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中原艺术学院官网《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孔令宏:朱熹哲学境界论的建构

摘 要:境界论是朱熹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惜前人对此鲜有涉及。朱熹的超越现实而建构精神境界,首先要处理好外物与自己、个人与社会的内外关系的矛盾。这在朱熹哲学中,前者表现为通过格物致知处理好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后者表现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与社
原标题:《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孔令宏:朱熹哲学境界论的建构摘要:境界论是朱熹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惜前人对此鲜有涉及。朱熹的超越现实而建构精神境界,首先要处理好外物与自己、个人与社会的内外关系的矛盾。这在朱熹哲学中,前者表现为通过格物致知处理好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后者表现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可通达德性,道问学通过“定”“静”“安”“虑”“得”五个阶段可以实现与尊德性的统一。朱熹认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通过穷理、体理、推理而贯通内圣与外王,并通过动态地调整规范与自由的关系而实现个我的建构与解构,从而建构精神境界。朱熹有关境界论建构的思想体现了儒家哲学体用合一的特色。关键词:朱熹;境界;道问学;尊德性作者简介:孔令宏,男,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310013),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东西方文化与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道教研究。朱熹哲学的境界论鲜有论及。基于本源论和本体论的义理背景,在现实中建构本质上是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不可避免地涉及外物与自己、个人与社会的内外关系的矛盾。这在朱熹哲学中表现为通过格物致知处理好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并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为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其实质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对矛盾处理好了,境界才能真正建构起来。一、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格物致知可通达德性。朱熹哲学的格物功夫,目的是为了穷理。根据理一分殊的思想,万物之中均有理存在,与物接触而认识它,心中自然可以懂得其中含蕴的理。朱熹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1]7“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1]6所以,“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2]1288。这是宋代之前的儒家所没有的观点。朱熹的格物之论,物的含义有两种,自然界中的外物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3]288为此,“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1]7,然后“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1]4。由此出发,朱熹批判了佛教“致知而不格物”的倾向。朱熹的格物之学确实也使其对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认识。穷理的行动要转化为心中的致知。如何才能把所知之理在自身体认得清楚透彻呢?朱熹主要从读书方法上联系道家思想来教导弟子:读书须是虚心……自今夏来,觉见得才是圣人说话,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凿。庄子云:“吾与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随他曲折恁地去。今且与公说个样子,久之自见。[3]2621-2622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浑沦物事,久久看作三两片,以至于十数片,方是长进。如疱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3]163今读书紧要,是要看圣人教人做工夫处是如何。如用药治病,须看这病是如何发,合用何方治之;方中使何药材,何者几两,何者几分,如何炮,如何炙,如何制,如何切,如何煎,如何吃,只如此而已。[3]162物有自然界中的物,也有社会中的事。所以格物所致之知,既包括物理,也包括性理。求物理的功夫,是道问学。求性理的功夫,是尊德性。即物穷理而心知,需要泛观博览。广博固然好,但并非没有选择。朱熹主张“务切己”“从近去”“察之于身”,这是从广度上来说。从深度上来说,“博观”之后,需要“内省”返约。如此“内外交相助,而博不至于泛滥无归,约不至于流遁失中矣”[3]833。朱熹解释“成德”:“若做这物事未成就时,一个物事是一个物事在,孝只是孝,忠只是忠。惟做来做去,凑足成就一个物事贯通时,则千头万件,都只是这一个物事流出来。道家所谓‘安养成胎’,盖德是百行之胎也。所以君子以成德为行。”[3]868他又说:“德成于我者,若有一个人在内,必定孝弟忠信,断不肯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与道家所谓‘养成个婴儿在内’相似。”[3]2489内丹术所说的“安养成胎”“养成个婴儿在内”,表达的是守住与本源之道合契的德性,即本真的性情。朱熹的“成德”也同样是要在心中守住与生俱来的与天理相契的德性。总之,格物致知而尊德性与即物穷理而致其极,意思是一样的,目的都是要达到天理充溢,“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但是,朱熹针对当时好高骛远空疏不实的学风弊端,特别强调即物穷理方面,他认为:“学问不可只理会一端……天下事硬就一个做,终是做不成。如庄子说:‘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须是理会得多,方始衬簟得起。”[3]2850道问学与尊德性可以统一。在朱熹看来,下学是形而下之学,上达是达至形而上。下学与道问学是同一过程,上达与尊德性是同一过程。下学和上达是就行为活动的形式而言的,道问学与尊德性是就行为活动的内容而言的。道问学是求知物理,尊德性是求知性理。物理与性理都来源于同一本源,归宗于同一本体,这为下学能够上达、道问学与尊德性能够统一提供了可能性。但物理与性理毕竟还是有差别的,它们是理一分殊的表现,这又决定了下学与上达之间不是直接的过渡,道问学与尊德性不能直接统一。对下学而上达、道问学而尊德性的具体过程,朱熹通过解读,创造性地诠释《中庸》,从境界建构的角度把它分为“定”“静”“安”“虑”“得”五个阶段:“‘定’、‘静’、‘安’、‘虑’、‘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功夫节目。”[2]2374这五个功效次第之间的关系大致上是,“定”“静”“安”三个阶段是用“敬”的义理指导慎独的修养功夫来阐释的。“定”是前提,“静”是就心而言,“安”是就行为做事而言,这三个功效有助于“虑”,从而“得”。“得”的具体形式则是豁然贯通。朱熹所说的“敬”首先是“定”的含义。即将心收敛起来,改掉“易散漫”“易间断”的坏习惯。“敬”的另一层含义则是“静”:“文字讲说得行,而意味未深长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须是持敬。持敬以静为主。此意须要于不做工夫时频频体察,久而自熟。”[3]151“持敬以静为主”说明敬的主要内涵是静。但敬与静还是有区别的,朱熹解释: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礼者,佛老是也……佛老只为原无这礼,克来克去,空了。[3]1048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则常存,不敬则不存。如释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他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没下面一截事。觉而今恁地做工夫,却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没那上面一截。那上面一截,却是个根本底。[3]210原来,朱熹认为,道家、道教不谈礼,忽略社会伦理道德,只趋鹜于形而上的道,因而最终落了空。他之所以不用“静”而用“敬”,就是因为“敬”能把务实践履社会人伦礼法规范的外行功夫落实到内在的静心修养上,让人形成遵守人伦礼法的自觉性。正如他所说:“持敬致知实交相发,而敬常为主。”[4]56之所以以持敬为主,是因为敬在内容上有人伦礼法的规范,在形式上是静。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把通过持敬中以静的形式安定洁净心灵作为根本的功夫。在这个意义上说,敬是有己的道德要求和伦理实践的态度,静则有无己而与天理同一的境界的含蕴。后天的修养总是由有己而达至无己,所以敬与静可以看作境界建构中两个前后相续的微观层次。朱熹说过,为学要有“次序”,“如庄子云:‘语道非其序,则非道也。’自说得好。如今人须是理会身心……某尝说佛老也自有快活得人处,是那里?只缘他打并得心下净洁。”[3]2180原因在于,“圣人所谓‘敬以直内’,则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方能‘义以方外’”[3]3015。由此看来,持敬的功夫规范是以静为内核的,这就凸显了一贯强调静的道家、道教对朱熹的影响。静的外在形式之一是独处。这在宋代儒学中具体表现为慎独。要在心中建构符合儒家立场的境界,或许对于朱熹而言,舍除慎独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了:“若不慎独,便去隐微处间断了。能慎独,然后无间断。若或作或辍,如何得与天地相似!”[3]974由此看来,慎独既是德性功夫,也是在情感、心理的平静和谐中体会天理本体的境界功夫:或问“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体。伊川所谓‘与道为体’,此一句最妙……”又问:“明道曰:‘其要只在慎独。’如何?”曰:“能慎独,则无间断,而其理不穷。若不慎独,便有欲来参入里面,便间断了也,如何却会如川流底意!”又问:“明道云:‘自汉以来诸儒皆不识此。’如何?”曰:“是他不识,如何却要道他识。此事除了孔孟,犹是佛老见得些形象。譬如画人一般,佛老画得些模样。后来儒者于此全无相著,如何教他两个不做大!”祖道曰:“只为佛老从心上起功夫,其学虽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从言语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会者,亦只是一场话说过了,所以输与他。”曰:“彼所谓心上功夫本不是,然却胜似儒者多。公此说却是。”[3]974慎独是修养的功夫形式,其内容是戒慎恐惧,其功效则是“敬以直内”的“定”“静”“安”“虑”:物格、知至,则天下事事物物皆知有个定理。定者,如寒之必衣,饥之必食,更不用商量。所见既定,则心不动摇走作,所以能静。既静,则随所处而安。看安顿在甚处,如处富贵、贫贱、患难,无往而不安。静者,主心而言;安者,主身与事而言。若人所见未定,则心何缘得静。心若不静,则既要如彼,又要如此,身何缘得安。能虑,则是前面所知之事到得,会行得去。如平时知得为子当孝,为臣当忠,到事亲事君时,则能思虑其曲折精微而得所止矣。[3]278理有所得而懂得必定如此,只能如此,新的欲望不会产生,心就定叠下来而无散漫、间断,归之于洁静,如此身可安然不动,心可安于所做的事,气定神闲,自然思虑喷涌,能够把所知之理通畅无碍地贯彻于当下的活动中。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朱熹也不忽视另一种富有儒家特色的修养方法,即读书。他的读书诀是:“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3]179对读书与慎独的关系,朱熹有清楚的阐发。读书主要是思索穷理,慎独则主要是居敬涵养。“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3]150能穷理,则居敬功夫可以日益进步;能居敬,则穷理功夫可以日益细密。所以“存养与穷理工夫皆要到”[3]1539。朱熹比较重视读书而思索义理,这种穷理功夫是不能少的。但读书毕竟是道问学的下学功夫,上达还得靠慎独的尊德性功夫,因为慎独是“涵养本原”[3]149。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更看重慎独,因为涵养本原达到一定程度后,再来读书,收效会更大:“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不须枉费工夫,钻纸上语。待存养得此中昭明洞达,自觉无许多窒碍。恁时方取文字来看,则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彻,遇事时自然迎刃而解,皆无许多病痛。”[3]2782读书之穷理可上达本原,慎独的涵养同样可以,两者交相为用,就为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开辟了一条道路。应该注意到,道问学所穷的物理和尊德性所涵养的本原性理是有区别的。如何实现两者的贯通即“得”呢?物理向性理的贯通,朱熹强调即物穷理而致乎其极,只要“积习多后”,用力久而到了“极”,自然就会出现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7的飞跃现象。这种飞跃现象,朱熹认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即“知其理之所以然与所当然”。从这个方面看,“豁然贯通”谈的是认识论,是认识过程中个别到一般、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也含有一定的归纳方法的因素在内,即“触类可通”。二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是心中满溢天理的本体境界。这是朱熹更看重的方面。与物理向性理的过渡相比,性理与物理的贯通要容易一些。因为性即理,性本是天理的化身。性理向物理的贯通,朱熹的方法是“推己及物”:“推得去,则物我贯通,自有个生生无穷底意思,便有‘天地变化,草木蕃’气象。天地只是这样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绝,欲利于己,不利于人……似这气象,全然闭塞隔绝了,便似‘天地闭,贤人隐’。”[3]690性理向物理的过渡虽然不为朱熹所看重,但这是物理与性理得以一体贯通的不可或缺的方面。物理与性理的双向一体贯通,目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在当下的心中建构最高的天理境界。朱熹非常推崇孟子所说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的观点。他解释这句话时,引用了庄子的言论:“庄子说:‘将原而往’,便是说这个。自家靠著他原头底这个道理,左右前后都见是这个道理。庄子说‘在谷满谷,在坑满坑’,他那资给我底物事深远,自家这里头头凑著他原头……庄子说‘庖丁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正是此意。”[3]1344-1345“原”者,追溯道理的源头处,即作为本源和本体的天理。朱熹把道问学与尊德性统一起来,在儒学思想史上是一大贡献。孔子经常仁智并举,《中庸》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并列,但都缺乏逻辑联系。朱熹以“理”这一最高哲学范畴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因果链,逻辑上合理地阐明了他的由知入德、道问学而尊德性的思想。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道问学与尊德性都属于个体的活动。人生活于社会中,所以,境界建构还要涉及个人与社会,即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处理。这在儒学中具体表现为内圣与外王的关系的处理。先秦儒学关注的焦点在于伦理和政治问题,谋求直接参政。《孟子》《大学》《中庸》受稷下道家、黄老道家思想影响,开始从心性角度考虑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孟子说:“人恒有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278既然说“人恒有言”,则显然这不是孟子的思想。联系前面对先秦道家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思想就是稷下道家、黄老道家的思想。北宋开始大力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为这种社会政治因素左右,受当时重视心性问题的佛、道两家影响,朱熹哲学上承二程,以心性义理为主。内圣外王这一儒家的思想主题,在他看来可以分为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其间一以贯之的仍然是理。他以此把内圣外王的程序分为三个阶段:“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自格物至修身,自浅以及深;自齐家至平天下,自内以及外。”[3]312道家、道教理身理国同道的思想为朱熹用天理统帅内圣外王的观点铺平了道路。对于内圣,前面已经从道问学与尊德性两个方面及其关系作了探讨。对于外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中认为“治国平天下”一章的宗旨是“务在与民同好而不专其利,皆推广絜矩之意也”[1]13。所谓“絜矩”,朱熹的解释是:“矩者,心也,我心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絜矩之道”就是“君子见人之心与己心同,故必以己度人之心,使皆得其平”[3]361。他的外王是从内圣开出来的,内圣是自我成德的修身,外王就是人人成德。从他把《中庸》的大纲概括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3]1480来看,他的外王的实质是通过自己的修身而成为他人学习效法的道德典范,即教化。儒家的修身则主要是道德修养,成为一个品行完美的人,然后扩充至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实上,内外关系的矛盾在现实世界中是无从排解的,只有回到自己内心中来,通过超越现实,在思想境界中解决。这就涉及境界建构中的另一对矛盾,即个我的建构与解构中所体现出来的规范与自由。人心为万物之灵,时时刻刻活动不休。前面已经说过,儒家主张把本体落实到心中,实则是用本体来规范心的活动。为了充分地说明其所以然,不得不在本体论外引入本源论。这样,一方面心是本体得以表现自己的器具,另一方面心也是本源得以思意性地演绎宇宙万物生化的场所。这样,就心的活动而言,本源论表达了其过程的方面,本体论则表达了其秩序的方面。本源论表达了心的活动的非当下的指向性,即过去到现在的必然性,现在到未来的可能性,未来状态的模糊性。本体论则表达了心的活动的当下的既定性,即过去的已然性、完成性,现在的成就性,未来塑造的必然性。就心的活动的不停滞性而言,指向不确定的未来是其一贯的趋势。就此而言,本体论表达了其规范性,本源论则表达了其自由性。对规范与自由的关系,朱熹虽然恪守重规范轻自由的儒家传统,但自由的分量毕竟比此前的儒家重多了。对儒家的礼,他当然很强调,对一向指斥儒家人伦礼法的道家、道教,他也多有批评。但他又说:“谨礼不透者,深看庄子。”[3]2498对学生求教关于老子既批评儒家的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而孔子却又问礼于老子的困惑,朱熹回答说:“他(老子)晓得礼之曲折,只是他说这是个无紧要底物事,不将为事。某初间疑有两个老聃,横渠亦意其如此。今看来不是如此。他曾为柱下史,故礼自是理会得……只得他又说这个物事不用得亦可。”[3]2997所谓“礼之曲折”,其中重要的意思就是过分强调礼的规范作用所带来的对自由的戕害及由此导致礼不被遵守而成为空洞的形式,产生虚伪性。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朱熹甚至断言说:“《礼运》中‘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语,便自有这个意思。”[3]2997为了排解规范对自由的可能压迫,道家、道教的方法是立定最高的价值标准而促使心对价值选择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这对朱熹的经权观是有影响的。“盖经者只是存得个大法,正当底道理而已。盖精微曲折处,固非经之所能尽也。所谓权者,于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庄子曰:‘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便是经权之别。或曰:‘恐庄子意思又别。’曰:‘他大概亦是如此,只不知他把甚么做大常。’”[3]992-993确实,类似的意思,《庄子·秋水》已说过:“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5]495对规范与自由的关系,朱熹把天理约化为性,以情复性,而性又被具体化为仁义礼智的伦理规范,本质上仍然是外在于人的普遍规范。这样,境界建构的内在根据被忽视了,人格的自主性、自由性和多样性不被重视,境界的建构也就成了社会对个体的外在灌输,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就违背了境界建构的自愿性、自觉性,从而弱化了境界建构的实际功效。虽然有此缺憾,但朱熹要求人们尽可能把对天理的遵循,从初期的出于勉强,尽快地转化为自然而然,尤其是在成圣之后,把对天理的遵循转化为生存、生命的本能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正是由于规范与自由这一对矛盾,人们不断地在心中建构境界,然后通过解构来提升、超越它。这样,人们才能树立理想,面向未来,充满信心,不断地超越现实,积极进取,提升精神境界。总之,通过道问学而尊德性,内圣而外王,朱熹静态地解决了境界建构中的内外关系。但其实,尊德性反过来也可以促进道问学,外王反过来也可以促进内圣。对前者,朱熹有一个完整的论述:“‘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这四件属尊德性。‘温故,知新;敦厚,崇礼’,这四件属道问学……‘自家须要做圣贤事业,到圣贤地位,这是“致广大”。然须是从埽洒应对进退间,色色留意,方得,这是“尽精微”。’……此身与天地并,这是‘极高明’。若只说却不踏实地,无渐进处,亦只是胡说。也须是自家周旋委曲于规矩准绳之中,到俯仰无愧怍处始得,这是‘道中庸’。”[3]2861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互相交叉渗透的,下与上之间的划分是相对的:“‘极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学底事。立心超乎万物之表,而不为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则恁地细密,无过不及,是中庸。”[3]1585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次序是:“而今学者须是从下学理会,若下学而不上达,也不成个学问。须是寻到顶头,却从上贯下来。”[3]2356这样,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就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双向的、动态的。对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朱熹从礼法规范与自由的矛盾在境界建构的不同阶段的表现来动态地处理。总之,道问学与尊德性,内圣与外王两对矛盾的化解,体现了体与用在境界建构中的运用,是儒家哲学即体呈用,用而合体,体用合一的学术特色的具体体现。参考文献[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朱熹.朱熹集[M].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4]朱子全书[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全两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OnFounding[责任编辑/周舟]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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