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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人格 胡适胡适是如何看待中国人贞操问题的？

长河网 • 2019-01-22 21:21:20 • 文化 • 阅读 2
100年前的今天，1918年7月14日，胡适先生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文章《贞操问题》，对近来报端登载称颂贞节烈女殉夫而自杀的文章严辞抨击。 两性道德观与妇女问题的提出，缘于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5月15日
原标题：胡适是如何看待中国人贞操问题的？100年前的今天，1918年7月14日，胡适先生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文章《贞操问题》，对近来报端登载称颂贞节烈女殉夫而自杀的文章严辞抨击。两性道德观与妇女问题的提出，缘于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5月15日）的译作《贞操论》。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第一流女批评家”，文章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这篇《贞操论》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周作人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一发表，中国的舆论界、思想界、界，无不为之震动。首先起来响应的是胡适。他在是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热烈地赞扬《贞操论》的发表，“这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胡适显然看出它在婚姻关系这样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及“人生”的根本问题上所具有的革命意义：这是一个终于找到的缺口，由此可望导致整个封建伦理体系的崩溃。为扩大战果，胡适又抓住北洋军阀政府刚公布的所谓《中华民国褒扬条例》，不失时机地提出：“贞操问题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也立即与之配合，在《新青年》5卷2号发表《我之节烈观》，明确提出了“自他两利”的新的道德原则，大声疾呼：“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是新文化战线上一次非常的联合作战，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五四文化革命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贞操问题》全文如下：胡适一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人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新青年》四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受了几千年的无意识的迷信，到近几十年中，方才有些西洋学者正式讨论这问题的真意义。文学家如易卜生的《群鬼》和ThomasHardy的《苔史》(Tess)，都带着讨论这个问题。如今家庭专制最利害的日本居然也有这样大胆的议论!这是东方文明吏上一件极可贺的事。当周先生翻译这篇文字的时候，北京一家很有价值的报纸登出一篇恰相反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海宁朱尔迈的《会葬唐烈妇记》。(七月二十三四北京《中华新报》。)上半篇写唐烈妇之死如下：唐烈妇之死，所阅灰水，钱卤，投河，雉经者五，前后绝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则其亲试于杀人之方者凡九。自除夕上溯其夫亡之夕，凡九十有八日。夫以九死之惨毒，又历九十八日之长，非所称百挫于折有进而无退者乎？……下文又借出一件“俞氏女守节”的事来替唐烈妇作陪衬：女年十九，受海盐张氏聘，未于归，夫夭，女即绝食七日；家人劝之力，始进糜曰，“吾即生，必至张氏，宁服丧三年，然后归报地下。”最妙的是朱尔迈的论断：嗟乎，俞氏女盖闻烈妇之风而兴起者平?……俞氏女果能死于绝食七日之内岂不甚幸?乃为家人阻之，俞氏女亦以三年为己任，余正恐三年之间，凡一千八十日有奇，非如烈妇之九十八日也。且绝食之后，其家人防之者百端，……虽有死之志，而无死之间，可奈何?烈妇倘能阴相之以成其节，风化所关，猗欤甚矣！这种议论简直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俞氏女还不曾出嫁，不过因为信了那种荒谬的贞操迷信，想做那“青史上留名的事”，所以绝食寻死，想做烈女。这位朱先生要维持风化，所以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烈妇的英灵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了，“岂不甚幸”!这种议论可算得贞操迷信的极端代表。《儒林外史》里面的王玉辉看他女儿殉夫死了，不但不哀痛，反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五十二回)王玉辉的女儿殉已嫁之夫，尚在情理之中。王玉辉自己“生这女儿为伦纪生色”，他看他女儿死了反觉高兴，已不在情理之中了。至于这位朱先生巴望别人家的女儿替他未婚夫做烈女，说出那种“猗欤盛哉”的全无心肝的话，可不是贞操迷信的极端代表吗?贞操问题之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在文明国里，男女用自由意志，由高尚的恋爱，订了婚约，有时男的或女的不幸死了，剩下的那一个因为生时爱情太深，故情愿不再婚嫁。这是合情理的事。若在婚姻不自由之国，男女订婚以后，女的还不知男的面长面短，有何情爱可言?不料竟有一种陋儒，用“青史上留名的事”来鼓励无知女儿做烈女，“为伦纪生色”，“风化所关，猗欤盛矣!”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这不过是贞操问题的一方面。这个问题的真相，已经与谢野晶子说得很明白了。她提出几个疑问，内中有一条是：“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这个疑问，在中国更为重要。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分。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怪不得古人要请“周婆制礼”来补救“周公制礼”的不平等了。我不是说，因为男子嫖妓，女子便该偷汉；也不是说，因为老爷有姨太太，太太便该有姨老爷。我说的是，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犯的是同等的罪恶；老爷纳妾，与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为什么呢?因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这并不是外国进口的妖言，这乃是孔丘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丘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孔丘五伦之中，只说了四伦，未免有点欠缺。他理该加上一句道：所求乎吾妇，先施之，未能也。这才是大公无私的圣人之道！贞节牌坊二我这篇文字刚才做完，又在上海报上看见陈烈女殉夫的事。今先记此事大略如下：陈烈女名宛珍，绍兴县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字王远甫之子菁士。菁士于本年三月廿三日病死，年十八岁。陈女闻死耗，即沐浴更衣，潜自仰药。其家人觉察，仓皇施救，已无及。女乃泫然曰：“儿志早决，生虽未获见夫，殁或相从地下……”言讫，遂死，死时距其未婚夫之死仅三时而已。（此据上海绍兴同乡会所出征文启。）过了两天，又见上海县知事呈江苏省长请子褒扬的呈文，中说：呈为陈烈女行实可风，造册具书证明，请予按例褒扬事。……(事实略)……兹据呈称，……并开具事实，附送褒扬费银六元前来。……知事复查无异。除先给予“贞烈可风”匾额，以资旌表外，谨援《褒扬条例》……之规定，造具清册，并附证明书，连同褒扬费，一并备文呈送，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第三，贞女烈女问题未嫁而夫死的女子，守贞不嫁的，是“贞女”；杀身殉夫的是“烈女”。我上文说过，夫妇之间若没有恩爱，即没有贞操可说。依此看来，那未嫁的女子，对于她丈夫有何恩爱？既无恩爱，更有何贞操可守？我说到这里，有个朋友驳我道，“这话别人说了还可，胡适之可不该说这话。为什么呢？你自己曾做过一首诗，诗里有一段道：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我却常念他，这是为什么？岂不因我们，分定常相亲？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海外土生子，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依你这诗的理论看来，岂不是已订婚而未嫁娶的男女因为名分已定，也会有一种情意。既有了情意，自然发生贞操问题。你如今又说未婚嫁的男女没有恩爱，故也没有贞操可说，可不是自相矛盾吗？”胡适与江冬秀我听了这段驳论，几乎开口不得。想了一想，我才回答道：我那首诗所说名分上发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若没有那种名分上的情意，中国的旧式婚姻决不能存在。如旧日女子听人说他未婚夫的事，即面红害羞，即留神注意，可见她对她未婚夫实有这种名分上所发生的情谊。但这种情谊完全属于理想的。这种理想的情谊往往因实际上的反证，遂完全消灭。如女子悬想一个可爱的丈夫，及到嫁时，只见一个极下流不堪的男子，她如何能坚持那从前理想中的情谊呢?我承认名分可以发生一种情谊，我并且希望一切名分都能发生相当的情谊。但这种理想的情谊，依我看来实在不够发生终身不嫁的贞操，更不够发生杀身殉夫的节烈。即使我更让一步，承认中国有些女子，例如吴趼人《恨海》里那个浪子的聘妻，深中了圣贤经传的毒，由名分上真能生出极浓挚的情谊，无论她未婚夫如何淫荡，人格如何堕落，依旧贞一不变。试问我们在这个文明时代，是否应该赞成提倡这种盲从的贞操？这种盲从的贞操，只值得一句“其愚不可及也”的评论，却不值得法律的褒扬。法律既许未嫁的女子夫死再嫁，便不该褒扬处女守贞。至于法律褒扬无辜女子自杀以殉不曾见面的丈夫，那更是男子专制时代的风俗，不该存在于现今的世界。总而言之，我对于中国人的贞操问题，有三层意见。第一，这个问题，从前的人都看作“天经地义”，一味盲从，全不研究“贞操”两字究竟有何意义。我们生在今日，无论提倡何种道德，总该想想那种道德的真意义是什么。墨子说得好：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日，“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日，“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日，‘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公孟篇)今试问人“贞操是什么?”或“为什么你褒扬贞操?”他一定回答道，“贞操就是贞操。我因为这是贞操，故褒扬他。”这种“室以为室也”的论理，便是今日道德思想宣告破产的证据。故我做这篇文字的第一个主意只是要大家知道“贞操”这个问题并不是“天经地义”，是可以彻底研究，可以反复讨论的。第二，我以为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由这个前提，便生出几条引申的意见：(一)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二)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来对待他；(三)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四)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第三，我绝对的反对褒扬贞操的法律。我的理由是：(一)贞操既是个人男女双方对待的一种态度，诚意的贞操是完全自动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须有法律的提倡。(二)若用法律的褒扬为提倡贞操的方法，势必至造成许多沽名钓誉，不诚不实，无意识的贞操举动。(三)在现代社会，许多贞操问题，如寡妇再嫁，处女守贞，等等问题的是非得失，却都还有讨论余地，法律不当以武断的态度制定褒贬的规条。(四)法律既不奖励男子的贞操，又不惩男子的不贞操，便不该单独提倡女子的贞操。(五)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民国七年七月本篇最初发表于1918年7月《新青年》第5卷第1号，署名胡适。后收入《胡适文存》。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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