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协和医学院首届医史大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壹号礼堂开幕，数百位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医史研究学者、医学专家参会。今天，我们将部分专家的发言及致辞分享给读者。
导读
01
韩启德：为什么要做好医学史教育和研究
02
巴德年：在协和往事中，看医学院校的担当
03
王辰：把握历史规律，启发未来
04
姚建红：搭建医学界与史学界合作平台
05
张大庆：讲好我国医疗卫生发展的精彩故事
06
余新忠：以医史为基础的医学人文不可或缺
为什么要做好医学史教育和研究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韩启德
韩启德
只要认真地研究医学史，我们就会对什么是医学人文有更深的认识。在16世纪维萨里建立解剖学之前，人类对自身的人体结构是不清楚的；在17世纪威廉·哈维发现人体血液循环，奠定生理学基础之前，人们对身体功能如何运转也是不清楚的；直到19世纪后期，科赫的研究才首次证明传染病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20世纪初，人类才有了第一个真正抵抗病原微生物的合成化合物。
可以说，在约150年前，医生面对疾病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但即便这样，医学还是长期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医生还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得到了大家的尊重。为什么？其原因暗含着医学的本质——医学从根本上说是对病痛的回应，是对人性和情感的共鸣，而不是现在普遍认为的“把病治好”。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好医学史教育和研究呢？在医学史教育方面，我建议：
第一，各医学院校要把医学史列为必修课。
第二，教研团队要编著我国原版的医学史通识教材，让医学生和相关医史研究学者不再只有国外著作可用。
第三，在现有条件下改进教学方法，通过举办讨论班等形式，让医学生们进行医学史的自主学习。
第四，加强医学各学科史建设，在医学院校，每一门医学课程的授课老师要从本学科的医学史讲起，重点讲授知识是怎么来的。当下，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只有讲思维、讲方法才能让年轻人从根源上了解创新和发展的脉络，而这些往往蕴含在医学史中。
在医学史研究方面，我提倡加大对我国当代医学史研究的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医疗卫生界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疾病防治方面，婴儿的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0‰降至2022年的4.9‰，我国还在血吸虫病、疟疾、结核病、麻风病等疾病的防治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此外，当前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较以前得到了很大完善，但仍存在一些结构不合理现象；药品供应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但有时也会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这些问题在历史沿袭过程中是怎样形成的？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是什么？我们从哪里着手，才能真正为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助力？要如何才能把历史的故事讲好？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亲身参与和见证这些历史的专家和前辈。我们应该克服困难，对这些宝贵的历史及时进行梳理和记录，不要给未来留下遗憾。
在协和往事中，看医学院校的担当
原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院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巴德年
巴德年
北京协和医学院可算是现代医学在我国传播与发展的里程碑。最初，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创办的。1950年12月，美国政府冻结与我国的一切财政往来，并关闭了与我国有关的全部银行账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1月20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宣布北京协和医学院实施国有化，更名为中国协和医学院。协和国有化之后，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60—1962年，正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在周恩来总理和陆定一副总理的关怀下，中国医科大学教学大楼（现可胜大楼）建成。在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支持下，留学苏联获得博士学位的3位优秀人才吴旻、侯云德、华光全部留在了协和工作。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我国医学博士的摇篮，截至2022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已为国家培养1万余名医学博士，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有90%都在我国医药卫生第一线工作。北京协和医学院还是院士成长的沃土，截至目前，医药界的两院院士加在一起超过200人，其中约40%都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有着“血缘”关系。
说起协和的专家，很多人都知道“张孝骞千份病例”的故事。但其实，张孝骞为我国医学所做的贡献远不止于此。1937年，张孝骞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一职。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向南方推进，医学院无法在长沙立足。张孝骞不愿看到湘雅毁在日本人手里，决定带领院校师生西迁。
1938年，全校40多吨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陆续运往贵阳，260多名学生、教职工及家属也辗转一个星期到达，2周后恢复教学。可随着时局变化，学校背起沉重债务，举步维艰。直到1940年，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才得以稳步发展。此后，张孝骞在全院提出“公勇勤慎、诚爱谦廉”的院训，倡导“求真求确，必邃必专”的院风、学风。从此，百年湘雅吟唱着这16个字，一代又一代地将其传承下来。
1957年，当时是北京协和医院教授的张孝骞以个人名义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呼吁重新恢复协和办学招生。他曾说：“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医学人才的培养是一桩艰巨复杂的工作。”1959年，协和八年制恢复招生，这种办学模式也从此延续下来。
关于协和的医学史故事还有很多。放眼当下，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这是国家交给我们神圣而庄严的任务。无论是医学研究还是医学史的研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全体师生应该继续扛起大旗，在“健康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专家致辞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
王辰
王辰
医学的基础包括三大部分，即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与方法及人文学科与文化，医学史研究需要从这三个角度进行思考。现代医学已不只是为了解除病痛而存在，而是跃入了恢复健康、维护健康、增进健康的更高境界。这一点，在当代医学史的记录和研究中要加以关注。
我们进行医学史的研究，除对史实的描述、核实之外，还要看到，这一系列散落在各种空间和时间的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与发展脉络是什么。“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从古至今，医学始终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三大基础学科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从神学、哲学等人文学科，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信息学等自然科学的交融，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医学史在人类发展史中居于特殊的重要地位，有其特殊的规律。医学史研究要反映出人们对生命、疾病及健康照护等概念、观念和行为上的沿袭和变化。我们的研究不能只作时间回顾和历史事件的追溯，而是要搭建出清晰的信息结构和思想体系，从而把握历史规律，启发未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 姚建红
姚建红
1921年，我们现在所在的协和壹号礼堂刚刚竣工。100多年后，它依然矗立在这里，供我们在此分享和汇集智慧。当我们从历史的视角谈论医学，总是希望今天的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能够在其中汲取动力，希望学习医史的过程也是品德教育的过程。
医史和医学的现实及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既是多学科的交叉，也能为医学的创新提供思路。记录、学习医学的历史，是代代传续的事情，也是医学院校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之一。因此，在此次会议上，北京协和医学院倡导全面加强医学史学科建设，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推动医学史的文化传承和创新，搭建医学界与史学界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合作平台，让我国医学史学科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张大庆
张大庆
10余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谈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早年设立中文部，并进行医学人文教育工作的文章。现代医学发源于西方文化体系，其中，疾病、患者都有非常鲜明的地域及文化特征，诊疗过程千差万别。因此，现代医学的本土化是其传播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尽管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遵从美国医学院的办学模式，但时任生理学系主任林可胜，学生会代表林巧稚、袁贻谨等都主张加强中文教学，以更好服务于我国民众。
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我国医学人文教育方面做出过很多重要贡献，如在全国最早开设医学史、医学人文与法律课程，当时的协和医学图书馆还收集了我国大量医学院相关史料。特别是我国医学史学科的先驱李涛先生，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医史教科书，并首次向国际学术界系统介绍了我国古代医学伦理传统。
希望在今天，北京协和医学院依然能讲好我国医疗卫生发展这个精彩故事，为繁荣医学史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南开大学杰出教授兼历史学院院长 余新忠
余新忠
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为全国顶尖医学科研教学机构举办本届医史大会，在医史领域具有非凡的意义。我是一名历史研究者，和医学的相遇是源于多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20多年前，我在研究中发现，在清代的历史记载中有很多有关嘉庆道光年间真性霍乱流行的记录，这些陌生而珍贵的记录让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值得探究的议题。而后我发现，医疗社会史在国际上已经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前沿领域。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医史研究队伍逐步壮大，但在医学界，它仍是一个稍显边缘的学科，且在很多医学院校，医学史的教育还处在可有可无的阶段。我越来越感到，以医史为基础的医学人文，无论在医学研究、医学教学和医学实践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对此，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希望在医学院校及综合性大学，医史能成为核心课程。
第二，立足生命与健康，打破学科壁垒，开展融通内外的医史研究。
第三，积极倡导建立交叉学科下相对独立的医史学科和研究机构。
整理：魏婉笛
校对：杨真宇
编辑： 魏婉笛 于梦非
审核：徐秉楠 王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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