的主题与基调，增订版新增《苏北笔记》《新街口外大街十九号》两篇文章，回忆童年与青年时光。杨葵说，好文章的标准是“不做作”，所以只老老实实写点回忆，真人真事，都是自己经历的，对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过影响的。杨葵出身文艺世家，1968年生于苏北，1979年随父母落实政策迁回北京，住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联的干部宿舍，与路翎、舒群、李准等老一辈高级文艺干部比邻而居；八十年代后期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亲炙钟敬文、许嘉璐、王富仁等名师；九十年代在作家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十几年编辑生涯中与冰心、阿城、王安忆等数百名作者打过交道。丰富的个人经历让杨葵的写作不乏素材，但他谦虚节制，不作宣泄式写作，亦不为打工式写作，只追求文字之美、之力量、之我手写我心；选择记录的故事既非其人名声大小，亦非与之私交深浅，只看故事有没有意思。回忆于我，是回得去的，回去的途径就是文字。“回得去”念着不顺耳，所以改成“过得去”。其实这还是借个方便说话，哪有什么过去可以回，所谓过去，都是现在心里的过去，无不都是现在一笔一画写出来的，而每写完一个笔画，它又成了过去。如此，当然也就没什么回得去、过得去。——杨葵转载：联系后台|购书：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