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观点丨陈勇；杨俊楠：钱穆与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证——兼论与胡适的争论钱穆与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证——兼论与胡适的争论作者简介丨陈勇，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文学院外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杨俊楠，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原文载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4期。摘要钱穆考证老子其人其书，承清人汪中、近人梁启超之后。《老子》为晚出之书，汪中已启其疑。然汪氏所疑，主要在《史记》所载老子其人其事，未能深探《老子》本书之内容。至梁启超，始疑及《老子》本书，但仍限于清儒旧辙。钱穆在汪、梁等人考证的基础上从时代背景、思想线索、文体修辞等方面对《老子》作了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考察，认为《老子》一书成于庄子、惠施、公孙龙之后。胡适对坚持“晚出说”的学者考证《老子》年代问题的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检讨和回击，特别是对使用“思想线索”论证法考证《老子》晚出提出了严厉批评。虽然“思想线索”的考证方法有不足之处，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钱穆注重时代背景和“思想线索”分析也有积极的意义。对钱穆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证及其与胡适的争论进行回顾和梳理，有助于深化民国老学史的研究和认识。民国时期，学术界就老子其人其书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胡适是老子“早出说”的代表人物，不赞同其观点并首先向他发难的是老辈学者梁启超，认为《老子》一书晚出，为战国时代的作品。钱穆、顾颉刚、冯友兰等人支持梁启超的观点，在他的基础上续有讨论，成为“晚出说”一方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文围绕着钱穆老子其人其书的考证及其与胡适的争论进行一番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并就其“思想线索”的考证方法及其不足进行分析和思考，希望能进一步加深对民国老学史研究的认识和理解。一、由梁启超引发的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关于老子其人、《老子》其书的成书年代及其真伪问题，在宋代以前虽有崔浩略有疑及，但总体来说没有太大的争论，人们大多倾向于司马迁“老在孔前”的说法。北宋中叶以来，疑古之风渐兴，有陈师道、叶适、黄震等人怀疑“孔子师事老聃”之说，并进而怀疑《史记·老子传》的真实性。比如，陈师道把《老子》的成书年代移后，定于“墨、荀之间”；叶适认为存世文献记载的有两个老子，一个是授礼孔子的老子，一个是道家视为“博大真人”的老子，并认定著书《老子》的绝非是授礼孔子的老聃。此后清代的毕沅、汪中、崔述等人力主老子“晚出”。汪中在《述学·老子考异》中列举五证，力主《道德经》五千言非孔子所见的老聃所著。20世纪初以来，学界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转烈，特别是二三十年代，随着疑古史学的兴起和发展，更助长了这一争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场争论，最先是由梁启超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而引发的。1919年2月，胡适的学术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该书第三编《老子略传》中，胡适根据《史记·老子列传》等材料判定老子先于孔子，以老子为孔子师。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邀在北京大学做演讲，对胡适主张老在孔前的观点提出了六点质疑，认为《老子》一书来历不明，恐为战国末期的作品，由此而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热烈讨论。梁启超《老子》“晚出”的观点提出后，立即得到了学术界不少学者的赞同。胡适是引导顾颉刚走向疑古之路的引路人，然而顾颉刚在《老子》成书年代问题上却与乃师唱了反调。1921年1月，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就否认《史记·老子列传》关于老子的记载，认为老子和孔子的关系，“完全是后来人伪造的”。梁启超“晚出说”提出后，立即得到他的响应。1923年2月25日，顾颉刚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说:《老子》决当如梁任公说，是战国末年的书。于梁举的证据外，我又得两个证据。其一，战国后期因为游学之风极盛，诵习简编，要求简练易记，所以大家作“经”:墨家有《墨经》《韩非子》上有《内外储说》之经。《老子》之文与此同类，当为好言道妙之士所作之经。若春秋末年及战国前期，则尚不会有此类著作。其二，《老子》痛恨圣知，与《庄子·胠箧》《韩非子·五蠹·显学》，虽归宿不同而出发点则一。实在因为到战国末期，社会上所受的游士的损害重极了，不由得不做一致的呼声。正如现在恨政客一般，甚至要推翻代议制。这种思想在春秋末年及战国初期也不会有。至于“道家”一个名称，我好久疑惑，觉得这个名词起于汉代，非战国所有。1932年4月，顾颉刚又撰成《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一长文，把考证老子的成书年代纳入“层累说”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提出:“《老子》一书非一人之言，亦非一时之作，而由于若干时代的积累而成……其结集之期，大约早则在战国之末，否则在西汉之初。”冯友兰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八章“《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中也提出了三条证据来支持“晚出说”。他说:“一则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论语》。二则《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之后。三则《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代之作品。”二、钱穆对《老子》成书年代的考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争论中，钱穆投身其中，与顾颉刚、冯友兰等人都是“晚出说”一方的有力支持者、鼓吹者。与顾、冯二人所不同的是，钱穆提出了《老子》成书不仅在孔、墨之后，而且在庄子之后的新看法。钱穆认为，老学、孔学的时代先后问题，关系到先秦诸子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顺序，有必要首先加以解决和澄清。他说:“老子之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钱穆早年读清人汪中《老子考异》时就对老子其人其事发生怀疑，认为汪氏五证为“千古卓识”，足以“破孔子见出关著五千言之老子之传说矣”。1923年夏，他撰成《老子辨伪》一文，对《老子》书成于孔子之前多有批驳，主张将《老子》年代移后，“置之于庄子公孙龙与荀卿韩非之间”。第二年又写成《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老子杂辨》二文，对《史记》所载老子事迹以及老孔关系进行辨证，认为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是传说而非信史。1926年，钱穆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编《国学概论》，在该书第二章“先秦诸子”中，说老子史实不可信，“按其思想议论，实出战国晚世。大要在于反奢移，归真朴，承墨翟、许行、庄周之遗绪”。在第十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中(1928年春完成)，对胡适所持的老子“早出说”多有批评，指责其考证多疏。钱穆后来把早年所写的《老子辨伪》改名为《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发表在1930年《燕京学报》第8期上，力主用“思想线索”的方法来考证《老子》的成书年代。他在文章中指出:大凡一学说之兴起，必有其思想之中心。此中心思想者，对其最近较前有力之思想，或为承受而阐发，或为反抗而排击，必有历史上之迹象可求。《老子》一书，开宗明义，其所论者，曰“道”曰“名”。今即此二字，就其思想之系统而探索其前后递嬗转变之线索，亦未始不足以考察其成书之年代。关于“道”。钱穆认为，“道”字是《老子》书中重要一观念，为其书中心思想之所在。《老子》一书把“道”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给予论证，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本，万物皆出于“道”。孔子也言道，不过《论语》言道，范围偏重在人事一端，与《老子》言“道”内容实不相同。而《墨子》一书，只讲义而不言道。就先秦学术思想内容的演进言，“孔墨言道均浅近，而老独深远。孔墨均质实，而老独玄妙。以思想之进程言，《老子》断当在孔墨之后。”学术界一般认为《庄子》言道与《老子》同，钱穆认为仔细分析起来也不尽然。据他考证，《庄子·内篇》七篇只有《大宗师》一篇言道“先天地而生”，与《老子》言道内容相同，“其他言道，如‘道不欲杂’，‘惟道集虚’，‘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凡诸道字，皆与《论语》素朴之义为近，与《老子》深玄之旨为远。则庄生言道，犹为孔墨与老子之过渡。”至《老子》书出，始将庄子“道生天地”之说发挥无遗，卓然成一系统。《庄子·齐物论》言:“大道不称，大辨不言。”此处以道与言并称，即《老子》道名并提之所本。所以他认为《老子》之书，当成于《庄子·内篇》七篇之后。关于“名”。钱穆认为，老子言名，异于孔墨。孔子首言正名，所指不过君臣父子人伦间之名分，非名实之名。墨辨论名，乃指名实之名，其涵义较孔子远过。孟子拒杨、墨，不论名实。庄子论名又异于墨者。墨家以名实并举，“以名举实”重在“名”，庄子谓“名是实宾”重在“实”。这是因为庄子当名家诡辩极盛之时，儒墨之是非相争不息。庄子力图打破这种种“缴绕之言辩”，故其言道，“激于当时名实之缴绕，求离实而言之也”。老子以无名言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通无名”，“道隐无名”，此言道不可以名举。所以老子言道，“病于名之终不可以离实而言之也，求弃实，故曰道。将自道而重返之实，故曰象。于是后之辨实事实物之是非者，不求之于名，而求之于象，此又学术思想转变之一大关捩也”。以无名言道，此为《老子》言名的第一层含义，《老子》言名的第二层含义即是以无名言治，此亦承自庄子。此说由庄子开其端，老子畅其说。钱穆在文中对《老子》书中这两个最主要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此基础上择其与这两大观念相关的名词范畴，如“帝”“天”“地”“物”“大”“一”“阴阳”“气”“德”“自然”“象”“法”之类，与先秦诸家典籍和思想相互印证，一一分析其涵义，推寻其思想上的来源。钱穆此文刊出后不久，就受到胡适的注意，胡适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就提到此文。1931年3月17日，胡适写信给钱穆，对他考证《老子》提出的“思想线索”论证法提出质疑。该信说:去年读先生的《向歆父子年谱》，十分佩服。今年在《燕京学报》第七期(应为“第八期”———引者)上读先生的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我觉得远不如《向歆谱》的谨严。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之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之哲学已到很“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胡适在信末说:“我并不否以《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以上是钱穆与胡适在《老子》成书年代问题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第二次交锋则是钱穆转入北大历史系任教之后，1932年，钱穆在北大《哲学论丛》上发表《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一文，对《老子》一书进行了全方位考证，力证《老子》五千言是战国末期的晚出书。他的考证具体如下。第一，从时代背景立论来考证《老子》的成书年代。钱穆首先通过分析《老子》一书主张“不尚贤”理论来推测其时代背景，认为《老子》言“不尚贤，使民不争”，主要是针对墨家“尚贤”主张立论的。墨子主尚贤，把“尚贤而使能”视为治国之本，主要是针对春秋时代贵族世袭制度崩溃而发的。他说:“尚贤乃墨家主张，此缘墨子时贵族世袭制以次崩坏，弊害昭显，墨子遂针对时病，发挥尚贤理论。……及战国中期，而学者尚贤的理论，一变而为政冶上真实的情况。及尚贤制亦见弊害，乃复有箴对时病而发为不尚贤之教。此则应在战国中期以后。若春秋之际，列国行政，本不以尚贤为体，《老子》何乃遽倡不尚贤之理论?”另外，《老子》言治人曰圣人、侯王、人主、官长，称被统治者为百姓，这种说法不是春秋时代的用语。钱穆认为春秋时代社会之乱，主要在于“贵族之僭越”，到了战国晚年，“则患在平民阶级之扰动”，《春秋》记二百四十年事，绝少以平民之好动难治为患。《老子》书中讲民之好智多欲好动而轻死，实系王官之学流散入民间，诸子兴起，百家竞鸣，乃始有此现象，这也说明《老子》一书为战国晚期的著作。第二，从学术思想的系统立论来考察《老子》其书。钱穆认为，先秦学术，以儒墨两家为宗。法家源于儒，农家、名家、道家源于墨，阴阳家则兼融儒道，最为晚出。《论语》重言“仁”，《老子》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又称“天地不仁”，此为《老子》晚出《论语》之证。墨子主尚贤，《老子》则称“不尚贤，使民不争”，这是老子思想晚于墨子之证。惠施主张万物一体，庄子也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说。庄子从“道”的角度立论，惠施则从“名”的角度立论。《老子》一书开宗明义，“道名兼举并重”，可知其思想晚于庄惠两家。惠施之后有公孙龙，其学承自惠氏，但不谈万物一体，而辨名实。其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公孙龙所言的“指”，与《老子》一书所言的“象”字很近似。就人言之曰“指”，就物言之曰“象”。“指”即“名数”之意，其立论思想，尤偏重在名数之分析上。墨子主兼爱，一变而为惠施的万物一体论，再转化而为庄周的物化论，以及公孙龙的惟名论，最后合并而成《老子》的虚无论。《老子》书中论万物原始及人生论，实系融合、兼采了各家学说。故云:“谓天地万物尽于道，此庄周之说也；谓天地万物尽于名，则公孙龙之说也。两说者绝不同，而《老子》乃混而言之。”钱穆认为，墨子的兼爱论发展而有惠施、公孙龙的名家，其苦行自律的精神，则传而为农家，如许行。而墨子“生勤死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的思想则为宋钘所继承。宋钘有三大主张:一为情欲少不欲多，二为见侮不辱，三为容为心行。《老子》书中言人生涉世之道，实从宋钘而来。《老子》书中所反映的思想，与庄周、公孙龙、宋钘诸家相涉，实博采众家而成。所以，钱穆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推断，《老子》一书当出公孙龙、宋钘同时或稍后。第三，从《老子》一书所用字语、文体来考证《老子》晚出。钱穆在《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中就提出了这一方法。他说:“一思想之传布，必有所借以发表其思想之工具。如其书中所用主要之术语，与其著作之体裁与作风，亦皆不能逃脱时代之背景，则亦足为考定书籍出世年代之一助也。”在《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一文中，他将这一方法进一步具体化。首先，从文字、文句考察。《老子》书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语，源自《庄子》。“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与《论语》“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近似。“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与《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相似。《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一词，取之《庄子·天运篇》。又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取之《庄子·养生主》。凡此种种，钱穆在《再论》中举证甚多。其次，从著书的文体入手考察。钱穆指出，西周乃王官之学，春秋之际，王官之学未尽坠，学术不及于民间，还不见私家以著述自传者。孔子《春秋》本于鲁史，订正礼乐，不出王官六艺之范围。《论语》成于孔门，记言记事，仍是往者史官载笔之旧式。“下逮《孟子》七篇，议辨纵横，亦不脱记事记言之陈法。《庄子》寓言十九，虽有妙论，仍困于往昔记事记言之故式，文体因循，犹未全变。然已能裁篇命题，如《逍遥游》《齐物论》之类，较之《梁惠王》《公孙丑》诸篇远胜。”“至公孙龙荀子书，乃有严正之论体，超脱对话行迹，空所依傍，独抒理见。然荀书如《议兵》诸篇，尚守旧规。《老子》则洁净精微，语经凝练。既非对话，亦异论辨。乃运思既熟，融铸而出。有类格言，可备诵记。颇异乎以前诸家之例矣。”论及至此，钱穆反问“早出说”论者道:“若《老子》著书早在前，令人不得不疑后起诸家之拙，与文运之久滞而不进也。”钱穆还从古代文体的演进来论证《老子》为晚出之书，认为先秦文体的演进是先有诗，其后有史，最后才是论，把诗、史、论视为古代文体自然演进的三个阶段。他说:“散文之先为史，史必晚于诗。史之继而有论，论又晚于史。诗、史、论之三者，殆为文学进化自然之三级。至于《老子》书，其文体属论之尤进。而结句成章，又间之以韵，此可谓韵化之论文。其体颇见于《庄子》，而《荀子》益多有，《老子》则竟体以韵化之论文成书也。此其书决不能先于《论语》一类对话之体矣。”钱穆此文，亦受到了胡适的注意。在北大期间，两人多次就《老子》成书年代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据作家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二》中回忆，有一次钱胡二人在北大教授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当即回敬道:“钱先生，你所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胡适以“不要亲老子”来回敬对方，足见双方争论的激烈。三、钱穆对老子其人其事的考证老子生前遗留的史迹不多，后世关于老子其人其事的记载常常含混不清。司马迁在《史记》中，同时为人们立了三个老子的形象:与孔子大致同时的老聃，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的楚人老莱子，秦献公时由周入秦的太史儋。不过他基本上倾向于老子就是老聃。所以他在书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曾做过周朝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过“礼”。钱穆认为《史记》的记载不足取信，故对老子其人其事重新进行梳理和考辨，这些考辨的文字主要见于他早年的考据名著《先秦诸子系年》卷一《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卷二《老子杂辨》，又收入到1935年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的《老子辨》上编中。《史记·孔子世家》载有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子之事，钱穆认为此事不见于《论语》《孟子》，《史记》所载，实袭自《庄子》。然《庄子》一书寓言十占其九，不足征信。《礼记·曾子问》载孔子之语:“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庄子·天运》篇说:“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而将见面的时间系于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然定公九年并无日食之出现，亦见《曾子问》所载非实。钱穆在引述汪中《老子考异》所疑之后进一步考证说，《庄子》书中所言的老子，仅是南方的一位隐士，并非是周室之守藏史，认为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不仅其年难定，而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征，其事不可信，乃为传说，绝非信史。钱穆认为，战国言老子，实为三人:一为老莱子。这就是孔子所见的老聃，也就是《论语》中的“荷篠丈人”。莱者，除草之称，老莱子，犹云芸草丈人。此为南方一隐士。孔子南游时，其弟子子路“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向他问路，并曾在他家留宿。其后，孔子又让子路去见他，“至则行矣”。孔子见老聃的故事就是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二为太史儋。其人在周烈王时，为周室史官。后去周适秦，见秦献公。此见于秦史记载。后人认为他就是孔子适周所见的老聃，孔子曾向他问礼，于是老聃便成了周朝的史官，又成了去周适秦的隐士。三为詹何。此人为楚国人，与环渊、公子牟、宋玉等并世。秦汉之际有老聃出关遇关令尹的故事。令尹即战国道家环渊，与詹何齐名，其人亦以钓称。于是后人把詹何误混为太史儋，引出老聃出关遇关令尹的传说。钱穆认为，战国言老子，实为三人，然而后人常常把三人混为一人。以老莱子误太史儋，然后孔子所值之丈人，遂一变而为王室之史。自以环渊误关令尹，然后太史儋出关入秦，遂有人强之著书。钱穆在《老子杂辨》中这样总结道:孔子所见者，乃南方芸草之老人，神其事者由庄周。出关游秦者，乃周室史官儋，而神其事者为属秦人。著书谈道，列名百家者，乃楚人詹何，而神其事者则为晚周之小书俗说。其混而为一人，合而为一传，则始《史记》。在《老子杂辨》中，钱穆还对《史记》有关老子生平的记载也一一作了考辨。他认为司马迁关于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的说法是无根据的。他引用《说文》《老子铭》等古籍加以解释。《说文》:“聃，耳曼也。”《诗经·鲁颂》毛传:“曼，长也。”《庄子》书称老聃，《吕氏春秋·不二篇》作“老耽”。《说文》云:“耽，耳大垂也。”汉《老子铭》:“聃然，老旄之貌也。”古人以耳大下垂为寿者之相，故高年寿者老子称老聃、老耽。又，古书中有离耳的记载。《初学记》引《韩诗》:“离，长貌。”《诗·小雅·湛露》:“其实离离。”《传》:“离，垂耳。”耳垂在肩上，故称离耳。钱穆认为李耳即离耳，离李声近。聃即离耳，因伪云姓李名耳矣。由于直接记载老子的材料甚少，钱穆在考证老子其人其事时大多依据文字上音形的通转和意义的互训，推论之处甚多。当年邓广铭读到这一部分考辨文字时不无感叹地说:“在全部考辨中，文章最长，曲折最多，而所下的假设也最为大胆的，是卷二中的《老子辨》。……证据来得如是其纡曲，结论下得如是其爽快，读者至此当会感觉到著者的立说也不免于有些虚玄吧。”朱希祖读到这一部分时也有批评，以为“臆测附会之辞亦不能免，如以老子为老莱子，而又以老莱子为荷蓧(篠)丈人是也”。四、胡适对老子“晚出说”的回应与批评以上是钱穆在当年老子其人其书讨论中所持的基本观点。对于老出孔后，特别是钱穆力倡的“思想线索”的论证法，作为此观点和方法的反对者，胡适并未沉默。1933年5月，胡适发表了《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对坚持“晚出说”的学者考证《老子》年代问题的方法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回击。胡适首先对钱穆等人使用“思想线索”论证法考证《老子》晚出提出了严厉批评: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证明《老子》之书不能出于春秋时代，应该移在战国时期，梁启超、钱穆、顾颉刚诸先生都曾有这种论证。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负一部分责任。我现在很诚恳地对我的朋友们说，这个方法是很危险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你的成见偏向东，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如果没有严格的自觉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决不会有证据的价值。对于文字、术语、文体的论证法，胡适也作了反击。他说:“这个方法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不容易确定某种文体或术语起于何时；一种文体往往经过很长期的历史，而我们也许只知道这历史的某一部分；文体的评判往往不免夹有主观的成见，容易错误。”胡适的反击和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在直接材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使用思想线索来考证古书年代的先后不失为一种有用的方法，但使用这种方法必须要以一定的历史材料作为推论的依据，否则过度使用这种方法，其推证的结论也不免会大打折扣，存在诸多问题的。《论语·卫灵公》中有一段孔子称赞“无为而治”的话，主张老子“早出说”的学者可以利用这段话来说明孔子受到了老子的影响，主张“晚出说”的论者看到《论语》中的话“尽有甚似《老子》的”，也可以利用它来证明《老子》晚出，是该书作者后来袭用孔子的话，由此可以看出思想线索这种论证方法的不严谨性和不精密处。钱穆在致胡适的信中曾说:“以思想发展之进程言，则孔墨当在前，老庄当在后。否则老已先发道为帝先之论，孔墨不应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胡适反驳道:“依此推断，老庄出世之后，便不应有人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了吗?难道二千年中之天命天志之说，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应该排在老庄以前吗?这样的推断，何异于说‘几千年来，人皆说老在庄前，钱穆先生不应说老在庄后，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另外，一个人自身的思想也往往不一致，不能依一定的线索去寻求。所以，胡适主张对思想线索的论证法应存谨慎的态度。同样，文字文体的论证方法也存在诸多不足，因为“同一时代的作者有巧拙的不同，有雅俗的不同，有拘谨与豪放的不同，还有地方环境(如方言之类)的不同，决不能由我们单凭个人所见材料，悬想某一时代的文体是应该怎样的”。胡适在批评冯友兰、顾颉刚使用这一方法时说:“冯友兰先生说《老子》的文体是‘简明之经体’，故应该是战国时作品。但顾颉刚先生说‘《老子》一书是用赋体写出的；然而赋体固是战国之末的新兴文体呵!’同是一部书，冯先生侧重那些格言式的简明语句，就说他是‘经体’；顾先生侧重那些有韵的描写形容的文字，就可以说他是‘用赋体写出来的’。单看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就可明白这种文体标准的危险性了。”钱穆认为古代文体的演进顺序是先有诗，然后才有史和论，他曾面询胡适散文夹韵文应是散文成立以后的事，胡适答道:“韵文成立最早，纯粹散文在后，而《老子》的文体正在过渡时代。”钱穆称《老子》书屡言“侯王”“王侯”“王公”，非春秋时人用语。他说当春秋时，周王室封建之制犹未全坏，故天子称“天王”，其位号与诸侯迥异。及战国梁惠王、齐威王以下，列国相王，而后“侯王”“王侯”之称，代“公侯”“侯伯”之名而起，故《老子》成书年代，当移到梁惠王、齐威王之后，恐“更近情实”。但考诸史籍，吴子寿梦称王，稍后越亦称王，楚亦称王。又《易经·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离》象辞“六五之吉，离王公也”。这些记载，又当何解?钱穆从时代背景立论来考证《老子》的成书年代，以尚贤为墨家思想，老子主张不尚贤，乃出于墨家思想盛行之后。但反驳者指出:“亲亲尊贤，乃古代政治原理。虞舜起于畎亩，傅说起于版筑，诸侯贡士于天子，是亲亲之中，未尝不尊贤也。《吕氏春秋》言太公治齐，尊贤尚功，知尊贤之道其来久矣。《吕氏春秋》出秦初，疑古者或可以其言为墨家所托，孟子言葵丘之会，亦云尊贤育才矣。且墨子《非儒》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儒家所言，多因于古。谓贵族政治无尚贤之事者，非也。”胡适称自己并不反对把《老子》的年代后置，他反对的是在《老子》年代的考证中用推论代替实证的做法。他说他反击“晚出说”的目的是要给他“所最敬爱的几个学者做一个‘魔的辩护士’。魔高一尺，希望道高一丈”。他“攻击他们的方法，是希望他们的方法更精密”，“批评他们的证据，是希望他们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在胡适看来，他的批评铿锵有力；对钱穆而言，胡适的批评并未使他真正心服口服。就“思想线索”论证法而言，胡适是这一方法的“始作俑者”，这一点连胡氏本人也不讳言。所以，当他转过头来反对“思想线索”论证法时，令钱穆惊诧不已。他曾当面问胡适:“君之《先秦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大纲》)主张思想必有时代背景。中国古人所谓知人论世，即此义。惟既主老子早于孔子，则老子应在春秋时代，其言亦当根据当时之时代背景而发。君书何乃上推之《诗经》，即就《诗经》来论时代背景……且如老子以下，孔子、墨子各家思想，亦各有其时代背景。君书自老子以下，即以思想承思想，即不再提各家思想之时代背景，又何故?”五、余论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中，钱穆从时代背景、思想线索、文体修辞等方面对《老子》其书作了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考察，确定《老子》一书为战国晚期的作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郭齐勇、汪学群对此这样评论道:第一，从思想方法上看，他不迷信前人和权威，敢于向他们提出挑战。大胆怀疑，精心考证，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对后人进一步研究和考证《老子》，颇有启发。第二，任何思想都不会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思想本身的前后承接关系也使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钱穆考《老子》一书也遵循这种分析方法。他首先从《老子》书中的思想理论特殊性出发，进一步考证书中思想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正确说明一定思想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因此，又把《老子》一书置于先秦诸家思想发展变化的历史与逻辑中去考察，从范畴的演变和思想承接关系为《老子》在诸子百家中定位，从而确定《老子》成书年代。第三，钱穆强调，“非通诸子，不足以知一子”，这种联系的、会通的方法不仅适用于治子学，而且适用于治整个文化思想史。当然，关于《老子》的成书年代问题，学术界迄今仍众说纷纭，没有一个一致的定论，钱穆的观点仅是一家之说。事实上，当年论辩的双方争论激烈，彼此都没有说服对方。在胡适发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后不久，作为“晚出说”一方的代表人物冯友兰当即就写了反驳文章。钱穆不仅把他当时辩论老子其人其书的文章汇成《老子辨》一书交上海大华书局出版，而且在1947年还写了《三论〈老子〉成书年代》加以回应。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他把讨论庄、老思想的文章编为《庄老通辨》一书出版，自认为老在庄后，已成“铁案”。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激烈的争论中，胡适明确提出在没有寻得充分的证据之前，对老子其人其书应延长侦查的时间，“展缓判决”。他说: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胡适“展缓判决”的意见，在方法论上尤其值得重视。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二种。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又出土了竹书《老子》三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讨论中，主张“早出说”和“晚出说”的论辩双方均没有见过这些新出土的资料。当年梁启超等人宣称以仁义对举，那是孟子的“专卖品”，孟子之前是没有的，钱穆称梁氏所举例证，“皆属坚强，尤足以资论定”。但郭店简本《老子》的丙本简文云:“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此处明明有“仁义”字句连用，这就推翻了仁义连用是孟子“专用物”这一说法。当年顾颉刚断言:“在《吕氏春秋》中只引《黄帝书》而不引《老子》书，在《荀子》中只引《道经》而不引《道德经》，可见当战国之末还没有今本《老子》存在。自秦汉间创设道家，遂集合反儒墨的各家之言而为《老子》。”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出土，使《老子》作于秦汉间的说法不攻自破。又，考古界把郭店楚墓的时代定在战国中期末段，即公元前300年前后，在该墓中发现的简本《老子》的写作时间当应早于该墓主下葬的年代，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应更早一些，这就推翻了钱穆等人《老子》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说法。再者，今本《老子》有激烈的反儒言论，如19章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帛书本内容大略相同，而简本《老子》甲编中的文字则是:“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今本5章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则不见于简本。由此看来，老子并不反对“圣”，也不反对“仁义”，这说明早期的“老学”一派并不是激烈的反礼乐仁义者。由此可以推断，早期的儒、道关系并不像后来那样对立。当年胡适在《说儒》中称老子是正统的老儒而孔子为革新的新儒的说法虽然经不起推敲，但是他从老子知丧礼，而孔子曾问礼于老子的记载中推断老孔、儒道在起源及相互关系上可能有密切联系，还是富有启发性的，值得继续探讨。简帛专家也考释出简本《老子》并不像今本那样有激烈的反儒言论，这表明儒道、孔老最初关系还是十分密切的。这也印证了当年胡适的推断是有道理的。换言之，从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在当年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中，似乎更有利于主张“早出说”的胡适。1958年1月10日，胡适为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写了一个《自记》。他在结尾处颇有感慨地说道:“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据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那么，在当年与胡适争论老子成书年代问题时，钱穆是否也事先就预存着一个尊孔崇儒的先入之见呢?即胡适所言的“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证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呢?我们认为钱穆并非如此。钱穆早年以考据名家，他根据传世的文献材料考证老子其人其书，意在求真，弄清事实，绝非出于尊孔崇儒的目的硬要抬高孔子，把他摆上“通天教主”的位置。事实上，钱穆早年的思想是多元的，既尊崇儒家，又喜老庄，在儒学谱系中，既尊朱子，又爱阳明。钱穆曾在致徐复观的信中说，“弟宗主在孟子、阳明，然信阳明而知重朱子，尊孟子而又爱庄周”，因为“晦庵(朱熹)可以救王学之弊，庄子可以补孟子之偏”，故撰《中庸新义》一文，即以《庄子》来解释《中庸》。当年不赞同他这一观点的唐君毅即说钱穆喜自然主义，生活上喜道家，其思想不是从孟子、《中庸》至宋明理学之心学道学一路而来。所以，若说在当年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中，钱穆是出于宗教信仰的目的，出于尊孔崇圣的目的硬要把老子年代移后，恐不符合事实。轮值主编|蔡志栋编辑|宋金明李欢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