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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年轻人的娱乐场所不上班不买房，这对日本年轻人在大理种地7年，生活过成了这样…

长河网 • 2019-01-23 00:28:02 • 文化 • 阅读 2
房租暴涨 消费降级 大城市对年轻人 似乎越来越不友好 而在云南大理 有一对日本夫妻 租来两亩八分地 种地、种菜、养鸡 绣花、做衣服、酿造食物 依靠手工劳动自给自足 还养育了3个孩子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7年 故事的主人公上
原标题：不上班不买房，这对日本年轻人在大理种地7年，生活过成了这样…房租暴涨消费降级大城市对年轻人似乎越来越不友好而在云南大理有一对日本夫妻租来两亩八分地种地、种菜、养鸡绣花、做衣服、酿造食物依靠手工劳动自给自足还养育了3个孩子这样的生活持续了7年故事的主人公上条辽太郎，来自日本千叶，“农民”，自由音乐人，80后旅者。18岁时，还在读大一的上条决定休学去旅行。他曾两次离开日本，到澳洲、印度和中国等地旅行。旅行中认识了妻子阿雅，两人结伴到大理生活。不喜欢和别人一样上条的老家千叶，是一个介于大都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城市，那里的大部分成年人每天清晨从千叶出发，乘坐40分钟地铁去东京上班，朝夕往返。他的爸爸在一家有名的内衣制造公司工作。爸爸年轻时特别爱玩，下班后总要去居酒屋消磨到很晚才回家，一副很疲惫的样子，对家里的事显得漫不经心。他的妈妈是一家英语教育机构的教员，还兼任一些照看老人的工作，帮他们做饭、洗澡、换尿布，非常辛劳。上条6岁时喜欢上足球，一直踢前锋的位置。14岁左右，他的足球天赋展露出来，被千叶市中学足球联队选中，代表城市踢青少年锦标赛。教练给了足球队里最耀眼的球衣——“10号”。优异的足球成绩让他成为市川中学的特招生，他在这所学校一直踢到十八岁。如果沿着这条路往下走，上条也会上一个好大学，进一家大公司，但他从小就不喜欢跟别人一样，不容易顺服什么人或规矩。他喜欢“像种子一样自然的感觉。”游荡在东京初中，上条的哥哥到了叛逆期，经常逃学去东京玩。这让上条很困惑——他周围的同学个个是乖孩子，和哥哥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常在他心里打架，他向往哥哥那样自由放浪的生活，或者干脆说学校里学不到他想要的东西。冬天到了，上条换了一头脏辫，招摇又叛逆。正好碰上冬季训练营开始，本应参加第一支球队训练的他，被安排到替补队的训练营——可能是这个发型让老师反感吧。上条讨厌这种惩罚。出于十五六岁年纪所有的傲慢和浮夸，跟老师说：我不踢了。他也开始攒钱去东京游荡，用逃离掩藏“去替补队”的挫败感。“我们国家的文化很奇特，融合力很强”，上条说，“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很传统的东西，但东京又是很前卫的地方。走在东京街头，一个很平常的小店门，拐进去，哇，一个太不一样的世界，很多‘地下文化’的东西。”在东京，上条遇到很多年长的人。他喜欢上电子乐，想成为一名DJ。有人给他指路：你应该去澳大利亚，那里有很多森林音乐派对。休学去旅行18岁时，上条考上日本成城大学的师范专业，但他清楚自己不是当老师的料。在成城大学上了一学期后，上条就申请了休学，之后又向学校申请边旅行边学习的特殊方式。上条拿到澳洲的WorkingHolidayVisa，带着父母给的三千块美金，出发去澳洲，用劳动交换免费住处和食物的方式在澳洲生活了一年。最开始，三个月就换一个地方，搭车去不同的目的地。后来，在一个农场里干了半年，买了辆汽车，没开多久车就坏了，又继续搭车旅行。一路上，参加很多派对，遇见很多人。一些途中认识的艺术家经常带他去免费的音乐节。在澳洲旅行一年后，上条回到日本，依旧是落拓的模样、不讲究穿着，和周围的氛围格格不入。走在东京的街上，多次被警察盘问、检查，不过他不再生气了。跨越国境的旅行让他懂得容忍不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也教会他平和地面对不同的社会规则。在大理当农民在泰国旅行时，上条认识了阿雅。2012年，两人来到大理，租了老百姓家的一个小偏房。朝南的房间很简陋，不过阳光还好。他们把房子打扫干净，把墙和院子擦干净，开心地住了下来。房子虽然简陋，不过院子很大，在这里上条开始种自己的第一块地。现在住的上银村的家，是他们在大理租住的第三个房子。上条从五位房东手上租下这个院子时，它已经荒置了很久，被杂草、蛛网和小动物的窝占据。屋梁和椽子乌糟糟的，完全辨不出木头本来的样子；屋顶上的瓦松了很多，屋里漏了很多雨，水渍斑驳，阴暗潮湿。他先从第一个房东那里租下西面的正屋，又向另一个租下北面的厢房。待房子陆续修缮完工，已是一年以后了。一天上午，东面空地上的三个女房东一齐出现了。一个房东朝空地上一指，说了个离谱的租价，作势不接受就把大门给封住。阿雅用日本女人特有的方式匍匐在地行礼，请求三位慢点儿动手。这个出于习惯的动作阵势太大了，房东们大约以为这就是下跪，集体吓蒙过去。房东们回去后，过了几天又传话过来，让了些租金。听说当时村里有些议论，房东的孩子们听到了，替上条一家说了好话。这事就算和缓下来。但租房子的问题大概会一直伴随这个漂泊不定的家庭。“佛系”种地上条先后向农户租了四、五块地，实践“自然农法”。在大理定居之前，上条从未种过自己的地，都是给大农场打工，挣旅行的钱。上条的自然农法种地，只在需要分割地床和挖水渠的时候用到锄头，他不翻耕土地，认为翻耕土地会打扰到地里的虫子和微生物、破坏土壤本身的生态平衡，“如果虫子活得不安稳，稻谷也长不安稳。”除去挖地床和挖水渠的时候，上条只用一把镰刀种地——在秧苗小的时候，适当做些除草的工作。用自然农法种地，净化土地和留种子是最基本的两个步骤。上条的两亩地，采用轮种的方式，冬季种小麦，待暮春小麦收割后，不犁田也不锄地，总之不进行任何形式的翻耕，只是把旱地里的田鼠洞堵住，灌满水就种稻了。不经过翻耕的水田硬梆梆的，怎么插秧？种稻的早上，过来帮忙的人站在田边议论纷纷。上条把事先准备好的十多根30厘米长的细竹竿递给来他们。这根竹竿既用来丈量插秧时前后左右的间距，又用来往泥土里开孔——用一点劲把竹竿戳向土里，大约10厘米左右深。再把稻秧塞进小孔，围拢土、摁紧，一株稻秧就栽好了。每粒种子都有性格五月种稻，临近八月稻田不再需要引水灌溉，地慢慢干了，上条把麦子的种子撒到稻田里，随意地撒，“如果有经验的话，撒得匀净一些，不过怎么撒都无所谓，每粒种子都有性格，能够长出来的就是强壮的。”一个月后，等到稻穗长成、收割时，收稻的人的脚步不经意地把麦种踩实，麦种和土地的联结得更紧，这时麦种已经零星地冒出小芽。待稻谷收完后，过几天再去地里踩一遍，让种子和土地的联结再结实一点。整个秋冬，就什么都不用再管了。在大理种地的七年，上条留了大约五十多个适宜在大理播种的蔬菜和粮食物种的种子。他说，农民最快乐的时候，应该是把好的果实收回来，留下种子那一刻，“对真正的农民来说，农业不是种了、收了、一次做完就没了的事，而是可以延续、循环，永远会有的。”我没有钱但感觉自己很富裕上条对自己的身份定义是“农民”。他在纸上写下“百姓”俩字，把便签纸推过来，用中文解释：“‘百姓’的意思是：农民不止会种田，还会盖房子、染布和酿酒。”“家里如果经常酿酒、做发酵的食物，空气中就有好的菌群存在，家里的空气和氛围就会好。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细菌生活，交往的空气里有我们各自的细菌，这是看不见的东西，很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做酒曲开始，上条试着自己在家里做味噌，最初一年做四十斤，够自家吃就好了。最近两年，身边喜欢味噌的人越来越多，上条就多做一些，做两百斤左右，和朋友交换精酿啤酒、萨拉米和奶酪。这种相互交换物资的生活，让他觉得自己是富裕的人，“在超市买这些好吃的得花很多钱，我不怎么有钱，可是还是感觉自己很富裕。”他说。做味噌、酿米酒、腌制咸菜一般在冬天进行，此时作物停止生长，田里的工作减少了。三个孩子的零食也在冬天制作，冬天年糕上市了，阿雅用它晒干后再煎制，“它们消失得太快了，所以每次要做好多。”阿雅说，类似的零食在日本的便利店很常见。过去的日本农村，每家每户自主制作味噌或米酒，拿到村口的小卖部卖，每一户制作出的滋味不同，一点点微小的差别却能给吃的人带来丰富的味觉体验。这是上条的祖母一代的记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小农户手工被规模化生产取代，乡村小卖部被超市、连锁点取代，便利的生活带走了很多生活趣味。“我的父母一代，已经不做手工食物了，什么都可以在超市里买到，他们是‘喝咖啡的一代’，吃西式食物，不过到我这一代，听说越来越多人又开始吃日本的传统食物。”回不去的故乡上条和阿雅有了第一个孩子时，也曾想过要不要回日本生活。但如果回日本，按照惯例他只能去一个公司上班，按步就班地生活。夫妻俩也曾为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担心，本地私立幼儿园的高额费用，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后来，镇上的公立幼儿园可以招收外籍孩子了，一个孩子每学期的费用大约是四千元，这是他们可以承受的。“孩子们长大了，也是和普通的人交往，上一个一般的幼儿园就很好。”阿雅说。不久前，上条和家人去洱海边玩，儿子和空忽然指着湖对岸起伏的山地问：“爸爸，那是日本吗？“上条说：“那不是日本，你忘了我们回日本要坐很长时间的飞机。”和空和弟弟还不知道区分日本人、中国人，还有爸爸的法国、墨西哥、俄罗斯朋友们，日本对他们来说，是爷爷奶奶在的地方。上条说：“我不会教他们怎么区分这些，究竟你是哪里的人、你的历史在哪里，是很自然的事。”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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