碟中谍6全面瓦解票房《碟中谍6:全面瓦解》:中国为什么没有伊森亨特?

第一部《碟中谍》上映时汤姆克鲁斯34岁,正是当打之年,身上散发的外激素能让路过的母猫失禁,如今22年过去了,国内的同龄老汉纷纷开始盘核桃预防老年痴呆,而年近六旬的汤老汉仍在挑战极限。 凭现在的电脑特效技术,所有的特技动作都能在绿幕前完成,但
原标题:《碟中谍6:全面瓦解》:中国为什么没有伊森亨特?第一部《碟中谍》上映时汤姆克鲁斯34岁,正是当打之年,身上散发的外激素能让路过的母猫失禁,如今22年过去了,国内的同龄老汉纷纷开始盘核桃预防老年痴呆,而年近六旬的汤老汉仍在挑战极限。凭现在的电脑特效技术,所有的特技动作都能在绿幕前完成,但《碟中谍》系列先后经手的五位导演全都遵循实景实拍的传统,因为定下这个传统的是《碟中谍》版权实控人制片人兼主演汤姆克鲁斯,没错,观众看到的攀岩跳伞潜水飙车扒直升机甚至开直升机全是由汤老汉亲自上阵。希望汤姆克鲁斯教科书版的敬业能感染以“安揪拉背笔”为代表的国内一批青年演员,下次再接拍基本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裹得稍微热点的古装剧言情剧,就别想着用抠图、倒模、替身、催泪棒等各种奇技淫巧偷懒了。目前,《碟中谍6:全面瓦解》全球票房已突破6亿美元,在国内外知名影视网站均获得系列最高的观众评分,证明着《碟中谍》和汤姆克鲁斯仍有强大的票房号召力,它所表达的精神仍未过时,其中最核心的精神莫过于谍战片必不可少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比起《007》系列和《谍影重重》系列,《碟中谍》不算个人英雄主义的最佳注解,毕竟伊森亨特始终有一支成员基本固定的IMF小组协助其完成任务,就算是这样,怕也没人会将《碟中谍》看作一部有集体主义内涵的电影。汤姆克鲁斯知道爬高塔扒飞机已经表演过了,今次必须加大剂量,不拿出点绝活指定镇不住场,于是先后完成高跳低开跳伞、凯旋门无护具逆流飙机车、屋顶跨障碍长距离奔袭、驾驶直升机回旋下坠等各种高难度动作,与此同时,IMF其他成员只需遵从伊森指示、敲击键盘、制作面具、在安全的地方静静等待伊森突破包围圈前来汇合,差不多就能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所以《碟中谍》始终是伊森亨特的个人秀。个人英雄主义是好莱坞电影最得意的文化输出之一,可以将其拆分为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两个部分。关于个人主义,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建国史,17世纪初,一批清教徒和失去工作土地的工人农民为逃脱欧洲的宗教迫害和封建约束,一起向北美迁徙。清教徒信奉加尔文主义,认为人与上帝的联结全凭信仰,《圣经》是唯一最高权威,神甫集团不再垄断《圣经》的解释权,渐渐成长为个人主义在美洲大陆的原始形态。1995年黛米摩尔和加里奥德曼主演的电影《红字》讲的就是十七世纪中叶个人主义思潮在北美殖民地萌芽的故事,这部电影改编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同名代表作。片中女主角海斯特离开丈夫来到马萨诸塞湾定居,之后与当地一名牧师秘密相恋,被众人发现意外怀孕后遭受审判,却不肯说出情夫是谁,牧师也因不敢承担责任隐匿于人群中。但影片结尾,牧师主动站上绞刑台愿替海斯特受过,在一场混战后,他与海斯特成功脱险,驾着马车前往卡罗莱纳,甚至还在马车上当着众人的面挑衅式的接吻。不仅是讲述美洲殖民时期的《红字》,几乎任何一部美国电影,不论题材不论年代,都能找到歌颂个人主义的痕迹,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曾说,“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我们为自己而思考,为自己而判断,为自己决策,相信个人的尊严,相信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而中国素有“四个服从”的传统,第一条就是“个人服从组织”。毛主席曾为红军大学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虽然后面三个词组合在一起让人有些费解,但毫无疑问团结是第一位。美国热衷于生产个人主义电影尚能归结为文化差异,那英雄主义绝对具有普适性,从公元前的《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到公元后的《贝奥武夫》《格萨尔王传》,每个民族都有一套专属的英雄传统和英雄崇拜,但中国影视作品中为何不存在一个如伊森亨特美国队长这样家喻户晓甚至风行全球的英雄形象。原因很多,其中有个重要原因不着急给出,先看看美国流传度比较高的英雄形象都有哪些。周转于各国之间,既要对抗恐怖组织,又要肃清国内高层中叛变分子的伊森亨特;二战时期在反战和反法西斯思潮中应运而生的美国队长;闯过美国20世纪中后期,历经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妇女解放运动甚至是政治暗杀的阿甘。更多的英雄情结来自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救国家于危亡的伟人,或电影《聚焦》中曝光美国神职人员猥亵幼童丑闻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敦刻尔克》中全团被歼独自奋战的英国士兵汤米。所以英雄可以是大人物也可以是小角色,但一定不是凭空创生的,而是依附在真实历史背景或时代环境之上。一个不属于国民的为意淫服务的英雄注定会成为质疑和群嘲的对象,例子就不用举了。所以可以理解中国电影为什么没能创造出高度流传的英雄形象,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历史被设置太多不可言说的禁区,且禁区还在步步扩张,越来越多的朝代和题材因涉及民族团结、政治隐喻等等问题被深藏。目前中国的电影审查委员会有将近40名成员,成员构成除广电总局官员外,导演、教授、国家各部门管理人员,如妇联宣传部、宗教事务局等等均有参与,每一部电影拍完都得给各个山头过目,听各路神仙的指导意见。而美国的电影审查制度自1952年约瑟夫博斯汀公司诉威尔逊案后确立共识,电影被美国联邦法院划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表达自由保护的范围,审查制度逐渐演进为分级制度。美国电影分级制度是指好莱坞通过美国电影协会(MPAA)制订的电影业自律制度,这项制度非官方非强制,但得到了美国绝大多数从业者的认可和执行。从官方审查到行业自律,除了反人类反社会题材,美国电影几乎不存在禁区。中国的电影分级制度已经讨论很多年了,但迟迟未能出台,有段出处未知的评论一语道破天机,“中国电影分级制度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次才是电影管理问题,最后才是社会问题”,这段话该怎么理解,可以借用90年代红色掌柜在谈及新闻立法时的表态,具体啥内容这里就不复述了,百度关键词“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可以想象,电影分级制度一旦建立,每个审查环节都将固定在透明环境之下,大量本来可以在暗箱中悄悄扼杀的影像得以面世,这无疑是件危险的不可控的事。越动荡的年代,越紧迫的危机,越能催生与时势共舞的英雄,但大长老们深谙《道德经》中“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道理,不愿任何一段可能会被指桑骂槐的历史流出,更不必说用镜头特写。所以我们暂时还不会有类似讲述南北战争的《乱世佳人》,描写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愤怒的葡萄》,反思和谴责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大独裁者》。看来中国缺的何止是一个伊森亨特。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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