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行李︱老艾：只要活着，谁不在路上1985年的某一天，小艾收到一封长达6页的信，学姐在信里说：“西双版纳很美，你应该来看看。”自小在上海出生、成长的他，那时还没有长途旅行过。当他光着膀子，穿着拖鞋在西双版纳的寨子里乱跑时，一切都令他觉得好奇和新鲜、刺激。离开版纳后，他沿途北上，自大理、丽江，到达那时还被称为“中甸”的香格里拉。原本行程应该在这里结束，但小艾的心和脚步仿佛被唤醒了一样。他全然忘记了自己还是中山大学生物化学系一名大三的学生，也忘记了家人早已为他规划好的人生蓝图，毕业后像祖辈们那样出国留学，成为一名生化科学家。因为这句话，这个被大家称作小艾的他，在澜沧江边听说有一支马帮要从芒康盐井去西藏时，当即决定随他们一起徒步去拉萨。随身除了一把吉他，还有一个军用挎包，只塞了笔记本、地图、牙刷和内衣物。就这样，他跟着马帮一路爬山涉水，70多天后，终于抵达圣城拉萨。这个长发青年坐在大昭寺门前，拉萨的阳光刺目，他望着那些晒得黝黑的淳朴面孔，脑海里浮现出一句话：“在拉萨，你伸手就能撩起一片云。”人生流转奔腾，仿佛当年那条出发的大江。当年被称为“小艾”的人也变成了“老艾”，这个春天他又升级成为“艾姥爷”。他喟叹自己这些年最美好的时光不是在路上就是在一家深夜小酒馆。那是一家静静伫立在华山路上并不起眼的深夜小酒馆，英文名叫Timepassage，中文名字则叫：昨天，今天，明天，简称“三天”。它和老艾一样，在岁月的杯子里犹如威士忌一样，有了强劲的芬芳馥郁。“三天”这杯酒，算起来应该有24年了。回忆起昨日种种，老艾坐在灯下泡茶，FM94.7的古典乐在室内轻盈盘旋。他有时靠在软椅上回想片刻，有时燃起烟斗，一件看起来上了年头的茶碗被他拿来当烟灰缸使。他起身推开窗，窗外春天的雨还在淅沥沥地下。▲开始于1994年的三天酒馆，不止进入了老艾生活的编年史，也进入了难以计数的酒客们的编年史里。我们的访谈没有安排在他的“三天”，而是在老艾极为干净的家里，我也借这个机会近距离观察了老艾的生活状态。入门左手墙上自上而下挂着他的软帽、机车夹克、皮靴，很有上个世纪初飞行员的着装风格。玄关是一个落地的书架，正面挂了一尊木制的面具雕像，可能来自藏地，东南亚也不一定。反面是历史人文类书籍以及电影、音乐碟片。沙发靠墙的角落放了一把吉他，是音乐人周朝送给他的。墙上只挂了几样旅行带回来的物件。茶几中央嵌着几枚老花砖，是他让木工单独做的。我坐在蒲团上吃茶，扭头瞥见阳台挂着白色蕾丝窗纱，还养了一些绿植，一箱网球好像梨子一样放在角落。访谈结束，老艾说给我见识一下他的“秘密武器”，又带我去了厨房，才发现厨房门口靠墙还有一个落地书架，又是历史人文书籍。厨房也被他收拾得干净整洁，各式锅具挂在墙上，各种各样的调料瓶、调料罐，按照他做菜的习惯井井有条地摆放着，冰箱里也是排得整整齐齐的调料罐。好吃的人在一起，大多会切磋厨艺，老艾不，他会进厨房看人家的调料，只要调料胡乱堆放着，或者好的调料不悉心存储，他就不作声了。老艾颇有些自得地说，一个人会不会做菜，喜不喜欢做菜，关键要看他调料的选用与储存方式。厨房窗下放了一只藤椅，老艾说平时更喜欢在这里看书。我知道“三天”不过一年多的光景，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周三，因为周三是老艾多年的好友，音乐人老汪的专场演出日。数年来，凡是老汪的忠实听众一定会在这天晚上来。当老汪开始闭目演出的时候，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多数人不再交谈，连碰杯也是轻轻的。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除了音乐人，还有媒体人、广告人、设计师、摄影师、画家、导演、策展人等。过了午夜时分，人不见少，反而越来越多，有种置身《午夜巴黎》的错觉。▲老汪在三天。我是去过几次后才有机会认识了眼前这位“三天”的主人老艾。有天晚上北京的音乐人宋松、宋昭和张笛来，我们都坐在“三天”门外的椅子上，问起老艾为什么会开这样一家名叫“昨天，今天，明天”的深夜小酒馆。老艾呡了一口“莫斯科的骡子”说，这家小酒馆1994年才开，但早在1984年就想好了，“三天”对他而言就像是怀了10年的孩子。在他看来，人生其实也不过三天：昨天，今天，明天。在上海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都市里，每天不知上演着多少“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一家酒吧，已经开了24年！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遂央求老艾讲讲他和“三天”这些年来的故事。他并不接我话茬，望着苍茫的夜色，转过头端起酒杯：来，喝酒，喝酒……叶城的左拐，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的午睡老人，色满旅馆的风尘才女，帕米尔高原塔吉克监狱的清凉，卡拉库里湖边加拿大妈妈对丈夫的祭奠，红其拉甫边防军人的宽容，英吉沙的64把刀子，民丰的浪漫小破车载着塔卡拉玛干沙漠的梦想在轮台沉睡，库车穆斯林的绝望与无奈，阿克苏的上海小笼就着大胡子艾尼的烤肉，独库公路的歌神带着我走进了伊犁河谷，巴音布鲁克草原熟睡的天鹅梦想着塞里木湖的情人，石河子的胡子将军雕像，库尔勒香梨飘荡在博斯腾湖，艾丁湖的死寂，坎儿井的往事，维族兄弟家的羊汤，皮芽子的火热……红柳园车站的迷失，月牙泉旁的欢唱，阿尔金山老爹的哭泣，兰州农民巷的牛肉面，“摸”吧的真相……银川的手抓肉，焦点酒吧的21点，贺兰山脚下的古长城，阿拉善左旗的吉兰泰，腾格里沙漠的陷车，机油飞扬的郁闷与欢乐，阿拉善右旗的劝回，巴丹吉林沙漠金字塔的回望，张十三的被弃，妮娜的莫名……拉不楞寺六大扎仓的象棋联赛，白龙江边的郎木寺，阿坝的藏传佛教博物馆，宁玛派僧人的窃喜，马尔康的青稞、毒菇，米亚罗的幸福“劫车”，大小金川乾隆皇帝云梯队的尴尬，丹巴土司的顽强，碉楼的不可思议，悬崖边被神拉回的吉普车，康定的“一瓢油”餐厅，塔公草原上的金帐篷旅馆，雅拉神山的慷慨闪现，色达炉霍的画师，甘孜坝上的康巴孩子（我会把照片交到你们手上），玛尼干戈驿站的彻夜长谈，三岔河左拐的德格经院，三岔河右拐的格萨尔王故乡，三岔河前方太阳部落石渠的革命浪漫……石渠西方的玉树，结古寺的西藏度亡经，新寨玛尼城的壮美，熄火下山的疯狂，玛曲的电影“兄弟”，去黄河源头路上的扎陵湖、鄂陵湖……丽江的时尚被顾彼德70年前不幸言中，泸沽湖的风俗被小姐们激情演绎，“中甸”被“香格里拉”奸污，德钦的恍惚，盐井的热茶……苗族与犹太民族被并列为世上两大苦难民族……酒醒，等待下次酒醉续写。——老艾·2010年▲老艾在旅途中，看上去有些不羁，其实是“伪恶”。行李&老艾1.行李：首先谢谢你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听说这些年来有不少人想做采访，但鲜有人如愿，我还听说你本来是要当科学家的，就因为年轻时的一次出走——在云南跟着一个马帮徒步去拉萨——而改变了人生轨迹?老艾：我比较贪玩，从小家里和学校都管得严，总要找个突破口。开始我是想在云南游玩一圈就回校的，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马帮，只听说有马帮要去西藏，就临时决定跟他们走。那时候年轻嘛，身体又好，根本不怕。那时连喝酒都不大会的，经常被马帮那些人灌醉，休息的时候弹弹吉他，唱唱歌，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快乐。马帮的人觉得你这样一个学生也好玩，虽然大家交流起来都不大顺畅，他们普通话很差的。也可能是那时我觉得学校的生活正常得有些无聊了吧。行李：那时候的学校生活是怎样的？老艾：考大学那会儿，其实我蛮想考上海戏剧学院的导演或编剧的，我爸年轻的时候考上戏表演系，一条过，可惜我爷爷不让去。到了我这里，变成我爸不同意了，让我去学生物化学，说“科学兴国”，毕业就出去留学，以后当科学家。虽然我学习成绩不错，但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并且我发现再这么下去，特别没有意义，我也没有那种为了科学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行李：原来如此。当时走马帮有做一些记录吗？老艾：当年并没有，连相机都没带。后来我还是会做一些记录，直到智能手机兴起后才不写了，去了哪里翻翻朋友圈就知道了嘛。但记录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再过两年看，会怀疑这是不是自己写的。当年还有博客的时候我也写一点，好像叫什么“被酒唤起的四分五裂的美好记忆”，把在国内西南、西北的旅行路线全画出来了一样。后来懒得写了，我都忘了怎么用电脑了。行李：那次马帮之行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吗？我听说你是第一个跟着马帮徒步进藏的大学生。老艾：也不一定哈。真要说到好玩，我觉得是那些马帮的人好像每到一个村寨都有相好的，相好的会做许多好吃的给他们。我就是在这条路上学会了如何和藏人们交往的，其实没那么复杂，他们天性很幽默，但骨子里特别骄傲，只要你不要触碰他的底线，都很友好。他们觉得我们就是在路上认识的，也不会把你特别当回事，就这样结伴走在路上。但他们在我心里像大侠一样，什么都懂。我对他们的头人印象很深刻，好像叫次仁，很厉害。行李：怎么个厉害法？老艾：马帮的事都是他说了算，毕竟都是一帮血气方刚的男人，总要有经验丰富、也能服众的人来领导。什么时候出发、停下，每天在哪里安营扎寨，谁生火做饭，都是有安排的，有什么矛盾也是他出面解决。你可别小瞧哪些矮小的滇马，它们也欺生，我就不一定能赶得动。它们托着那么沉的盐，总归心里是有怨气的。尤其是过河的时候特别有意思，那时候也没什么桥，全是淌着河水过去。有些马故意让身子矮一边，或者在水里多停留一会，让盐消融，这样不就轻一点了嘛。马帮的人很有经验的，他们会裹上棉被，或者其他吸水的东西。如果有马这样做，因为这些物质吸水，反倒更沉了。有过几回这样的教训，马就长记性了，现在想来那些马也挺可怜的。行李：这居然不是童话故事！那到拉萨后呢？老艾：我只待了几天，看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和另外几个寺庙就回学校了，那时学校都快放暑假了。行李：走了这么长时间，学校和家里人知道吗？老艾：知道了还走得了！完全没想过告诉他们。当时想的是，最好学校早点把我开除，学校最后给我了处分。那时候我挺调皮的，当时好像我们中大是中国第一个有非洲鲫鱼的高校，就放在学校做实验的鱼塘里，我偷偷钓过，钓一条罚五块，那时候的五块钱是一周的伙食费啊。行李：你当时怎么没选择上海的学校，去了广州呢？老艾：我肯定是逮着机会就要往外走。从小除了家里管得严，物质方面其实还可以的，别的小朋友羡慕的糖果、巧克力、蛋糕这些，我倒不缺。记得5岁的时候吧，有天我爸下班回来，给我带了一个足球，是那种鞣皮的真正的足球，说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爸那时候工资其实也不高，但他蛮舍得花这样的钱。我妈曾经是大小姐，长得也很好看，会各种各样的乐器，听说她读书的时候有各种各样好看的衣服，经常会借给女同学。也是那一年，我爸被抓进监狱，说是接听敌台。我们家族有许多海外关系，有人去了台湾，还有人去了欧美。那是文革的第三年。当时我妈肚子里还怀着我妹妹。我想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我妈整天把我关在家里做功课，也是怕小孩子乱说，又出什么乱子。那时候我经常趴在窗口看楼下那些玩耍的小孩子，很羡慕。▲多年以后重回母校，当年的事故都变成了后来的故事，老艾自嘲道。行李：为了追求自由，终于从那个趴在窗口上的男孩儿成为了真正走在路上的人。老艾：那时候我一个人出去玩的时间比较多，我出门时有两个习惯，一个习惯是，到陌生地方会有一个水壶不离手，到今天都这样。我会在上海先烧壶水灌在里面，里面的水从来不喝完，到下一个地方再蓄满。我觉得这样身体不太会水土不服，因为水壶里每个地方的水都有。甚至我人都回来了，壶里的水还留了一点。这个水壶用了这么多年，一直留着。还有个习惯是，每到一个地方，就会马上找一个让我觉得安全的方位。人家站在我身后，我是没有安全感的，大概因为在路上被人从后面袭击过。行李：什么情况？老艾：这是在路上的人难免会遇到的情况，也没什么好说的。有一次，在川藏交界处，路坏了，我觉得这样在车上等着实在无聊，就背着包准备走一段，绕过去，到了前面再搭车。结果遇到两个抢劫我的人，因为我早就想好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遇到打劫反而很放松，我一轻松，对方就紧张了。我准备了一个小钱包，里面会放点钱，他要，那就给他。行李：抢劫的人恐怕不会这么轻易满足吧？老艾：对啊，他们拿了刀子，要我把背包也放下。那就惨了，帐篷和补给的东西都在里边，还有更多的钱。我也带刀子啊，反正体力也好。后来就不打不相识，他们带我从林子里走出去，中间还在他们家吃了个饭，临走又把小钱包的钱全还给我了。所以我说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不好，就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后来他们还说从一开始就觉得我是个疯子。行李：是挺疯狂的。老艾：还有一阵子我对萨满教很感兴趣，一直走到中国最北边的漠河县，后来又跑到一个叫满归的地方（现在属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归镇，与黑龙江的漠河挨着），那里居住了很多鄂温克人，这些人后来都迁居到了镇上的根河。可能政府觉得要扶贫，就让这些在林子里生活的人们出来，把猎枪也收了。然后造什么新村，搞旅游景，来点什么表演之类。鄂温克人住的帐篷叫“撮罗子”，过去都是以养驯鹿为生，驯鹿最爱吃石蕊，大多都长在潮湿幽暗的森林里。当地有很多那种小旅馆，偷猎者啊，小偷啊，倒卖土特产的人啊，我好像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大概是在“三天”里见的人多的缘故。每个人都有他的气息和气场，你就能明白这是什么人。到了林子里，有个老太太叫玛利亚·索，听人说是中国最后的女酋长。她的帐篷里有块毯子，男人可以坐，老太太本人也可以坐，其他人就不行。我有一天喝多了，就睡在这块毯子上，躺了很久才醒过来。我和鄂温克人处得特别愉快，有人告诫我说他们喝了酒会经常动刀子什么的，可能也会杀人，反正我没有遇到过。现在许多人稍微有点什么就一惊一乍的，然后想着怎么放大，怎么传播，我也算遇到些，觉得并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让我怕，我觉得这事就开始好玩了。行李：真是艺高人胆大呐。老艾：有一次我们从四川阿坝的马尔康出来，经过丹巴的美人谷那一片，有条公路牌子上写着：前面施工，禁止通行。那是我第一次集体出行，七个人两辆车，在兰州租好一路开过来的。我当时没理，一路开过去了。后面的人打电话问：“你是不是没看见牌子啊？”我说看到了，但总归会有办法的嘛。结果在离目的地不到半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果然行不通了，那条路被几十米外炸山的石头堵住了。行李：那怎么办，调头开回去？老艾：这就是我的性格，人家觉得不可以的事，我偏要找方法试一试。当时天也快黑了，再绕回去估计连睡觉的地方都不好找。我就去问当地人怎么才能过去，人家说你可以去找施工队的人商量。我又去找施工队，问有没有可能用炸药把这些大石块炸碎了，然后给我们腾一条车子能过去的通道。他们说可以的，不过得让我自己先找到肯卖给我们炸药的人才行。行李：这也可以？老艾：我当时想，这些石头不就是被炸药弄下山的嘛，那就是说，炸药肯定是有的。于是我在施工队的指点下，往回开了一段，找到那帮炸山的人，最终不但说服他们卖炸药给我，还给我们炸开了一条路。不过忙活完，天也全黑了，我们的车也是人家帮忙开过去的。那天我们所有人都特别高兴，把我们带的头灯啊，吃的喝的，都送给了那些工人。行李：肯定要花不少钱吧？老艾：只付了很少钱，全部加起来才500块钱。行李：这炸药比烟花还便宜啊，并且人家就这样答应你们啦！老艾：这种事也是运气好，总之那种走马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对我来说没有太大意义，我身边有很多人，他们去过很多地方，但是生活一点都没有改变，和洗澡有什么区别！有一年我和老汪住在云南茨中，那里有一个天主教堂，是一百多年前法国传教士带来的。我挺感慨那时候的传教士的，条件很艰苦的，交通也极为不便利。这些人在那种条件下修建了教堂，后来还遭到了血腥的杀害。所以某种意义上，他们比那些什么所谓走在路上的人更牛。有时候我也不愿意给别人讲我去过哪些地方，实在是不值一提。行李：人家都说你是国内最早的一批背包客。老艾：开“三天”的同时，我曾经还在常熟路开过一家叫“七俗八土”的店，专门售卖来自藏地的首饰，那时候几乎上海的文艺女青年有事没事就跑到店里来。也因为这家店，很多人知道了我和“三天”。于是她们说我也应该去西藏，去西部看看，就开始背包上路了。当时还没网络，资讯也没这么发达，每年到了夏天，“三天”就成了去西部旅行的咨询地，有些是打听情况，寻找伙伴，有些是开碰头会。上海最早一批玩户外的团队，什么游牧人啊，野火啊，全集中在“三天”，我这里当时有种背包大本营的感觉。“三天”大概是《孤独星球》报道的上海最早的一家酒吧，那时候经常有许多外国人，人手一本《孤独星球》寻着过来。2000年前后，去西藏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那时候上海的各种报纸、周刊、杂志都在报道，他们也来采访我，还有电视台要拍摄一个记录片，也跑到三天来找我。当时有媒体称我是什么“背包客教父”之类，我说你别瞎扯，很简单，可能我比别人更贪玩一点，我年纪大，走得比别人早一点。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每次出去，店里就会受影响，会少挣很多钱，但我觉得这些少挣的钱给我换来那么多时间是值得的。拥有可以随意支配时间，这才是最富有的呀。我出门就把手机一关，什么都不管了，跟店里人说，你们随便。回来后店员说，都是客人在做服务，法国人跑到后厨自己做菜，日本人在端酒，上海人自己放音乐……他们觉得很开心，可以做一回“三天”的主人。行李：你有什么旅行方式或者旅行观么？老艾：上海以前有许多旅行媒体曾经跟我约过稿，我写过一两回就烦了。那时候有关旅行的观念跟我平时自己走的风格是有很差距的，我写出来的东西别人看着也不舒服。那种“穷游”的概念我就挺不喜欢的，我可能会有那么一两周过得很苦，但其实是那个地方就那种条件，我不是故意让自己苦，我是全然接受。但离开那个地方，但凡我的经济条件允许，我就找最好的酒店，也不觉得羞耻，让自己舒舒服服不好吗？以前出门我还带相机，现在不带了，很少人能用眼睛好好看东西。我也会有这样毛病，有一次我开车3000多公里，和好友去怒江大峡谷，抵达后，对着峡谷拍照，发朋友圈，我发现自己傻子一样！我们所出生的城市，不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幸福和快乐的必要条件，更不是我们仰着头莫名其妙骄傲的理由，否则我们将只能是一个生活在上海的“泥脖子”，一个永远擦不干净脖子上的泥、却死死地用光鲜亮丽的衣服包裹自己虚弱身躯的“泥脖子”。有愿望出游，意味着你还活着，活着意味着呼吸，呼吸意味着流通的空气，流通的空气意味着我居住至今的这个城市以外的任何地方。背上包上路，是件对身心有益的事；是个自我认识与否定的过程。生活中我们所有的不良情绪源于认知与行为的差异，骗人又骗己。出发吧，如果我走累了，喝高了，就躺下睡会儿。——老艾·2011▲年轻时从这里走在路上，以为很酷，多年后重返，意识到人只要活着，谁不在路上。2.行李：1984年你才大二，怎么就想到要开个酒吧呢？老艾：我们班那些同学，除了我，后来几乎都出国了，有一个留校，还有一个女生自杀了。其实当时我对这个集体挺失落，也挺失望的。记得那年我妈来广州看我，有个女生抱了两个西瓜，送了一个给我妈。第二天就传来这个女生自杀的消息，我们可是学生化的啊，实验室里随便弄点什么是很容易的事，结果那天中午所有人都在平静地复习，因为下午要考试了。后来我和宿舍里另外两个平时调皮捣蛋的同学一起骑车去南方医院的太平间，我不能相信啊，要去看一眼。如果是真的，总归同学一场，告个别啊。听说那位女同学回宿舍把另一个西瓜分给大家吃，吃完就开始烧日记，并且是用塑料桶烧。其实大凡有人细心一点，一定会发现这很不正常。我觉得TMD很失望，我怎么跟这么一帮无趣的人在一起！嗯，虽然他们每个人好像都长了一副科学家的脸。那时我们中大有一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遗传学教授，他很有意思，穿着打扮就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长发。经常跟我聊很多，我第一次听爵士乐就是在他家里。他会介绍许多爵士音乐人，我说虽然听不懂在唱什么，但感觉非常自由，他说你是懂的人。他在中大也是个异类，没待多久就走了。就是那时候，我萌生了要开一个酒吧的心愿，并且想好了名字就叫：“昨天，今天，明天”。行李：真正开酒吧要到10年以后了，那10年你都是怎么过的？老艾：毕业后回上海，进了中科院下的一家科研所。那个年代，科研环境一般，国家经费也少，并且论资排辈，肯定要有得好等，这种几乎没有什么机会的人生实在太无聊了。我在想，也有可能从出生就决定了如今的我。我从小除了不自由，好像其他什么都不缺，所以会满不在乎，也不会那么积极上进，后来我就离开了研究所。我爸妈这些年会慢慢理解我了，但家里有些长辈还是很惋惜，我们家有不少亲戚在高校工作。我开了“三天”五六年后爸妈才第一次来我店里，那时他们肯定是有一点失望的。行李：但你终于获得了自由。老艾：我在开“三天”前就想好了，要自己攒够钱，不向家里要钱，也不向朋友借钱。我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德资公司，估计这家内衣品牌你也知道，黛安芬。这个品牌在华东地区的销售是我一手拓展起来的。当时他们不让我走，开了好多优待的条件，竭力要留住我。但是在我看来，金钱不是最重要的，首先是你要有阅历，都没发生过什么事故，哪有故事？人家说你能坚持20多年，为什么？可能从一开始起点就很好，我准备了10年来怀一个孩子。而且我开了“三天”后，还留了一部分保障的钱，哪怕我一年都没收入，还能付房租、税收以及付员工的工资，我觉得心里很踏实，就心平气和，一点都不着急，我是定心的，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平常事来对待。做事情嘛，肯定得一件一件地来做。每家店都有自己的气质，慢慢也会吸引一些这样的人。我呢，一直在整理，在过滤一些客人。如果这个客人的气质和我们的调性不符合，可能我就不想让他再来。这个人好坏没关系，但我想留下来的人要令周围的人舒服。昨天，今天，明天，是个浓缩的空间，她不喜欢和谐与团结；她自由（但具强烈的排他性）；她欢乐；她好客；她挑剔。她有个群体，她说，入群者须：1.星座为纠结座。2.为人草率轻浮。3.多疑。4.经不起集体生活的诱惑。5.以不食人间烟火为耻。6.以喝酒微醺花香半开为荣。7.有理想无抱负。8.人对说鬼话，对鬼说人话。9.酷爱21点。10.很二。——老艾·2010年行李：你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和国内音乐人熟悉起来的？老艾：一开始我在店里放磁带，后来是CD，那时候玩音乐的也是一帮年轻人，像张笃，老汪，周朝等等。上海当时有个叫“爵士之友”的节目，是1990年代“日本之窗”做的一个电台节目。第一期叫林栋甫来主持，第二期就是我。那时候我和张笃也很好，天天待在一起，估计他老婆都以为我俩是同性恋。有次张楚来，他感觉我们台上的歌手比他自己唱得都好呢。我还帮老汪写过唱片的文案，这么些年过去，还有人在引用我当年写的那些东西。行李：都说周三的晚上，老汪就是“三天”的镇店之宝。你跟老汪认识多少年了？老艾：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但我们真的走近是有次我喝多了，群发消息给一些人，他就跑到我家里来，也没问我为什么。我觉得男人的友情就是这个样子。有段时间他住我家，两个大男人也挺无聊的。我做完饭就走了，他会洗好锅，自己在家里喝茶翻书。平时我们几乎不联系，就星期三那天遇到。2008年美国WOODSTOCK音乐节四十周年庆的时候，全国各地音乐领域的媒体，尤其是杂志媒体，都聚在“三天”里。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店里怎么忽然有那么多人，也不知道谁联系的。曾经有个国外特别牛逼的音乐人（EricPatrickClapton，被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吉他演奏家）来上海开演唱会。演出完，他乐队里有一位很受欢迎的乐手也到我店里来，来自各地的众多粉丝也都跑过来，就和朝圣膜拜一样。其实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也没想过主动去做些什么推广。现在那些很出名的当代艺术家，丁乙、周铁海、方力钧、米丘、香格纳画廊的老板，还有些已经记不大清楚的，他们当年都是我这里的常客。还有一位越剧界的常青树，傅全香老太太，那时候几乎每天下午都要来我这里坐一坐，她说当年她们就是在这里聊剧本，还和我说，小艾，谢谢你啊，说我这里就像她们当年那辈人的会客厅。行李：听说你还做过一个“重返乌托邦”的活动？老艾：对，2000年，整个活动48小时，所以“三天”关了两天。48小时，每分每秒都有音乐陪伴。我带了三支乐队过去，我们的鼓手王伟也去了。当时召集了差不多一百五六十个人，目的地是淀山湖的一个野营基地。参加活动的每个人交200块钱，我们叫了两辆大巴车，定好时间地点，大家集体过去，规定好了有车也不许开，到了那边不许用钱，也不让带现金，不给你炫富的机会。第一站到达朱家角，那时候的朱家角没现在这么热闹。我们去了一个叫“江南第一茶楼”的地方，事先安排好，大家到的时候里面是黑漆漆的，等所有人站在门外，里面才开始放音乐，放的是《迎宾曲》，然后灯光开始亮起来，大家在小队长的带领下一一进去落座。老早就和老板说好了，吃的食物全都是上海人小时候过年的菜，墙上还贴了一些标语。我说要加菜就抓紧时间，去了营地就没用钱的机会了。营地有吃的食物，喝的酒，去了一切凭饭票、菜票来领。我当时还在华亭路找了一个烤羊肉串的师傅，选他是因为这师傅名字叫“李宗盛”。我向他订了5000串羊肉串去那边烤，后来没吃完，回来的人凭票还可以接着去吃，并且也可以回到“三天”凭票继续吃吃喝喝。后来有人问我赚钱了没有，我说可能赚了吧，其实自己也说不清楚。行李：活动怎么报名？老艾：我们当时设计了一个报名表格，得先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经过审核才能允许参加。有一项规定是必须得60后，主要是觉得彼此没有沟通障碍，男女比例我们也有控制的。后来有人投诉说虽然他不是60年代生的，但和我们没有代沟，也要去，条件就放宽了。当时还有一些外国人和三个穿制服的警察一起去了，也怕有人喝多了闹事。当年许多媒体也报道过，还有人说我要是继续这么玩下去就能办音乐节了。我嘛，玩玩就好了，没想那么多，一次也就够了。▲大家在三天。3.行李：我观察到“三天”留了一面断壁残垣，这是怎么回事？老艾：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上海不是各种拆和建嘛，我们原来的地也说是违章建筑，要拆。最后一夜没给他们拆的机会，我们自己砸掉了，只留下了窗户，那天晚上还搞了个很大的party，我把能吃能喝的都拿出来和大家免费分享，还放了音乐，好多人以为这是“三天”的最后一个晚上，警察则以为我们半夜闹事在砸东西。行李：原来那个“三天”就这样消失了？老艾：嗯，后来变成了一条弄堂，离现在的“三天”也很近。再后来就遇到了现在这个地方，我去谈的时候带了很多现金，人家说让我想想，不到20分钟就回话了，说我把员工全部解散了，这地归你了。我连夜叫了装修工人过去，一边砸，一边想怎么弄，工地现场天天有客人拎着啤酒瓶等着开张。原先所有的东西都没留，就剩这半截墙，那天晚上没喝完的酒还放在上面呢。行李：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呀！听说现在很多人想要买“三天”？老艾：是，很多人要买，给的价格也蛮高的。行李：舍得么？老艾：我啊，其实没什么做生意的头脑，90年代，有个台湾人说他想把“三天”买下来，当时卖掉的钱可以在湖南路买一栋小洋房，还带200平米的小院子。那天晚上我其实失眠了，翻来覆去想卖不卖，我这个人很少失眠的。那时我经营“三天”没几年，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调酒师是我，服务生是我，放音乐也是我。其实店里事情很多，挺苦的。我曾经看过一本书，《第三大道的这间小酒馆》，里面有个酒保，他好像第二天就要去当兵参加越战了。平常他到店里就会换好工作服，和每个常客握手，听大家聊聊天。但那天他一反常态，也没换衣服，首先拿了老板的一瓶好酒给自己倒了一杯，老板在旁边看报纸，知道他的心情，就借故出门去了。吧台边的人说你怎么今天和平时不一样啊？其实每个人的故事他都清楚，甚至有些话他都听过数百遍了，那天晚上他不想再听他们絮叨下去了。就是那种感觉，晚上睡得再晚，一醒来就要去店里忙。还要陪客人聊天，有些人来的时候好好的，几杯酒下肚，你就认不出他是谁了，一个晚上那么多人的情绪要在我这里消耗掉……行李：那后来为什么没卖呢？老艾：我问那个台湾人，是你自己做吗，他说不是，是给女朋友做。我说得见见本人，看过后我觉得人不对。记得有一年，一个美国人做了一个“上海酒吧巴士之行”的活动，一个晚上带你去逛10家酒吧，每家酒吧会给他的客人一些酒水折扣，如果喜欢就留下，不喜欢就继续前往下一站。结果一到“三天”，大多人不再继续往下走。大家这么喜欢“三天”，还是舍不得把自己辛辛苦苦做的招牌砸掉。行李：有没有遇到那种特别难缠的客人？老艾：这你就要有态度了，难缠的客人里是你最好的朋友都有可能，有好几次都是最好的朋友，两个人趴在桌子上正下棋呢，忽然就打起来了。然后就有人不理我了，说我拉偏架，谁都认为他跟我更亲近哈哈哈！我们有过几次，全都是熟人打架，就是这样好好的，忽然就开始吓人了。酒是个好的交流载体，但要慎用，过了，对身心不利。去西部游走，是避免不了那些觥筹交错的欢乐场景。随着酒精在体内与醇化酶之间的微妙作用，开局时的人与景在不知不觉中更合理地交融在一起，语境在变，角色在换，掺杂在人性中各种未被发现，抑或说被长期搁置、压抑的情绪也得到了一时合理的抒发。——老艾·2012行李：还真会在现场打起来呀，你该不会也参加打架吧？老艾：我是不打的，但是把有些不友好的客人往外扔这种事情我做得很多。比如喝了几杯酒就开始骚扰人家，有的是拿别人酒杯喝酒，还有一些人明显带着负面情绪来，乱七八糟的人还是很多的。有人闹得厉害，我就不让他喝酒了，我会说，这是最后一杯酒了，我请你。他说你是卖酒为生的，干嘛不卖酒给我喝，我以后再也不来你们三天了。结果第二天他又来了，说对不起，我错了。我最不欢迎的是不礼貌的客人，有次来了个客人，颐气指使，大呼小叫，甚至揪着我们服务生的衣服，仅仅是桌子上有点水珠。这样的人我自然不会留他，他就像某种毒素，待着也会让其他人不舒服。行李：嗯，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我发现“三天”挺像个秩序井然的公共客厅。老艾：早些年我们这里还是邮局呢，有人会给你一封信，或者钱物，说某天谁来了你带给他。也有人会交代，说隔天有朋友会来上海待三天，让我帮忙介绍一下去什么地方好玩。记得有个法国人，钢琴谈得很好，几乎一周两三天的晚上都来我这里坐坐，他回国之前将自己的法国女友介绍到我们店里实习，还告诉她应该学点中文。这个女生后来在我们店工作了很长时间，还说这份工作是她前男友送给她最好的礼物。行李：24年，在这间小酒馆，很多人当年都风华正茂啊，可能现在孩子都风华正茂了。老艾：对啊，去年我还遇到过一次，那天我也喝多了，但能感觉到有个人想和我说话，但我也不认识他。后来我去吧台结账，我习惯在自己的酒吧喝什么酒都结账，这让我感觉到消费的快感，虽然钱绕了一圈又回到了我的口袋。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讲，他说很多年前我们曾经喝了一夜的酒。我才回想起是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当时我们店都打烊了，最后我又开了门。他当年因为感情问题很烦恼，也很痛苦，我就陪他聊了一夜，开导他，最后连酒都是我请的呢。他说他后来跟那个姑娘结婚了，现在过得也很好，中间也回来看过我，可惜我出门去了……我最早设想是在酒吧内放一个旧火车厢，因为我喜欢火车旅行嘛。我当时还想过要有阁楼，有很多酒鬼，喝醉了他没法回去怎么办？就住阁楼好了。有些人在这里认识，也在这里分手。他们回来，也不必和我打招呼，可能也不想再提过去什么，但他就是会回来。有时候也会有人拿一瓶酒说是送给老艾的。我这边上海戏剧学院的师生来的比较多，从事文化艺术、广告传媒类工作的人也很多，我也是看着这一批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从“小艾”变成“老艾”后，继续走在路上。虽然谁都在路上，但每次还是习惯立此存照，表示一下在路上。行李：你们以空间见证岁月的变迁，人事的更迭。不过我看到来“三天”的年轻人也不少呢，说到年轻人，你有想过“三天”的未来会怎样嘛？老艾：现在“三天”有很多90后和00后，这帮孩子，我觉得他们特别有觉悟，也很清醒。最近我就在跟很多年轻人讨教，聊聊“三天”什么样的形式年轻人会更喜欢，譬如食物、酒水，他们就是我们未来的那一批客人。我们的调性肯定是不会变的，但有些东西我愿意做出调整。至于未来，到我60岁的时候，“三天”还在的话，我可能会让出许多股份，自己有生活费就够了。我会去走一走那些我想去的地方，就住在那里，然后会写很多东西。当然前提是我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啊。行李：如果找到接班人，你真的能安心放下陪吃陪喝陪聊的“三陪”生活周游世界去吗？老艾：能的。我接下来会去很多海边，可能会找个老房子，把它改成一个厨房，每个月可能会招待一些朋友，我不会去经营它也不用来盈利，就在一年中最好的几个月去那边生活，想想自己光着膀子在海边做菜也挺好的。我一生中没几件真正自信骄傲的事，但做菜绝对特别骄傲，我可以做得很好。我还设想过，几个好朋友去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房子形式是那种缩小版的客家围楼，大家一起出点钱盖，围楼前设计一个护城河，放下吊桥，外面的人才能进来。还有一个天台，可以眺望远方。我有个做金融的朋友一听就觉得这个计划特别好，他说我要来投资，我说不行，你这个人太无聊了。你要一投资，肯定就变成民宿那一套了。住到这里的人都要有技能，因为大家老了要一起作伴，是彼此非常信任，并且想到就很温暖的那种。服装设计师朋友去当裁缝，画家朋友还会修理东西，还得有医生朋友，头疼脑热总归有个人照看啊。我就负责在厨房里面做菜、调酒、打咖啡、放音乐，把我的书籍和碟片都带过去弄个阅览室。有些活还得要别人干，譬如雇佣当地人种粮食和蔬菜。雇佣的钱从哪里来呢？我们的小围楼每个月开放那么几天，想进来的人提前预约，吊桥放下去，可以进来和我们同吃同住，感受和体验我们的生活。行李：你做菜的时候一定挺开心的。老艾：特别高兴。我也爱逛菜市场，那里面的许多人都和我认识，有了新鲜的食材也会第一时间通知我。有个买菜的老头经常和我下象棋，后来他回老家去了。最近还有人和我商量，说老艾你喜欢做菜，怎么不去尝试一下私房菜，真是可惜你了。“三天”其实是有厨房的，但天天做我受不了。如果尝试的话，我估计会每个月一次，人也不要多，就一桌子吧。我还要知道是哪些人来，都什么年龄段，性别如何，来上海住了多久了。我就综合考虑和平衡，尽量让大家都满意。行李：有没有电影导演想拍摄“三天”的故事啊？老艾：太多了，上戏70周年庆有很多人来店里，有些导演系的。他们特别感慨，问我什么时候写写有关“三天”的岁月故事。我说再等等吧，反正我也不会那么快挂掉，肯定要先静下心来啊！总有人问我是不是学艺术出身的，我说我学生物化学的，人家说你就是艺术家啊，喏，“三天”就是你最鲜活的作品，开膛破肚般的真实，天天上演着流动的光影故事。如果说当初那个酷爱旅行的年轻理科生决定10年后开一间酒吧是梦想，17年具体、琐碎的经营则是充满郁闷与欢乐的现实。这个梦想与现实整整持续了27年。这是一个纯粹、干净、善良的酒吧，每一个角落，每一段音乐，每一个客人都是17年来的过滤与沉淀。这是一个躲避孤独的地方，是纾解孤独的灵丹妙药。这是一个质朴、低调的地方，一个卸去外面世界压力的中间地带。这是一个发生过很多事故继而成为故事的地方。很多人的生活在此结束，很多人的生活在此迷茫，很多人的生活从这开始。——老艾·2010年▲除了三天，老艾也是很多朋友陪吃陪喝陪聊的“三陪”，对食物探究颇深，如今周游各地时，也格外关注食物，喜欢逛菜市场，自己也常下厨，招待三两好友。文字：茶七照片提供：老艾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