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永安：談白一平—沙加爾上古音体系的幾個問題编者按：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白一平(W.H.Baxter)和法国东亚语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沙加尔(L.Sagart)合著的新书OldChinese:ANewReconstruction于2014年出版后，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关注，并且获得2016年美国布龙菲尔德图书奖（LeonardBloomfieldBookAward）。这一上古汉语领域的新作引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师生的重视，自2015年9月起，为这一新著组织了专门的讨论会，进行逐章翻译和讨论，吸引了校外学者参与。通过讨论，发现该著作中的材料、方法、论证步骤、结论等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这些意见中的一部分已经成文，业已发表或将要发表。本刊将陆续登载这一系列成果。本期推送的中国人民大学高永安老师《谈白一平—沙加尔上古音体系的几个问题》，发表于2018年6月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十辑）393-398页。原文用字为繁体。談白一平—沙加爾上古音体系的幾個問題高永安最近讀WilliamH.Baxter（白一平）andLaurentSagart（沙加爾）的新著OldChinese:anewreconstruction（《上古漢語的新構擬》）①，感覺兩位先生徵引博贍、論證宏闊，博學多聞！兩位先生都是從事漢語歷史研究多年，對漢語的上古音構擬花費了很多心血，成績卓著！兩位先生的構擬試圖擺脫“有一分證據說一話”的實證方法，讓人耳目一新。而兩位先生把其最新著作的主要構擬成果放到網絡上，供大家免費下載使用，其公益之心，令人感動！但是儘管如此，我在閱讀過程中有些疑惑之處，還是願意提出來，就教于兩位先生和大方之家！①WilliamH.BaxterandLaurentSagart,OldChinese:anewreconstruc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14.②網址是：http://ocbaxtersagart.lsait.lsa.umich.edu/.一作者引證非常豐富，從古代典籍到現代理論，從《詩經》押韻到漢字諧聲，從甲骨文到六國文字，從中古語音系統到古今方言，能夠駕馭這麼浩繁的文獻，真是需要功力！但是，其中一些對前人結論的徵引，竊以爲缺乏審慎的選擇。例如奧德里古爾的漢語聲調來源說。奧德里古爾（AndréG.Haudricourt）《越南語聲調的起源》認爲越南語的聲調是受漢語影響產生的。而6世紀前後，越南語有六個聲調，清濁搭配，可以歸結爲三類：平聲（清）與弦聲（濁）爲一類，問聲（清）與跌聲（濁）爲一類，銳聲（清）與重聲（濁）爲一類。三類聲調的韻，在韻尾上都有表現：第一類（平、弦）爲舒聲，具有鼻音、元音韻尾或者無韻尾；第二類（問、跌）具有喉塞音韻尾，即-ʔ；第三類（銳、重）具有清擦音韻尾，即-s。既然漢語的平聲韻尾跟越南語的平聲（弦聲）一致，上聲和去聲豈不是也跟越南語的問聲（跌聲）、銳聲（重聲）一致嗎？這個研究似乎很巧妙，但是卻經不起推敲。根據王力的《漢越語研究》，漢越語聲調跟漢語聲調的對應並不整齊，問聲對漢語上聲，銳聲對漢語去聲字的對應並不占絕對數量④。薛才德研究認爲，藏語的-s不支持漢語聲調具有-s韻尾的假說⑤。其後反對這一學說的論文大量出現，基本上否定了這個說法。但是白-沙二位先生還採用這個說法作爲其構擬上古漢語韻尾（這兩個韻尾預示著未來的聲調產生）的依據，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目前構擬上古漢語聲調的方案有很多，但是最成功的方案還是王力的平、上、長入、短入說。王力的方案是從清人段玉裁的“上聲備於三百篇，去聲備于魏晉”，以及黃侃“上古有平入二聲”的先聲來的。而這個理論主要來自對先秦韻文的押韻狀況。但是王力的方案經常被問到一個問題：如果中古的平上去入四聲來自上古平上入三聲，那麼是怎樣的發展關係呢？例如，部分去聲從長入而來，但是去聲裏的陽聲韻字是哪裏來的？答案當然是從平上聲來的⑥。這個問題白-沙兩位的回答看似近理。比如：表1中，A、B、C、D分别對應于中古音的四個聲調：平上去入。在甲類中，除去後來發展爲聲調的韻尾-ʔ和-s，A、B兩行韻母相同，可以一起押韻；C、D兩行韻母相同，可以一起押韻。但是，C行与D行一起押韻比較多的是所謂的祭部字，他們在中古音裏發展爲去聲；但是在上古音裏，他們經常跟入聲有關涉，所以，他們被構擬爲“*pˤrak-s”是可以的。但是C行裏还有另一类，比如“事忌意禦助”都來自古上聲，“畏”來自古平聲，這些字並不像第一类字那樣經常跟入聲押韻，卻可以偶爾跟平上聲一起押韻。對於這些字來說，在上表中就是A、B、C爲一類，而D自成一類。那麼我們怎麼解釋一些韻的字要實現類似“ak-s”與“a/aʔ/”押韻而與“ak”相遠呢？但在王力的系統裏就沒有這樣的問題。因爲王力的上聲、去聲都不是用韻尾來表示的，那麼平上去的押韻就可以實現了。如：表2中A、B兩類押韻的障礙是，長短元音是否可以押韻。這個問題可以參考一個旁證材料。高永安《漢藏語系一些少數民族語言詩歌押韻情況簡析》⑦調查了現在具有長短元音對立的語言的詩歌押韻實例，發現對立的長短元音之間押韻的情況，雖然不能說是常例，但是數量很大。也就是說，在王力的系統裏，平聲和上聲偶有押韻是沒問題的。第二個問題是，如果說去聲是长入聲脫落塞音韻尾而來的，那麼陽聲韻裏的平上聲變爲去聲的條件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根據當時（即去聲產生的漢魏時期）的用字狀況推測。當時去聲剛從入聲中獨立出來，成爲一個新的獨立聲調，所以它具有很強的標記性。這個標記大概跟四聲别義的時尚結合起來了，就產生了大量的去聲。在四聲别義的實踐中，語義、語法等不管是什麼關係，最終變爲去聲的居多⑧。這可能就是當時去聲大量出現的原因。這裏面可能有個疑問，難道一個聲調產生可以不需要語音條件嗎？其實真不需要。一個聲調的產生未必都是爲了補償音段音位，比如語義、語法、語用，都可能影響聲調。駐馬店方言的入聲分派，受到連讀變調的影響，就是一個例子。駐馬店話屬於中原官話，其清入聲應該都歸陰平。但還是有一些入聲字今歸了陽平。據考察，原來這些歸在陽平的古入聲字，在使用中常常放在雙音詞的詞首部位，而這個位置，正好有陽平的變調。如黑豆、鐵路、雞蛋，前字都是陽平，但單獨讀的時候就是陰平。其中，“雞”是平聲字，不會改變聲調；而“黑、鐵”都是入聲字，他們如果是處在入聲消失的時候，新的聲調還沒有固定，就容易改變原來的聲調類别。上述“鐵”就改變了，單獨用於形容一個人有力氣，就用“鐵”陽平。去聲的產生大概有似於此。這種語言的使用情況影響聲調歸屬的實例應該不少，如果按照白-沙的思路，這些都應該構擬爲韻尾的區别，那就距離事實太遠了。③奧德里古爾(AndréG.Haudricourt)《越南語聲調的起源》，見馮蒸《馮蒸音韻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68—82頁。④又參見丁邦新《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83—105頁。⑤參見薛才德《漢語藏語同源字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1年。⑥王力說：“魏晉時代產生去聲。陰聲韻的去聲字，多由長入字轉來（去聲產生後不再存在長入聲），少數由平上聲轉來；陽聲韻的去聲字由平上聲轉來。”王力《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162頁。⑦高永安《漢藏語系一些少數民族：語言詩歌押韻情況簡析》，《語言學論叢》第3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38—49頁。⑧孫玉文把四聲别義叫做變調構詞，認爲是一種詞彙派生的手段。孫玉文《漢語變調構詞研究》（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371頁。“四聲别義主要是平、上、入聲字，變爲去聲，其意義主要是由其他詞性變爲意義有關聯的動詞。”高永安《聲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189頁。二白—沙的系統裏，前置音節的構擬也很值得商榷。白—沙參考了侗台語（或叫卡岱語Kra-Dai）的冠音，認爲上古漢語也應該有一套冠音，或叫前綴音。這個前綴音可以是一個輔音音素，也可以是一個小的、內部結構相對簡單的音節。這個思路沒有處理好語言的層次，從幾個方面來說都是行不通的。所謂層次，有同源的，就是不同時代的疊加。例如，爸和父就是同源的層次，兩個詞都是父親的意思，只是一個是古代用的，一個是今天用的。兩個詞有歷史關係，但是還不能說“父”上古音就讀如“爸”。因爲那時古代的語音系統裏的音，按照今天的構擬，它應該有一個介音。“爸”在“父”的古音構擬上可以有參考價值。所謂異源層次，就是有不同來源的層次。例如，宣城方言裏古日母字有[z][ȵ]兩個音。如果按照一般的構擬，就爲它早期構擬一個[zȵ]，以解釋这兩個音的來源。但是，宣城話的這兩個音應該是有不同的來源。鼻音的來源是本地的自源讀音，擦音的來源應該是外來的影響。怎麼知道呢？可以比較周圍的方言，對宣城話影響最大的是江淮官話，而江淮官話中的日母讀音就是擦音。而宣城所屬的吴語，其日母則一般是鼻音。這個比較只是一個線索，在詞彙中的表現才是根據：古日母字在宣城話裏分讀擦音和鼻音的時候，在詞彙裏往往有書面和口語的差别。例如，“人民”的“人”就是擦音，“媒人”的“人”則是鼻音。媒人是生活用詞彙，不需要上台面，所以就用本土讀音；要上台面的，要在官場說的詞彙，其讀音則很容易受到強勢方言的影響。所以，就宣城話本身來看，如果要爲這個方言日母字構擬出早期的形式,就要摒棄外來的擦音一讀,僅僅構擬出鼻音即可。儘管有很多學者論述到漢藏語系其他語言有前冠音，比如謝蓓蒂、張琨⑨、陳其光⑩認爲古苗瑤語有前冠音，戴慶廈⑪認爲古藏緬語有前冠音、王太春⑫認爲古侗台語有前冠音。但是，是不是漢藏語系的其他三大語族都有前冠音，漢語就一定有前冠音呢？這些資料只能說提供了一個概率，並不能證明上古漢語一定有前冠音。羅傑瑞認爲，閩語有一種弱化聲母，根據泰語前加成分能够促使聲母弱化，推測原始閩語也有一套帶前加成分的聲母⑬。後來有人竟然發現了漢語方言也有前冠音（鼻冠音）聲母⑭。但是這種前冠音的來源卻值得商榷，因爲那其實很有可能是早期的層次，因爲這些帶前加成分的語言或方言都集中在一個毗鄰的地域空間，也有可能是异源层次⑮。其次，我們且不說三大語族的語音特徵未必能推論出漢語早期必須具有前冠音。就前冠音這個具體問題看，三大語族的前冠音（不論是音素還是音節）可能是地區性的。因爲所謂前冠音是一個語音問題,地域相連的不同語言或方言可能相互借用相同的語音特徵或要素。比如，安徽寧國在太平天國時期人口損失很大，後來有很多湖北人移民于此形成湖北話方言島。但是，如今他们的方言具有的陽聲韻鼻化並進一步脫落的特徵，跟移民來源地湖北話不同，而跟移民目的地相同。也就是說，湖北移民接受了當地的語音特徵，但是仍保留著原來方言的主體。如果我們要根據這個移民方言島來構擬它的早期形式，要不要構擬出陽聲韻鼻化的特徵呢？那顯然就選錯了道路。那麼，三大語族的前冠音是不是由於地區毗鄰才具備的呢？況且，白—沙採用的是他們認定爲三個語族中的早期漢語借詞，且不說時代上的參差會帶來錯位，這些借詞的來源方言是哪種方言也可能會影響到借詞的形式,比如越南的漢越語,其來源方言就有長安話說、平話說、粵語說。而借詞的語音形式可能是這些方言才具有的，而這些形式又可能是該方言的底層。举一个白—沙用例：比較：瓦，原始閩語：*ŋh-，梅縣客家話：/ŋa3/，越南語：ngói[ŋɔiB1]，聲調是高調域。這裏的*C.表示一個不確定的前冠音，他们構擬的目的是爲了解釋閩方言、客家話和越南語早期借詞中的陽域聲調（upper-registertones）。如果這些毗鄰地區的陽調都有共同的來源，而屬於一個歷時層次，那麼這個構擬就把問題複雜化了。例如，孟慶惠⑯、劉福鑄⑰先後報導漢語徽方言、閩方言和畲語都有成套邊擦音聲母（tɬ、thɬ、ɬ），但是在漢語古音構擬時，還沒有人採用這套聲母作爲其聲母系統的一員，爲什麼？因爲大家基本同意這是古百越語的底層。前冠音会不会也是這樣？⑨謝蓓蒂、張琨《苗瑤語藏緬語漢語的鼻冠塞音聲母》，《史語所集刊》第47本第8分，臺北，1977年，467—561頁。⑩陳其光《古苗瑤語鼻冠閉塞音聲母在現代方言中的反映形式的類型》，《民族語文》1984年第5期，11—22頁。⑪戴慶廈《彝緬語鼻冠聲母的來源及發展——兼論彝緬語語音演變的“整化”作用》，《民族語文》1992年第1期，42—48、51頁。⑫王太春《仡佬語鼻冠音聲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4—8頁。⑬Norman,Jerry（羅傑瑞）,“TheInitialsofProto-Min”,JouralofChineseLinguistics,1974,2(1),pp.27-36.⑭胡方《論廈門話[-mb-ηg-nd]聲母的聲學特性及其他》，《方言》2005年第1期，9—17頁。⑮參見王福堂《閩北方言弱化聲母和“第九調”之我見》，《中國語文》1994年第6期，430—433頁；王福堂《原始閩語中的清弱化聲母和相關的“第九調”》，《中國語文》2004年第2期，135—144頁、191—192頁；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修訂版），北京：語文出版社，2005年，121—149頁。⑯孟慶惠《黃山話的tɬ、thɬ、ɬ及其探源》，《中國語文》1981年第1期，46—49頁。⑰劉福鑄《莆仙方言邊擦音[ɬ]聲母探源》，《莆田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93—98頁。三爲什麼“白—沙”會努力把所有的上古漢語語音特徵，和古方言特徵、相關語言及其借詞的特徵，都展現在他們的系統中呢？最直接的原因還是，儘管他們本來計劃要構擬出一個特定時代的上古漢語，但是還是太想構擬出一個漢語的祖語，並且用它來解釋所有漢語語音演變。白-沙的構擬目標是什麼時期呢？該書對這一點有明確的說明，其時間跨度是從商代晚期（公元前1250）到秦統一中國（公元前221）。並且意識到，這個時期漢語的在時間和地域上都產生了很多變體⑱。順便說一句，如果漢語真的是一源分化的，這個目標就沒有錯,如果漢語是多源融合的,或者有分化又有融合的,那麼這個目標就稍微有點兒錯位。這裏白—沙大概是假設漢語是一源的。這個問題先放在一邊，在這一千年左右的時間內，這個語言既然在時間和地域上都有差别，那麼這個差别有多大？是一個基本同質的語言，還是前後有很大差别？或者甚至是到了互相不能通話的地步？从地域差别来看，春秋戰國時期的楚語、齊語、吴語都已經特徵明顯，相互之間差距很大，甚至於需要專門學習才能掌握。这都是有歷史記載的。從時間差别來看，商代的語言可能還不是漢語，而是漢語祖先華夏語與藏緬語沒有分家時的共同語。所以，武王伐紂時，武王的講話羌戎軍隊不用翻譯就能明白⑲。但是至遲到魯襄公十四年，姜戎氏就抱怨與華夏人“言語不達”，說明華夏語已經與藏緬語分家了⑳。這麼說，如果把甲骨文跟六國文字放在一起，來探討他們的共同語，可能是不合適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現在正在使用的語言真的只是從商代晚期開始的嗎？漢語更早的歷史真的是子虛烏有的嗎？如果我們能找到我們語言的更早的證據，那麼今天我們構擬的這個用來解釋所有漢語方言的共同語，是不是還不夠格呢?有研究表明，我們使用的這種語言與親屬語言的祖語在五六千年之前已經存在了，而這種祖語就是今天我們說的漢藏語系諸語言的祖先。這個說法聽起來仿佛神話，但它有大量的史籍呈現的古今口傳歷史、考古文化的支持，又經過語言比較的驗證（即三重證據法），所以是可信的。那個時代就是五帝時代，那個時代的語言有個名字叫華夷語系。接下來的問題是，從五帝時期（大約仰韶文化晚期，公元前3000）到秦統一（公元前221），這就不是一千多年，而是三千多年了。不管五帝時代的語言狀況是怎樣的，儘管今天我們無法確切知道，但是，那種語言是從那時候就存在的，而且一直延續到今天。而它在稍晚的夏代是怎樣的？商代又是怎樣的？都是可以探討的問題。但是可以肯定，夏商時代的語言，由於它不是最早的源頭，所以也不必試圖構擬爲最早的共同語言祖先。那麼，我們還能夠指望構擬一個以春秋戰國時期的語言特徵爲主體的共同語，來解釋後來所有語言的演變嗎？⑲俞敏《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204頁。⑳何九盈《重建華夷語系的理論和證據》，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52頁。參見何九盈《重建華夷語系的理論和證據》。摘要NoteonBaxter-Sagart’ReconstructionofoldChinesePhonologyGaoYong’anWilliamH.Baxter(白一平)andLaurentSagart’(沙加爾)newreconstructionofChinese,OldChinese:anewreconstruction,havemadesomenewprogress.Butsomefundamentaltheoryinthisbook,suchasAndréG.Haudricourt’tonetheory,thereconstructionofpre-initialsound,arenotstrongenough.编辑：湛卢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