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什么房租会持续上涨？理想国按：最近租房问题引起广泛讨论，租金大幅上涨，租房困难，人在高额的租金前望而却步。“租房”问题将富人与穷人、资本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其中充溢依赖与挣扎、剥削与自由。2008年，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进入密尔沃基北部社区，历时2年的田野调查后，终写成一部关于“房租”的民族志：《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2017年，这本书荣获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在书里，他视“贫穷”为一张关系网，网罗房东、租客、美国政府、法律、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与利益。如今，是时候深入了解贫穷的逻辑，以及人与房子的关系。摘录书中部分内容，分享给大家。生而为人的尊严，要求我们不能做“玩具屋里的猪”。本文摘自马修·德斯蒙德《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1.回到家，褪下面具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家，是人格的泉源，是我们的身份可以生根、可以开花结果的地方。童年的我们在家里做梦、玩耍、打破砂锅问到底。青少年的我们会退而在家整备，进而离家冒险。再长大一些，我们会希望建立自己的家庭来生儿育女，开创一番事业。家就是这样的基地。说到要了解自己，我们往往都会从自己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说起。在世界上许多种语言里，“家”的意涵不只是遮风避雨，这个字还会让人联想起温暖、安全感与亲情—就像母亲的子宫一样。古希腊文里，“家”的象形文字常被用来替换“母亲”。中文的“家”有两层含义，是家人，也是房子。英文里的“Shelter”则由两个拉丁文组合而成：scield（屏障）与tuma（团队），合起来就是一家人共同聚集在保护伞下的样子。从古至今，家是生命的基础。家是分享美食的厅堂，是培养安静习惯的地方。家人之间会在这里倾诉梦想，建立传统。都会的生活也始于万家灯火。家让我们落地生根，将我们集结成社区。以家为单位，我们参与地方政治，怀持团结一致、“远亲不如近邻”的心情与邻居交心。“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关心整个国家的事务，谈何容易？”法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发现，“但如果说到要在他家门前开一条路，他就会立刻感觉到这件公共意义上的小事会对他的切身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只有将那条门前路看作是大家的路，把某个公园看作是大家的公园，把某间学校看作是大家的学校，我们才会真正成为以公众事务为己任的公民，才会愿意把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有价值的事由上：无论是要巡守社区、做美化儿童游乐场的义工、还是要竞选加入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对于家的认同，都是最重要的契机。为公共利益贡献一己之力，是民主的引擎，也是社区、城市与各州的生命所系—最终也是我们立国的根基。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米达尔（GunnarMyrdal）曾写道，为公共事务付出，代表着“美国人心中流露的理想主义与道德情操，”这股真情流露被称作是“国家之爱”、“爱国主义”、“美国精神”。无论挂上怎样的名号，换上怎样的脸孔，其底蕴都是“家”。国家是什么？不就是都市与城镇的结合吗；都市和城镇是什么？不就是邻里的集合吗；邻里是什么？不就是一个个家庭的组合吗。贫穷在美国之根深蒂固与残酷无情，常叫人心灰意冷，我们继而放弃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法。但司科特和帕特里斯的故事告诉我们，家可以是一块坚实的立足地。当有这样一个栖身之所时，人们就有可能蜕变成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员工和更好的公民。如果阿琳和瓦内塔不用把收入的七八成拿去缴租，她们就可以让孩子衣食无忧、不必整日在街上游荡；她们可以找个社区安顿下来，不用一天到晚让孩子转学，这样孩子就有机会交到一辈子的朋友，并在身旁慢慢聚集处世的榜样和良师益友；她们可以去银行开账户储蓄，给孩子买书或玩具，甚至添台电脑放在家里。为了准时交租、拖延被驱逐的命运、为了在流浪时赶紧找到下一个落脚处，她们不知付出了多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精力原本可以用来充实她们的人生：读社区大学、运动健身、在职场闯荡，还有可能找个好对象。现实是，我们“把生来理应不只如此的人贬入了贫穷的境地。”近百年来，在美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居住支出要以在家庭总收入的三成以下为宜。而直到不久之前，这确实是一个多数租房家庭都能实现的目标。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在密尔沃基乃至于整个美国，状况日益恶化。美国每年从自家被驱逐的户数，已不是几万户的问题、也不是几十万户的事情。几百万几百万的人流落街头，或被迫委身于收容所。《全国50城房租收入比研究》报告2.一旦被驱逐，就会越来越穷直到最近，很多人还不知道住房问题之严重，也不知道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唯一知道问题严重性与后果的，是亲历痛苦的那群人。学界、媒体、主政者多年来对驱逐问题视而不见。这三方无视的结果，就是驱逐明明影响了广大穷困家庭的人生，却在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中付之阙如。所幸新的资料和研究方法让我们有能力评估驱逐的泛滥程度，同时将其产生的效应一一记录。驱逐与穷困社区之间“难兄难弟”的关系，驱逐让家庭、社区与孩子付出的惨痛代价等，我们都已了然于胸。人先要能安居，心情才能安定。心定，才能花心思在持家与社会交际上。安居，孩子才不用东奔西跑，才更有机会在学业上精进及累积。人能安居，社区才会稳定，街坊之间才能培养感情，守望相助的观念才能成形。但对于穷困家庭而言，所谓的安定根本就是遥不可及，因为他们老是从租房处被驱逐。低收入家庭常搬家，这似乎已是共识。但他们为什么这么频繁地搬家，则是学者和政客们都搞不清楚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把低收入社区被驱逐的频繁程度放在眼里。从2009到2011年，密尔沃基赤贫人口的搬家事例中，大约有1/4不是出于自愿。若是排除掉这类（被房东驱逐或被法院查封等的）非自愿状况，低收入家庭的搬家频率其实与一般人无异。大家要是去查一下其他城市驱逐案件的开庭记录，也会得到一个相似的、并且离谱的数据。以2009到2013年间的密苏里州为例，县境涵盖半个堪萨斯城的杰克逊县（JacksonCounty），平均每天有19笔正式的驱逐通知。2012年，纽约市的法院每天判出将近80笔以未缴租为由的驱逐令。同年克里夫兰有1/9、芝加哥有1/14的租房家庭收到了驱逐法庭的出庭通知。人穷，不代表不能过稳定的生活；而穷人的流离失所往往是被胁迫的。除了被剥夺安稳的生活外，驱逐也会导致身家财产的损失。住户不仅要和自在的住家、钟情的母校和熟悉的街坊告别，他们还会失去有形的财产：家具、衣服与书本。要想重建家园谈何容易，金钱和时间的付出势必相当可观，但驱逐却可以将之一笔抹杀。阿琳就这样失去了一切，拉瑞恩和司科特也是同病相怜。驱逐会致使人失业，被解雇的几率会在遭遇驱逐后提升将近15%。无法安居在前、不能乐业紧追在后，失去家园带来的压力与阴影会严重冲击人们在职场的表现。租房的家庭还常常因为被驱逐失去入住公共住房的资格。因为密尔沃基郡的城市房屋委员会会在审核租房申请时计算遭驱逐的次数与欠缴的房租。换句话说，被租金压得喘不过气和被驱逐逼至绝境的家庭，照理讲应该是最需要政府伸出援手的人，但体制却将这群人拒之门外。财产、工作、住家被剥夺，找政府部门却无果，也难怪驱逐会让社会学家口中“物质（上的）困窘”（materialhardship）雪上加霜。“物质困窘”触及了匮乏的本质。准确一点来说，“物质上的匮乏”评估的是家庭有没有因为负担不起食物或医疗而遭受饥饿或病痛；有没有因为付不出钱来而没有暖气、没有供电或没电话打。据统计，在遭驱逐的第二年，这类家庭相比未遭驱逐的类似条件家庭，经受着高出20%的“物质困窘”，或饥寒交迫，或病痛缠身。被驱逐的家庭在物质困窘上持续高出平均水平，其影响将一直延续至驱逐事件以后的两年。这些家庭会被迫接受次等的居住环境。在密尔沃基，相对于条件相同但不经常搬家的家庭而言，最近一次搬家属于非自愿性质者，有高出25%的可能遭遇长期的住房问题。家庭被迫迁居，意味着他们立身的社区将从贫困转变为赤贫，他们将从治安死角搬迁至罪恶的深渊。这是一个“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的概念。阿琳原本最喜欢的住处在一个工薪阶层的黑人社区。在市府宣告其不宜居、强迫阿琳搬迁之后，她去了一个充斥着毒贩的公寓社区。就算排除许多重要变量的影响力，我们也可以看到相比自愿搬家的人，遭迫迁者越搬越糟、越住越差。贫穷与犯罪的聚集又会形成新的问题，弱势群体之境遇可谓雪上加霜，毕竟邻里社区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从大人能接触到什么性质的工作机会、到小孩得在什么样的学校上学。然后是驱逐对人精神上的重创。迫迁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会把人逼上抑郁一途，严重时更会让人想不开而轻生。以近期刚遭到驱逐的家庭而言，当中每两位母亲就有一位表示有临床抑郁症的各种症状，这一比率是未遭驱逐但其他条件类似者的两倍。即便经过了好多年，有过驱逐记忆的母亲相比同龄人还是会显得闷闷不乐、提不起劲或不够乐观。一个精神科医师团队曾表示，有数名病人在他们被驱逐前夕自戕。悲剧发生之后，这个团队在《精神病学服务》（PsychiatricServices）上发表了公开信，直指驱逐是“自杀的显著前驱物”（significantprecursorofsuicide）。信中强调这些病人不至于因为遭驱逐而无处可住，所以他们合情合理地把自杀归咎于驱逐本身。“驱逐应当被视为一种创伤性的拒绝行为，”医生们写道，“它意味着人最基本的需求遭到了否定，是极尽羞辱之能事的体验。”被认定是因为租房遭驱逐或房屋遭查封而导致的自杀件数，在2005到2010年间增加了一倍，而这也刚好是居住成本狂飙的年份。驱逐甚至于会影响到迫迁家庭离开的社区。邻居之间可以彼此合作，培养互信，而合作和互信会让社区更加繁盛安全，但这需要时间。社区意识的建立和各种资源的投入，都会因为居民的高流动性受阻。也就是说，驱逐会让社区的“一体感”断裂。只要驱逐存在的一天，明明鸡犬相闻的邻居就依然是陌生人，邻里间合力打击犯罪和促进公民参与的潜力也变得无从发挥。19密尔沃基的各社区中，凡是某一年的驱逐率升高，隔年的暴力犯罪率也会同步飙升。这一点即便排除掉之前犯罪率或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也不会有所改变。失去住处与身外之物、频繁失去工作、被烙上扫地出门的标记、被剥夺政府的住房补助、迫迁至更穷更危险的地方、忍受物质上的困窘、流离失所、抑郁（症）与身体病痛等—这些都是驱逐的后遗症。驱逐不只是将穷困家庭拉入灰暗的低谷、令他们的人生短暂地偏离轨道，驱逐还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人生的方向，被驱逐者往往从此踏上了一条艰辛的不归路。人穷，不意味着会被驱逐；而一旦被驱逐，人就会越变越穷。驱逐带来的影响笼罩着老人和青年，也笼罩在病患和身强体壮者的身上。对于穷困的有色人种和他们的孩子而言，驱逐早已稀疏平常。走进美国任何一间都会区的房屋法庭，你都可以看到妈妈带着孩子坐在冷冰冰的板凳上，等着叫号出庭。12月在Milwaukee的一次驱逐。房主通常会用非正式的方法让租客离开。3.房租：剥削者的蜜罐，社会不公平的温床若认定“有地方住”是美国人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那我们就要以不同的眼光审视另一项权利：把租房者当成牟利的对象—越弱势的人，就越是包租公（婆）“拔毛”的目标。美国自立国以来，就不乏具远见者呼吁在公义与私利间找到平衡。这种平衡在保护国民不被追求私利的动机伤害的同时，“并不是要摧毁个人主义，”罗斯福总统（FranklinD.Roosevelt）说，“反而是在保护个体的利益。”限制与保障童工的法律、最低工资规定、职场安全规范与种种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保护伞，都是出于人比金钱更重要的判断。有人会输是因为有人在赢。“任何一种状况会存在于世上，”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Jr.）曾写道，“都只是因为这种状况的背后有人得到好处，而贫民窟就是这种经济剥削的结晶。”说到剥削，“剥削”是一个从关于贫穷的辩论中被抹去的用语，是直指贫穷不光是低收入所致的证据。的确，贫穷不仅源于人们的收入低，更是商业市场巧取豪夺的产物。透过调整基本工资和增加社会福利来提高穷人的收入固然重要；问题是，这些多出来的钱不见得都能留在穷人的口袋里。要是房租也一起涨，那薪资上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像旧城区的杂货店一涨价，食物券的购买力会变弱一样—事实上，这正在许多地方上演。统计显示，日常用品的价格上涨了四成多。贫穷是一体两面造成的结果：收入与花销，投入与产出。而只要剥削存在这个世上一天、只要我们不双管齐下地处理贫穷问题，住房驱逐问题肯定不会有明显的好转和改变。历史证明了这一切。美国的工人运动曾在19世纪30年代风起云涌，当时劳工的诉求一样是薪资调整。有趣的是，土地资本（地主）在彼时并没有跟工业资本（资方）站在一起，他们反倒是支持起劳工。地主当时的想法是：劳工赚得多，他们收的租金也会变多。一百年之后历史重演，但劳工透过罢工所争取来的薪资涨幅，只够给同期快速上涨的房租塞塞牙缝。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制造业的就业市场扩张，但房市供给（特别是给黑人住的地方）并没有增加，而这就让房东有机会可以占劳工收入增长的便宜。如果说每年二月是驱逐的“淡季”，那只是因为城市的穷忙族把“劳动所得税扣抵”，也就是政府给低收入家庭的退税额度的一部分或全部，拿去补贴拖欠的房租。在不少案例中，虽然，每年一度的补助帮到了低收入家庭，但同时也让房东捞去了好处。当我们全身心地思考穷人和贫困社区缺乏的到底是什么的同时，我们只看到了他们需要好的工作、需要一张更强的社会安全网、需要模范榜样，却忽略了剥削也是导致贫穷的元凶。房东了然于心，而我们视而不见的一件事是：穷人的钱好赚，烂社区是门好生意。8月17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网显示，北京市住建委联合多部门集中约谈住房租赁企业，明确“三不得”“三严查”。剥削最能见缝插针的地方，就是生活必需品，像住和吃。多达1200万名美国人办理了等同于高利贷的“发薪日贷款”，他们借钱可不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买奢侈品、也不是因为临时有意外的支出，而是因为他们有房租、油钱、餐费，或其他的固定账单要付。发薪日贷款只是五花八门的财务吸血鬼中的一只，信用卡的循环利息、为盈利性大学提供的学生贷款等，统统在打穷人口袋的主意。如果穷人住、吃、耐用品或贷款利息的负担变重，而教育和抵押借款的回报率又不高（甚至于完全没有任何效益），那他们的实质收入就会比账面数字更少。本质上说这是非常不公平的状况。因为这种不公平的状况而有利可图者、或是对其无动于衷的人，会说我们应该尊重市场机制，应该放手让市场自己调整。但这么说的人其实口是心非，因为住房市场中的剥削，其背后的靠山就是政府。让房东能合法漫天喊价的，不就是政府吗？政府补贴高级公寓的兴建，让房租越喊越高，让穷人的选择越来越少；在房客缴不出钱的时候，用一次性或持续性的租房补贴代垫给房东的，也是政府。只要房东申请，就会派执法人员去强制驱逐的，还是政府。把驱逐记录登记在案、还昭告天下，等于是在服务房东和讨债公司的，依旧是政府。如果说警察和监狱是为了整治旧城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弊病（如治安恶化或黑市），那么民事法庭、治安官还有游民收容所就是在处理都会穷人居住成本飙涨和底层住房市场私有化所带来的余波。8月23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官网显示，年底前将再启动近万套公共租赁住房房源分配。4.房东：捡了便宜的普通人房东很喜欢把自己说得与众不同，但他们和其他赚穷人钱的人没什么两样，说起来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只是在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剧变中恰巧捡了便宜，赚了些钱，甚至有人因此致富，但他们也就是合法地把房子租给载浮载沉的家庭而已。如果当房东的是我们，这钱是赚还是不赚？遇到穷人就大发慈悲地把租金打五折吗？当租金的支票跳票，会损失几千美元也无所谓吗？虽然我在这里强调剥削的严重性，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要把房东说成是贪得无厌和狼心狗肺的恶人。强调剥削，是要凸显社会在处理贫穷问题时的矛盾与效率不彰，我们不能光说要帮助穷人，却不去处理他们陷入贫穷的根本原因。强调剥削，是希望大家共同去了解房东、房客，还有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会眼睁睁地看着极度的不平等在社会发生而无动于衷。无论房东是怎么变成房东的—有人辛苦打拼、有人聪明过人、有人继承财产、有人走运、有人诈欺；但不变的是房租每涨1元，房东就多赚1元，而房客就得多付1元。房东与房客的命运紧密相联，利益却相互对立。都会区房东的利润如果合理，那是一回事，问题在于他们获取的往往是暴利。在美国第四穷的城市里开设破败的拖车营收租，其年收入竟然是全职房客基本工资的30倍，是房客领取的联邦救济金的55倍。在这里各执一词的是两种自由：房东靠租金赚钱的自由，房客有能力承担房租、让家人住得安全的自由。【新书介绍】《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作者：[美]马修·德斯蒙德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Desmond），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曾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作为一名民族志学者，德斯蒙德关注居住正义、城市生活、底层剥削等议题。2008年5月，德斯蒙德住进了密尔沃基南部的一个拖车营。同年9月，他搬至北部旧城区的一处出租房。当时还是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德斯蒙德笔耕不辍，记录濒临被驱逐群体的日常生活：他们与蛇虫鼠蚁比邻，家中的水槽长年堵塞，暖气电力说停就停。房客们使尽浑身解数、把绝大部分收入用于交租，却依旧阻止不了跌至绝境的命运。在这本精彩却令人心碎的作品中，德斯蒙德带领读者走访了密尔沃基的贫困社区，娓娓道来八个在绝境边缘的美国家庭的故事：阿琳是一位单身妈妈，在为一间破败公寓缴纳房租后，每个月只剩二十美元养活自己和两个儿子。拉马尔是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肩负照顾整个社区的男孩的任务同时，还要替房东打工偿还债务。司科特则是一名心地善良的男护士，药物成瘾让他丢了工作，也失去了栖身之所。本书荣获2017年普利策奖最佳非虚构图书、2016《纽约时报》书评年度十佳好书、2016全美书评人协会奖年度图书。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