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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心态文学评论（四）|创作心态：从散居游离到文化交织——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

长河网 • 2019-01-23 16:25:18 • 文化 • 阅读 3
评论（四）| 创作心态： 从散居游离到文化交织 第一篇名为《“中国”题材：从“异域”到“历史”的书写》 完整版标题：“异域”与“历史”书写：讲述“中国”的方法 ——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 作者介绍：曹霞，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原标题：文学评论（四）|创作心态：从散居游离到文化交织——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评论（四）|创作心态：从散居游离到文化交织第一篇名为《“中国”题材：从“异域”到“历史”的书写》完整版标题：“异域”与“历史”书写：讲述“中国”的方法——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作者介绍：曹霞，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当代作家作品研究。提要从全球化的发展状况来看，人们由于历史、家庭、工作等原因，离开故国而移居异国，已成为较为普遍的地缘现象。在与祖国（缺失的归属）和客居国（现有的归属）之间的关系上，移居者处于未完全断裂、也未完全融合的状态，形成了具有新属性的无根群体即“散居族裔”，他们在族群集体意识上表现出这样一些特征：他们相信自己没有、或者也无法真正地被客居地接受，因此有些疏离和隔阂感；他们保持着集体记忆、想象，或是关于最初家园的神话（地理位置、历史、成就）等；他们不断地从个人的、或是代替别人的立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及祖国，而这种联系也从很大程度上稳固了他们的族裔意识和种族团结。28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文学中，这些特征得到了充分体现。苏炜的《远行人》、严力的《纽约不是天堂》、张翎的《望月》等讲述了留学生、华人移民在与西方初次碰撞后产生的文化“休克”与精神震撼。西方丰裕的物质、发达的现代文明、闲逸雅致的生活都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追逐“美国梦”的行列。但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与挤压下，在经历种种错位和不适之后，他们又重新返向“中国”，表现出对文化之根的眷恋和浓重的原乡情结。阿里夫·德里克认为这是一种“新的diaspora”（diaspora意为移民社群、离散、流散——笔者注），即“游离于母国散居在外（尤其是第一世界）的人，他们的自我定位在遥远的故乡，但他们的他者却近在咫尺”29。在“异域”书写中，严歌苓一方面写出了华人移民不得不屈从于客居国的强势文化和观念的心态；另一方面，她用想象、寓言和隐喻不断地重述祖国的传统和历史，加以修辞、仪式、神话传说、文化意象的巩固，希冀在外族之地建构起具有归宿感和凝聚力的“家园”。《栗色头发》中的古诗、《风筝歌》中的“风筝”、《方月亮》中的“月亮”，都是在性别/种族/语言/文化等多重边界上摇摆不定的比喻与象征。这种边界的模糊化即霍米·巴巴所说的“混杂”（“杂交”），自我在与他者的互相确定中成为分裂的“情感矛盾和话语惊扰的主体”30。“混杂”既可以理解为身份与话语的再生，也可以理解为无所归属的失地感和漂泊感，在严歌苓的“异域”书写中主要体现为后者：移居者固然难以达到与异域他者相商榷、交流、融合的境地，但怀想“中国”也并非渴望重返故土，而只是再造一个情感共同体，以抵御异域生存现实的冷酷。实际上，八九十年代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与早年的劳工、开洗衣店和餐馆的华人在身份、学识、职业和社会地位上不同，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专业精英、技术中坚，有的在出国前就对西方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是因为他们被‘抛到’海外因而发生‘适应’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已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至少是以为能够较容易‘适应’）于西方作为一种‘理想生活’的文化吸引，才发生出国问题”31，查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从题目到主人公伍珍的人生选择都传达出对西方的强烈向往。即便如此，当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真正开始生活时，他们遭遇的是前所未有的“断崖”般的重创。出于生存层面的考虑，他们努力融入异域社会并寻求认同。在严歌苓的“异域”书写中，有一部分作品重复着以下模式：华族“边缘人”向着客居国的“边缘人”寻求心灵和情感的契合。在《初夏的卡通》《学校中的故事》《女房东》《抢劫犯查理和我》《茉莉的最后一日》中，贫穷困顿的华人移民与美国人产生了生存、情感和精神上的联系，这些美国人都是被主流社会排斥、抛弃的边缘人和多余人：精神病患者、同性恋者、癌症晚期患者、抢劫犯、“活腻了”的老女人。华人移民在他们那里感受到久远的心灵呼应、共振或需求，抢劫者查理那“不黑不白的肤色”本身就是两种疆界交叠或者说中间地带的象征，但这些联系最后都中断了。最极端的是《失眠人的艳遇》，女主人公在深夜看到远处楼群亮着的灯时，感到同为失眠人的亲切连结。她根据楼群的方位苦苦寻找，最后得知那个西方男人跳楼自杀了。寻求成了一个空无，一个断绝。这一系列“寻找”构成了一个象征，指征着散居族裔在客居国融入而不得、求同而无果的隔膜状态。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版图中的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动，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全球的推广也纠正和改善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种种变化促使新移民作家对中国与西方、自我与他者、边缘与主流等二元关系进行重估和认知的调整。严歌苓说，“游牧民族”的状态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改观了人们对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注”32，重返中国和中国历史也不再是“弱国”在“强国”压迫下的回避性策略，而成为自我意识与国族意识的骄傲再现。在严歌苓的创作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非母语写作。2006年，她用英文完成了长篇小说《赴宴者》（TheBanquetBug，又名《宴会虫子》）。小说以“记者”董丹的赴宴经历和饕餮场景勾勒出当代中国的“浮世绘”，获得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这部小说的价值在于它标示的转折性，它是严歌苓一直朝向异域文化努力融合的结果，实现了她“最后一部分的‘美国梦’”33以及对语言隔阂的超越；第二是严歌苓的“历史”书写在深度与广度上均呈现出新的格局，体现出成熟自信、丰富多元、具有包容性的心态。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为严歌苓举行的入校仪式和学术研讨会以“跨越文化的思考与超越性别的书写”为主题，就准确地提取出了她的“大情怀”和“大气象”（陈晓明语）的精神气质。对于严歌苓来说，书写和思考还在继续。关于现在如何讲述“中国”的问题，她给出了新的解答。这个答案在她那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缓慢地隐埋生长于她的书写和思考之中。她曾经在谈到“主流与边缘”的问题时，表示对所谓的“边缘”书写并不认同，她认为这与地域没有关系，“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生发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34。如今，在对于国别、族裔、文化等问题的认知上，她明确主张去边界化，这不是要中国顺从驯服于西方，而是突破自我设限的樊篱，融此于彼，化彼为此。这种从容自信来自于她对中国强大的文化传统与国族伦理的理解。她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华族这样在异域数百年来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凭借于此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筑起“无形国土”，建构起“祖国的城邦”35。与地理意义上的国土相比，这是亘古不变而无人可以褫夺的永恒疆界。“超越本土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民族，而是意味着不把地方属性看作包罗一切，因而不急于把自己限定在自己的范围内”36。这种不分国域而建构“中国”的主张在张翎那里也有所体现。在谈到“祖国”“故乡”概念时，她并不拘于“中国”“温州”，而是将之扩展至世界上其他地方，加州、多伦多、加拿大等37，因此她的作品被称为“跨越边界”的文学，即“原乡和异乡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两者“融合在一起”38。陈霆在《漂流北美》中塑造的“世界公民”杨帆的形象也展现了对边界的突破。杨帆独自驾车在美国游荡，认为自己既属于中国人，又不属于中国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张扬出开放平等的心态。事实上，在更年轻一代的新移民作家张惠雯、郁秀、山飒等人那里，对“无形国土”的建构来得更加天然。对于有着良好语言基础和专业技能的他们来说，移居海外只是生活环境的位移，不会对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产生大波动。倘若将他们的小说背景换作国内类似的环境，其叙事内涵不会流失太多。说到底，“在深一层的人性上”，“我从未觉得西方人和我们有多少区别”39。因此，他们可以将“祖国的城邦”建立在任何一个地方，和新世纪以来的严歌苓、张翎一样做到了“此心安处亦吾乡”（苏轼诗）。从“异域”书写到“历史”书写，严歌苓为海外华人写作提供了范本：作家不要局限于近在咫尺的生活，文化的根、历史的根、传统的根，都可以成为历久弥新的叙事与美学源泉。从世界状况来看，纳博科夫、康拉德、昆德拉、奈保尔、库切、布罗茨基等人都有过移民经历。因为“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共通的襟怀”40，他们对祖国的书写比本土作家更有优势，他们将俄罗斯、印度、南非、捷克的经验延展成了全世界的经验。通过重返故国而抵达他者、抵达世界，同时借他者的视角返观自身，以展开对母国历史、文化、传统深层次的思考，这种“自我/他者”相互观看与并置的双重焦点在当今世界越来越重要，运用这种视点，既能向西方展现中国的“风景”、中国的文化镜像，也能促进全球性有效的交流与沟通。人类学家迈克尔·M．J．费希尔将这种来自不同舞台的“文化之线”相互交织的情状喻为“文化织锦”，认为这“给了族群归属凤凰再生般的能力，使之重新焕发生机，激发灵感”41。这种“交织感”（texturedsense）正是严歌苓文本独特的质地，它与其创作的变化潜因与发展脉络一道，不仅为新移民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大陆作家书写“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贡献了丰富独特的叙事探索。-end-本文第四篇:创作心态：从散居游离到文化交织注释与参考文献：28、苏德什·米什拉：《散居族裔批评》，[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编著：《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第2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9、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陈燕谷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471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30、赵稀方：《霍米·巴巴及其批评》，《上海文化》2006年3期。31、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第2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32、严歌苓、葛亮：《他国的故邦——严歌苓专访》，葛亮：《此心安处亦吾乡：严歌苓的移民小说文化版图》，第251页，第244页，第248页，三联书店（香港）2014年版。33、严歌苓：《：社会的荒诞西洋镜》，《齐鲁周刊》2015年23期。34、严歌苓：《主流与边缘——写在长篇小说获奖之后》，《波希米亚楼》，第27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35、严歌苓、葛亮：《他国的故邦——严歌苓专访》，葛亮：《此心安处亦吾乡：严歌苓的移民小说文化版图》，第251页，第244页，第248页，三联书店（香港）2014年版。36、[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第327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37、南航：《十年积累的喷发——张翎访谈录》，《文化交流》2007年4期。38、饶芃子、蒲若茜：《新移民文学的崭新突破——评华人作家张翎“跨越边界”的小说创作》，《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期。39、张惠雯2016年1月27日致笔者信。40、严歌苓：《主流与边缘——写在长篇小说获奖之后》，《波希米亚楼》，第27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41、迈克尔·M．J．费希尔：《族群与关于记忆的后现代艺术》，[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第281页至282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您对以上评论有何看法，欢迎留言。或在微信平台发送关键字：曹霞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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