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凯、且志宇|《论语》中的语言观和文学观关于《论语》中的语言观和文学观的探讨，前人分别进行了部分讨论，但是综合《论语》中语言观和文学观以及如何由语言观到文学观的讨论却不多见。本文通过梳理《论语》中“言”、“语”、“文”、“辞”、“歌”、“乐”、“文学”、“文章”的含义，通过分析《论语》引《诗》引《书》，论礼论乐等材料，试图从《论语》中寻绎出对语言和文学的基本认识，进而管窥先秦儒家对语言和文学的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检讨其对中国语言和文学，特别是对文学理论的重要价值和深刻影响。一、《论语》中的语言观所谓语言观，自然是对语言的认识。那么，哪些可以归入对语言的认识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方面：一是语言和人的关系；二是语言怎么用，即语言的使用和交际的问题，其中包括使用语言的原则、判断语言正确、恰当与否的标准、使用语言的注意事项等；三是语言有什么用，这是关于语言的价值和功能的认识。《论语》中直接涉及语言行为和结果的词语主要有“言”、“说”、“语”、“谓”、“曰”、“告”、“问”、“对”等。根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词典》以及笔者的检索辨识，主要以“言”“语”为例分析《论语》中的语言观。（一）语言和人的关系之所以要将语言和人的关系放到最前面来讨论，是因为我们认为儒家之所以强调语言的问题，首先是儒家对语言和人的关系的高度关注。那么，为什么儒家对语言和人的关系高度关注？在这关注的背后，儒家对语言和人的关系有着怎样的认识？今日关于语言的认识，从语言学层面看，人们多以语言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思维和交际工具作为最重要和普遍的认识；从哲学的层面看，西方现象学、阐释学、符号学诸流派多将语言提升到与人同在的地位。笔者在《儒家元典与中国诗学》中曾说：“把语言提高到与人同在，这种认识，在西方并非卡西尔一人，而是一种潮流。要言之，西方哲人不仅把语言视为人最重要的根据，而且赋予了语言以本体论的地位，前述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两句名言即是。而把语言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中国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即已经认识到，孔子就把语言视为他所理想的‘仁人’的一个要求，并且对语言、言说提出了系列主张，儒家元典对此更有非常丰富的论述。”[1]223-224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辞典》统计，“言”在《论语》中出现126次，并说“言”有三个义项：名词，言语（59次）；名词，一个字或一句话（9次）；动词，说。[2]246我们认为实际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动词，即“说”，此相当于索绪尔所谓的“言语”，是具体使用语言的行为；二是名词，表示说的结果或者所说的语言，如“话”、“言辞”、“语言”、“言语”等。在《论语》中，孔子对人和语言的关系认识集中在人的语言和人的行为、事情的密切联系上。无论是孔子等儒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认为，人的存在就其本质是一种社会性存在，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人的社会性最重要的是人与人建立的相互联系。建立人际关系的主要根据是人的语言和行为。因此，对人的认识最直接来自于对人的语言、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事——的认识。《论语》中对语言的重视，首先是关于语言与人的关系。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3]5510“不知言，无以知人”，说明“言”与“人”有着直接的关系。要知人，则必先知其言。“言”既是人的外部表现，又是人的内心反映。其次是语言与人的道德的关系，其中又包含了多个方面：第一是人的道德和语言的整体关系。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3]5453这是说道德与语言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是有道德的人一定善于表达，这说明语言和道德具有一致性；但另一方面，善于表达的人却不一定有高尚的道德，这又说明道德和语言的分裂性。既然道德与语言有着双重关系，因此，对待那些善言、巧言者，则需要仔细辨别，慎重对待，因为“巧言乱德”[3]5470。第二是语言和具体道德之间的关系，如语言和仁德、诚信等之间的关系。孔子多次说到语言和仁德的关系。孔子两次说到“巧言令色，鲜矣仁”[3]5336-5487，一次谈到要反对“巧言令色”。他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3]5376此外还谈到“利口”：“恶利口之覆邦家者”[3]5487。“巧言”、“利口”都是指善于表达、能说会道，“令色”是脸上表情和悦。照道理讲，善于表达及对人和悦都应该是很好的，都应该得到肯定和提倡，何以孔子认为这种人很少是仁德之人呢？原因就在于前面我们说到的语言和道德的双重性。因为语言和表情都只是外在的，形式的，而人最重要的是内在的道德。有“外”不一定有“内”。根据现实经验，孔子发现过于会表达和过于热情和悦者其实是靠不住的人。于是孔子认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3]5455，也就是真正完美的人应该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由此，人应该做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3]5337。再次是语言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是《论语》中说得最多的，如：敏于事而慎于言。[3]5338先行其言而后从之。[3]5348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3]5348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3]5368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3]5368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3]5374言必信，行必果。[3]5448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3]5445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3]5453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3]5458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3]5467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3]5445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3]5496那么，“言”和“行”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根据上述引文，可以归纳如下：一是要言、行一致；二是行重于言；三是谨言慎行。进一步分析则可以看到，语言和行为作为判断和认识人的最重要的根据，需要综合二者来看。一方面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另一方面要更重视“行”。“言”不代表“行”，但“行”可以显示“言”。由于“言”很容易而“行”很困难，因此，“言”必须谨慎。（二）语言运用的原则和具体要求语言怎么用，即语言的使用和交际的问题，其中包括使用语言的原则、判断语言表达正确、恰当与否的标准、使用语言的注意事项等。使用语言的总原则是要符合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要求。具体则包括符合仁德的原则、礼义的原则、诚信的原则等。“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3]5436孔子说仁德之人的言语迟钝，于是司马牛觉得老师将最高的道德——仁——看得太轻了，于是有此疑问。孔子说：“因为做起来很困难，在说的时候不是要慢一些吗？”这也就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意思。“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3]5457说的时候一点不惭愧，那么实行起来就很困难。所谓大言不惭，说大话而不感到惭愧，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做。于是孔子强调“言必信，行必果”[3]5448、“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3]5445、“与朋友交，言而有信”[3]5337、“信近于义，言可复也”[3]5338。使用语言还有其他重要原则，如上面所谈到的言行一致的原则。此外，诚实、谨慎、谦逊等也是一些基本原则。前已述及，此不赘。使用语言的具体要求则有很多，如注意说话对象和场合，注意说话的姿态和语气等，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3]5416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3]5417食不语，寝不言。[3]5419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3]5421——以上是关于说话要注意场合、姿态、语气等。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3]5468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3]5479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3]5384——以上是关于说话的对象要求。《论语》中对孔子在不同场合怎样说话有很多描写，对其不同性格的学生怎样说话，也有很多精彩的记录。从孔子本人以及学生的各种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三）语言的功能《论语》中涉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3]5510这是对知命、知礼、知言的论述。所谓“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强调说明语言和人是同在的，人即语言，语言即人。第二，语言是了解人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了解和认识一个人只有通过语言、行为和事情才能实现。不知道别人的语言，或者不懂得别人的话，也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人。同样道理，人的知识传授与人际交往也离不开语言。《论语》中说：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5487孔子说他想不说话了。他的学生子贡很着急，就对孔子说：“如果先生您不说，那么我们学生又拿什么来接受呢？”孔子说：“那老天说过什么？一年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老天何曾说过什么？”孔子当然不是真不说话了，他的意思是四季和万物都在自然运行和生长，而不是老天说要怎么样，四季和万物才怎么样。这里暗含着万物顺应其本，也暗含着行比说更为重要。孔子自然明白，所谓不想说，并不是真的不说，而是尽量少说多做，从做的事情自然知道要说的内容。从一个人的言谈中，可以见出一个人的水平、智慧。子贡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3]5504子贡的意思是通过一句话就可以判断一个君子是不是聪明。当然会说话的人自然是聪明的，值得肯定的。蘧伯玉派使臣来看孔子，孔子和使臣坐在一：起，问：“蘧伯玉在干什么呢？”使臣回答说“蘧伯玉先生本来想少些过错，可是现在还没有做到。”使臣离开之后，孔子一再感叹：“真是一个优秀的使者！真是一个优秀的使者！”[3]5458“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耕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3]5453孔子对两人的赞叹说明人的语言非常重要。孔子曾对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3]5480当然这不是说不学习《诗经》就话都不会说，而是强调学习《诗经》能在重大场合更会表达，因为春秋时代，列国交往，赋《诗》言志是普遍的表达方式。第三，语言和事情，尤其是和政事有密切关系。《论语》中说：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3]5445这是大家熟悉的关于名与言之间关系的一段话。表面看，“名”涉及的只是言和事的关系，但孔子看得很远，径直把名、言、事情与礼乐、刑罚联系起来，这就说明了语言不只是和事实有关，还说明有比事实更重要的礼乐和刑罚，也就是国家的政治和语言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当子路问孔子治国当何先的时候，孔子说是“正名”，以致作为学生的子路敢说老师太迂腐。所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3]5503，说的正是这种情况。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语言本身就是政治，一句话是否就可以治国安邦呢？孔子并不这样认为。《论语》中说：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3]5447定公很机械地理解语言与治国的关系，认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孔子是反对的，认为不应该如此机械，而是应该认识到一句话的实施有可能让国家兴盛，而一句话的不实施有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这些话的背后是强调君王应该善于纳言听谏，从而能够治理好国家。二《论语》中的文学观之所以要首先讨论语言观的问题，是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对语言的认识必然会涉及和影响到文学的认识。说到底，不管是口语的表达还是书面的表达，都是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的关系，即言意关系，二者之间具有一致性。当然口语的表达和书面的表达各有侧重和不同点。孔子时代，书面表达还不是十分发达，通过孔子对口头表达的认识，有助于对书面表达的认识。通过对《论语》和孔子有关表达和语言的认识，可以较为完整地理解孔子及儒家的文学观。与讨论语言观侧重选择“言”、“语”作为主要分析材料不同，我们在讨论《论语》中的文学观时，侧重以“文”、“章”、“辞”以及“文学”、“文章”、“文献”为例进行分析，同时兼顾“图”、“书”等直接涉及书面表达的词语。除此之外，我们特别将包含“诗”、“歌”、“乐”、“舞”等的语句或语段作为分析的重要材料。虽然各种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思想史较多涉及直接论诗论乐等，但是将涉及书面表达的语词、语句与直接论述诗乐舞等材料结合起来分析，本文是新的尝试。相信通过此种分析，将会更加全面地把握《论语》及孔子的文学观。《论语》中出现“文”的例句很多，主要如下：1.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53372.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3]53853.子以四教：文、行、忠、信。[3]53934.“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3]54075.博我以文，约我以礼。[3]54096.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3]54397.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3]54418.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3]54709.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3]537410.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538411.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3]539512.“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3]543713.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3]545714.“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3]545515.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3]5501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辞典》中统计“文”共出现24次：“文献及文献上的知识（11次）；文采，有文采，古人“文”和“质”对言（6次）；文辞（1次）；动词，文饰涂饰（2次）；谥号（3次）；周文王（2次）。”[2]224杨先生所说的六个义项中，与文学相关的义项只有前三个。上述所引材料，例1到8，主要指文献、文化、学问；例9到13，主要指文采，或有文采的；例14、15指修饰、纹饰。《论语》中单用“章”只出现1次：“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3]5375杨伯峻先生将“斐然成章”翻译为“文彩又都斐然可观”[2]51。实际上，此处“章”与“文”同义，都是指花纹、文彩，引申为好看的东西、可观之物。“辞”作为“文辞”，《论语》中只出现1次，即：子曰：“辞达而已矣。”[3]5471这里的“辞”就是文辞、言辞，是指书面的表达。含“文”的词语主要有“文学”、“文献”、“文章”。“文学”在《论语》中出现1次，杨先生解释为“文献”[2]225，见于“先进”篇：“文学：子游、子夏。”“文章”出现2次，杨伯峻先生认为，一指学术，如“夫子之文章”[3]5373；二指礼仪制度，如“焕乎其有文章”[2]224-225。“文献”在《论语》中出现1次，即“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3]5357。杨先生解释为“典籍和贤人”[2]225。“图”表达“图画”之意只出现了1次，即“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3]5408“书”出现了4次，共有三个义项：①指《尚书》，一见于《为政》：“《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3]5349；二见于《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3]5460②指“书籍”：“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3]5430③指书写。“子张书诸绅”[3]5468。从词语的使用看，《论语》中所谓“文”、“章”、“辞”，都是指书面的表达，是今日所谓文章的意思。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文学”与“文献”、“文章”以及书籍是同一的，很少涉及文学的审美因素，与今日流行的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说上述词语的分析说明《论语》中的文学观主要是文章意义上的，那么，《论语》中关于诗乐舞等论述的具体文字更能直接表达其文学观。在论诗乐舞等具体艺术方面，论诗最多，其次是论乐，最后是舞。《论语》中引用和评价《诗经》的语句特别突出。1.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53462.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3]5356-53573.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53604.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3]53625.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3]53926.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54017.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3]5409-54108.“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3]54119.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3]541110.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3]542611.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3]548012.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3]544613.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548614.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3]548615.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3]535516.“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3]5400例1是对《诗经》内容和风格的总体评价。孔子认为整部《诗经》的内容和风格是中正和谐的。例2是说表扬子夏善于联想，从《诗经》中获得仁礼孰轻孰重的启示，虽然说的是仁与礼的关系，但也可以推及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例3是对《关雎》风格的概括，即中正和谐：一方面，孔子肯定艺术可以表达“哀乐”的感情，同时又要求做到恰如其分。例4对《韶》和《武》两首舞曲的评价，肯定《韶》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完美，而《武》形式很美，但内容不完全善。此句集中体现了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既是艺术批评观，也是艺术的本体论。例5是说孔子在读书和行礼的郑重场合使用雅言（类似当时的通用语）。例6是对诗礼乐与修身关系的论说，分别谈到诗礼乐在修身中的不同阶段和不同作用。例7说孔子对雅颂音乐进行了整理。例8、例9是孔子引《诗经》来教育学生。例10说通过诵读诗经语句来判断一个人的个性品格。例11孔子教育儿子孔鲤要学《诗》学礼，这是人走向社会必须要学会的东西。学《诗》涉及语言表达，学礼涉及立身社会的大问题。例12是讨论应该怎样学习《诗经》和《诗经》的功能。例13全面讨论《诗经》作用的一段话，不仅提出了著名的“兴观群怨”说，对文学的各种功能进行了全面论说，而且集中表达了孔子诗教的认识。例14也是孔子教育儿子孔鲤的话，要求学习《诗经》；如果不学《诗经》，就会像人对墙站立，什么也看不到。这也是对《诗经》功能和作用的认识。例15是引用《诗经》批评三家乱用乐的问题。例16是曾参引用《诗经》表明人在世不容易，凡事都得小心谨慎。综合上述引述和评价《诗经》的材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文学艺术必须是中正和谐，美善兼备的；第二，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文学艺术都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修身、思想启迪、政治外交、认识、审美、交流沟通等等；第三，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文学艺术都应该积极发挥其作用，目的是帮助人成为一个完善或完美之人。1.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3]53912.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3]53953.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3]53614.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3]54025.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3]54456.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3]54607.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3]54688.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者。”[3]54879.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3]549410.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3]5495以上是直接论述音乐的情况。例1说明审美享受（美感、精神的感觉）作为高级享受远比一般的快感要有用和长久，这是说明审美的价值；例2说明孔子是一个懂得艺术并且善于欣赏艺术的人；例3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说明了音乐演奏的过程，由此说明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具有一致性；例4说孔子欣赏到精美艺术时的感受和心理状态；例5说礼乐与政事、法律与国家治理等有密切关系，说明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自身的问题，而且是关乎国家政治等重大事情；例6说明通过音乐可以见出人的个性和志向，说明艺术能够表达的心声，艺术是人的心声的表达；例7是孔子对如何治国的设想或者说理想，其中“乐则韶舞”是他提倡和向往的美好艺术，“放郑声”则是对低俗艺术的抵制和排斥，明确表达了孔子崇雅抑俗的审美观念；例8也是说孔子对中正雅乐的倡导；例9说孔子对季桓子过分喜好女乐而不理政事的不满和失望，从中看出孔子要求当政者应该关心朝政而非追求个人的享乐，也可以理解为过分追求艺术的享受会妨碍国家治理；例10通过楚狂接舆故意唱歌给孔子听，劝告孔子远离当时的从政者，也是说明音乐可以表达人的情感和志向。综合上述十例，归纳如下：第一是孔子对音乐等艺术的美感的充分肯定，说明艺术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如例1、2、3、4；第二是音乐等艺术是人的情感和志向的表达，同样，通过音乐也可以了解和认识一个人的情志，如例6、9；第三是对艺术审美风格或者审美理想的认识，孔子崇尚雅正和谐的音乐，反对低俗奢靡的音乐，如例7、8；最后，孔子还十分看重艺术和政治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是礼乐和国家政治、法律等有着密切关系，应该充分重视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反对当政者过分热衷于艺术享受而妨碍国政，如例5、9。“舞”单独出现了2次：“八佾舞于庭”[3]5355之“舞”指舞蹈；“乐则韶舞”[3]5468之“舞”为“武”的假借。引用《尚书》2次，分别是：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3]5460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3]5349出现《易经》的有2次，即：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3]5392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3]5449其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为《周易》恒卦九三爻爻辞。罗列了上述文献之后，我们尝试总结《论语》中的文学观。根据上述材料，我们认为，《论语》中的文学观可以概括如下：（一）书面表达意义上的文学观（或者说文章意义上的文学观）书面表达意义上的文学观的核心是不区分“文学”、“文章”、“文献”的差别。不论是单用“文”、“章”、“辞”还是“文学”、“文章”、“文献”，都说明凡是用文字记录的东西，都可以说是“文学”。这是章太炎先生所谓“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者，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4]247的意思。章太炎先生关于文学的界定是综合整个中国文学历史做出的论断，说明文学即书面表达的观念是贯穿中国文学始终的。因此，《论语》中的文学观念首先就是文章学意义上的认识。（二）文化意义上的文学观从前文对《论语》中涉及语言观和文学观的材料可以看出，除了对《诗经》的引用和评述外，《论语》里很少专门论述文学。而对文学的讨论，往往寄寓于对言行、祭祀、礼仪、政治、外交、乐舞、颜色、物品等等的讨论之中。即如“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3]5454这样的句子，也是与外交辞令的起草有关，而非单纯对文学创作活动的讨论。也就是说，《论语》的文学观很大程度是属于文化意义上的文学观。文化意义上的文学观比文章意义上的文学观更大，不仅仅是指语言文字符号记录下的书籍、文章，还包括人类创制之物甚至自然之有形式者。基于这样的认识，便会发现《论语》中有许多文学因子蕴含在格式各样的事物、行为的讨论中。如以颜色而论，则有“恶紫之夺朱也”[3]5487、“素以为绚兮”[3]5356的论说；以音乐而论，则有郑声、雅乐[3]5487，击磬[3]5460、闻韶[3]5391的探讨；就舞蹈而论，则有八佾舞[3]5355、韶舞[3]5468的描述；以器物而论，则有殷之辂、周之冕[3]5468的记载。甚至于对去了毛的虎豹之皮和犬羊之皮[3]5437，祭祀用的毛色纯赤、犄角周正的牛[3]5382的论述中，皆隐含着先秦时期朴素的文学观。这种包含了天文地文人文的文学观，既说明文学作为人文与天地自然之间的本源关系，又说明文学作为人文应该表达天地之文。这一观念对刘勰、白居易以及唐代诸多文人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三）美善合一的文学观孔子美善合一的文学观，主要是从他对音乐美善关系以及君子人格的讨论中引申而来的。《八佾》里提到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3]5362美属于艺术范畴，而善则属于道德范畴，孔子认为只有达到道德和艺术的完美结合，才是音乐的最高境界。除了《八佾》里明确提到美善合一，《论语》在其他章节也记录了孔子隐含美善合一的言说。诸如《雍也》称“子谓仲弓，曰：‘犂牛为之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3]5382邢昺疏称“骍，纯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也”[3]5382，“骍且角”即形容一头牛毛色纯赤、犄角周正。按杨伯峻先生的说法“周朝以赤色为贵”[2]57，那么这头牛就符合了“善”的特征，而“角周正”则又包含了美的因素。同时，何晏注解称“父之不善不害于子之美”[3]5382，从互文的修辞手法来看，此句意即：父之不善不美，不害于子之善与美。因此，“骍且角”的犂牛尽管出身卑贱，但因它集善与美于一身，因而可用作祭祀的牺牲。在这一段话中，孔子是以既善且美的犂牛之子比喻“可使南面”的仲弓，这是孔子将美善合一的观点推广到对人物的品评上了。与之相反的是：“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3]5401这是孔子假设的语境，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与美，但是因骄傲和吝啬而善行有亏，那么此人也不值一提。孔子和学生子贡二人分别讨论了君子人格的构成，认为只有人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品质完美结合才算是君子。一见于孔子的论说：“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5384一见于孔子学生子贡对棘子成的回答：“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3]5437两段话都谈到了文质之间虽然有内外之别，但又都不可分离。孔子更强调文质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一致，子贡则强调文质之间的不可分离。上述论述虽然是就什么人才能算君子而做出的论断，也可以引申对所有事物构成的看法，自然可以看作是对文学艺术文本构成的要求。美善合一是就音乐所作出的论断，文质彬彬是就君子人格做出的分析，二者其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其内在串联的线索便是孔子的中和思想，正如袁济喜先生所言，“孔子用中和的方法论来探讨文质关系，提出了文质相扶、尽善尽美的思想”[5]22。三《论语》语言观和文学观的价值和影响作为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在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正统思想的封建时代，一直被奉为儒家的元典和圣经。而《论语》中所蕴含的孔子或孔门语言观和文学观也在不同的时期被视作文学创作不可动摇的法则，对后代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古代的泛文学观或者说大文学观、文质兼美的文本构成观、美善结合的文学批评观、文教合一的文学价值观、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发展观等等无不与孔子和《论语》等儒家元典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下面略举数例，以窥一斑。如关于语言和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孔子在与鲁定公讨论语言的重要性，尽管反对过于机械地理解语言，但也充分肯定了语言的重要性，进而将语言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关乎国家治乱的层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孔子对语言的价值的肯定，也就是对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的重视，进而推动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曹丕正是认识到孔子这句话中对语言以及对文学价值或显或隐的重视后，才在其《典论·论文》中明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6]2271这一观点。孔子这句话一方面是对文学价值的认同，同时也是对文学政教功能的肯定。关于文学的政教功能，《论语》中记载了很多，最为典型的是诗的“兴观群怨”说。这四个词，经过郑玄、孔安国、朱熹等历代经师的注解后，郭绍虞先生又作了进一步解释：“兴，启发、鼓舞，感染的作用，即所谓‘感发志意’”；“观：认识社会现实的作用，即所谓‘观风俗之盛衰’”；“群：互相感染和互相提高的作用，即所谓‘群居相切磋’”；“怨：批评、讽刺不良政治的作用，即所谓‘怨刺上政’”[7]18-19。由此可见，除了“兴”属于个人情志的感发外，“观”、“群”、“怨”三者皆与政教有密切的关系。故孔子紧接着总结说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3]5486。文学政教的功能在得到孔子的进一步阐发后，为后世士人以文章干预政治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如唐代柳宗元《捕蛇者说》在记述了永州之民甘愿冒生命危险捕捉毒蛇来抵偿苛捐杂税的事情后，明确指出其创作目的“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8]457：这便是文学具有“观”——认识社会现实的作用的体现。文学的政教功能，历代皆有论说。到了清末，这种观念在梁启超先生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9]1《论语》中体现孔子语言观和文学观相结合的还有“辞达而已矣”的观点。孔子提倡辞以达意，进而鼓励简洁达意的风格，“过于浮华的辞藻，是孔子所不同意的”[2]170。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否又和《左传》里记载的“仲尼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0]4311的观点相悖呢？其实二者并不冲突。正如章太炎先生的解释：“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谓不能举典礼，非欲苟润色也。”[4]249孔子这里所说的言须有文，并非是在提倡过分的润色修饰。孔子本人在其论著中也践行着简洁的风格，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由孔子一人编定，“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11]1944的《春秋》。据史记载孔子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11]1943，甚至可以一言而定褒贬，达到了“《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11]3297的文学效果。当然《春秋》的简洁风格，也是受当时文献书写记录条件落后的客观原因影响，但很大程度上却也和孔子追崇简洁达意的文学风格相关。由此，孔子开创了“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10]3702的简洁修史品格。但在孔子这里，简洁不止是修史的重要法则，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风格。这种风格在历代皆有传承，这一点可从清人李祖陶的论述中看出一斑：“太史公之洁，唐柳子厚知之，宋欧阳修有之，明归震川实允蹈之，入本朝来，自魏叔子外，未之敢许，乃今得之于乐斋。”[12]368这句话里李祖陶就提到了西汉的司马迁、唐朝柳宗元，宋朝欧阳修，明朝归有光以及清代的魏禧和彭端淑皆秉承着《春秋》以来行文简洁的风格。总的来说，作为儒家元典的《论语》由于本身具有独具价值的思想理念，以及后代将其作为圣人经典的推崇，使书中蕴含的语言观和文学观对后世文学、文论的产生了甚为深远的影响，而上文的论述也仅仅是其泰山一隅而已。参考文献：[1]李凯．儒家元典与中国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3]何晏，邢昺．论语注疏[G]//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4]章太炎，庞俊，郭诚永．国故论衡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5]袁济喜．和：审美理想之维[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6]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8]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9]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新小说，1902，1（1）．[10]杜预，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G]//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1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2]彭端淑．白鹤堂文录[G]//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本文原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第1期）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