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6000年中国汾酒史的奠基人┃汾酒百贤090：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界令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大师，是中国当代考古学的奠基人苏秉琦先生和他的两位高足：原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严文明先生。张忠培先生2017年7月5日，张忠培先生走了，享年83岁。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所以自古以来，这两个岁数就成为中国文人的两个坎儿。张先生是大文化人，到底也没有迈过第二个坎儿，在84虚岁的这一年，跟着亚圣走了。说张忠培先生是我的恩师，实在有些离谱。张先生是考古学大师，我是一名普通的汾酒人，做过酒，卖过酒，业余琢磨点酒文化、酒历史，既没有见过张先生，也不是学考古的。但是，如果说我在酒史探索方面还有一点小见解的话，却得益于张忠培先生。除了几千年来大量的酒诗文，历代典籍中关于酒历史、酒酿造的内容凤毛麟角。如果沿袭以往把酒诗文当作酒文化的做法，酒史研究很难进行下去。张忠培先生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典籍与考古学紧密结合，酒史、酒文化的研究就豁然开朗起来。因此，十几年来，我拜读了先生的许多学术论文，追随着先生的思想，并由先生上溯到苏秉琦先生、夏鼐先生、安特生先生，旁及严文明先生，逐步形成了一些粗线条的史前史脉络，为酒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思考模式。当代著名管理学家陈春花教授在为世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代表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文版的序言中写道：“德鲁克先生之于我，之于管理者，就像是指引乱局与迷相中的灯塔，他让我们明了管理者生命价值的意义，他给管理者在苍茫中点燃了一盏引路灯。”张忠培先生，就是我“指引乱局与迷相中的灯塔”。我与张忠培先生考古学的结缘，是从杏花村遗址开始的。杏花村遗址6000年杏花村遗址1989年第5期《文物》杂志发表了题为《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署名晋中考古队、陈冰白、卜工、许伟执笔的一篇文章（三位作者都是张忠培先生的学生）。但惭愧的很，这篇文章在发表十多年后才进入我的视野。当时看到这篇文章的感觉，至今记忆尤新。那是一种剧烈而长久的心灵震撼，在杏花村的地下竟然埋藏着另一个3000年！汾酒博物馆藏着一个3000年，加上地下的3000年，汾酒史长达6000年，而我对前一个3000年一无所知！山西杏花村遗址挖掘现场山西杏花村遗址是1982年7月到11月发掘的，策划并领导杏花村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有三位：黄景略先生，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忠培先生；王克林先生，曾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其中以张忠培先生为主导。关于这段往事，张忠培先生在《回忆在山西的考古往事——汾水之谊情定晋中》一文中写道：“1979年，为贯彻导师苏秉琦的意见，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合作，在张家口建立了科研与教学基地，以探索冀西北长城地带先秦考古学文化和培养学生田野考古能力，经过在蔚县一年来的工作，我们感到这个地方的文化跟山西有联系，就计划将工作扩展到张家口西南的晋中盆地；同时，也为了解决国家文物局和吉林大学合办的进修班的实习问题，我们就决定在山西建立一个教学与科研基地。”这个教学与科研基地，就是晋中，包括杏花村遗址。杏花村遗址位于现在汾酒集团所在的杏花村镇东堡村以东，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地势北高南低。《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中写道：“根据获得的层位关系及对其内涵的分析，杏花村遗址的堆积形成经历了八个阶段。”其中，第一段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大约为6000年前）；第二段、第三段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大约为5000年前）；第四段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大约为4500年前）；第五段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大约为3900年前）；第六段属于夏代文化早中期；第七段属于商代；第八段属于晚商时期，个别或属于商周之际（大约在3000年前）。杏花村遗址的上述这八个阶段，起始于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结束于3000年前的商周之际，连绵不断达3000年之久。小口尖底瓮在杏花村遗址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期的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酿酒器——小口尖底瓮，高33厘米。命名“杏花文化”1998年，《晋中考古》一书出版，结语部分由张忠培先生执笔。2004年第7期《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了张忠培先生题为《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鋬手陶鬲》的学术论文。什么是鬲？鬲（音：礼），是我国古代特有的炊器。鬲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上部为口径方形或圆形的容器（有的上有双鋬），下部为三个中空的足。鬲最早出现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那时的鬲是陶器，是人们的主要生活用具。当我国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用具，而且演变成为礼器和神器，成为重要的文化载体。鬲在历史的长河中存在了二三千年的时间，在它消亡以后，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还是巨大而深远的。鬲被称为中国远古文明的活化石，是传承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被誉为“仰韶文化之父”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早在上个世界20年代，就封“鬲”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以鬲的形态和功能为母体，还衍生了许多炊具，如灶、甑、甗、釜等。陶食具是中国食具发展史上真正意义的祖先，陶鬲又是我们祖先最先广泛使用的陶食具，从这个意义上说，陶鬲也是中国食具的鼻祖。杏花村遗址所代表的文化，是中华鬲文化最早、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张忠培先生的《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鋬手陶鬲》、《晋中考古·结语》等文章，对中国汾酒史做出了卓越贡献。一、杏花文化，是中华鬲文化最早、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考古学界对于命名一种独立的文化，是非常慎重而严格的。对同时并存的各种考古学文化，考古学家要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来搞清它们的分布范围。这些范围同自然地理的区划并不完全一致。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分布范围也会有所不同，文化因素也不断发生变化。当一种文化发展成为显然不大相同的另一类型时，可称为同一文化的一个新阶段（或时期）；如果发生了质的改变，则应视为另一文化。但这需要有充分的资料，作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才能确定和命名。杏花文化由中国考古学的泰斗级人物来命名，说明6000年中国汾酒史在大约45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是独具特色的一种独立文化。张先生在该文中写到：“侧装双鋬手陶鬲是龙山时代分布于太行山脉两侧的杏花文化最具特征的标识性器物。”“这种陶鬲的谱系研究表明，杏花文化是一自具特征、演变清晰、源流有自，并对其周边地区产生了重要文化影响和起了重要作用的考古学文化。”二、杏花文化，是山西从龙山文化一直到商文化的古文化标尺张忠培先生回忆到：“我们通过绵延约四千年的诸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认识到同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延续的持久性。比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伊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的源头是什么考古学文化，但是在山西，我们通过研究知道，西阴文化是怎么转化为龙山时期的杏花文化，杏花文化怎么转化为夏时期的遗存，夏时期的遗存又怎么转化为商时期的遗存。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包括黄河中上游除汾河流域以外的所有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西拉木伦河及燕山南北地区的同一文化谱系的考古学文化能有这么长时期的持续性的发展，因此，同一文化谱系的更替的诸考古学文化持续性发展便是汾河流域考古学文化演变的一个特点。这也是汾河流域历史的一个特点。”三、杏花村是“甑桶”的发源地现在的“甑”、“甑桶”，上溯到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叫“甗（音：演）”。甗是中国古代的蒸食用具，可分为两部分，下半部是鬲，用于煮水，上半部是甑，两者之间有镂空的箅，用来放置食物，可通蒸汽。张忠培先生认为，“以双鋬鬲、甗、瓮及尊为主要成分，是杏花文化区别于其他同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几个主要特征。”其中的甗，“是杏花村先民先将本地传统的双鋬釜灶改制成双鋬斝（音：贾），又将那种带横隔的釜灶改制成甗。这样，它就同后岗二期文化一起，成了甗的一个发源地。是否在甗腰另行制作出用于承托的横隔，是这两种文化陶甗的一个显著区别。”四、龙山文化时期，是杏花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输出张忠培先生写到：“杏花文化以汾河为中心，广布于黄土高原的东半部”。“如果以双鋬鬲在遗存中占着显著位置为标准划分考古学遗存的话，则可见到杏花文化这类遗存的分布情况是：西起陕晋境内的黄河西岸汇入黄河的诸支流，北达阴山脚下，南至侯马、河津一带，东北伸入洋河及桑干河，占据了整个冀西北。据目前的资料，北京的昌平是这一遗存分布于东方的终点。”因此，张忠培先生断言，杏花文化，是龙山文化时期一支强势的考古学文化。山西杏花村遗址发掘30周年纪念大会2012年11月28日，被誉为“汾酒中国酒魂三大文化战役”之一的“山西杏花村遗址发掘30周年纪念大会”，在山西太原迎泽宾馆隆重召开。汾酒集团邀请了杏花村遗址发掘的各位功臣表示感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宋建忠；杏花村考古遗址发掘领队、考古专家许伟；杏花村遗址考古发掘执行领队、武汉大学考古系教授陈冰白；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杏花村遗址考古发掘执行领队卜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发掘队员代表梁中合；考古专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建文；考古专家、吉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赵宾福；考古专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李伊萍；考古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延平；杏花村遗址考古发掘策划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仰松；著名品牌专家，经济日报前总编辑艾丰等一大批考古学界大咖、文化名人参加了纪念大会。纪念大会由原汾酒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阚秉华主持。张忠培先生在纪念大会上，对汾酒文化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给汾酒集团提出了三条殷殷寄语。他说：“今天我来到这里感到特别高兴，为什么高兴？三十年后的今天汾酒集团要来开这么一个杏花村发掘三十年的纪念会，这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我们的经济在发展，文化是什么？文化有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精神文化。那么精神文化和遗址文化有什么联系？这体现了一个文化的底蕴。我们这个地方是有文化底蕴的，有一个几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化在这里。文化无所不在，在于我们有没有心去发展它，所以我在这一点上感到特别高兴，现在看来考古的发掘，为汾酒厂提供了一个东西，那就是文化底蕴。所以我昨天记得秋喜同志说了一句话，说搭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什么？文化底蕴。汾酒集团，还可以在这个文化底蕴上深入研究，还要扩大战略。要做好这些，就要做好文化，这是我第二个建议，要做好保护。第三，我建议在一定的时期内，再开一次围绕杏花村遗址的会议，这样的话把整个戏演好，把文化底蕴团结起来。”杏花村考古遗址发掘领队、考古专家许伟杏花村考古遗址发掘领队、考古专家许伟在纪念大会上深情地说：“今天应邀参加汾酒集团和山西考古所举办的杏花村遗址发掘30周年的纪念活动，非常难得也特别高兴。说到此时此刻的心情，一是感动，二是敬佩。感动的是东道主不忘旧情，再续友情，是对我们30年前考古工作的极大尊敬。特别请来当年带领我们的主帅，我们德高望重的恩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团圆的机会，让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人感动。敬佩的是汾酒集团高度重视自己的企业文化建设，把著名的汾酒品牌和优秀的文化沃土与考古发现联系在一起。看得见、摸得着，赋予了汾酒品牌更加厚重的历史底蕴。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令人敬佩。我想一个著名企业的领导班子为一项考古发掘举办纪念活动，在国外我不知道有没有，但在国内可能是第一次，说明我们之间真的存在着很深的缘份，而连接这种缘份的正是文化的纽带和文化的魅力。”李伊萍教授李伊萍教授在纪念大会上指出：“我觉得这个杏花村遗址构筑了上个世纪80年代考古学研究的高度，这个高度至今没有被超越。”朱延平研究员朱延平研究员指出：杏花村遗址是罕见的几个连续性的遗址之一。我们知道在晋中地区的灵石遗址，出土了很多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上面有一种铭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实际上是对杏花文化的一个写实，就是禀明真正的来源是来自杏花文化。所以如果进一步解读这批青铜器的主人，应该就是杏花文化的后裔，应该是从晋中盆地的仰韶中期开始，一段一段这么环环相扣，一直到晚商时期的遗存，它是源远流长的，在整个北方地区是很罕见的。李仰松教授李仰松教授在纪念大会上指出：“可以说明仰韶文化时期的杏花村先民就已掌握了谷物酿酒的技能，毫无疑问杏花村是我国谷物酿酒的发源地之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宋建忠所长感慨地说：“我们要感谢汾酒集团，感谢他们30年后的今天，重新开启了杏花村遗址考古的大门，发起并组织了这次纪念大会，这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的有文化的企业对于文化的深度关注和关爱，是对探讨和挖掘中华文化的有力出击，也是企业和考古界首次联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曾经在汾阳发掘了一处墓地，我们还主动和汾酒集团想要组织一次公益性活动，当时汾酒正是领导换届，没有成功。现在汾酒领导层和我们联合做这次纪念会议，真的是理念在变，做法也在变。”汾酒集团李秋喜董事长在纪念大会上指出：“这次杏花村遗址发掘三十周年纪念大会的隆重召开，对于揭示中国酿酒在世界酒史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中国酿酒技术的发展演变将为国人提供一条更加清晰的认识脉络；对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浓厚民族特色的中国黄酒和中国白酒在与洋酒的博弈过程中，将进一步激发国人的自豪和骄傲；对于汾酒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坚持诚信企业做诚信宣传，诚信经营促社会和谐，努力把汾酒打造成世界第一文化名酒，也将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谢谢您及时赶到1982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大干快上，杏花村也不例外。在杏花村遗址发掘前夕，当地农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在遗址取土烧砖。如果不是晋中考古队及时赶到，如果不是张忠培先生果断决定发掘杏花村遗址，一个连绵不断3000年的罕见古文化遗址，早已化为灰烬了。1982年抢救性发掘，1989年发表发掘报告，1998年出版《晋中考古》，2004年命名“杏花文化”，2012年召开“杏花村遗址发掘30周年纪念大会”。张忠培先生与杏花村遗址相伴了30多年，抢救并奠基了6000年中国汾酒史。先生是山西杏花村汾酒的功臣，是中国酒业乃至世界酒业的功臣！再开一次杏花村遗址的会议，是张忠培先生的遗愿。杏花村遗址的文化内涵，还有许多内容有待研究。考古专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建文在纪念大会上就提出，杏花村遗址的商代遗存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独特，应当与“杏花文化”相区别，独立命名为“杏花村文化”。我相信，关于杏花村遗址、杏花文化、6000年中国汾酒史的活动会越来越多，影响也会越来越大。我也相信，在煌煌的中国酒史上，会永远镌刻着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张忠培先生。作者：任志宏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