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人生难得莫知音。最知庄子的人是谁？惠施。与庄子辩论一生的人是谁？惠施。是谁去世后竟让庄子寡言少语？惠施。提起庄子，就必然想到惠施。就像提到惠施，也不能不想到庄子。庄子、惠施，一个是道家代表人物，一个是名家代表人物，两人虽同为宋国（今商丘）人，却有着不同的思想观点，他们亦辩亦友、惺惺相惜，甚至有时候相互攻扞，但无损于相互之间的情谊。二子的交往，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以致于“诗仙”李白慨然叹曰：“惠子知我，夫何间然”。
《庄子》一书，涉及到惠施的地方达14次。二子都是战国时期鼎鼎有名的士人，博学又思辨。在本栏目的“逍遥蒙泽”庄子系列，曾刊登《庄惠的君子之交》一文，从庄子与惠施的情感至深，解读剖析了两人的友谊根基、相交趣事等。那么，在朋友不多的庄子眼中，其友惠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本期将通过庄子视角，从其文、言中来进行深度了解惠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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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子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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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子冢遗址
逍遥庄子淡名利 鸱比惠施醉功名
人各有志。有人喜欢“宝马雕车香满路”，有人偏爱“野蔬充膳甘长藿”，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对于喜欢逍遥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庄子来说，却很看不惯混迹于仕途的一类人，惠施即是其中之一。由此，早期庄之对惠颇为敌忾，惠施遭到了庄子的嘲笑与攻扞。此时，正是惠施在魏国为相全力从政的时期，时间大概是魏惠王十六年（公元前354年）他“见戴晋人”于大梁至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22年）“张仪逐惠施于魏”、楚王“奉惠子而纳之宋”（《战国策·楚三》）的三十余年间。
惠施初次与庄子相见，就遭到庄子讥讽，被比作燕雀。《太平御览》卷四六六对此记载：“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乎。庄子曰：‘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雀尔。’坐者皆笑。”后来，惠施做了魏国的宰相，庄子去见他，并以讲寓言故事的方式嘲讽他醉心功名利禄:“南方有一只鹓雏，吃的是竹实，饮的是清泉，宿的是梧桐古树。鹓雏从南方飞往北方时，看到一只鸱正在抓一只死老鼠吃。鸱看到鹓雏飞来，吓得赶紧把死老鼠藏在身下，生怕被鹓雏抢了去。”（《庄子·秋水》）在庄子看来，惠施坐上魏国相位，就跟鸱吃了死老鼠没啥区别。再后来，作为魏相的惠施返回故里宋国，庄子看到他出行仪仗的铺张扬厉，生气而至于连自己刚刚钓到的几条鱼也都因视为馀物而丢掉了，可谓深恶痛疾：“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之馀鱼。”（《淮南子·齐俗》）
惠子出仕论学问 庄子送葬悼知音
惠施的人生后期，被迫离开仕途回到故里宋国，而转入学术研究，他与庄子的关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两人由敌忾而变得过从甚密。他们相约行游于濠梁，从而有了“子非鱼，安之鱼之乐”的故事。从根本上说，辩论双方的关系，已是气氛非常谐和、友好、融洽。之后，他们“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庄子·齐物论》），经常在梧桐树下谈论学问。庄子妻子死了，惠施前去吊唁，庄子“鼓盆而歌”，惠施直言批评了他：“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至乐》）
惠施死后，“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伤心不已，感慨“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庄子借匠石斫垩的寓言，说明惠施是自己唯一的谈辩对手，惠施死了就没有可以谈话的人了。所以，《淮南子·修务》竟说：“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世莫可为语者也。”惠施死了，庄子竟至于停止谈说“深暝不言”；又把它比之为知音者钟子期死而伯牙因世上已无另外的知音而毁掉了他的琴，可见两人是心心相印的一对知音。
名道辩论研学术 思想争鸣坚情谊
惠施与庄子虽然是好朋友，但他们一个属于名家学派，一个属于道家学派，学术观点并不相同，所以经常发生争论。庄子消极退隐，不为世所用，认为只有“无用”才能“不夭斤斧，物无害者”（《庄子·逍遥游》），故说“无用之为用也”（《庄子·外物》）。惠施主张积极进取，经世致用，认为消极退隐与世无补，讽刺庄子像个大葫芦一样，“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并批评庄子说：“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共去也。”（《庄子·逍遥游》）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也并不相同。
惠施与庄子在对待“物”“我”的态度上，观点也截然不同。庄子主张“齐物我”，惠施则坚持“别物我”，于是二人就发生了“子非鱼”的濠梁之辩。辩论中，惠施是承认人和鱼之区别的，而庄子不承认这一点。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二人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庄子主张“齐生死”“以死生为一条”（《庄子·德充符》），而惠施则不以为然。在庄子看来，人是无情的。惠施反驳说：“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德充符》）言下之意，人是有情的，否则便算不得个人。学术上的激烈争论，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情谊，而是感情愈辩更深。
惠施多方强于物 善辩用世立功业
为我们勾勒了晚年惠施学术活动轮廓的，是《庄子·天下》篇对惠施的评论：“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这里庄子虽然肯定了惠施之“才”，肯定其“多方”即学问广博、“强于物”即努力认识外物以及“不辞而应，不虑而对”即不需加意措辞、思虑而能应对的“善辩”，但是对惠施评论的基调还是否定的，总论其学曰“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他的辩说则是“为怪”“反人”“与众不适”等等。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作为一个学派对于另一个学派的攻扞，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两人的志趣与风格，是大异的。
惠施博学好知，庄子则反是。对于常识的所谓知，庄子全都表示怀疑，如“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齐物论》）。惠施善辩、好辩，庄子又不然。辩为求胜，因而就需要有一个确定胜负的标准，庄子确认为这样的标准永远找不到的：“若胜我，我不若胜”（《庄子·齐物论》）。他一再否定辩说，认为是“惑”，是“囿于物”，是“胥易技系，劳形怵心”，是“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惠施用世，主张积极进取、经世致用；庄子则出世，消极退隐。惠施以天下为任，认为消极退隐于事无补，提出“合纵”“去尊”“利民”“为法”“止贪争”等治政理念，治国事、为民生、安社稷，任魏相积极建功立业。而庄子终生未仕。
惠施与庄子的交往，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在二子的多次辩论中，惠施用的是睿智，是逻辑，而庄子靠的是境界，是美学。在二子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惠施以入世的态度服务国家和人民，庄子则超然物外逍遥游，他们留给世人的分别是实政与精神。时光流逝，无论当时庄子眼中的惠施是怎样的，宋国二子都已经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厚重印痕。（文/图 马学庆）
（刊登于2019年5月9日《京九晚报》15版“厚重商丘”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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