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艺术手册】“伤痕”前奏：刘心武70年代教育小说论作为“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刘心武写于70-80年代之交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如《班主任》《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等，已成为新时期发生之时的名作。这些小说在揭批“四人帮”的政治活动中显示了巨大的文学力量而成为80年代的开端性事件，风靡程度一时无两1，刘心武本人也因此有了“新时期文学之父”的称谓。“新时期”作为一场社会运动是以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为其开端标志的，但这是否就能代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也与之同步呢？且不说对文学史起源的追溯以社会运动为节点是否合适，单从刘心武本人来看，如果将《班主任》的发表视为他创作的起步，可能是有失偏颇的。毕竟，在1977年创作出这篇伤痕文学名作之时，他已不是籍籍无名的文坛小辈。因此，笔者更倾向将刘心武的创作放置在“前三年”2的文化与现实语境，直至追溯到刘心武在70年代中后期创作中去看。进入80年代初文坛的作家遍布各个年龄段，既有三四十年代已成名的老作家，也有“十七年”归来的“右派”作家，还有“文革”中历经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作家和初登文坛更年轻的一代。初看，刘心武似乎很难被划进任何一个作家代际中去。他因年龄稍长于知青作家而错过了上山下乡运动；在他短暂的“十七年”文学创作中，也因年龄过小，发表的作品又都是不成熟的“豆腐块”，也未引起注意；虽因成名作《班主任》而归于伤痕作家之列，但对比同时期的“伤痕”“反思”文学较多地控诉政权对个人生活、情感领域的侵入，对正常伦理秩序的破坏等，刘心武的创作对新的文学潮流追逐稍显局促，依然延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进行社会重大题材的构思与创作。因此，新时期青年作家称其为“御用文人”也并不奇怪。正如贺桂梅所指出的，“像《班主任》那样，通过学校／教师这样的空间和身份宣扬一种‘新启蒙’的叙述方法，在同一时期的文学中是不多见的。”3而这种叙事空间的选择，无疑与作家早年的生活经验与创作经历有关。有必要指出，在创作《班主任》的几年前，刘心武就一直配合着“文革”后期的思想文化动态，写作过红卫兵文学（《“黑枣”和“炸药包”的故事》），赞同知识和劳动结合的服务“教育革命”的小说（《盖红印章的考卷》）以及反映大院阶级斗争的儿童文学（《睁大你的眼睛》）等重大题材的创作。不同于很多知名作家对“文革”时的写作经历三缄其口，刘心武从不讳言自己的创作经历，并将其都收入自己的文存当中。470年代“地上文学”作者刘心武正如李零指出，“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一切都孕育在七十年代”5，对蒋子龙、北岛等新时期主要作家创作谱系、精神资源的追溯，将我们带入70年代。按蔡翔的说法，70年代是处于“文革新政”6时期，早期“文革”混乱无序的场面得到整顿，文学创作和发表也逐渐恢复7。刘心武严格意义上小说创作应该从70年代算起，在他的早期创作中，教育题材小说8占了很大比例。这部分创作包括反映“教育革命”的小说《这里有阳光》9（1973），儿童文学《睁大你的眼睛》（1976），以及《母校留恋》10（1977），甚至到了大量写作“揭批四人帮”的社会问题小说之时，青少年教育也未从他的创作中消失，如《我爱每一片绿叶》（1979）、《一声叹息》《在楼梯转角处》（1980）等。虽然这些小说几乎同步地再现了教育这一社会议题在70年代中后期目的、内涵等方面的重要转变，但作家个人教育理念的呈现并不局限于80年代新启蒙观念下对恢复教育本位的探讨，而是浸染在更早的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精神脉络里。日本学者濑户宏曾指出文革前形成的世界观对刘心武创作的影响，“刘心武既是一个顺从党的政策、理论，响应党的号召的勤劳的模范教师，也是一个平凡的教师。他的世界观恐怕就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的。可以肯定，刘心武之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一贯表现出城市性、市民性，从本质上肯定社会主义体制，正是因为他的世界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11应该说，在70年代甚至整个前三十年，教育都远远超出了知识传授的本义，不断地注入政治涵义，并被视为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民主方式。毛泽东在1950年就曾提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12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时期，教育不仅是主体改造的手段，同时也是改造的目的。不仅如此，对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视也深入地渗透到了狭义的教育领域内，影响了此后教育实践的方方面面13。“文革”就是从文化和教育领域展开的，以至教育问题在70年代被摆在极端重要的政治位置。1966年毛主席写给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中就提到：“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14。对于70年代教育领域来说，更重要的节点是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在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15。从“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文革给教育领域产生了很大冲击，正如历史学家迈斯纳所指出，“毛主义的文化革命者摧毁了旧的精英教育体制，但除了农村的小学教育外，文化大革命没有产生一套可以取而代之的有活力的教育体制。”16不过，迈斯纳的失败论主要是指培养高级人才的高等教育，由于取消高考，知识分子受到打压，正常的科研活动因政治压力无法进行。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如他所指出的，“文革”时期，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普及达到了很高程度，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小学一级，入学年龄组的净入学率达到93%，中国比其他92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入学率高30%。全部小学生中45%为女生（不发达国家平均为43%）。在中学一级，整个入学率是46%（包括未到年龄和超龄的学生）。与此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只有26%。在小学一级和中学一级，人数增加最多的是在毛的战略居统治地位时期，即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时期，另一个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17可见，到了70年代“文革新政”时期，正常的教学秩序已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中小学教育更是快速发展与普及，这也形成了讨论70年代教育问题基本的历史条件与社会氛围。刘心武对教育题材的关注与他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个人成长环境来看，刘心武出身于一个职员家庭，稳定的家庭背景给他提供了热爱文艺的条件18，喜爱读书的母亲对其影响甚大。成长于新生社会主义政权下，也受到革命文艺的熏陶。他曾给自己归纳了五种文学资源，其中两个资源是“很多人不愿意提及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后期的作品，“我喜欢读《青春之歌》《创业史》，《红岩》我觉得有趣。”19青少年时期的文学滋养潜在地影响了刘心武人生道路的选择，从1961年，他开始在北京十三中任语文老师，直到1974年调离，工作了13年。教育不仅是刘心武走向社会的初阶，也是个性较温和的他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正如许子东所概括的，“一般说来，像这样一种严谨正派规矩安分的书香门庭下的子女，在五六十年代的红旗背景下，大都一方面格外积极（唯恐落后）地追求政治进步，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保持某种文化优越感，其核心（性格特点）是‘正派和有知识’。”20可见，早年广泛的阅读与教育行业的实践构成了刘心武创作教育小说的前期准备。1973-74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邓小平短暂恢复主持工作却很快再次下台，他短短一年中在教育行业的改革被“四人帮”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在“回潮”落潮后，刘心武不合时宜地创作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作品《睁大你的眼睛》，小说发表后立刻被批评：“《睁大你的眼睛》看谁？焦点没对清，焦距就错了”21，原因是这部小说的斗争对象，只不过是个“反动资本家”，而非“走资派”。有趣的是，在作者另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儿童文学《清水湖的孩子们》中，孙福顺的反革命行为同样来自历史原因，这同《睁大你的眼睛》中郑传善的反动来自解放前的劣迹如出一辙。这种规避了当下冲突，更多是从历史中寻找敌人的创作模式普遍存在于50年代文学中，在“文革”中当然就不够激进了。显然，在7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文学创作中，刘心武偏离了文革激进派的话语。不过幸运的是，通过教育问题，他把握住了适合自己写作的“焦点”与“焦距”。参照“文革”时期“大院里的阶级斗争”的儿童文学模式，《睁大你的眼睛》主要反映的是“儿童团”与反动资本家的机智斗争。“海棠院”也与名噪一时的“向阳院”高度相似。不同的是，尽管刘心武也按当时“三突出”的手法写作，但相比同期其他反映教育领域路线斗争的作品（如同年上映的电影《决裂》），明显批判性不够。不过，这篇小说语言简练，北京方言以及笔下北京大院风土人情的描绘，使得青少年阅读起来颇有亲切感，并不给人政治宣教的刻板印象。在小说中，叙述者“我”虽是次要人物，却也与英雄人物一同完成斗争经历，使故事更多了一份可信性。由于“我”在政治觉悟、处理问题的经验上都略逊于主要英雄人物，因此，通过海棠院的长辈和小英雄方旗对“我”及被反动派利用的儿童郑可意的教育，实际上完成了对隐含读者的教育，导出了小说的主题。比如，“我”因受过郑可意诬陷而想放弃重新团结、感化郑可意时，就受到了父亲的批评，“对可意，一次拉不过来，就两次、三次、一百次地拉……不能放弃啊！你别感情代替政策！”22团结教育的来源正是延安时期以来的政治遗产，而建立“流动图书馆”，用送书到家的行动更是体现了利用文化/知识正面引导、用热情帮助试图感化后进者的情感逻辑。可见，对于劝谕者来说，清除共同体中危害的对立面，目的不仅在于一两次斗争的胜利，更长远的考虑在于提高共同体自净的能力，“即便郑传善的问题全弄清了，还有个批判消毒的问题呢！”与西方启蒙主义将青少年看作未完成的社会主体不同，“十七年”时期将其看作“社会主义接班人”，与成熟的社会主体具有相同的地位。因此，注重对受众进行教育，提高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是“十七年”青少年读物的应有之义。这也是为什么要将反面人物的阴谋一步步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对个人的斗争“当作一堂课来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为了增强这类劝诫故事的可读性，一般会动用通俗文学的叙事手法。实际上，从情节曲折程度上说，小说的叙事模式高度类似于革命传奇。方旗等从郑可意那里搜到了一本手抄的“黑色小说”，虽然文中并没有交代这本小说的具体内容，但据描述是一本号称“比抽烟过瘾！比喝酒有趣！比过坟地恐怖！比万花筒离奇”23的“冒险小说”。其实，从刘心武的章节标题如“一张票和二两糖”、“定时炸弹”，以及郑传善试图用煤气熏死儿童团、留有记载着大院邻居们解放前工号的花名册等情节安排看，无不带有“惊险小说”的痕迹，这也透漏出作者需要在一个文本中兼顾政治教育功能和文学性写作的两难处境。这种两难在小说结尾有显著体现。虽然通篇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但在“我”发现郑传善的阴谋回食堂装睡时，视角已然消失了，然而郑传善的一举一动居然仍被“我”看得一清二楚，小说也突然变为全知视角，这也显示了政教目的最终超越了共同体内部情感教育的维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强调的另一面向，这一主题在1976年刘心武创作的另一篇《盖红印章的考卷》中得到了体现。学生在多面体考试前，走进工厂，在工人师傅指导下，运用数学知识，自主剪料制成烟囱拐脖，并用工厂盖红印章的一纸证明代替了试卷答案。虽然小说看起来与“开门办学”现实政治强调相关，但刘心武并未像“文革”时主流认识那样试图彻底否定书本知识，而是着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观念，力图使书本知识与实践知识结合成完整的知识，所以小说中的“开卷考试”只是一个背景而非叙事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刘心武对“育人”的看法更接近50年代所提倡的“全面发展的人”，即“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就是全面发展的人，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就是工人化的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化的工人”24。不难发现，一方面确实是对政治题材“正统性”书写的熟稔确保了刘心武在“四人帮”一倒台就能迅速在文学上做出高效的反映。但另一方面，与“伤痕”时期相比，面对着强大的政治文化压力，此时的刘心武反而发挥了他和风细雨的叙事特点和高度责任感的文学意识，写作中叙述者较少打断人物自身的成长进程，情感也更显细腻丰富。因此，尽管同样是政治化写作，但“伤痕”之前小说中教育议题的呈现具有比“伤痕”时期更为丰富的精神伦理内涵。由于作家本人与“文革”时期激进派教育路线的政治话语若即若离，反而使读者关注到了团结教育、自我教育、全面发展等社会主义教育传统在作家叙事情感态度中无意识的复活。而在“伤痕”小说中，文学叙事与政治话语，语言与现实的高度重合使得教育本身复杂的政治意涵失去了充分展开的空间。反思“教育革命”的“前三年”就教育本身的转折而言，《班主任》在1977年的发表有标志性意义，但即使按当时的艺术标准，它也是一篇有“问题”的小说。新时期之初，短篇小说因能迅捷地切入社会问题而被多数作家采用，然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却很不成熟。1977年10月，《人民文学》召开短篇小说会议，对当时短篇创作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的短篇小说更多像是“长篇的短制”，形象刻画严重不足，人物也更多地成了承载现实问题的矛盾因素而没有充分形象化，且通常在叙述者的抒情和议论中结束，社会性的议论、现实政策话语不经处理直接进入文本也举目皆是。刘心武本人对此也有所反思，他曾回忆《班主任》翻译成外文后并未受到推崇，外国读者反馈的意见是认为他这种叙述方式“是不尊重读者的表现，把你的一种意念和感情强加给读者”25。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像有的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创作还未能摆脱文革的影响有关，如著名的《为文艺正名》一文就曾指出：“群众对粉碎‘四人帮’后的一部分作品的反映是：政治上是反对‘四人帮’的，艺术上是模仿‘四人帮’的。”26但刘心武的情况却相对复杂，上文已经指出过，即使在文革时期，刘心武与“帮腔”“帮话”的写作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的。因此，对其小说中存在的这类问题恐怕要另寻解释。首先，从艺术手法上看，正如上文曾指出，刘心武年轻时几乎涉猎了“十七年”主要的文学作品，在当时，长篇小说由于对历史发展作了更本质性的揭示而取得较高艺术成就，这也影响到了刘心武的创作取向，使得他的“教育小说”看上去更像“长篇的短制”。其次，在“十七年”的某些文学作品中，对青少年的教育的强调超过西方现代以来家庭教育加学校教育的模式，而是将青年视为未来的革命主体进行教育，这也正如蔡翔所指出的，“作为主体而被建构起来的‘青年’，同时即是一政治主体。这一主体，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更是未来的。”27到了60年代，面对国内已初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上出现“和平演变”的新形势，“培养接班人”被提上了日程，并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充分的反映。刘心武的早期创作也将青年视为自觉能动的政治主体，比如在《盖红印章的考卷》中，不同于后来老师“启蒙”学生的写法，相反的是青少年引导着老师领悟真理。青年政治的消逝，以及青年作为问题的出现，背后正是政治标准的变化间接影响了作家的创作。与《班主任》同年发表的《母校留恋》，同样是写“文革”对教育战线的冲击，却没有出现相同的艺术问题。尽管需要面对青年人的信仰危机，但小说并没有急于对前三十年的教育路线全然否定，也不像《班主任》那样急切地暴露青年的“伤痕”。如果说《班主任》中张老师的判断依据全部来自翻转后的新政治标准，而《母校留恋》则将问题回收到教育领域内思考。小说中故事发生的1974年，湘剧《园丁之歌》因将学生比作花圃将教师比作园丁的旧比喻而受到广泛批判，剧中俞老师的唱段“纵然你胸怀着美好理想，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28，也被看作是试图恢复“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鼓吹的‘园丁’和‘桃李’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否定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29。其实，批判背后关于教育理念的分歧无非是三点：一是到底是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二是学习方式是“开门办学”还是“关门育苗”；三是学习内容是“智育为主”还是“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此时的刘心武无疑更接近《园丁之歌》的立场，这种教育本位的立场显然是偏保守的，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政治语境来看，教育领域问题的呈现反而使得小说主人公的行动力源于自身信仰的内部，因而显得更可信，也更能深入到情感内部对“文革”中教育路线极端化进行反思与批判。在《母校留恋》中，小说语调充满个人回忆的深情，远不同于几个月后的《班主任》那样武断、决绝。小说的叙事者“我”曾是类似于谢惠敏的“革命小将”，小说主线是“我”在“反黑线回潮”、“反右倾翻案”时听从造反派孙师傅的引导，写了批判数学老师温老师的大字报，并砸碎了象征着珍惜时间的“母校留恋”电钟，而当“我”毕业后走向教师这一被污名化的岗位之时，却领略到了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温老师强调正常教育秩序和珍惜时间学习知识文化的必要性。几乎是宿命般的，在“我”的课堂上也出现了恶意利用“教育革命”思想捣乱，破坏正常教学秩序的罗灵宝。因此，和温老师同样的经历也在“我”身上复现了——罗灵宝写了反对“我”右倾翻案的大字报。“我”人生位置的变化和个人的成长终于使“我”醒悟，领会到温老师当年的良苦用心。小说中的矛盾都集中在学校教室这一空间内发生，我们知道，学校在“文革”中不仅是教育革命的实验田，而且也是高度政治化、军事化的空间（见郑义的小说《枫》）。因此，学校中的“教育”对于青年人来说有着多重含义，不仅包括课堂教育，也包括作为社会运动的实践教育。在这部小说中，无论是学生造反派、教师，还是“十七年”的优秀毕业生形象，无一是脸谱化的，作者对“文革”教育革命路线的批判也并未滑向80年代的“人性论”，而是试图重返“十七年”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教育路线。现代教育，按阿尔都塞的说法，只不过是维持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一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套再生产机制不断地“询唤”出看似有差异实则无比认同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个体，从而可以不断地维持现有的国家政权统治。而在这篇小说中，比起80年代初期在“新启蒙”文学叙述中崛起的强力的个人奋斗型英雄，作者更认同的是扎根祖国大地，参与土改、志愿军等国家事业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我”再次走进母校，展现的不仅是“新中国一届届毕业生鲜红的心”，更有“我”最优异的同学范铁民选择了“深山插队炼红心，经风沐雨长成材”的动人故事。这一叙述方式与教育正常化后技术／知识日益走向中心，从而最大程度地带来自身命运改变的叙事，远远地拉开了距离，这也正是刘心武教育题材写作中“正派知识分子”视角的可贵之处。细读刘心武这一时期教育题材作品30，会发现背后有一股执着的热情，如果借用李子云对王蒙的评价，可称之为“对于理想及信念的虔诚、始终不渝的追求与为之献身的渴望”31。原因在于这批作家到80年代已经年届中年，“他们的信念形成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革命高潮与革命胜利时期，形成于文明的新中国的初建与开创时期，由于当时整个的革命事业蓬蓬勃勃、充满生机，因此，这一代青少年形成于此时的信念就显得格外明朗，带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32刘心武本人在80年代初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童年时代头一回吃过的东西总是最可口的，相信的头一条道理总是最难泯灭……红领巾时代啊，你留给每一个祖国建设者的，都是镶在心上的永远璀璨的宝石！”“少先队员时代啊，你在我记忆中留下的金线，将永远编织在我今后的作品之中。”33只不过，这条“记忆中的金线”在“新时期”来临之后的创作中，并未一直贯彻下去。告别教育的“新时期”应该说，与文学艺术界相比，新时期教育界的拨乱反正要容易得多。刘心武新时期对教育问题书写的关注点，逐渐从青少年的政治主体建构，转向青年人面临的切实问题，只不过他依然在社会主义思想内部寻求解答。由于更多的是对共和国文学观念连续性的体认，使得刘心武无法像当时的许多作家那样，将新时期视为“断裂”，来实现写作的急剧转型。将刘心武之前的教育小说创作视为“伤痕”的前提视野，对重新理解《班主任》有一定的帮助。以往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多从作者塑造的两个受害者形象说起，侧重揭露批判“四人帮”带来的价值混乱、精神苍白等问题。茅盾却首先关注到了这部小说的文化资源问题，他在当时就指出几部文学经典在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小黄书”《牛虻》，好学生石红课外阅读被谢惠敏没收的《青春之歌》以及宋宝琦偷出却不认识的《辛稼轩词选》《战争与和平》等34。这几本书当中，既有“十七年”文学经典，也有50年代曾被认可的西方现实主义名著35，无疑也是刘心武自身阅读史的一个写照。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谢惠敏的形象更能彰显“四人帮”激进文化和政治宣传对青年的精神戕害，但值得玩味的是，如果说谢惠敏和宋宝琦都是“文革”的受害者，那么班主任张老师则是重新发出“救救孩子”这一呼声的启蒙者，正如当时的评论者所指出的，“刘心武1978年度发表的作品图式之一，就是让文革前就已形成了世界观的教师和家长来关怀在文革期间受了伤的青少年。”36另一方面，从学生的角度看，作者试图塑造的体现教育“正常形态”的无疑是石红，“午后的春阳射到她的圆脸庞上，使她的两颊更加红润；她拿笔的手托着腮，张大的眼眶里，晶亮的眸子缓慢地游动着，丰满的下巴微微上翘”37，作者对在良性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优等生不吝赞美之词。然而，石红的“成长”并不是在学校教育中完成的，不仅因为她“爸爸是区上的一个干部，妈妈是个小学教师”，而是因为即便在“文革”动乱中，“在‘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狠的情况下，这家人的书架上仍然屹立着《暴风骤雨》《红岩》《茅盾文集》《盖达尔选集》《欧也妮·葛朗台》《唐诗三百首》……这样一些书籍”38。这个较为观念的人物能被顺利地美学化，不经意地揭示出即使“文革”也没能完全冲垮政治／文化精英的特权，更没有在社会心理层面消除对少数人占有政治－文化资源的认同基础。刘心武出于社会主义教育下平等意识的惯性，对差异性及背后社会基础的探察几乎是无意间的流露，却被同时代的批评有意地忽略了。在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写作取得成功后，刘心武1978年一口气写下多篇反映青年精神状况的短篇小说，包括《醒来吧，弟弟》《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爱情的位置》等。前两篇都是写当时遭遇信仰危机，“看破”红尘的青年。“弟弟”表面上对什么事都冷嘲热讽无动于衷，而邹宇平则只能在米黄色大衣这类东西上寻求寄托。从创作历程看，这两类青年仿佛是刘心武之前教育小说中未曾出现的形象，但从将人生意义置于青年人的理想追求之中却和之前的创作一脉相承。况且，即使在“弟弟”对政治极端冷漠的阶段，也没有从外部质疑家人的信念，相反还诱导卢书记抒发了对祖国的爱。可见他的冷漠不仅是暂时的，更不是发自肺腑，要不他怎么对工厂中的生产细节了如指掌呢？《醒来吧，弟弟》与《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的叙述者都是教师，但“迷途”青年并非由教师唤醒，而是随着国家政策、社会形势的变化而自愈。可见在刘心武心目中，这些青年依旧是自觉、能动的政治主体。《醒来吧，弟弟》发表在对青年具有特别意义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因此编辑部策划了一组名为“笔谈看透”的读者来信选登。从一些读者来信的题目（“卢书记还会不会被打倒”、“如果没有卢书记怎么办”）可以看出，广大读者对小说的接受一时难脱反映论的窠臼，仍希望小说中的情节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这也和刘心武教育、引导青年的写作初衷不谋而合。其中，北京的张小彦来信特别指出，会“看透”的本来是“有理想”的青年，特别点出他们“有能力和才干”39。对个人能力的抽象肯定渐渐将讨论引向另一个方向，这并不符合刘心武的本意，“弟弟”是一个青年典型，而非从共同体中脱嵌而出的特殊个体。事实上，正是个人能力在青年群体中引起的分化，使刘心武感到忧虑。就在同样发表于1978年的《面对着祖国的大地》中，群力机械厂的青工安福民感到虚无，认为自己“梦醒了无路可走”。而他之所以认为自己在“四个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没有一席之地，是因为高考失败使他认识到新的社会流动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而他却恰恰错过了接受教育的时机。面对新的形势，他并没有伤痕小说中“四人帮”一打倒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的乐观情绪，而是提出了这样的诘问：“现在千里马吃香，我没意见，四个现代化需要千里马。可是，百里马、十里马怎么办呢？”40其他人无法回答，作者也只是通过不同路径的青年最后都爬上山顶，一起欣赏祖国壮丽山河的隐喻，将青年的差异重新统一到社会主义意义模式中。事实上，套用刘心武小说的名字，安福民提出的问题和上文提到的青年们遇到的问题一样，可以化约为“人生意义的位置”，这已经触碰到了经由潘晓讨论而彰显的青年人意义危机问题。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意义危机，最大的原因当然是原有价值体系被摧毁，青年中潜藏着的“三信危机”41爆发。新时期伊始的信仰危机有不同的模式，比如，对于回城知青来说，虚无感对应的是回城后的“个人”出路问题。刘心武笔下的青年属于另一脉络，其虚无感多来自于今昔落差，毛时代的理想主义动员使一批青年对意义感高度渴求，因而一旦个人人生意义无法与国家、民族意义的轨道对接，就会出现巨大的失落感和负面情绪。只是，能得到社会青年积极回应的已不再是刘心武的意义模式，因为社会中青年群体分化的严重程度已超出了他理解的范围。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为青年的“不信”作别样的理解，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有一批青年之前“信念”的政治激情已经转化到对秩序的质疑和挑战中了呢？就像王蒙的《蝴蝶》中张思远的儿子冬冬时刻清醒地疏离他的父亲，拒绝成为高干子弟，并且反问父亲“您们从党那里得到的东西并不比您们献给党的少！”42这种质疑在北岛那里显得更加激进。先后被两个“干部子弟”因为返城将自己抛弃，肖凌区分了“你们/我们”的界限，对于“你们”来说，“党和国家总在历史拐角等着接你们”。可见，在整个知青返城运动中，不平等的恐惧是多么的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一点上，高知后代肖凌反而和“恨透了有权有势的家伙”的流浪青年白华有更多的精神共通性。因此，由于青年主体自身历史性的分化和变迁，使得依靠正面引导和教育来确立人生意义的范式渐渐失效了。1980年，刘心武又接连创作了《没工夫叹息》《在楼梯拐弯》等反映光辉教师形象的作品，但此时教育本位理想的写作已明显失去了早期的挑战性。小说主题仍是清算历史旧账，批判“文革”后期教育领域反资产阶级教育反而形成了学生走后门、教师待遇不公等问题。《在楼梯拐弯》中的莫老师，推掉了学生送的礼，怀着“为国家培植一株良材”的公心辅导学生；而《没工夫叹息》中沈校长一直忙于处理青年教师的待遇，与教育局官僚巧妙斡旋，一方面又要照顾问题学生，为其排忧解难。这两篇小说的共性就是将良师益友的形象道德化，却无力对新的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这也正是刘心武作为普通知识分子，不同于年长一辈的文艺界高层主动参与进新时期政治气候的创造，而更多的是安心自己岗位，以较为被动的态度接受教育体系的转变。如果说叹息是一种虚无否定的情绪，那么在历史转折时代，中年刘心武并没有青年的消极情绪，而是“没工夫叹息”。不过，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相比前期的教育小说，教师教育的内容已由德育智育等全面并重转到更具体的智育上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学生的全方位培养逐渐让位于学生个人命运的改变，以提高分数来适应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冯牧曾将刘心武此时的创作视作革命现实主义，认为，“在这篇新作中，他已经明显地改变了过去作品中常会出现的那种叙述多于描写、人物形象的塑造比较分散以及政论式的议论过多的缺点，而自觉地注意到人物刻画的集中性；在这里，人物性格不是通过作者的介绍性的描述，而是通过人物在生活激流中的行动自然地体现出来的……我认为是一个成功的、闪现着时代光辉而又感情充沛的形象。”43但冯牧没能仔细辨别的是，虽然沈校长“没工夫叹息”背后的行动力影影绰绰地来自“十七年”文学中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自我要求，但刘心武借助的也只不过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一个外壳，其实质已悄然发生变化。事实上，这两部小说正是刘心武试图摆脱“十七年”精神资源的影响，开始大步走进“80年代”的分界线。贺照田曾指出：“当代史研究者必须积极面对‘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两个实际不同的问题，从而摆脱现存有关新时期诞生的非历史叙述和理解的束缚，重新探究新时期诞生前后多种思想努力和观念变化的历史意涵。如果没有这些追问和努力，那些在现行历史叙述和理解中被遮蔽但对历史实际展开有着重要影响的众多观念性变迁便不可能充分显现。”44在这个意义上，“新时期文学”与“七十年代文学”间辩证关系的发掘与打开，需要更合适的文学－思想观念作为中介，而教育正是伴随新时期发生的重要社会观念。因此，教育小说呈现了远比“问题小说”更广阔的空间，可以作为理解刘心武早期创作的一个关键视角。如何从精神和文学等多方面对教育进行理解，五十年代政治教育影响下的教育模式如何对“文革”期间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叙述构成挑战，以及在回应80年代新的社会问题时如何渐渐失效，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心武现实主义创作在新时期初期的经验与教训，也对理解新时期起源时文学与社会观念的转变过程有所帮助。1据刘锡诚回忆，《1977-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获奖作品》中，进入初选的作品中就有2篇（《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系刘心武所作，另一篇《醒来吧，弟弟》得票数也在300以上，可见刘心武作品当时的轰动效应。参见刘锡诚：《在文坛的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2前三年指1977、1978、1979这三年。1979年3月《文艺报》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了“文革”结束以来3年的文学运动的成就和问题，蔡翔曾用这个概念描述80年代文学叙述主题和叙述方式所回应的对象，参见蔡翔、罗岗、倪文尖：《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文学这三十年三人谈》，《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23日。3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6页。4201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40卷《刘心武文存》的第39卷名为《懵懂集》，收入其成名之前（50-70年代）的大量早期作品。5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李陀、北岛编：《七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6王绍光、黄万盛、蔡翔等：《七十年代中国》，《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7据洪子诚介绍，1972年前后，《解放军文艺》和许多省市的文学刊物陆续复刊，《人民文学》《诗刊》于1976年1月复刊。小说创作方面，1972-7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约一百余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3、180页。8这里的教育小说主要指教育题材的小说，但和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经典文学类型“教育小说”即成长小说，特别是苏联和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成长小说有复杂的联系。9不巧的是，1973年底该小说稿一脱手，黄帅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发表了。由于刘心武在作品中丝毫没有谈及老师与学生的矛盾，尽管屡经修改，期间“还到远郊一所‘教育革命’搞得好的学校去搜集过可资补充的素材”，但因效果不理想，终在1974年放弃了出版。参见朱家信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刘心武研究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7页。10事实上，刘心武的教育题材写作还可追溯到1960年代在《人民日报》副刊、《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等上发表的短文《丁香花开》《反对死背书》《备课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教师必须向学生学习》等，这些创作为其教育观乃至小说创作中基本的世界观埋下了伏笔。参见刘心武：《刘心武文存39：懵懂集》。11濑户宏：《试论刘心武——到〈班主任〉止》，王再清译，《钟山》1982年第3期。12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82页。13比如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也包括同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报告中“又红又专”的提法等。14《人民日报》社论，1966年8月1日。15教育部大批判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教育》1977年第2期。16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以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2页。17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数据是：“中国25岁以上未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估计为38%。相比下，其他亚洲‘未受教育’的比例是：巴基斯坦，81%；印度，72%；新加坡，48%；泰国，34%；香港，29%；日本，1%”。参见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19-620页。18据刘心武回忆，他从小就喜欢购买、阅读文学刊物，也经常看电影、京剧等，每月的文化消费不少，甚至受到过邻居的闲话。参见刘心武：《我是刘心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9杨庆祥、刘心武：《我不希望被放在单一的视角里面去观察——刘心武访谈》，《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20许子东：《刘心武论——〈新时期小说主流〉之一章》，《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21当时的批评认为此书是与王洪文提出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看走资派”唱反调，《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朱家信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刘心武研究专辑》，第21页。22刘心武：《睁大你的眼睛》，《刘心武文存39：懵懂集》，第206页。23同上，第182页。24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红旗》1958年第7期。25《掘一口深井》，朱家信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刘心武研究专辑》，第21页。26本刊评论员：《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27蔡翔：《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当代文学的中国故事》，《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28本社编：《园丁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6页。29初澜：《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人民日报》1974年8月4日。30除了教育题材，刘心武70年代中后期还写作了《“黑枣”与“炸药包”》《果实累累》（收入1977年9月出版的小说集《果实累累》中）等反映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合的作品，但不如教育题材作品成功。31李子云、王蒙：《关于创作的通信》，《读书》1982年第12期。32李子云、王蒙：《关于创作的通信》。33刘心武：《泪珠为何在睫毛上闪光——回忆我的少先队生活》，《辅导员》1980年第5期。34杨庆祥、刘心武：《我不希望被放在单一的视角里面去观察——刘心武访谈》。35据读者统计，小说中出现的文学作品共11种之多，参见刘心武：《〈班主任〉里的书名》，《文汇报》2009年1月7日。36濑户宏：《试论刘心武——到〈班主任〉止》。37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38刘心武：《班主任》。39范际燕等：《笔谈看透》，《中国青年》1978年第4期。40刘心武：《面对着祖国的大地》，《鸭绿江》1978年第8期。41指的是信心、信仰和信任危机，见胡耀邦：《在剧本座谈会上的讲话》，《陕西戏剧》1981年第6期。42王蒙：《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43冯牧：《作黄金和火种的探求者——序刘心武短篇小说选》，《刘心武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1页。相比以冯牧为代表的老官方文艺界人士更认同刘心武过渡时期三年的作品，冰心等人则更认同其1980年后书写北京文化的小说，刘心武本人也持这样的观点。44贺照田：《历史中的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兼论常见文献的解读与当代史研究的深化》，《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