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论坛|明清时变压抑下的书家人格与创作主持人语朝代的更迭，对明末清初书家的人生造成了巨大冲击。他们的人生命运、生活状态遭遇了难以自持的变故，或壮烈殉国，成就高节；或屈服降清，成为“贰臣”；或隐居闹市、山林，独标风骨；或出家为僧、为道，逍遥自遣。不同的生命状态造成的心理压抑，没有使他们放弃对书艺的追求，但却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书风表现：既有明末浪漫书风的延续，更有时代压抑下的个性格调的追求，迥异于官方平正的“馆阁”体，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值得关注的独有现象。由王铎“连绵草”看明清书法流变□吴又华1644年，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李自成的起义军攻进北京，宣告明朝至此灭亡。不久，李自成又被多尔衮和吴三桂合兵击败，退出北京。随后多尔衮率军进占北京，开始了清朝二百余年的统治。面对“君死国亡”“今世余生”何去何从，种种问题摆在明遗民的面前。事实上，随着清王朝的统治，“多数知识分子无论从个人良心上，还是从社会责任感上，都受到巨大刺激……一大批在朝的官吏或在野的士绅选择了自杀来表达自己的道德信仰以及对明王朝的忠诚。当然，这种选择本身也意味着对自己无力匡复朝廷、保全社稷的无奈与绝望。在这方面，倪元璐的表现最为典型”（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有趣的是，与自杀殉国的倪元璐采取了不同方式的黄道周及王铎二人，前者起兵抵抗后遭杀戮，后者却成了当时投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当然，政治生命的扭转乃至扭曲，也许并不能够说明一个人的心灵或行为就会扭曲，但其起码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思想的纠结。众所周知，清代前期的书法发展在客观上基本沿承了明代中后期的书风，所以这一时期整体书风呈现的是，大多数书家依然是在固守明代中期兴起的浪漫主义色彩，即坚持历史与传统：依附儒家道统的“心学”存在而进行着以“二王”为本的帖学之路。虽说此时也有书家强烈的个性体现，但或许是需要面对清王朝的统治，而变得多少有些拘谨起来了。期间，思想心灵的变幻莫测既表现在人们对政治立场的把持不定，同时也反映到了对文艺创作理解的无可奈何与落拓不羁……正因如此，王铎此间在书法创作上的转变就显得尤为可贵，毕竟，此时的他算得上是一个集所有矛盾于一身的突出代表。显然，过往人们对王铎书法的评价是颇有争议的，特别是在十分注重儒家思想价值观的时代，缘于文人士大夫的“气节论”，一朝成为“贰臣”的王铎晚年过得肯定是不如意，起码他的内心世界是充满抑郁和纠结的。或正因如此，降清以后“左右不是人”的王铎虽被清廷施予了高官厚禄，可在内心的煎熬中，恐怕他只能将最后的人生理想放在对书画研习的追求上，并借此以求得某种心灵上的解脱。他那一手为后世特别是近百年来备受推崇的“连绵草”，想来当时也许只有这一种极具个性和表现力的书法形式才足以彻底地反映出王铎沦为“贰臣”之后的复杂内心，才足以宣泄出他心灵深处极度复杂的思想情感，是那么的纠结与无可奈何……毕竟，这种日子虽说只有短短的八年，可对比前朝时曾经“风生水起”的仕途境遇，确实也是远非常人所能熬过来的。所幸有书画作伴，所幸清廷授了他礼部尚书之职可以掌管弘文馆院事，后又兼任太宗实录副总裁加太子太保，位高权不重不要紧，起码可以做些自己较为喜欢的事情。期间，他写写画画多数中规中矩，较之前的大开大合有了明显的变化，于是王铎书法创作风格在其晚年逐渐有了“复归平正”的面貌出现。回到“连绵草”，笔者曾在《清代书法掠踪》一书中说：“不论从历史背景，还是从现实影响出发，王铎书法创作中‘连绵草’的出现，起码有着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连绵草’的创立，为整个清代‘写意派’书法创作的形成与发展开启了一扇大门。有关这点，世人从清代前期的‘丑书’，以及中后期尤其是乾嘉年间的‘率性’书风四起不难看出。二是‘连绵草’的创立，对近现代的日本书法发展影响巨大……三是从当代中国书法的发展现状看，王铎‘连绵草’的创立，为当下尤其是近三十年的中国书法创作能走上‘高、大、全’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关键的决定性影响。”说了王铎及其“连绵草”的基本情况，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期其他代表性书家群和他们的书法创作情况。首先，就书家群的总体状况言之，这一时期，国家的风雨飘摇和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想来再“牛”的政治家都难以保全自我，就别说一般的文人士大夫了。时局如此，从艺术思想和人性主张来看，早在岌岌可危的明朝末年，两股书法创作主张的分野便愈演愈烈。事实上，早在明朝中叶，尊崇帖学的书法思想就已经有了两股明显的潮流斗争，其中一股是极力传承“二王”法统，这一支主张的代表人物有明神宗朱翊钧、文徵明等，同时，还因为丰坊、项穆等人以儒家的经义、理学的道统来解析书法美学规律和观照书法现象，以不激不厉的“致中和”与“文质彬彬”为最高审美理想，并于晚期出现了被世人称为“画坛恶霸”的董其昌这个重量级人物。与此同时，在思想文化上，因为有了站在儒学对立面的李贽的“童心说”和汤显祖的“性灵说”作为指引，便有了审美追求上的“真情”和“真趣”。应该承认，先前项穆等人的思想倡扬以及后期董其昌的登高一呼，并不会给书法创作审美的发展带来一统江山的局面，相反，另外那股冲破“二王”的势力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一种不求温润光洁，提倡不拘成法和“天真烂漫是我师”的书写追求正在蔓延，其中较为杰出代表有张弼、沈周、祝允明、徐渭、吴宽、陈白沙等人。而王世贞破“唯中锋论”的迷信、赵宧光提出“博采众长，始自成家”、徐渭鄙弃干净漂亮之书说“笔态入净媚，天下无书矣”、李东阳说“效古人书，在神不在形”等学说，在当时似乎更能赢得文人士子们的推崇，以至于发展到清初有了“丑书”“怪书”占据半壁江山的地步。乃至到了最后，出现了一位尤为突出的、集大成式的人物，这便是在书法创作审美追求上承传了徐渭注重表现内心郁结、痛苦和抒发社会苦闷、人生不幸而极力倡扬“四宁四毋”思想的傅山。明清两朝交替之际的书法创作，显然在个人风格追求上是多样的，在思想主张上是多元的。仅从作品的创作形成来看，之前说过的两大主流之外，还有一股潮流不容忽视，即以朱耷、石涛为首的僧道书法。他们在书法创作的审美追求上，往往一改前人喜欢的激荡狂野，反之以用笔上的圆浑和结字上的纵横捭阖去体现各自心境的“空灵”与“虚无”，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他们特有的内心世界——孤寂而清隐。如是与如不是，抑或就是这一时期出家为僧、为道者们于书法创作当中的毕生追求了。明末清初“贰臣”书家的心路历程——以钱谦益、王铎为例□杨宝林孙又文“贰臣”是指易代之际在前朝做官，投降后又在新朝代做官的臣子，也就是变节的臣子。朝代更迭，许多士人由明入清，在清廷做官，这些士人中有不少书法家，其中王铎、钱谦益便是“贰臣”书家的代表，二人在入清前后的书法创作都有着重大的转变。降清前，钱谦益、王铎都在明担任高官，王铎官至东阁大学士，钱谦益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入清后，王铎官至礼部尚书、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钱谦益官至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并充《明史》副总裁。二人在清朝均仍担任高官，然而，背叛了儒家思想的“忠义观”使得他们的内心充满绝望，信仰崩塌，只能带着“贰臣”的身份在清朝苟活。明末清初，士人学书多从《淳化阁帖》入手。然而由于木版翻刻，流传的《淳化阁帖》早已失真。加之明末科举考察时文，学子只求应试技巧，更不重视书法，以致文风、书风低迷。钱谦益评说：“今人书法，多涂鸦结蚓。又每自书所为诗文，往往如鸟言鬼语，使人展卷茫然，不可别识。”（《中书科书卷》）钱谦益与王铎是好友，王铎在书法上的造诣一定会对钱谦益有所影响。家学深厚的钱谦益，不学时人书风，而是书宗晋唐，其书笔墨精妙，神完气足，潇洒飘逸，结字宽舒典雅，无尘俗气。王铎学书也从晋人入手，主张“书不宗晋，终入野道”，自称“《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又称“《淳化》《圣教》《褚兰亭》，予寝处焉！”王铎书法的巅峰时期出现在崇祯末年，其草书大气磅礴，以力为主，能解章法，被称为“神笔王铎”。其《赠张抱一行书诗卷》《行草自书诗》《赠郑公度草书诗册》等书于明末的作品大气豪放、笔法精妙，在纸上展现出千里之势，令人惊叹。降清后，由于背负着“贰臣”的身份，钱谦益、王铎二人不仅没有受到清统治者的重视，也不被明末士人所接纳，备受冷落。再加之为了对抗理学精神，清初兴起了浪漫主义思潮，此次思潮引起的范围之大、波及之广，钱、王二人不能不受此影响。张缙彦《王觉斯先生传》说王铎“饮醉，取大笔迅扫千尺绫素,不复知世间有荣辱事”。虽身居高位，但由于背叛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时时都饱受着“贰臣”身份的压力。加之清廷对汉人的猜忌，“贰臣”受到清朝不公平的待遇，难免失望、失落。此时的王铎虽过着“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的日子，但王铎的书法创作开始退步，在清朝创作的如《书画虽遣怀文语轴》《赠静观长老二首行书轴》《杜子美赠陈补阀诗》等作品早已失去了明末大气磅礴的风格，结字趋于平缓中和，虽然依旧笔法精妙、变化多端，但终逊色于崇祯年间的作品。钱谦益也是如此。晚年的钱谦益经常提到“性情”“灵心”，并自称“广大风流教化主”，以自我麻醉来抵挡内心的痛苦。这一时期钱谦益的书法创作，字里行间既表现出纯朴古雅的气息，又展现出萧散自然的面貌，其晚年所书的《左手楷书条幅》，咏史况己，结字醇古典雅、纵横跌宕，以书法作为解脱，形成了“晚岁则跌宕”的书法风貌。作为“贰臣”，王铎在政治上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在《谢三弟诗》中他表露道：“子尚知狂性，非因绚禄留。大钧铸所坏，小智果难周。石脑求滋润，金龟积悔尤。潜愚怀旧咏，寤叹不能休。”在明朝“品逸而端，规言矩行”、秉承儒家传统思想的王铎入清后内心极其痛苦，直至临终前，他更是发出了“衰老余生，遭际坎坷，殊无快意事，无快意时，无相对快意之人物”（《诸同人尺牍·长兄觉斯家报》）的感慨。由于政治上的变节，王铎在清朝只能收敛自己，书法也变得中庸，写字成了他排遣寂寞、展示技巧的一种方式。赵翼曾评论：“君不见，同时众名流，声望出公右，书推王孟津，诗擅钱蒙叟。至今令人笑齿冷,断楮零缣付酱瓿。”同样身居高位的钱谦益，虽为“两朝领袖”，但只在清廷做了几个月的官，后更在花甲之年冒死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对于降清这一举动，钱谦益曾发出“甲申三月以后，誓断笔墨，士友过从，绝口不及文事。非敢享其敝帚，故自矜重，诚以少而失学，老多遗忘，墙高于基，名浮于实。庶几晚年刊落，重自忏悔，不知后世有和凝镂板之诮也”（《牧斋杂著》）的悔恨。归庄在《祭钱牧斋先生文》中说：“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谈笑从容，剖肠如雪，吐气成虹。感时追往，忽复泪下淋浪，发竖鬔松。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这段话比较公允地评价了钱谦益的降清举动。钱谦益自悔德行有亏，加之作为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弟子，钱谦益接受的是儒家传统的忠、孝、节、义思想，他更强调传统儒家思想对书法的影响。与王铎一样，钱谦益本没有资格谈论人品书品，然而他在谈论书法时候，却更推崇将人格学识融入书法。他见到颜真卿的真迹潸然泪下，认为其书品与人品一致。尹子求廉直好古，平生不吐一俗语，不作一俗事，不侣一俗客。所以在赏玩尹子求所临魏晋名人帖时，钱谦益便发出了“今观此帖，老苍瘦劲，光明雄骏之气，郁盘行墨间，良可宝也”（《尹子求临魏晋名人帖》）的感叹。尹子求的学问、品行都不同于常人，其书法也自然有着不俗的境地。颜真卿、尹子求等人书法中的刚毅正气，这正是钱谦益、王铎等“贰臣”所不可企及的。作为明末清初时变下“贰臣”书家的典型代表，钱谦益、王铎有着复杂而相似的人生经历，成为清政权文化钳制政策的牺牲品。二人将“黍离之悲”融入其书，晚年的书法往往有着悲愤郁结之情。像钱、王二人这样的“贰臣”书家书法创作的心路历程与当时明末清初的大背景和书家本人的内在精神息息相关，这自然可以将“贰臣”书家的人生阶段与书法创作状态相对接。王铎《杜子美赠陈补阀诗》清初遗民书家的人格形态与书风变异□胡湛明天启二年（1622年），主考官袁可立在新晋进士中发现了三位文书兼善的才俊，时年37岁的黄道周、30岁的王铎、28岁的倪元璐，他将这三位荐为后备官员翰林院观政庶吉士。黄道周由钟繇入手，综合诸家，长于小楷和行草。王铎宗承羲、献，醉心《圣教》《阁帖》，师法米芾，行草跌宕纵横。倪元璐综合右军、真卿、子瞻，奇崛恣肆。三人中黄道周最长，王铎评其书说：“平生折服，唯石斋（黄道周）一人，其余我让所。”黄道周评王铎书云：“行书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作，俱不由人。”（《书品论》）其评倪元璐书云：（近世行书）“扶蔡掩苏，望王逾羊，宜无如倪鸿宝者”，“同年中倪鸿宝笔法探古，遂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长，如剑客龙天，时成花女，要非时妆所貌，过数十年，亦王苏并宝当世，但恐鄙屑不为之耳”（《书秦华玉镌诸楷法后》）。他们三人接续徐渭、张瑞图浪漫个性书风，共同构筑了晚明张扬个性浪漫书法风潮。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打入北京，后又被多尔衮打败，明亡清立，朝代更迭，物是人非，士大夫的人生遭遇残酷的变异。倪元璐随崇祯帝自缢殉国，黄道周募聚兵将，奋力抗清，兵败被俘，因坚决不降而被杀。二人均以忠贞名节而名垂史册。王铎早期在农民起义军与明廷争战时即奔波于各地，期间“丧乱须臾险，妻孥灯火投”（《琅琊山池避寇夜行作》），遭遇父母病故和妻子卒亡。当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时，即前往复任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效力于南明。然当清军兵临城下时，福王逃之夭夭，王铎与钱谦益则率众官开城迎降，并接受清廷户部任职，成为失节之“贰臣”。明亡清立之际，明代原官员或遗民书家，除上述如倪元璐、黄道周壮烈殉国和王铎等投降又于清廷为官外，许多有气节之书画家，或在闹市或山林隐居，或干脆跳出三界外出家为道、为僧，成为明末清初书画的重要历史现象。人生状态的转变也影响着其书法艺术表现风格的变化。倪元璐在自缢殉国前不忘书法，于几上大书绝笔：“以死谢国，乃分内之事。死后勿葬，必暴我尸于外，聊表内心之哀痛。”黄道周抗清复明失败被俘后，不仅拒绝清廷劝降，还尝书联云：“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临刑前书：“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刑场上他撕裂衣服，咬破手指，书就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壮烈牺牲后，人们又在他的衣服中搜出“大明孤臣黄道周”大字遗书。黄道周成为继颜真卿之后又一位人品书品相统一的完美人格、高尚书格的书家。而王铎于明亡，特别是降清前后人格分裂，书法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降清前，其书多规矩古人，降清后则在其内心矛盾、焦灼、困惑状态下，多呈奔放不羁的喷发流泻。傅山称其书：“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王铎虽人品无法与黄、倪二人相比，但以纯艺术眼光看，王铎的笔墨技法应远高于前二人。而或许正是“崇佛身将老，为儒梦已虚”人生价值破碎的晚年，王铎专心于书法，而最终实现了其愿“好书数行”流传人间的梦想。钟嵘《诗品》尝评汉李陵诗云：“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然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遇苦辛，其文何能至此？”王铎的境况与李陵有些类似，若王铎不遇此人生遭际，其书何能至此？与王铎一样，顺应时变，屈膝降清并委身清廷为官而成为“贰臣”的书家还有钱谦益、孙承泽、吴伟业、周亮工、龚鼎孳、戴明等。不满清廷统治，又无力回天，以隐居闹市而拒绝为仕清廷，或出家为道、为僧者，有傅山、八大、陈洪绶、担当、髡残、许友、方以智、金堡、万寿祺、归庄、冒襄、祁豸佳等。傅山是明清之际的道家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他少王铎15岁，其早年师法赵孟頫、董其昌，提出“宁丑毋媚，宁拙毋巧，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论说，鲜明地表达了不无政治色彩的书法创作审美取向立场。傅山早年还学王铎及明末诸家等，明亡后则放旷疏宕，执笔奔走，唯觉痛快而已。出身明皇室之后，出家为僧，保持气节的书画家代表人物是朱耷。他19岁时明亡，遂出家为僧，后改信道教。其书法泯灭锋芒棱角，呈中锋凝练、空灵、简洁、明净之书，成为僧侣书法的代表风格之一种。宋曹，字彬臣，号射陵，又号耕海潜夫。著有《书法约言》，多种书迹传世。明崇祯时，他官至中书舍人，其位级从七品官。康熙元年（1662年）到八年间，两度诏举，均拒绝出仕。康熙二十二年，两江总督于成龙请他去南京编撰《江南通志》，宋参与了志书编辑，但坚不留名。石涛亦为朱明皇朝之后，然其在康熙南巡时，有数次跪迎行为，并积极和宫中官员联系，但均未得到重用。人们或许耻于其跪迎清帝之举，但他或许是为了效法赵孟頫，以前朝皇室身份，在政局稳定之后积极在新朝廷为士，以谋求其书画艺术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虽然他的这些努力都没有什么收获，但其书画水平确实获得了时代性提高。石涛和八大的书法比较起来，八大去古已远，个性十足；石涛则古法皆存，笔法锋芒尽显，气息茂密烂漫。其虽单独书作不多，题画诗文甚多，使他的书画艺术两相结合，在体现书卷气诸方面都取得了超越数百年的极高成就。陈洪绶善诗词，工书法，尤精于绘事。明亡后，出家为和尚，名悔迟，其不以书法名世，但其成就颇高，包世臣评其书法为“逸品上”；担当和尚俗姓唐，名泰，字大来，曾师董其昌、陈继儒，入清出家为僧，笔墨趋于荒率放纵；髡残俗姓刘，字介丘，号石溪，20岁出家为僧，曾参加抗清复明，后避难常德桃花源；许友，一名寀，又名友眉，字有介，书学米芾，融汇诸家，明亡后不仕；方以智，名弘智，字无可，安徽桐城人，明亡为僧，书法精于章草，融汇“二王”，晚年笔墨古朴萧疏；金堡，明末名将，明亡削发为僧，工诗文书法，兼有黄道周、八大意韵。无论是壮烈殉国，还是隐居闹市、山林，或出家为道、为僧，或是降清成为“贰臣”，明清朝代更迭的政治变迁成为清初书家的人生劫难，生活状态的残酷和精神上的压抑，造就出一个时代书家人生精神释放的独特书法风貌，精神含量、艺术境界与其后官方倡导的赵、董中庸书风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令人注目的强音符。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