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一问”后被称之”钱学森之问”。最近，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参加清华大学物理系举办的“基科班20年·学堂班10年庆典活动暨拔尖人才培养论坛”。在该论坛上，96岁高龄的杨老再一次发问:对“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不太成功”的情况提出了三个问题：“对于创建（培养）一流科学家不太成功这件事，是值得讨论的。是不是有这个现象？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到底重要不重要，值不值得去研究？这三个题目相关的是值得大家讨论的。”两位科技界的巨擘前后十多年对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上的同一问题发问，值得我们深思。十多年过去了，这一问题还是玄而未决，还是一个问题摆在大家面前。我们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说起来问题很多，人们板起指头，什么教育产业化，什么利益集团难破，什么家长“望子成龙”作崇心理等等现象，如数家珍。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如团乱麻，越理越乱。如果从教育就是要为社会和国家培养出创新性人才作为首要目标出发，去找中国教育的问题，我想问题就不是那么复杂，问题就简化了。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我们的教育问题，主要是这两方面的问题阻碍创新性人才培养。一是不按照孩子身心发育的规律进行教学。二是教育行政化。我们先来看不按照孩子身心发育规律进行教学的问题。我们的孩子，童年时代是身心发育的初期，学习任务和压力设置要适合这个时间段的孩子。而我们的现状是，在一句“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由，从幼儿时期就给孩子加码，幼儿就要上这样那样的特长班；童年时期除了特长班外，还有各种补习班伺候着。少年时代是孩子身心变化最大的时期，学习任务和压力也不能过大，应该以全面学习、掌握基础知识为本。而我们的孩子在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不仅过早的分科学习，还误导孩子们向深、偏、难方向深入，导致孩子成天“遨游”在题海里，没有时间它顾；孩子的知识不仅窄，还很少参与社会实践，动手能力极差。青年时代，孩子身心相对成熟，学习任务和压力应该适当加码，可惜我们的大学，却是世界上最好念、最容易毕业的大学。这样一来，我们孩子从幼年到童年再到少年，经过艰苦卓绝的题海战术洗礼，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迎来了轻松的青年时光——大学生涯。孩子们在大学是该歇歇了，不然，在中国现行应试教育体制下，谁能够这样一直承压下去!大学该是孩子的休养场？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告诉我们，大学才是孩子们的加码场！大学才是孩子们深研和专研场！西方教育出来的孩子后劲足、创新能力强，也就不奇怪了。而我们的教学设计，刚好反其道而行之，严重违反孩子们的身心发育规律。不该加码嗨起加，该加码时确不加；该是扩大知识面、掌握基本知识的时候，确拼命将孩子往偏、深、窄方向上引导；该是孩子向专、深处用功时确放任不管。这样的教育使90%左右的学生进入大学就有厌学情绪或至少普遍要产生该歇歇了。不能为国家培养出大量优秀人才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再来看教育行政化问题。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老师教好书育好人，孩子读好书接受好教化，这是学校这块圣地天经地义的本分。可我们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给一个相当于什么行政级别“符号”。就因这个“符合”，有一部分老师为当上学校的科长、处长、校长为荣。孩子在老师的影响下，也在学校争当什么学生干部为荣，特别是大学阶段，组织上选择选调生也以学生干部和党员做为必要条件，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行政化倾向。这样一来，学校就是一个小小“官场”，一些老师、学生为名为利而争，老师为官位为而奋斗，学生为官位而“彩排”。这样的老师还能教好书育好人，这样的学生还能读好书作好人，更不要说有心思搞创新。这些人虽在学校不是多数是少数，但影响很大，不仅毒化了学校的风气，还给其的他老师和学生造成不良心理影响。这样的学校将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至少有一点影响是存在的，让学生意识到做事还有捷径可走。因为权利往往就有这样的作用。这样的学生，到了官场很可能就发展成一个投机份子，到了学术界很可能就发展成为一个窃取别人知识的学术骗子。因为总想走捷径，总想着用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大收获。这个教育行政化问题，对教育的影响特别是对培养品学兼优学生的影响十分突出。因此，我们的教育应围绕着这两大问题进行思考，提出相应的改革办法，让学校回归教育的本质，按照教育规律办事；让教师回归本位，安心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让学生回归本份，读好书，训练好意志品质。这才是中国教育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教育再不下大力气摘除长在中国教育上的这两棵毒瘤，中国教育的未来在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