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宁稼雨：中国文化“三段说”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嬗变摘要：以笔者提出的中国文化“三段说”为依据，以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三个主要文化形态为参照标准，梳理中国文学的嬗变过程，从新的视角把握和审视中国文学演进的阶段变化和内在动因。在帝王文化背景下的先秦两汉文学具有鲜明的体现帝王阶层意志的特点，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史传散文、诸子散文、政论散文都深受帝王文化的影响。随着士族文人的人格独立，在士人文化背景下的魏晋至唐宋文学经历了从实用性文学向审美性文学的发展，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有了突破性进展，有些甚至达到顶峰。在市民文化背景下的元明清文学实现了抒情文学向叙事文学的转变，市民成为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杂剧、戏曲、散曲和小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键词：文化“三段说”；中国文学；发展嬗变作者简介：宁稼雨，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文学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凝聚之一。它是人类精神和情感的表现渠道，文学的历史也是人类精神情感历史的重要记录。认识了解人类文学的历史是回顾人类精神情感历史，铸造当代人精神情感家园的捷径之一。中国文学是中国人精神和情感生活的记录，对中国人陶冶情操，铸造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文学是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有必要将中国文学置于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进行审视和梳理。从历时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主要经历了史前蒙昧文化、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和文化转型五个大的历史段落，其中“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是主体部分①。一、帝王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形成的奠基时期，主要体现为帝王阶层的意志和利益。如果说西周时期周礼确立为帝王文化奠定了社会基础的话，那么春秋时期诸子百家思想则成为帝王文化的上层建筑；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独尊儒术，都昭示出帝王阶层对于国家文化的掌握控驭能力是不可撼动的。因而，先秦两汉文学深受帝王文化的影响并打上深刻烙印，各种文学形式中都闪现着帝王情结的影子：不要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帝王意志的集中体现，就连屈原的痛不欲生，也饱含与帝王之间深深的不解之情。如果说纪传体史传体的形成，是以帝王为核心焦点的话，那么《上林赋》《两都赋》则完全是给处于上升和权威确定时期帝王们得到士人赞美和歌颂状况的真实写照。［1］从中国社会的形成和文学的起源看，这个时期既是以帝王为政治核心的社会制度形成并定型的时期，也是帝王文化的形成时期。从社会制度形成角度看，从夏启即位，到“少康中兴”，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由原始公社“禅让”变为家族世袭。中国社会正式进入帝王政治制度格局之中，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在帝王政治制度影响下，各种文体样式和各种文学思潮逐渐形成。甲骨卜辞的占卜内容形式成为最早的散文形态，在此基础上，又分别演化出《左传》《战国策》《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散文和百家争鸣背景下的诸子散文；《诗经》《楚辞》和汉乐府是中国诗歌的发轫；神话传说、诸子寓言、史传文学、辞赋几个方面的动态嬗变是中国小说的最早源头动力；此外，《楚辞》的文体形式和对偶手法为辞赋奠定了基础，而《九歌》的戏曲要素也成为最早的戏剧萌芽。从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角度看，以为帝王政治制度建言献策为主旨的诸子百家思想学说中，已经含有足以影响后世中国文学思想的各种文学思潮要素。尤其是表面上相互对立的儒、道两家思想，实际上从文学的社会功能，到审美价值取向，都相互补充，为中国文学艺术思想夯实了基础，影响着此后几千年文学思潮的走向。儒家“文以载道”思想为文学为封建帝王服务的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石。而道家“道法自然”则成为帝王文化背景下文学思想中关于“道”的内涵提出了另类的解释。注重文学社会功能的儒家思想和注重文学审美价值的道家思想分别用“诗言志”“思无邪”“温柔敦厚”和“法自然”“大象无形”等范畴理念分别为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思潮提出了具体的理论素材。从文学参与者的组成来看，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以往供职于周王朝的士人流落到民间，以个体身份为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传播、接受竭尽其能量，直至市民文化格局形成之后才发生变化。这个时期的文学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先秦文学。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轫时期，很多文学体裁的孕育形成往往与帝王文化的大厦构建相关。《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在此背景下，经过孔子整理后的《诗经》共收诗歌305篇，按照音乐形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如果说《国风》是帝王采风所了解到的各地民风民情的话，那么《大雅》《小雅》和《颂》则记录了帝王贵族阶层高贵生活和祭祀活动。《诗经》中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使《诗经》初步积累了早期民歌创作的艺术经验，为后世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文学形式创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与此同时，帝王采风的形式又使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和人民诉求。战国后期，出现了一种具有楚文化风采的新体——楚辞。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在内容上与《诗经》有很大不同。如果说《诗经》主要是从帝王的角度，采集民间生活状况和反映自身生活情况的话，那么《离骚》则是以士人的口吻，诉说心中的怨恨牢骚。从而形成了帝王与士人关系这一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题材。在形式上，楚辞的句式以长短参差的六言、七言为主，语气词“兮”的使用是楚辞文体的重要标志。屈原的《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长篇抒情诗的典范，其《九歌》《九章》是楚辞创作的结晶。在中国文学史上并称“风骚”的《诗经》和楚辞，共同开创了古代诗歌现实精神和浪漫色彩的经典之作，对中国古代诗歌史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先秦时期影响和促进散文繁荣的两个重要因素均与帝王文化背景有关。一是史官文化，二是士文化。史官文化促生了史传散文，士文化促生了诸子散文。得力于史官文化作用的史学发达是中国文化一大亮点，而史学发达的主要动力是帝王文化巩固和延续权力统治的需求。正是这一需求催生和缔造出中国史传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从《尚书》《左传》到《国语》《战国策》，形成了先秦史传散文的豪华阵容。以时为序的《左传》和以国为别的《国语》《战国策》，各逞所长，有很高的艺术性。而从西周“学在官府”走出的士人秉承了为帝王文化服务的基因，继续建言献策。在这个过程中，“百家争鸣”成为以追逐帝王文化主流来证明其社会价值的渠道。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士涌起。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产生了以“百家争鸣”为外在特征，以“君人南面之术”为价值主体的诸子散文。其中佳篇往往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论语》以警策蕴藉见长，《孟子》以雄辩气势见长，《庄子》则挥洒自如，文学性最强。但无论是诸子散文，还是史传散文，其社会功能是一致的，即或为帝王施政提供思想理论学说，或为帝王统治作出记录和说明。第二段是秦汉文学。帝王文化的背景没有变，但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先秦文学的新特点。与先秦时期相比，秦汉时期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学发展在沿帝王文化这一道路上走得愈加坚定明确。从政治格局上看，秦汉帝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群雄割据的局面，国家进入中央集权的统一时代。对文学的直接影响就是文学成为士人向帝王献媚，以歌功颂德和彰扬帝国气象为主要功能的宫廷文学局面。其具体表现为：从创作主体上看，在帝王文化的大背景气候下，此前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为不同诸侯国君献策的士阶层，开始集中向统一之后的帝王靠拢，形成一个个兼社会政治幕僚和个体作家于一体的文士群体。与先秦诸子有所不同的是，向帝王贡献政治治国理念的思想学说被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的宫廷文风所取代。从汉武帝手下的司马相如和东方朔两位大家，到吴王刘濞门下枚乘和邹阳两位要臣文士，组成一批批帝王周围“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既是帝王政治权威的陪衬，又是以歌功颂德为能事之大赋——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与汉代大一统的皇权政治权威局面相吻合，文学作品中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汉代文学的流行风尚。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下，汉代文学格式化的、凝重板滞的风格取代了先秦文学生动活泼、绚丽多彩的风格。从中国诗歌文体的发展历程来审视，汉代又是一个具有转折作用的重要时代。先秦时期帝王采风传统的延续，催生了汉代乐府诗的成熟，其具有两方面的价值意义：一方面，帝王采风作为帝王文化的组成部分，因其能够直接关注民生而呈现帝王文化中的正面价值意义；另一方面，乐府诗往往经过文人之手，不仅增强了乐府诗的文学价值，而且催生了文人五言诗的产生，对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士人文化具有一定的启动作用。从诗歌形式本身发展来看，《诗经》那种以四言形式为主的体裁到汉代已趋于老化和陈旧，而楚辞所创立的那种长短参差和“兮”字标志形式又逐渐向赋体转化。同时，汉代乐府民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和活力，从民间到士人，不断渗透和推动，显示了强大的新生文学活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渐酝酿培育出五言七言这两种中国诗歌历久不衰的新格式和新节奏。汉武帝时设立了官方采诗机构乐府，专门采集民歌，即为乐府诗。乐府民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两汉时期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当时社会大众的心态和诉求。它与《诗经》赋、比、兴等艺术手法一脉相承，着力表现汉代社会生活。在叙事铺陈方面更加老到成熟；在语言表达方面富于生活气息；在句式上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诗歌艺术形式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和带动下，文人五言诗也逐渐趋向成熟。东汉末年，一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古诗十九首》出现，它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从内容上看，它抒发了动乱时代处于社会下层文人士子的牢骚不平和伤感苦闷；从表现手法上看，文人五言诗与汉乐府民歌多为叙事诗，不同的是它长于抒情而又委婉含蓄，在自然质朴的文风中又显出精练工切的手段，因而被后人赞美为“五言之冠冕”。在帝王文化强势背景下，帝国君臣追求物质和精神享乐，辞赋成为用来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的重要手段。汉赋在经过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几个阶段演变发展之后，给予魏晋时期的辞赋和唐宋时期的文赋以直接影响。两汉时期散文有政论散文和史传散文之别，政论散文直接为帝王文化表述观点主旨，史传散文则记录帝王文化的演进历程，可谓殊途同归。而散文的最高成就则是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部以人为经，以事为纬的中国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史书新体例。“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创立，其意义已经超出史学范围，可以说是在帝王文化背景下，以帝王为社会至尊这一社会阶层观念在史书体例方面的正式确立。此外，《史记》在写作手法上采用的“不虚美，不隐恶”的批判精神和实录手法也为人称道。从文学角度看，司马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性格各异、栩栩如生，其高超的人物刻画技巧，多样巧妙的谋篇布局构思，传神精妙的语言表现力，对后世叙事散文乃至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都产生了极大的示范作用。二、士人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中古期从魏晋开始，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宋为止，这是中国文化的士人文化时代。笔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一文中提到：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前后大约一千年的时间为士人文化时期。此间，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帝王文化的根基依旧稳固的基础上，以文人学士为主体的中国士人文化开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舞台上的主打戏。［1］把魏晋至两宋划为一个时段，是考虑到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三个重要事实：首先，从文化的基本内涵上看，这个时期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调，而士人文学是士人文化的主要表现特征之一；其次，在士人文化的影响作用下，中国文学的创作和评价均开始走向自觉，在南北朝时期完成了文学自觉这一重大文学历史进程；最后，随着文学独立自觉局面的出现，代表士人文学的几种重要文体（诗歌、散文、词）在这个时期臻于完备，并且达到最高成就。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从魏晋到唐中叶。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革是，随着门阀士族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崛起，士族文人的人格独立成为必然要求。而这些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学艺术从社会政治功利的附庸变为独立的审美活动的必要前提。正是士族文人的人格独立，才导致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在各种文体领域都获得更加自觉的发展。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从实用性文学走向审美性文学变革的突出成就。诗歌是士人文学诸多文体样式中的翘楚。其核心要义则是实现群体人格独立之后文人内心各种情怀在诗歌内容方面的倾诉。汉末魏初，“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号称“五言腾踊”的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以曹操父子（“三曹”）为核心，加上“建安七子”，组成邺下文人集团。这个时期，建安文人作品的共同风格是“慷慨任气”。其中王粲和曹植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嗣后魏晋之交，“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加上左思，在精神上继承了建安文学传统，继续在诗坛发力。他们的作品或艰深沉郁，或风调峻切，或气骨遒上，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西晋时期伴随文学自觉独立的需求，开始追求华丽文风。其代表人物为陆机、张协、潘岳等，其作品擅长丽辞缛采。东晋时期，在玄学思想影响下，玄言诗成为把玄学哲理和文人情怀融为一体的流行体裁，盛行一时。而东晋诗坛能出类拔萃、超凡脱俗的大诗人是陶渊明。陶渊明擅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恬淡，其诗风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产生直接影响。其散文和小赋数量不多，却也十分出色。这些成就，标志在魏晋时期，无论是五七言古体诗，还是五七言近体诗，都进入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阶段。诗歌不仅自身得到强势发展，而且还影响和带动了当时的其他文体，如：散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当然，士人文学仍然需要通过宫廷的核心纽带作用来实现。从曹魏时期开始，在帝王关注参与下，以宫廷为中心形成若干由重要文人参与并以相互切磋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集团，在很多方面提高了文学自身的技巧和表现力。此时的帝王阶层不仅能够从统治者角度认识到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文学的社会作用，而且还能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文学艺术创作的大军中来，成为士人文化背景下文学走向独立全盛局面的参与者。与此同时，思想领域的士族士人化也对文学发展产生影响。玄学和佛学几乎同时成为解读士人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论陈述，并将其渗入到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当中，使文学这块百花园呈现繁花似锦的新气象。当时儒家提倡文学的社会政治教化，玄学家提倡的崇尚本真和自然理念，以及佛教真空观念、心性观念、境界观念等，均从不同渠道和角度渗透到文学领域，成为作家的美学追求，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样化和文学创作的繁荣。作为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文”“笔”之分成为南北朝文坛十分抢眼的文学现象。在《文选》的文体界定和诸多文学理论著作引导推动下，诗歌和骈文创作的专业化成为许多文人的人生价值追求。南方的谢灵运和谢朓多有描绘自然景色的山水诗，鲍照则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情怀。而北方的庾信则能在相对比较冷落沉寂的北朝文苑中独标清新，被誉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在文学独立和自觉这一文学大旗的引领召唤下，骈文成为这一时期文坛证明自身文学特征的流行文体。虽然其规矩烦琐，但恰恰体现出人们强调文学独立性的用心，而且有些佳作仍粲然可观。纵观魏晋南北朝至初唐的各种文学形式，从文学自觉和文学独立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比骈文更能彰显文学从实用性文体中分离出来，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成为独立的审美性文学创作。此外，与汉乐府诗前后辉耀的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蒸蒸日上，异彩纷呈。在南北地域、民族、文化及心理差异等诸多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影响下，南朝吴歌、西曲大都具有清新明快，柔美婉转的风格，而北朝诗歌却表现出刚健亢爽的雄奇风格。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和小说文体的萌发，也颇引人注目。这两个方面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史上的影响作用，都在很大程度上与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发展相关。从小说方面看，中国古代小说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文言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分别代表了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两个不同的文化品型。而东晋时期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南朝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则是文言小说系统的起步，它们同时也成为后世代表士人文化轨迹文言小说的先声之作。从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看，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尽管都具有自身的批评主体和相应的批评标准，但作为文学批评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形成，还是功在起步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批评局面的肇始。这个时期从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再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形成一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开创和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论著群。其中号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如今已经成为显学。在士人文化背景下，初盛唐时期文学群星璀璨，创作出在数量、质量和影响力方面均前无古人的作品。其中诗歌创作尤其繁荣，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古体诗和近体诗异彩纷呈，各种风格流派争奇斗艳。从初盛唐到中晚唐，都名家辈出，成就斐然。号称“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以及稍后的陈子昂，形成初唐诗坛的有力阵容，他们在上承汉魏风骨的同时，还力除齐梁宫体诗柔弱颓弊习气，以清新健康的篇什，把唐诗拉入走向社会、贴近现实的轨道。同时，初唐诗人还在诗歌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上也大胆探索，为盛唐诗歌的空前发展铺平了道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歌创作走向细腻深化，出现了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前者多写闲情逸致，诗歌格调高雅，意境幽美，其中以“诗中有画”饮誉诗坛的王维最为突出，为人推崇效法；后者则多描绘雄奇的边塞大漠风光和艰苦卓绝的军旅生活，其艺术风格或悲壮，或奇峭，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嗣后，中国诗歌史上巅峰位置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先后崛起。李白诗内容从描写国家雄奇壮丽的自然景色，到表现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心灵纠结，无不得心应手，其诗歌感情热烈奔放，风格豪爽飘逸。杜甫诗歌则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演变，称为“诗史”，其诗歌感情厚重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白与杜甫以其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奠定了作为士人文化象牙塔上最闪亮的巨星位置，对士人文学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段是从唐中叶“安史之乱”到南宋灭亡。这个时期与士人文化社会背景相关的要素有：首先是科举制度与士人文化的关联。从唐太宗时代开始实施的科举制度与士人文化及文学发展存在两层关系：其一是科举制度的确立导致帝王与士人的关系成为固定的主仆关系，士人的社会价值实现必须通过科举实现，使科举制度成为帝王阶层统治控驭士人阶层的有效手段，并为士人文化活动作出相应定位，即在帝王文化允许认可的范围内进行文学创作；其二是用士人文化的文学手段去重新诠释和探索实践“文以载道”理念成为这个时段文学运动的核心主旨。其次是由于唐玄宗时代科举考试中以辞赋为主要科目的“进士”考试逐渐成为科举考试主流，并且在宋代欧阳修推动下成为科举考试定式，从而极大激发了广大士人在诗赋领域的创作能量，也为士人文化背景下以诗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学舞台走向极致提供了施展能量的巨大舞台。最后是这个时段城市社会的发展，不仅为士人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环境保证，催生了诗词等士人主体文学样式的繁荣，而且为处于萌芽状态的市民文化与处于强势状态的士人文化之间提供了有效的衔接渠道。这三个方面对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中叶以后，在士人文化进入成熟的背景下，文学领域一些变化值得注意：韩愈和柳宗元在“文以载道”大旗下倡导的古文运动带动文学从语言到文体的变革，经过宋代欧阳修等人的赓续接力，得以成功完成。这场变革经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实践成为中唐以后相对稳定的文学语言和文体模式，这个传统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被打破。相比之下，诗歌经过盛唐的高潮之后则因为创新之难而面临盛极难继的局面。在中晚唐诗人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等共同努力下，到宋代终于寻到与盛唐诗歌风格不同的道路。从中唐到宋代，诗歌走向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从中晚唐开始，诗人们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与之相关的人文意象开始明显增多，到宋代已经蔚然成风。与之相关，由杜甫、白居易倡导的反映民生疾苦和关心社会现实的传统，以及深沉的文化忧患意识，虽然在晚唐曾一度减弱，但到了宋代又重新受到关注和发扬。二是在宋代理学影响下，注重理趣成为宋代诗歌的新趋势。由于诗人与学者身份合一，导致诗歌中议论成分增加，并演化为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成为诗坛的新动向。黄庭坚与江西诗派最能代表宋诗的独特性，他们的创作主张和艺术特色都相当明确。苏轼、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的诗歌，也各以其自身的特点，与江西诗派共同构筑了有别于唐音的宋调。同时，唐中叶以后在五代词人温庭筠、李煜等共同努力下，曲子词迅速兴盛，使词成为宋代以后主流新文体的代表。宋词的杰出代表为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安史之乱”后，中唐时期的士人文化在文学领域更加显示出对于个性特色的追求。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创作纲领的新乐府运动是诗坛的重要事件。新乐府运动由白居易和元稹倡导，主要作品有白居易《新乐府》《秦中吟》和元稹《新题乐府》等组诗。其选材着重关注各种重要社会现象，针砭时弊，表现出士人阶层对于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作为古代长篇诗歌中的杰作，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则寄寓深深的历史兴亡和个人感怀。以韩愈、孟郊为首崇尚险怪、以理入诗一派，诗风独特的柳宗元、刘禹锡、贾岛，以及中晚唐之交出现的李贺等，都以各自不同的诗歌实践，表现出与元白诗风明显不同的特点，彰显出士人文化背景下文学多方面追求的强大底蕴。受社会环境影响，晚唐诗歌风格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重。杜牧和李商隐是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杜牧诗歌或写伤春惜别，或咏史怀古，其风格俊爽自然，诗歌形式以七绝为主；李商隐诗歌形式以七律为主，题材以爱情为主，其中“无题”诗历来以工于比兴，意蕴深永和沉博绝丽饮誉诗坛，但也有些作品晦涩难解，留下诸多悬念。散文是士人文化背景下文学舞台的又一出精彩大戏。唐初受南北朝文风影响，骈文盛行。其间也曾有人力主简洁文风，但影响不大。从中唐开始，韩愈、柳宗元把散文作为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工具，主张恢复散文在文坛的主导地位，找回传统古文手法，并领导了一场实质是振兴儒学思想的古文运动。他们提倡散文内容充实，反映现实问题，强调感情真切。其作品内容、形式都形成推陈出新的局面。小品文为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创作的又一亮点。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晚唐以杜牧《阿房宫赋》为代表的赋还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除诗歌散文外，唐人传奇和词的起源形成也令人瞩目。伴随着士人文化兴起，中国小说萌生问世。从六朝时期志怪、志人题材和“丛残小语”的写作笔法到唐中叶以后“文备众体”传奇小说的兴盛，都表明士人文化精神在小说起步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张力作用。这不仅标志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开始走向成熟，也为盛唐文学形式增添了值得骄傲的品类。从唐代开始的城市文化背景下“市人小说”的兴起，为宋代以后市民文化背景下“说话”艺术的兴盛，作出实绩性的铺垫，标志着中国叙事文学的新发展。词最早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配合燕乐歌唱，逐渐形成一种新诗体，中唐以后文人不乏染指者，显示出士人文化在文学领域的多元渗透；西蜀和南唐是五代时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词》的问世，表明士人阶层正在将下层歌女的浅吟低唱打造提升为文人排遣性情的手段。南唐后主李煜把亡国之恨写入词中，情真意切，为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者，体现出士人文化背景下帝王向士人文化精神的靠拢。宋朝时期，士人文化从社会化向个人化转移。宋代政治军事软弱无力，但经济和文化却相对繁荣。这给了词这一适合文人士大夫排遣个人心性的文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成为一代文学的主体形式。北宋初期以晏殊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在享乐生活中发现词的生活辅佐效用，把词作为遣兴和娱乐工具，词作多写宾主娱乐场面，沿袭花间词婉约绮靡词风。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个人遭遇，词风往往低回感伤。作为政治家的范仲淹，把革新思想和镇守边塞的经历写入词作，词风境界开阔、格调苍凉。柳永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他不仅把词从描写闺阁生活的小令短制扩大发展成为表现相思旅愁的长调慢词，而且还大胆创造和使用了很多新的词调，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他的词富于平民色彩，在百姓中传唱甚广。北宋中后期，在柳词影响下，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又皆有创新。苏轼摒弃了传统诗尊词卑观念，主张“以诗为词”，突破了“词为艳科”的窠臼。苏轼将词的题材从表现普通男女恋情扩展为表现社会和人生境遇，开创了与婉约词派相对的豪放词派。周邦彦则在包括格律和语言描写表达等方面在内关于词的音律形式、艺术技巧创新方面有突出贡献。除以上三人外，对宋词发展作出贡献的词人还有秦观、贺铸、黄庭坚、李清照等，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繁花似锦、百花争妍的局面，也为词的士人化奠定了基础。宋室南渡以后，国家局势风雨飘摇为士人文化提供了社会考验的机会。士人文化中的忧国忧民情怀，具体演变为抗金爱国的强烈呼声，成为南宋时期词的一大主题。很多经历靖康之变的南宋初期词人，抛弃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词风，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功不可没。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他把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词的艺术表现手法，到词的创作风格，他都有新的突破和创造。辛弃疾的词或壮怀激烈，或缠绵哀怨，或清新活泼，多种风格并存。受辛弃疾影响的还有陈亮、刘过等辛派词人。在士人文化背景下，宋诗与唐诗形成士人阶层在诗歌领域两种不同的文体解读和实践形式。大体上看，唐诗注重情韵，宋诗注重理致。宋初诗人学李商隐，号西昆体。宋诗以气骨和思理见长的倾向到了欧阳修手里已经愈益明显。苏轼和黄庭坚是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苏诗说理抒情，大起大落，实践并发展了宋诗重理趣、好议论和散文化的倾向，是北宋诗歌革新运动最高成就的代表。黄庭坚的诗崇尚杜甫，瘦硬生新，同时非常重视诗歌语言的创造，力主“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将其作为江西诗派的纲领。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都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发扬了江西诗派创作之风，但他们也往往能自出机杼，自成一家。留下万首诗作的陆游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宋代最突出的爱国诗人。这些都表明士人文化背景下诗人对于诗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技巧的深入探索。士人文化背景把宋代散文推向更加文人化的境地。北宋初期，主要沿袭晚唐五代文风，盛行四六骈体，只有柳开、王禹偁等少数几人反对，力倡复古，创作散体古文。在欧阳修领导下，北宋中叶兴起了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宋代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宋代作家吸取了唐代古文的经验和教训，使古文更加健康地发展。与韩愈等人绝对摒弃骈文不同，欧阳修和苏轼的古文从辞采、声调等方面也注意吸收骈文的长处，并且还借鉴古文手法，把骈文改造成为参用散体单行的四六和文赋，从而为宋代散文的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文学和社会政治的关系上，他们更加注意结合道统与文统，从实用角度充分发挥宋代散文的社会政治功能。北宋末期黄庭坚、秦观等人散文虽然也较有特色，但与欧阳修、苏轼相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在政局巨变的两宋之际，一大批具有鼓动性和逻辑性讨论时局的辩论文应运而生。而南宋中期王朝偏安的局面又使散文创作出现不同走向：以朱熹、真德秀为代表的散文作家多用语录体而又平易简洁的讲学之文。而面对国家山河破碎，行将衰亡，南宋末年许多散文寄寓着文人爱国情怀的壮烈意气和黍离之悲。此外，笔记文也是宋代散文值得注意的现象。笔记体产生可以上溯到汉魏六朝，但其广泛流行却是在南宋。笔记体长短不拘，轻松活泼，既是古文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也是士人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化的证明。从宋代开始，古文成为社会上普遍采用的散文文体。以古文为主、骈散相间文体格局得以确立，并经历元、明、清几个朝代一直沿袭下来。在城市经济繁荣和唐代讲唱文学影响作用下，以讲唱文学为主的宋代通俗文学也得到了发展，成为后世章回体演义小说和话本小说的滥觞。同时，诸宫调和南戏等戏曲形式也已经出现。三、市民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这个时期主要包括元、明、清三代。笔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中提及：市民文化从宋代开始萌发，历经元、明、清三个时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不仅造就产生数字庞大的市民阶层，同时也直接刺激了广大市民阶层精神文化的需求。这种文化需求直接导致了宋代以后市民文化的繁荣，并使市民文化进而占据了这个时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1］元明清三代的文学发展是市民文化背景的具体例证。这个时期文学的主要变化有两点：一是叙事文学取代抒情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形式；二是市民文学取代士人文学，成为文学殿堂的主角。具体表现为：第一，在宋元两代勾栏瓦肆讲唱文学萌生的白话小说继续迅猛发展，形成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为代表的短篇话本小说系列。第二，文学传播在印刷出版基础上又增添出舞台演出和街头表演等新形式。第三，文学创作主体和接受对象，从以往以士人和帝王为主，延伸到市井和乡村等方面。第四，受王学左派思想影响，尊重个性，肯定个人情感成为市民文化背景下文学潮流的主旋律。同时，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晚明诗文中也表现出相似的趣味和倾向，表现出士人文化向市民文化的靠拢。第五，相比之下，诗文等传统的文体虽然也有一些发展，但总体上已呈江郎才尽之势。从以上各方面看来，元代以后，市民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文学的走向的确发生了新的变化。市民文化背景下的元代文学主要包括杂剧、南戏和属于新兴诗体的散曲。杂剧中心在大都（今北京），南戏中心在温州，而明代流行的传奇则是对元曲的继承与发展，它们共同创造了元代文学的辉煌。这个时期的文学分为三段。第一时段是元代到明代中叶。从元代开始，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是杂剧。同时，文学受众开始从案头文人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市民。以往社会地位低下，被视为“九儒十丐”的知识分子，如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等，开始面向市井社会从事通俗文学创作。他们不仅身体力行，创作出市井民众喜闻乐见的杂剧，而且还用自己的文化修养提高文学作品的品位。这昭示市民文化背景下文学作者队伍逐渐形成。经过自宋至元的长期酝酿和实践，元杂剧无论是在社会价值开掘，还是艺术形式探索，都开创了中国戏曲文学的鼎盛时代，为市民文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从元末开始，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北方杂剧开始走向衰微，而南戏却代之而起。高明《琵琶记》推陈出新，把南戏创作推向了高潮。南戏的兴盛为明清传奇奠定了基础。杂剧和南戏的繁荣兴盛是市民文学成熟的实绩证明。散曲是元代市民文学另外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是受北方少数民族乐曲影响，并配合中原地区流行曲调清唱的一种新型抒情诗体。散曲与杂剧合称为元曲。从市民文化角度看，散曲的通俗色彩更为浓厚，给处于颓势的诗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元代前期散曲的代表作家是关汉卿和马致远，他们的作品通俗色彩浓郁，而又个性鲜明，诙谐泼辣；元代后期散曲的代表作家是张可久和乔吉，他们的散曲风格与前期散曲本色风格不同，趋于雅正典丽。与元代杂剧、散曲的成就相比，元代诗文创作缺少杰出的作家和作品，显得相对衰落。这是元代市民文学取代士人文学成为文坛主流的有力说明。第二时段是从明嘉靖初到鸦片战争。明清易代这个巨大政治格局动荡曾在汉族士人中引起不小的震动，但从文学手法上看，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学潮流主要还是在沿袭明代中叶老路，没有太大变化。明清时期的士人文学曾经有过非常努力的探索和实践，希望能通过复古来实现传统士人文学振兴。当时涌现出大量的文学集团和派别，相互交流论战。诗文方面有公安派、竟陵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和桐城派；词方面则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经过不同流派的相互砥砺激荡，清诗和清词也涌现出一些成就斐然的作家，但与蒸蒸日上的市民文学相比，仍然有后劲乏力之感。相比之下，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市民文化背景下戏曲、小说创作。李贽是明代中期以后市民文化的旗手，他以“童心说”为主的真性情思想、蔑视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权威思想，以及高度赞扬肯定市民文学形式的文学思想等代表了明代中期以后市民文学艺术的基本思想基础，是市民文化各种内容和形式的重要理论源泉。在李贽思想的影响和倡导下，不仅市民文学成为当时社会思想解放潮流的实体性成绩，而且当时的文人如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往往都是李贽思想学说的文学实践者。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力主“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2］229-230。作为这种理论的重要实践者，他们的散文清新朴素，自然平淡，具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真挚美感。在叙事文学领域中，这种体现市民阶层生活情趣和自由意志的理念也得到极大发展。从《西游记》中“敢于犯上作乱”的孙悟空，到《牡丹亭》中“情可以生，可以死”的杜丽娘，这些重要的文学形象成为市民文学画廊中的经典，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是市民文化的显著成就。在市民文化背景作用下，这个时期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重大题材变化是，以往“讲史”“英雄传奇”“神魔”等远离现实生活普通人的“高大上”题材逐渐被描写现实生活普通人的“世情”题材所取代。其中以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为肇始，冯梦龙“三言”和凌濛初“二拍”紧随其后，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思考摸索，到曹雪芹《红楼梦》终于完成文学题材主人公的主题更替，现实生活及其扮演者成为文学的描写对象。同时，戏曲、小说、民歌等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讲唱文学形式也逐渐取代传统诗文，成为文学体裁的主要样式。文学市民化的巨大变化成为明清后期中国文化舞台完全实现重心转移具有说服力的文化现象。第三段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段文学领域的突出变化是，市民文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表现出新的生命力和生长点。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文化不断进入中国，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国家巨变，很多有识之士如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等开始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同时也发现新的文学灵感，创造出划时代的新文学。与社会巨变的环境相适应，近代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救亡图存和求新变于异邦两种观念成为文学创造的两种基调。传统文学观念中从“载道”到“适俗”至此也都发生了变化，文学的社会价值被提升到社会改良工具的高度上。明清以来在国民中影响范围最广的小说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和提高。在日益增多的外国翻译作品影响下，小说等文学的叙事技巧也更加成熟。作为近代以来重要文体样式出现，报刊这一大众文化传播形式的出现不仅更新了市民文化的内涵定义，而且还和士人文化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重新汇合。当时很多报人兼具作家身份，他们往往把报刊作为传播其作品的工具，并根据报刊这种形式的实际需要而调整改变自己的写作方法。在此背景下，古文领域内出现了通俗化的报刊文体，诗歌领域里则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口号。我们之所以把古代文学终结下限划定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是因为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文化和文学并没有立即与古代传统一刀两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才正式阖上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文学大门，同时开启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结语综上可见，从先秦两汉，经魏晋唐宋，再到元明清，伴随中国文化舞台帝王—士人—市民的三段演化，中国文学大致经历了与文化舞台同步变化的演进轨迹。清晰梳理从文化到文学的重心转移过程，对于宏观把握中国历史文化走向及其对文学的统摄规定制约作用，掌握文学史上诸多文学现象的背后制约动因，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参照作用。从1897年和1898年两位日本学者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和笹川种郎《支那历朝文学史》，1901年英国翟里斯《中国文学史》和1902年德国顾路柏《中国文学史》，以及1904年和1907年中国人窦警凡和林传甲写的《历朝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开始，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个期间，有关中国文学史书写，无论是编撰实践，还是理论探讨，均可谓汗牛充栋，五花八门。但人们至今不满足于既有文学史的成绩，仍然锲而不舍地探索文学史的观念和写法。对此我个人不认为这是对之前所有文学史的全面否定和忽略，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文学史的书写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定于一尊。它需要几代人不懈努力，打造不同认知角度和处理方式的文学史。如果这个认知能够成立，那么本文提出的从中国文化“三段说”的视阈下观照审视中国文学嬗变，也许能够为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探索尽微薄之力。注释①关于这五种文化的定义及起始止时期参见宁稼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求索》2017年第3期。参考文献［1］宁稼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J］.求索，2017（3）：4-13.［2］袁宏道.公安三袁选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