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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传奇电视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四十：天津密会（二）

长河网 • 2019-01-23 11:43:10 • 文化 • 阅读 0
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天津密会”期间，根据会议精神，蔡锷还积极秘密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袁联络工作。 8月下旬，蔡锷分别致电云南将军唐继尧和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请他们以筹安会代表的名义速派可信任之人员进京。[17]9月3 日,蔡锷又致电
原标题：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四十：天津密会（二）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天津密会”期间，根据会议精神，蔡锷还积极秘密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袁联络工作。8月下旬，蔡锷分别致电云南将军唐继尧和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请他们以筹安会代表的名义速派可信任之人员进京。[17]9月3日,蔡锷又致电贵州的戴戡：“以势测之，为期不远。执事能早来京甚佳。”蔡锷督滇期间，尤其是滇军援黔前后，戴戡曾是蔡锷的挚友和重要助手之一。1913年，戴戡出任贵州民政长，后改称巡按使。1915年8月，袁世凯为了监督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免去戴戡贵州巡按使之职，改任参政院参政，而派其心腹龙建章接替戴戡任贵州巡按使之职。戴戡得电后即与贵州派往北京的筹安会代表王伯群联袂赴京。王伯群系刘显世外甥，早年受刘显世资助赴日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任上海《大共和日报》经理，先后出任统一党、共和党和进步党干事，与梁启超关系密切。10月，王伯群、戴戡到京，蔡锷立即与他们赶到天津梁启超住处进一步密谋云、贵反袁起义计划。除了梁、蔡、戴、王四人之外，前后参加会议的还有汤觉顿、蹇念益和陈国祥等三人。因此，“天津密会”又称“天津七君子会议”。与会人员经分析派往各地人员反馈的信息并反复研究讨论，最后敲定了反袁起义的具体步骤：“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会议决定戴戡、王伯群负责策动贵州起义；蔡锷负责策动云南；梁启超负责广西。同时，考虑蔡锷赴滇途中有危险，由王伯群持蔡锷亲笔信先行赴滇面交唐继尧，传达天津会议精神，并与其商议云南反袁起义准备事宜。戴戡（1879—1917）从参加“天津密会”的人员分析，不仅均为进步党的主要成员，而且戴戡、王伯群、陈国祥、蹇念益均为贵州人，蔡锷曾先后在广西、云南担任过要职，在两省均有广泛而重要的人脉关系，由此足见蔡锷、梁启超等人对云南、贵州、广西的重视。蔡锷、梁启超等人确定在云南、贵州、广西率先发动起义的战略设想，就当时各方面情况分析，是有比较充分的现实根据的，而且从后来护国战争的发动、发展和结果来看，也是非常正确的。第一，云南、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山高境险，在军事上有易守难攻的优势，而且与英、法殖民地越南、缅甸接壤，无后顾之忧。第二，云南、广西、贵州远离北洋势力统治中心，南方各省中，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七省的革命力量，由于参加“二次革命”而被袁世凯摧毁后，只有云南、广西、贵州元气未伤，而且当时全国除滇、黔、粤、桂4省之外，其他各省都是北洋军队的驻地，因此，是北洋势力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第三，云南当时有正规陆军两师一旅，兵力近两万人，其武器装备是从德、日等国购进的，是当时的优良武器，而且滇军军官中有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其中许多是留日士官生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受过良好训练。因此有“滇军之精锐雄武，为当时之第一流军队”之赞誉。第四,云南军民在辛亥革命中经历过“重九起义”革命战火的考验和锻炼，辛亥革命后又经历过一系列的民主改革，具有比较浓厚民主共和思想。第五，蔡锷督滇两年，在云南的政界、军界有很高的威望，云南政府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曾都是蔡锷的部下，对蔡锷既尊敬又尊重。当时的云南将军唐继尧是蔡锷的老部下，与蔡锷一道参与过云南“重九起义”，受到了蔡锷的格外赏识，无论是率军北伐入黔，后来当上贵州都督，还是蔡锷入京后，回滇主政，都是蔡锷鼎力支持的结果。因此，唐继尧对蔡锷一直是心存感激，唯蔡锷马首是瞻。“云南军队倾向蔡，云南人民倾向蔡，唐更倾向蔡”。第六，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相邻，历史上联系密切。辛亥革命前后，这三省声气相通，素无隔阂，而且，蔡锷与广西、贵州当时的领导人均有较深的人事关系。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请滇军援黔和唐继尧回滇主政后当上贵州护军使都得到过蔡锷的支持，对蔡锷十分尊重。而广西将军陆荣廷则与蔡锷在广西练兵时就相识，虽然他在辛亥革命后积极追随和支持袁世凯，并在“二次革命”期间镇压过革命党人发动的柳州起义，被袁世凯先是授以宁武将军，后又晋升为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但是，随着陆荣廷实力地位的加强，袁世凯对陆荣廷的戒心也愈来愈大。1915年，袁世凯派其心腹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用以监督陆荣廷，接着又以派充侍卫武官为名，调陆荣廷之子陆裕勋入北京，实际上充当人质。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为了控制和对付陆荣廷的。对此，陆荣廷心知肚明。因此，陆与袁之间多有矛盾，是不受袁世凯掌控的地方实力派。尤其重要的是，陆荣廷的把兄弟广西第一师师长陈炳焜是蔡锷任广西讲武堂监督时的学生，且“与松坡通兰谱”，结为兄弟，蔡锷通过陈炳焜做陆荣廷的工作，促其响应云南起义也是有把握的。反袁的发难地虽然确定了，但作为军事战略家的蔡锷认识到，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下，要打倒集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袁世凯，必须联络和团结国内外那些“怀有义愤”，“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的志士，组成最广泛的反袁联合战线，共同奋斗，才能稳操胜券，最终完成倒袁之大业。基于上述认识，天津密会期间，蔡锷还注意开展了一系列秘密联络工作。首先，联络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筹安会成立后，蔡锷即致电云南将军唐继尧、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广西将军陆荣廷、广西第一师师长陈炳焜等人说：“京中现有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其宣言书当已达览。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巨。际兹强邻伺隙、党人思逞之时，台端处事持议，务望稳静，以靖地方，而裨大局。”与此同时，蔡锷还及时向他们通报京中动态，指示他们派本省的筹安会代表尽快赴京，并发电表示赞同帝制，以麻痹袁世凯。嗣后，蔡锷又秘派何云翔、黄实等人赴云南，彭权、何上林赴广西，赵恒惕、陈复初赴湖南，毕厚去广东具体做联络和策动起义工作，“为异日反对帝制作准备”。广西将军陆荣廷四川泸州是蔡锷反袁军事计划中进攻四川的重要关隘，而此时驻守泸州的是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和旅长雷飙。刘存厚虽为四川简阳人，但自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分发云南编练新军，历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战术教官、三十七协七十四标二营管带，曾与蔡锷密议革命，并参与云南重九起义，率兵进攻督署。民国成立后，受士官学校同科同学、时任四川都督尹昌衡之邀，刘存厚返蜀任川军师长。雷飙则是蔡锷执教湖南武备学堂时的学生，与蔡锷还是邵阳老乡，常年随蔡锷到广西、云南、北京等地工作，1915年春陈宧赴四川任职时，经蔡锷推荐跟随陈宧进川，派在刘存厚手下任旅长。因此，他们都是蔡锷的部下和亲信。为了反袁起义后能取得他们的协助，蔡锷也致电提醒他们“须处处留心人才，为将来国家用。凡各军队官长，尤应时刻留心，与之团结一致”。其次，联络国内外革命党人。“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在全国实行独裁专制统治，革命党人受到严重的迫害，军队溃败，党人星散，大批骨干遭到通缉，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被迫流亡国外。为了重整党务，发动三次革命，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召集部分原国民党员组建中华革命党，并密令陈其美到上海筹建中华革命军东南军，居正到青岛组建东北军，胡汉民到广州筹建西南军，于右任到陕西筹建西北军，同时指示国内各支部和党人互相配合，进行武装讨袁。但是，由于袁世凯的严密控制和破坏，革命派内部分裂、各自为政以及武器供应不上等原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创建的革命武装，未能开创巨大的革命局面。而黄兴、李烈钧、李根源、熊克武等一些国民党元老由于对中华革命党绝对服从党魁的规定和秘密结社的组织形式不满，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1914年8月，李烈钧、李根源、熊克武等人发起组织欧事研究会，奉黄兴为领袖，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内外局势为名，从事武装反袁的准备工作。天津密会后，蔡锷即主动与远在美国的黄兴联络，派专人给他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通报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准备潜赴西南发动起义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黄兴对蔡锷的计划非常赞同和支持，认为“讨袁的时机已经成熟，凭借松坡先生辛亥前后在云南蓄积的革命力量，以及他与进步党和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云南发难是较有把握的”。因而立即致函在日本的张孝准，“嘱其速即设法回国，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并致函唐继尧，说明“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以消除唐继尧可能产生的疑虑。同时，黄兴还电促在海外李烈钧、石陶钧等欧事研究会成员回国，参加武装反袁起义。1915年11月，黄兴得悉蔡锷出京后又通知张孝准，蔡锷将经过日本去云南，要求张孝准和石陶钧确保蔡锷“安全通过倭地，经香港、安南（越南）达到目的地”。在与黄兴联络的同时，蔡锷还通过中华革命党员李华英与在东京的孙中山联络。并嘱袁家普秘密联络在上海的欧事研究会成员彭允彝、谷钟秀等人，“与上海民党暗通消息”。黄　兴再次，联络其他重要人物。蔡锷还注意暗中与其他党派和省份重要人物联络。张謇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民国成立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解决了不少财政困难。嗣后先后出任统一党、共和党、进步党理事。1913年11月，蔡锷进京时，张謇出任熊希龄内阁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1月，蔡锷兼任经界局督办后，与张謇住所相邻，为经界事常与张謇商榷。及袁世凯欲推行帝制，张謇即辞职南归，专心经营实业教育。蔡锷离京前曾托人送书张謇说：“成败利钝，吾所不计，但求诸公主持公论以为助耳。”黑龙江将军朱庆澜晋京述职返回黑龙江前夕，蔡锷邀其至住宅，“畅谈半日，叩其对于帝制问题，沉吟者久之，早知其已有会心”。胡景伊是蔡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并一道参加过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后，蔡锷督滇，胡景伊督川，因此，两人联系比较密切。1915年春，袁世凯派亲信陈宧入川，将胡景伊免职，调北京任参政院参政。蔡锷在京时积极争取胡反袁，并与之“熟筹川事，密约南旋”。张绍曾与蔡锷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友，1911年10月曾与吴禄贞、蓝天蔚策划“滦州兵谏”，民国成立后任绥远将军，1914年调北京任将军府将军。袁世凯阴谋称帝后，蔡锷与张绍曾秘密谋划维护共和、反对帝制，议定“蔡到滇发难，张即联络北方军人共同响应”。山西将军阎锡山的参谋长李敏（字勉之）为云南呈贡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回滇任滇三十七协七十四标教练官，嗣后调广西第一标第一营任管带，辛亥革命后投效士官学校同学阎锡山，此时李敏奉阎锡山之命常往返于京、并之间。蔡锷因而得与李敏秘密联络，并托其携带何绍基所书的四幅绣屏中的一对赠阎锡山，作为纪念。绣屏的上联是“雅量风清兼日月”，下联是“高情涧碧与山红”。阎锡山收到绣屏时“就知道他决定离开北京”，明白了蔡锷反袁的真实态度。对于蔡锷秘密加强与各方的联络工作，谢本书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蔡锷对于反袁各派的联合起了关键性的纽带作用。没有蔡锷所起的纽带作用，反袁联合战线的形成将是更加松散的，以致是不大可能的。”总之，持续三个多月的“天津密会”，“定策于恶网四布之中”，确定了反袁起义的根据地，制定了反袁起义的策略，加之蔡锷与各方面的联络，为护国战争的发动和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锷作为“天津密会”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在反袁策略的研究和确定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之第八章“梦断北京“）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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