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译见||轻视研究对象——当前国内翻译研究的一大症结摘要:研究对象的重要性被国内翻译学界严重忽视，许多翻译现象无人研究或是研究不够深入，反思翻译研究时也很少注意研究对象的贫乏。相比之下，西方同行对研究对象要重视得多，研究热点分布广泛，学术期刊的专刊关注众多非传统话题，重要学者也纷纷关注非文学翻译。对理论创新的迷恋、对研究方法的过度关注和对文学翻译的过度崇拜，是轻视研究对象的深层原因。轻视研究对象会阻碍新翻译理论的形成，限制翻译研究及翻译学科的影响力，使我们丧失对一些翻译现象的解释权。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纠正错误认识，摒弃惟文学翻译独尊的思想，学习西方同行，不断扩展研究对象。作者简介：韩子满，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翻译理论、翻译与武装冲突等。电子邮箱：zimanhan@sina.com1.引言近年来国内翻译研究有两个现象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各种“转向”不断，翻译研究的理论参照和研究视野似乎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仅从2008年到2014年底，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翻译研究类学术论文，就有近300篇以“转向”为题，提出了至少13种“转向”；二是“重新定义”风起，翻译及翻译行业的新形态终于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一些重量级学者纷纷著文，对翻译的新变化给予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在翻译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有学者就注意到，与以往相比，如今的“翻译”在翻译方向、翻译的内容和主要对象、翻译的方式、翻译的手段和翻译队伍等方面都发生了的显著变化。乍看上去，翻译研究似乎一派繁荣。“转向”表明理论研究很活跃，似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重新定义”则说明研究对象的新变化已经为研究者所关注。二者的合力理应催生有影响的新理论，带动中国翻译研究的整体跃升。但平心而论，现实与此还有明显距离。所谓的“转向”并不反映翻译研究的现状，自身存在许多问题（韩子满2015），翻译的新变化多数也没有进入这些“转向”的视野。在各种转向中，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转换居多，代表新翻译现象的太少。况且，翻译的新变化早已开始，至少进入新世纪以后就已蔚为大观，主流翻译学者近两年才开始关注，恰恰说明我们的研究严重滞后于翻译现实。由此看来，这两股热流恰恰反映了我国翻译研究当前的一大症结，那就是轻视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不够丰富。一些学者们还没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当前拓展研究对象的必要性。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翻译研究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2.国内对研究对象的轻视客观地说，我国学者对于翻译研究的对象一度还是比较重视的。20世纪90年代多位学者提出的翻译学构想，涵盖面非常宽，都把与翻译相关的几乎所有因素考虑了进来，其包容性丝毫不输于霍姆斯提出的翻译学研究体系。而且，霍姆斯提出的翻译学研究体系也为我国学者广泛接受。也就是说，对于翻译研究的对象应该有哪些，国内翻译界的认识并没有偏差。但具体到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的设想却很少真正落实，许多研究课题至今还是空白，或者只有极为初步的研究，影响有限。总体来看，国内翻译研究虽然成果不断涌现，但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对翻译行业关注不够，对翻译新变化缺乏及时的关照，盲目跟风现象严重，一有什么课题就一拥而上，不是人云亦云，就是炒冷饭。因此，尽管有学者乐观地认为，“纵观当今中国的翻译研究，几乎已经看不到死角”，我们认为国内翻译研究的盲点或弱项还是非常明显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轻视研究对象。首先，许多翻译现象无人研究，翻译研究出现了一些空白点。朱志瑜在评介一本英文翻译论文集时发现，“文集中涉及很多在中国不多见的选题（有些题目在中国根本没有）和研究方法”。英文原书出版于1998年，朱先生的评介发表于2007年。时间过了将近十年，朱先生仍然有这种感叹，说明我们在对象选择上确实滞后了。即便是十年后的今天，文集中的个别题目国内至今仍然无人研究，比如“翻译、自传、双语”和“科幻小说的‘真实’与‘虚构’翻译”这样的选题。即便不与西方对比，对照我们周围的翻译现实也不难发现，许多难以忽视而且极具研究价值的现象都未能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仲伟合提到的五大变化，有些就还没有人研究，或是近两三年才开始有人研究。比如翻译方式的一大变化就是“过去往往是译者个人依靠工具书，单打独斗进行。而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则需要团队进行”。但有关翻译团队的研究，目前主要聚焦于翻译项目管理，特别是翻译项目经理如何管理翻译，对于团队其他成员间的配合，团队合作的责任与伦理等问题，则尚未有人研究。有些发生在我国的翻译现象，却由国外的学者首先研究，且国内至今仍没有深入的研究，比如影视作品中的日军翻译官形象，翻译界一直就没有人研究，笔者所见第一篇与此相关的论文是日本学者对电影《鬼子来了》中翻译官形象的研究。其次，对很多翻译现象的研究不深入。朱志瑜先生当年注意到，他所评介的那本论文集有五个主题，这“五个主题的研究在中国都不甚发达”。十年过去了，情况有所改观，比如国内现在“机器辅助翻译”的研究就非常活跃，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但在有的方面，我们与西方同行比仍有差距。比如对于有些口译形式，如社区口译的研究，我们就还刚起步。再比如有关翻译方向的探讨。尽管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汉译外研究已经普遍受到关注，一些文章和著作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对于译出母语的正当性这一问题，我们却缺乏深入的研究。在有关中国文学外译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一问题上，有不少学者认为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完全可以胜任，但论述都比较简略，尚未出现专门的著作。给出的理由也比较简单，无非汉语为母语的译者理解更准确，懂汉语的海外汉学家人数太少等，未能对译出汉语的根本理据加以深入的探索。相比之下，西方两位学者的相关著作研究就要深入得多。再者，有关翻译研究现状的讨论很少提及研究对象。相比其他学科，我国翻译研究的一大优点是自我反省意识强，经常自我反思，有时还形成规模可观的学术争论。从20世纪90年代起，大的学术争论至少就有翻译学建设之争、理论与实践关系之争、中国特色翻译学之争等。其中翻译学建设之争虽然提到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也就是翻译学的范围，但重点却是翻译学有无可能的问题，并没有人深入思考过研究对象的重要作用；理论与实践关系之争也提到了研究对象，但主要集中于理论性的思考，有关研究对象的思考也不深入；对研究对象比较重视的是中国特色翻译学之争。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翻译研究关注中国的翻译实践，特别是汉语与外语之间的互译实践，与西方学者所研究的翻译实践有所不同，因而应该有中国特色。但中国学者研究的本来就是中国的翻译实践，很少有人研究他国的翻译实践，因此这种观点只是对事实的简单陈述，并没有分析研究对象的意义，特别是扩展研究对象的意义。除了这几次争论之外，有关翻译研究的反思多数集中于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上，研究视野和研究对象的问题很少有人关注。此外，科研项目的立项也反映出翻译学者们对研究对象的轻视。张威统计了2000年到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翻译研究类项目的立项情况，发现“文学”依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热点词”（张威2015）。在非文学翻译蓬勃发展，应用翻译教学普遍推开的今天，以高校教师为主的项目申请者竟依然执着于纯理论问题和文学翻译问题，一方面说明他们的钻研精神强，但也反映出他们尚未认识到拓展研究对象的重大意义。3.西方对研究对象的重视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对研究对象要重视得多，总体而言更关注翻译现实，研究对象更加多元，对翻译及翻译行业的变化关注更及时。当然，简单地把国内和西方的翻译研究进行比较对比并不公平，也不完全科学。毕竟西方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涵盖的并不是某一个国家。但如果仅仅作为一种参照，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抛弃盲目崇拜的心理，来考察西方翻译研究长处与不足，以此来客观地评价国内的翻译研究，这种对比又有其可取和可行之处，况且我国从事翻译研究的人数可能并不少于整个西方。大致来说，西方翻译学者对研究对象的重视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来。一是研究热点的分布。国内有学者利用CiteSpace软件，结合西方主流翻译学期刊，对西方翻译研究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冯佳和王克非结合12种期刊，梳理近20年来西方翻译研究的情况。发现了一些研究热点，其中许多都是我国学者较少研究的，特别是视听翻译和声音描述等。李红满结合六种期刊，对2008年至2012年间西方翻译研究的作了分析，发现研究热点主要是伦理、身份认同、质量、全球化和法庭口译等，这些话题在国内虽然都有人在研究，但似乎都还没有形成热点。此外，冯佳和王克非（2014）还发现，在引证频次最高的著作中，《翻译与冲突》（Baker2006）位列其中，李红满（2014）也发现，一篇有关战争冲突与翻译伦理的文章,在翻译伦理研究的论文中，也是一篇高引论文。可见战争与翻译在西方也已成为研究热点。相比之下，这一话题国内学者关注得还比较少。我国近代以来经历的多次战争中，都牵涉到翻译，但这一问题却迟迟没有进入翻译学者的视野。比如，有关抗战时期的翻译问题，最早的博士论文虽然由中国人完成，却是在英国的大学里完成的（Guo2009），体现的应该是西方同行的研究视野。二是学术期刊和专著讨论的话题。相对而言，英语翻译学期刊的学术色彩要浓一些，一些有影响的翻译学杂志，如TheTranslator、Target和Perspectives，除了书评外，刊载的都是研究论文，介绍性的、技巧总结性的论文比较少。这些期刊上的研究性论文，覆盖的话题非常宽，经常会包括一些国内很少有人关注的话题。期刊的专刊最能反映这一点。TheTranslator每年都至少出版一期专刊，集中讨论某一个具体话题。2000年之前，其专刊主要探讨一些理论性或是文学性的话题，如“翻译与少数民族”（1998年）、“回归伦理”（2000年）等在当时比较新颖的话题。2000年后，该刊的专刊明显更关注非文学翻译，如“屏幕翻译”（2003）、“翻译与武装冲突”（2010年）、“食品与翻译、翻译与食品”（2015年）等，都是国内翻译界很少研究的课题。Perspectives近年来也推出了“梨子的故事和声音描述”（2013年）、“机构中的翻译”（2014年）等专刊。Target近些年推出的专刊则有“音视频翻译”（2016年）、“科技英语二十年”（2015年）等。专著中最能体现重视研究对象的，主要是论文集和一些工具书。论文集是西方翻译研究的一大亮点，许多新理论和新话题都是由论文集引发的。比如翻译界公认的“文化转向”，就是勒费维尔和巴斯内特在合编的一本论文集中提出的（Bassnett&Lefevere1990:4）。虽然文化转向在此前已经发生，但由于这本论文集专门提出这一观点，并通过系列论文加以示范，才引发了一股直到现在都没有退去热潮。翻译研究工具书西方出版得比较多，影响比较大的就有《翻译研究辞典》、《劳特里奇翻译百科全书》、《牛津翻译研究手册》等十几本之多。这些工具书中的词条对翻译研究的不同话题进行了解释，其实也就是西方翻译学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工具书中的词条虽然有所重叠，但总数相当可观，可见西方翻译学者研究对象之多。仅以JohnBenjamins公司2013年出版的HandbookofTranslationStudies第四卷为例，其中许多词条直到现在国内翻译界都没有重视，如“assumedtranslation”和“translationzone”等。三是一些重要学者的研究兴趣。许多西方翻译学者研究兴趣都比较广泛，其研究领域多年来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轨迹，总体来说越来越关注翻译现实，纯理论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有逐渐淡化的趋势。仅以国内翻译界比较熟悉几位学者为例。MonaBaker（1999）早期的研究语言学色彩非常浓厚，InOtherWords一书完全按照语言学的思路探讨等值问题，之后随着她开创语料库翻译学，对信息技术越来越重视，1999年就撰写过相关论文，再后来她对翻译与冲突的研究，特别是2006年发表了《翻译与冲突》（Baker2006），更是引领一个新的翻译研究领域；SusanBassnett以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进入翻译研究，早期著作如TranslationStudies比较文学的色彩比较浓，对文学翻译尤为关照，但近年来视野不断拓展，开始关注非文学翻译，与人合著的新闻翻译方面的著作，成了新闻翻译研究的必读书目(Bielsa&Bassnett2011)。还有些学者一直没有将文学翻译作为研究重点，但照样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在翻译研究界享有很高的地位。AnthonyPym以其翻译历史研究专著MethodsinTranslationHistory最先为国内学者所熟知，主编的TheTranslator期刊专刊“TheReturnEthics”在国内学者中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国内学者可能不了解的是，在主流翻译学者中，他很早就关注本地化这一国内翻译界整体上仍然不大重视的课题，所编辑的TheMovingText也已成为本地化研究的经典之作（Pym2004）。他对翻译技术也很关注，发表了多篇论文（Pym2012）。4.国内轻视的原因在中西翻译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国内学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竟然与西方同行有这么大的差距，令人不得不深思。仔细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翻译研究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轻视研究对象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我们对“理论”过于迷恋，过于在意理论的建构和梳理，对于具体应该研究什么问题，反而不太在意。这种迷恋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一直是翻译界历次争论的焦点。翻译界历次大讨论，论题都离不开“理论”这个中心词，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何看待西方理论、如何看待传统理论等。有的重大争论，中心词虽然不是“理论”，如有关翻译学以及中国特色翻译学的争论，中心词是“学”，但还是以理论为导向，关注的仍然是理论的体系性等问题，对理论的关注始终要高于研究对象；二是翻译界整体上存在理论创新的焦虑。在分析国内各种“转向”说的成因时，笔者曾将“理论创新的焦虑”作为第二个主因（韩子满2015）。许多转向甚至直接以某种理论命名，如“社会学转向”，其思路就是要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来研究翻译，研究对象并没有变化，只不过理论视角变了，而且最终的目的也是理论创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翻译界理论热消退，鲜有新理论提出的今天，国内翻译界却不断提出名目不同的“翻译……学”或“翻译……学”，如“翻译思维学”、“翻译经济学”、“生态翻译学”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概念，构建了较为宏大的理论体系，有些“学”也提出应关注一些之前不太关注的现象，但其核心无疑还是理论，研究对象的拓展并非其目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有些学者过于在意研究方法，对具体的研究课题反倒有所冷落。近年来翻译研究界出现两种倾向。一是特别重视研究的理论深度，对于理论参照、理论框架尤为关注，甚至将其作为衡量翻译研究质量的首要标准。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都要先找一套理论作为参照或框架，很多时候还是其他学科的理论。这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院校的论文模板中就明确规定必须有“理论框架”一章。一般的学术论文也未能幸免。黄忠廉早在2003年就批评了三种翻译研究模式，即“A下的B研究”、“A与B的研究”、“从A看B”，其中A是国外某种翻译理论，B为翻译事实（黄忠廉2003）。到了今天，不光国外的翻译理论，国内的翻译理论乃至几乎任何理论都有可能成为A。其实，有些翻译研究，特别是应用性研究，把问题分析清楚即可，能够找出问题的成因，提出解决的办法，即便没有理论参照，不提出什么理论，照样有其价值。勉强借鉴什么理论，反倒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并不能使分析更加深入。另一种倾向是特别重视翻译研究方法论，穆雷（2011）主编的《翻译研究方法概论》开篇第一章就是“方法论概述”，这本书也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好评，但书中对于如何选取研究课题却着墨不多。这两种倾向都看到了我国翻译研究的致命弱点，对于提升我国翻译研究的学术性确实很有帮助，但冷落研究课题，未能适当强调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不能不说是缺憾。此外，部分学者对文学翻译过度崇拜，也导致翻译研究自设樊篱，限制了研究对象的选择。尽管文学翻译在翻译实践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按照字数计算甚至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但在翻译研究中仍然占据不可撼动的地位，依然是许多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王宁（2016）就注意到，尽管“文学艺术的翻译仅仅在翻译的领域内占据极小的一部分比重。……当今主要的翻译理论都与关于文学艺术翻译的讨论和研究有关”。出现这种现象本来也可以理解，毕竟许多翻译学者原本就是文学专家出身，都有文学翻译的经验。但一些学者过于拔高文学翻译，却容易使自己难以看到文学之外的翻译风景，研究对象必然有很大局限。有一些学者认为，文学翻译难度大，牵涉问题多，因而最值得研究。孙艺风（2004：138）认为，“……翻译问题最多、最具挑战性还是文学翻译。翻译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应是文学翻译”。许钧没有明确提出应主要关注文学翻译，但他说，“无论从现实还是发展的角度来看，翻译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所谓的实用文献翻译”（许钧2015）。事实是否如此？学界的观点不可能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学者们既然这么说，对于非文学翻译就不大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就很难像Bassnett等人那样，关注其他领域的翻译现象，其研究对象就不会太丰富。5.轻视研究对象的危害尽管有其深层原因，但轻视研究对象的弊端不言自明，对于翻译研究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危害。最明显的危害是这样会妨碍新理论形成与发展。霍姆斯（2000）在讨论翻译研究的发展时，曾引用过社会学家马尔凯（MichaelMulkay）的一句话，“科学倾向于通过发现新的无知领域而向前发展”，并简要描述了从发现新问题到建立新学科的过程。这一过程其实也就是新的理论产生的过程，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验证了这一点。西方二战后产生的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多数都是研究者改变研究对象，关注新现象的结果。以操纵学派为代表的“翻译研究”理论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当时的一些研究者来自比较文学，他们不关注文学翻译中词句的转换，而是对原文与译文间的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感兴趣，研究对象是目标语文化，而不是翻译过程；德国功能派理论，特别是目的论的形成，则要归功于学者们对翻译作为商业活动的关注，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行为，放到商业行为整个过程中去考察，所以才有了“翻译要求”（translationbrief)等概念，研究对象扩大到了非文学翻译，也扩大到了语言转换之外的交际环节；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的兴起，是因为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女性译者的地位，关注女权主义文学作品的翻译情况，关注信奉女权主义思想的译者如何“妇占”（womanhandling）文学文本。国内也是一样，近些年来我们取得的真正有影响的理论成果，还是在中国文学文化外译方面，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开始大规模关注从母语译入外语的情况。反过来说，如果不重视研究对象的扩展，仍然局限于文学翻译这片小天地，仍然死盯着文学翻译中那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就很难形成真正有影响有说服力的新理论。另外一个危害是限制了翻译研究乃至翻译学科的影响力，不利于整个学科社会地位的提高。如果我们的翻译研究只盯着有限的一些话题，只关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对身边如万花筒般层出不穷的新翻译现象视而不见，最终一定会与翻译实践和翻译行业脱节，在整个社会中被不断边缘化，失去应有的地位。迷恋文学翻译研究，坚守文学的象牙塔，研究的学术性和深度固然有了保障，但其受众却极为有限。从事实用翻译的人不大可能会关注这样的翻译研究，因为离他们的实践太远；对翻译需求旺盛的行业，如新闻行业和法律行业，相关人士也不会关注，因为这样的翻译研究无法为他们提供启发和借鉴。事实上，随着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文学翻译的地位也下降了，以文学翻译为对象的研究自然也很难引起社会的关注。林毅夫在探讨经济学理论时曾提出，“理论的重要性并非由逻辑本身决定，而是取决于它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姜澎2015）。既然文学和文学翻译在许多人眼中已经不再重要，解释文学和文学翻译的研究自然也就不再重要。到头来，甚至连文学界的专家，包括对翻译感兴趣的专家，也不了解翻译研究，翻译研究于是成了仅限于翻译学者之间的话语游戏。还有一个危害是，我们将失去对一些翻译现象的解释权，危及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损害我们在国际译坛上的话语权。出现了新的翻译现象，翻译研究的学者们不关注，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就有可能关注，从他们的角度对加以研究。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翻译可能会有很大帮助，但其研究的落脚点不可能是翻译。有学者在介绍翻译跨学科圆桌会议时说道，“由于是翻译学与边缘学科的初次深入对话，与会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们对上述问题及其所牵涉到的一系列译学概念提出了很多带有自身学科理论预设的问题”(田雨2004）。既然带有自身学科理论预设，这些问题对翻译的关注就不可能集中，对翻译现象的发掘也不会太深入。但由于他们研究在先，最早在受众中产生影响，容易导致这些受众对翻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对后来翻译学者的研究不再感兴趣。比如，中国文化走出去，翻译显然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但相关的一些翻译现象，翻译学者没有及时关注，反而由新闻传播等领域的学者最早关注。这些学者的研究虽然提到了翻译，但有关翻译的论述所占比例却很小，很容易让人低估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的作用。比如，早在2007年就有学者研究了我国对外传播中国家形象构建的问题（段鹏2007），尽管国家形象的建构肯定离不开翻译。翻译界类似的研究直到近两年才开始出现（邓斯佳2015）。同理，对于发生在我国的翻译现象，如果我们不研究，国外的同行就有可能去研究，率先发声。前述有关影视作品中日军翻译官的研究，就是例子。长此以往，我们在国际上就会失去对这些翻译现象的解释权。6.如何扩展研究对象要避免这些危害，确保翻译研究健康发展，我们别无他途，只能扩展研究对象，尽量关注所有与翻译相关的现象，这样才有希望做到没有死角。为此，我们首先需要纠正错误认识，警惕轻视研究对象的危害，明确研究对象的重要价值。以上列举的只是最明显的三种危害，轻视研究对象的弊端绝不止这三点。反过来说，重视研究对象，特别是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话题，则可以为翻译研究带来诸多好处。新的研究对象更容易催生新的理论，上面的分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便是产生不了新的理论，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新翻译现象，或是引发对原有理论的新思考。比如围绕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研究，就可促使我们对一直以来奉为圭臬的“译入母语”认识进行反思，因为大量的译者都在从事母语到外语的翻译，而且很成功。关注新的翻译现象，还可以拉近翻译研究与翻译行业的距离，加强翻译者及其他翻译行业人士对翻译研究的亲近感，甚至带动他们加入到翻译研究的队伍中来。如果我们对非文学翻译给予足够的关注，翻译研究就有可能引起相关领域专家的关注，在帮助他们提高翻译认识的同时，扩大翻译研究的影响力。比如西方翻译学界近年来对翻译与冲突的研究就引起了史学界的密切关注。英国一项主要由历史学家负责的丛书，就广泛参考了贝克尔等人的著作。其次要坚决摒弃惟文学翻译独尊的心态，积极关注翻译行业及各种与翻译相关的社会现实。文学翻译不是翻译的全部，翻译总体来看并不局限于象牙塔之内，翻译研究自然也必须走出象牙塔。非文学翻译有没有研究价值？非文学翻译研究能否推出有价值的理论？没有真正投身其中就不应该过早下结论。至少就西方的情况来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前文所列举的西方翻译学期刊的专刊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学者在法律翻译、新闻翻译、翻译与战争方面的研究充分表明，这些专业领域内的翻译同样牵涉许多因素，其学术研究价值丝毫不输于文学翻译。国内学者在翻译政策、中医翻译方面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原先主要关注文学翻译的国内学者，把目光投向其他领域后，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比如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在翻译技术方面的研究。文学翻译之外的研究话题，来源无非有两个。一个是翻译行业，即承担实际翻译任务的翻译公司和政府部门，其中又以翻译公司为主。通过他们可以了解翻译在社会中的作用、社会对翻译的要求、翻译实践的方式、翻译用户的情况等，其中许多都是前人未关注过的问题，研究起来比文学翻译研究更容易出成绩。另一个来源是社会现实，特别是重大政治经济事件。这些事件可能本身就牵涉翻译活动，或是对翻译有影响。通过研究这些事件，我们对翻译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Gentzler在回顾20世纪90年代的翻译研究时发现，旧的理论无法解释当时的一些现象，包括冷战的结束、中国的开放等。有人认为，他这么说实际上是把翻译研究这一学科的快速发展归因于“政治和社会变革”。这一时期西方出现的一些翻译理论，如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翻译与战争的翻译叙述学等，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再次是向西方同行学习，借鉴他们的做法。尽管中西翻译研究是否存在差距，学界仍然存在争论，但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西方同行的确走到了我们前面。要扩展我们的研究对象，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向他们学习，了解他们在研究什么，然后放眼国内，看一看我国有没有这些现象。如果有，参照他们的思路加以研究即可。也可以顺着他们的思路，把目光投向其他相关的翻译现象，从而开拓新的研究对象。比如，我们不妨对照前面提到的朱志瑜评介的那本论文集，看一下有哪些话题我国还无人研究，将其作为我们的研究选题。再比如，贝克尔等人在西方掀起了翻译与战争的研究热潮，我们不妨借鉴其思路，对我国经历过的一些战争的中的翻译活动加以研究。可喜的是，国内一些年轻学者已经以抗战和抗美援朝中的翻译为研究主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当然，研究对象的确定也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的做法。西方的一些翻译现象国内未必存在，或是西方频频出现的翻译现象国内却比较罕见，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同一种翻译现象在国内和西方的社会关联度不同，其研究价值也有所不同。比如，西方女权主义翻译学者经常提到的“妇占”式翻译，即根据女权主义的主张，翻译文学作品时加以改动的做法，在国内非常罕见。研究者如果机械地想在国内寻找这样的翻译现象，会非常困难，研究很难开展下去。我们所说的学习其实是补课，弥补以前我们在翻译研究对象上的欠账，只是扩展对象的一种临时性的手段。当我们对研究对象足够重视，与翻译行业联系足够密切，对社会重大现实足够关注时，就会发现不学习西方我们也可以找到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对象的扩展也就是话题的创新，而话题的创新本来就是研究创新的重要方面。西方翻译界对此一直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有学者在编选论文集时，就提出入选论文的三项标准，其中就包括“话题的原创性”。国内翻译界过度重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论，反而忽略了这一点。这实际上是学术研究不成熟的表现，是特殊时期急躁心理的体现。对于这种不成熟，我们不能麻木不仁，任其发展，也无须过于紧张，草木皆兵。只要端正认识，虚心学习，走出象牙塔，我们就可以在“转向”和重新定义中发现翻译研究更广阔的天地。来源：《当代外语研究》2017年第5期转自：当代外语研究鲁迅的声音：鲁迅讲演全集作者：鲁讯著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