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圣哲先生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给大家发来了一组《不和日本小孩一起吃饭，不知道什么是输在起跑线上》的图片和文字，要求德胜全体员工学习领会并植入每个职工的灵魂。我看后心情很是复杂，有点郁闷甚至还有些不可言说的心痛。看着日本学校的那些小学生帮厨、洗碗、擦桌子的画面，我脑海里蒙太奇般的浮现出我们的平民小学孩子们同样的画面，也使我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日本最高额纸币一万日元纸币上那个福泽谕吉。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被日本人称为“明治维新之父”。福泽谕吉出生在一个喜欢收藏中国古书的汉学家家庭。这样，福泽谕吉长大后通读了父亲收藏的汉学书籍，光是《左传》一书他就研读了11遍，可见福泽谕吉是一个精通汉文化的中国通。1842年，英国的炮弹在大清国的隆隆炮声震惊了日本，历史上，日本都是拜我华夏为师，而大清国败给英国，使“天朝帝国”的形象开始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猥琐。1853年，4艘美国军舰来到日本，逼迫日本幕府开港通商。西方人的船坚炮利让日本人震惊之后不断反思，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对自己国家的主流文化——汉学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并寻求图强之路。1859年的冬天，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决定派遣军舰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条约。福泽谕吉争取到舰长木村的准许而随船赴美考察。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深为美国的强大和文明所吸引。他觉得学习美国文化，首先要让人们掌握英文，他不买美国的先进器物，却买了《韦氏辞典》和《华英通语》。《韦氏辞典》是当时美国最权威的词典，全日本还没有人买过。9年后，福泽谕吉回忆说：“那时候，我实在高兴极了，好象获得了天地间无上的至宝。”回国后，他立即翻译了《华英通语》，这是当时日本唯一的英语入门书，极为畅销，连出了数版。福泽谕吉还在他开的私塾里由荷兰文改教英文，，成了江户（现东京）唯一教英文的私塾。1861年12月，福泽谕吉作为译员随日本幕府派遣使节到欧洲的法、英、荷、俄、葡等国考察。福泽谕吉对西方学校的教学、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新闻舆论、政党选举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他再次花光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大堆英文书，其中大都是百科事典和初等教育的教科书，准备从拓开日本人的眼界和教育娃娃做起。回到日本后，福泽谕吉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记录了他旅欧一年的所见所闻，在日本广泛传播西方文明。他认为，西方器物发达仅是其表，而根本文明在于文化和制度的先进，只有建立与人性相适应的制度并积淀为自觉恪守的习气，才能激励国民创造物质和精神文明。书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当时日本各阶层、各派的人士议论国事和争辩日本向何处去，都必须先把《西洋事情》读一遍，可见这本书影响之大。1867年，福泽谕吉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美国的教育尤其是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的发达让他清醒认识到了教育对于国家强盛的先导作用。他在美国买了八大箱的英文书籍，他真想把西方文明全部买回日本去。回到日本后，他又写了《西洋事情》续集和《西洋旅行指导》两本书，都成了畅销书。他认为：“当今之急固属富国强兵，然富国强兵之本，唯在专心培育人才。”他仿照美国的私立学校，以数理等科学课程为基础，以培养“独立个性”为宗旨，以养成现代文明习气为目标，学习西方文明，不仅学习科学技术，关键是引进西方的优良文化和先进体制，而要让人民接受西方的精神习气和政治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是靠教育启蒙。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时势，亦即那个国家人民当时拥有的习气和智德状态，才是推动历史、发展文明的主要动力，而不是少数贤君的出现。文明的进程，不是操之于少数人之手，而是取决于广大民众的精神素养，国民的精神状态是一个国家进步的根本动力。”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福泽谕吉通过教育，改变了日本人民的灵魂，把日本人由顺从的“臣民”培养成“独立自尊”的公民；也只有教育，才能让公民了解到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才能形成日本人的现代公民意识。福泽谕吉在教学之余，还勤奋著述，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宣扬西方文明，批判东方文化的文章。他通过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批判，确立了他的让日本从文化到体制全面“脱亚入欧”的思想。他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他在发表于1885年的《脱亚论》中指出：“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他对中华文化的批判毫不留情，真是针针见血甚至尖酸刻薄得让我们中国人难以接受。他指责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和朝鲜“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讽刺中国人“信奉阴阳五行”、“惑溺很深不知科学为何物”、“卑躬屈膝寡廉鲜耻”，甚至认为日本与中国、朝鲜同为亚洲国家是“一大不幸”。不过，联系到当时清朝的实际，应该说，福泽谕吉的大部分批判是点到中国儒家文化死穴的。他在《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认为：“由于支那的迟钝，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支那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在支那群民中，虽然也有通晓外语的人，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用语，而不能成为知识传达的媒介，其证据就是百年来能说洋话的人不少，但在进口品中，西洋书籍却很少，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真理原则的科学书籍几乎没有。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支那人不读这类的书。”这些不能不说切中清朝“洋务运动”的时弊，而且对于当下中国改革开放宽度、长度与深度的权衡也极具警醒作用。日本和中国的一百多年历史充分证明（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福泽谕吉倡导的“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百多年前，福泽谕吉绝然毅然提出让日本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固有体制，全盘西化，无疑是个既敏锐又坚定的先知先觉者。在福泽谕吉影响下，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出现了大批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从思想深处影响了日本大众，也影响了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促使全社会和政府官员全面向西方学习。他的思想不仅开启了日本的知识分子的大脑，洞开了明治天皇以及伊藤博文等政治家们的思维空间，也得到了日本民众认同支持，因而才有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虽然日本有过二战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带来的挫折，但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得到上上下下的拥护，这不能不说得益于福泽谕吉对日本人民的启蒙教育之功。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称福泽谕吉为“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是“日本的伏尔泰”，把他的形象印在国币上，让后人永远铭记于心！2007年，我有幸参加一个世界华德福教育大会，向几个日本老师了解了日本中小学的教育情况，对照我们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和全国一所大学——“教育部大学”的状况，我感觉气闷并有着莫名的后怕。晚清以来不到百年时间里，日本成了亚洲第一强国之后就对一个亚洲最大的国家发动三次侵略战争，对中国民众的伤害和所犯的滔天罪恶是我每个中华后人没齿不忘的。我们记住这三次的奇耻大辱并不是要以暴力的形式来报仇雪耻，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靠有效的教育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彻底剔除传统文化中一切糟粕，吸取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精华，从而改变我们的国情，让我们的国民雄起现代公民精神，让我们的祖国民富国强起来。只有我们真正强大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仅偃旗息鼓，而且还要对我们敬畏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