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房租每个交不起房租的北漂,都是这部电影的主演

作者 | 壹哥 这个夏末充满了揪心:北京房租暴涨,滴滴司机杀人。刚过完夏天,寒冬似乎就来了。 当住和行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算姑娘们可以靠挤地铁来保证安全,但永远不可能逃避租房。 有人说:“和无家可归的恐惧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可怕。”
原标题:每个交不起房租的北漂,都是这部电影的主演作者|壹哥这个夏末充满了揪心:北京房租暴涨,滴滴司机杀人。刚过完夏天,寒冬似乎就来了。当住和行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算姑娘们可以靠挤地铁来保证安全,但永远不可能逃避租房。有人说:“和无家可归的恐惧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可怕。”而就在2018年的7月,无家可归这四个字,却突然近在咫尺。据中国房地产行情网显示:2018年7月,北京房租同比上涨达到21.89%,环比涨幅为2.63%,北京房租以每平米92.33/元远远甩开其他一线城市。四环之内,已经不存在低于2000块的单间。北京正北,被称为“亚洲最大社区”的天通苑,东二区的两居去年租金还是每月4300元,现在是6000元,涨幅高达40%。北京东北角的望京地区,一套50多平米的老房子,中介给出的报价是每月8000元。而就在去年10月份,同小区同户型每月只需要5500元。让“涨房租”这件事更加沸沸扬扬的是“名人的无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著名学者黄万盛在北京19000元月租的房子到期后,房东直接要求上涨5000元。稍一犹豫,这个价格就变成了28000元。黄万盛壹哥的朋友原本在管庄住着一套60平米的两室,去年签合同的时候是4700多元。就在一周前她紧急搬家,用几乎同样的价格抢到了比管庄远4站地铁的房子。每次下班回家,她的手机都会收到河北移动发来的问候。其实这些每月能掏出四五千块钱租房子的人,还都是我们印象中的“中产”,他们咬咬牙牺牲点生活质量,还不至于流落街头。那些收入再低一层的人呢?那个朋友去年生活过的管庄,拥有7平米空间的代价是2200元。另一个朋友的妹妹,今年刚刚毕业,在三环附近的劲松和同学合租了一间2800元的小次卧,两个人合睡一张床,下床到门口,要侧着身子走。她晚上不爱回家,最喜欢的事是去长安街上溜达:“长安街真宽啊,随便转个身,划拉出来的地方就比我家大。”夜里长安街的空旷是让蜗居的小姑娘最流连的与此同时,因去年大红门火灾事件引起的“清理城中村、集体土地公寓,拆除违建,整治群租”行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警察在整治群租行动中突击检查壹哥所在小区的电梯门上贴着告示:本楼内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米。这些事情对应的,是在北京月收入5000或者更低水平的那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流落街头也许就是明天一觉醒来的事情。北京,北京——所有关于北京美好浪漫的印象,都在这个夏天被蒙上了一层雾霾。不知怎么的,看着这些新闻的时候,壹哥脑子里突然浮现出这样一张图:这里是香港深水涉,香港曾经最早繁华起来,如今却衰败得最快的地区。因为年老破旧,它也成了香港低收入人群的聚居地。北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香港人早就见惯不怪了。多年的地少人多,香港房价高早就已经是世界共闻。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老早就彻底断绝了买房的念头:写着“急让,一劈再劈”标语的房子标价是4300万港币(合人民币3730万元)而就算是蜷缩在深水涉的老房子里,很多人依然无法负担得起一间最起码的屋子:香港有固定收入的底层家庭,住的一般是“劏房”——一种集厨房、卫生间和卧室于一体的小屋。面积小于8平米,月租金在3000-4000港币不等。很多香港电影都曾表现过这种底层生活。《一念无明》里,跑运输的爸爸(曾志伟饰)和患有躁郁症的儿子(余文乐饰)住的就是这种劏房,爷俩睡上下铺。电影里爸爸刚把儿子领进屋的时候,看着儿子犹犹豫豫的神情,曾志伟热情地比划了一下房间的大小:“看,两步”,然后尴尬地笑了。曾志伟在拍完《一念无明》之后曾经对媒体说过:“(住在劏房里),怎样豁达的人都会慢慢受不了。”让春夏夺得最年轻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的《踏血寻梅》里,佳梅一家住的也是这种房子,而属于佳梅自己的空间就是一张床而已。把她杀了的凶手,在居住环境上和她相差无几。两个人做爱的时候,佳梅说:“我很想死。”凶手一瞬间就明白了她的意思。比劏房再往下,房间已经不能在横向上进行分割,只能去纵向上找空间。于是“棺材房”出现了。来自摄影师BennyLam香港摄影师BennyLam曾经体验过香港所谓的棺材房。这种房间其实就不是房间,而是一个个被三合板分割开的“盒子”,每个盒子大概有1.5平方米大小,人在里面站不直,只能躺着。Benny这样描述居住感受:“我还没死,周围就已经立起了四块棺材板。”就像这样的“盒子”,一个月的租金大概是1500-2000港币。再往下,当你连棺材都负担不起的时候,一个“最低选择”出现了:笼屋。没错,笼子。人,像狗一样,住在笼子里。联合国曾经斥责香港政府:住笼屋,是对人类尊严的极端践踏。但真正住着笼屋的人对这种话是不屑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笼子就是家。曾经有一部香港电影讲的就是这些住在笼子里的人的生活:它曾经获得1993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三项大奖,同时提名了当年台湾金马奖、东京电影节、上海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25年过去,它依然被誉为“香港最好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被很多人列作香港影史十佳首位。它的名字,叫做《笼民》。《笼民》的故事很简单:一群住在笼子里的老弱病残,面对开发商收楼和政府的整治,虽然百般努力坚守家园,最终还是被清理出了笼屋。作为导演张之亮的早期作品,《笼屋》不仅大咖云集(黄家驹、泰迪·罗宾、廖启智、刘以达、邱礼涛等等都有出演),而且讲故事的手段极其扎实,拍摄手法又极其先锋,一点都看不出年轻导演的痕迹。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对“住在笼子里”这件事深入骨髓的认识。《笼民》里的老演员李名炀这部电影壹哥第一次看是在很小的时候。那时还在上学,没体会过蜗居的感受,只觉得那些人整天吵吵闹闹的,好热闹。大学毕业,我住一间6平米的小屋,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书桌都是放在床上的。那时候再看《笼民》,看那些全部家当都挂在铁笼的网眼上的人,满眼里只有辛酸。1992年,这是黄家驹最后一次在银幕上出现直到前两天第三遍再看,我才终于看出了张之亮导演当年的哲思之深。线索就来自于那个始终念念有词的“道长”(刘洵饰):道长(右一)住在笼屋的人像是闹哄哄的一家人,而道长是这里面最超然物外的一个。他总是施施然飘来飘去,说些笼民们听不懂的话。其实,他就是编剧张之亮自己。比如年轻人毛仔(黄家驹饰)刚刚搬进笼屋时不适应,道长过来说:“住一住就习惯了,住久了,你就看不到笼子了。正所谓,不是你住在笼子里,而是那些看你的人,他们住在笼子里。”住在笼屋在外人看来是件很惨的事,在他们自己看来却无所谓。其实“惨”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接受,成为生活常态了而已。当我们拿着奇怪的眼神看着笼子里的人时,他们看我们,也很奇怪?一句话,笼民的心态就跃然纸上。还有这句话:“不同意识的人一定有不同的价值观,去判断所谓生存空间的具体意义。”说这话的时候,恰逢笼屋的一个老住户回来看望大家。他现在露宿街头,却活得逍遥自在,而且一直在跟人家强调“露宿者”和“乞丐”的区别:“都是露宿,像我这样有说有笑的,叫露宿者,那些整天愁眉苦脸的,是乞丐。我们不一样。”看到了吗,就算是露宿者也有属于自己的一整套价值观。道长的话通俗点翻译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一种生存空间到底该怎么去评价,是因人而异的。你看和我看,结果完全不一样。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事,片子里处处都有:身居高位的议员就算住在笼子里三天,他也不会懂得笼民真实的想法。同样,笼民也不懂得他。周议员(陈国新饰)来到笼屋“体验生活”这种价值观的差别,也是政府决定拆除笼屋的根本原因:你们看来是家的地方,在我看来就是城市毒瘤、老鼠窝。所以,非拆不可。想想帝都的群租整治,眼熟吗?在笼民们为到底是拿了补偿走人还是坚守阵地而吵做一团的时候,道长说:“这个人世间,用感性生活的人,其生活是悲剧。用理性生活的人,其生活是喜剧。”这句话有点深,但是细细想来,《笼民》的精髓不过于此。虽然拍的是底层人民的生活,但张之亮并没有用高高在上、悲天悯人的视角来故意“卖惨”,而是真的深入其中,把他们当做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来拍。对应道长的这句话,其实所谓理性,正是用平等的视角来拍他们。而所谓感性,也许就是刚大学毕业时的壹哥看片时的感受吧:他们好惨,我也好惨。“惨”是一种主观感受。理性的世界里,没有哭惨的时间,只有活下去的向往。所以,硬要归类的话,《笼民》应当属于喜剧——一出巴尔扎克式的人间喜剧。上面这种热热闹闹的场面,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最有趣的是快结尾处,99岁的老爷子突然唱起了英文歌,毛仔惊讶道:“老爷子年轻的时候一定读过很多书。”旁边人道:“傻孩子,他是在教会领救济的时候学的这首歌啊!”毛仔只会用自己的经验来想象笼民的人生,因为他不是笼民。道长在一旁补充道:“人的智慧,是由经验积累产生的。”换句话说,你所以为是对的东西,只是因为你的经验告诉你那是对的。看完全片,我不得不佩服这句话:如此简单,却又如此正确。整部片子最“表现主义”的镜头出现在片尾:笼民们被政府强制驱逐,那些就是不出笼子的,被连人带笼子一起抬了出来。而下一个镜头,则是动物园里的猩猩:笼民,就和动物园里的猩猩一样——这也许正是没有住在笼子里的人对他们的想象吧,基于这种想象,笼民被像动物一样对待。对于高层人士来说,笼民不是人。但《笼民》终其全片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笼民也是人,只不过是我们不了解,和我们不同的人而已。他们有权作出选择,有权活下去。”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所有人不都是笼民吗?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的一隅,住200平米的大房子也好,住20平米的卧室也好,住2平米的棺材也好,我们都只是一个群体的部分而已——别人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别人。但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就是需要这些不同群体良性共存,生态平衡啊!反过来,不管是用高房租逼走年轻白领,还是用整治群租来清理所谓“XX人口”,都是一种直接抹杀一个群体的粗暴思维。做出这种决定和助推这种现象的人,目的只有一个:让一座城市只留下一个群体。然后美其名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试问,当一座森林里只剩下食肉动物的时候,它还是森林吗?当所有抱着北漂梦,有动力闯出一番事业的人被高房租挡在北京之外的时候,北京还是北京吗?北京折叠只存在于科幻小说里,现实世界中,北京折叠的那天就是它的末日。这才是《笼民》之所以历经25年依然是香港最好的现实主义电影的原因:它没有像《一念无明》或者《踏血寻梅》一样带有对底层人士的主观判断,电影里的每个人都“不惨”,他们都只是活生生的、值得尊重的人而已——这,就是现实。这部电影,希望每个能够左右北京房租的决策者都看一看。因为你们手里,握着这个城市的未来。★如何星标我们: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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