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依旧姜文，照常向上点击以上封面图一键下单「姜文和他的电影们」昨晚，姜文四年磨一剑的新电影《邪不压正》在京郊密云的古北水镇首映。从水镇向露天影院走，入口处，正看见袁泉和夏雨走过剧院外的红地毯，令人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入场的一段山路布置得精妙，楼梯上错落的透明玻璃牌用红字印着一组又一组参与这部电影的演职人员名字，仿若让人穿行于电影开始与剧终时的字幕中，先与这些名字相遇，然后走向电影。待到进入场所，沿山而建的露天剧场令人想起希腊德尔菲神庙的剧场，但体量和气势更宏大。坐在“碗”中，四面能看见暮色中长城的轮廓蜿蜒起伏。8点来钟，当电影的那束光亮起，在山峦间射向幕布，古老与现代的剧院和影院恍然重叠在一起。《邪不压正》首映式看姜文电影，一贯需要相当的精力和体力。这种“费力”不是因为影片费解，而是电影时长因密度所浓缩的时间。他是一个素材量非常大的导演。《邪不压正》的素材加起来大概400多个小时，三个机位，成片两个来小时——这意味着电影的层次。人性复杂，时间或地域叠影，戏剧内在的多重共时，都需层层展平拉伸。有时，还需要寻得一扇门，或得到一串开门的密码符，才得以真正进入那个电影世界。作为电影的观众，故事构成了我们与电影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其他什么专业上的东西，比如段落镜头这样的专业术语。即便如此，我仍然时而发现自己置身于房间门口。《邪不压正》幕后工作照姜文的电影语言一向以凌厉的节奏闻名，不仅是对白飞速转换的机锋和黑色幽默，也是画面变换的流速。《让子弹飞》(AComicWesternLegend)里，号召人民起来推翻黄四郎的马队来回奔跑而过的鹅城街景，每一次都在悄然变化，某个时刻的路灯和告示牌恍惚出现了欧洲大陆咖啡馆的风景；《太阳照常升起》里，镜头有时一变换，就像变脸游戏似的，闪现出南洋的、非洲的、少数民族的女人和孩子的面容，令人琢磨不定人物的身份。经常，一瞬间的人、物与像，在姜文的电影里如梦似幻的一晃而过，让人回味时确乎似曾相识，细思则领会一层广阔的意义。《邪不压正》依旧如此姜文。这种节奏会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比如，北平亮相时，城楼上一块不易察觉的砖的崩塌，有“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的预示；又比如，日本人在书屋里朗读与诠释《论语》和《道德经》时，一字、一意看似不经意的篡改。对导演和剪辑姜文来说，一秒钟24格，每格1/24秒的图片，会在眼睛里形成视觉暂留现象，这1/24秒的节奏将作用于潜意识。《邪不压正》剧照。在屋顶骑行的李天然廖凡在《邪不压正》中饰演朱潜龙，姜文出演蓝青峰这当然只是风格上的一个侧面。塔科夫斯基曾说，电影能让作者感到自己是纯粹现实与个人世界的缔造者。一位演员与导演的传记，既是他的自我成长，也是与此同时发生着的电影语言转折。姜文在电影里创造的世界，既是对自身精神世界身份与姿态的阐发，也是一个他所理解的人性在特定历史时空里展开其命运的“乌托邦”。它可以是20世纪70年代北京内务部街11号大院里的青春，父权缺失下直面的爱和欲；可以是20世纪20年代北洋军阀的上海，欧洲租界十里洋场里冒险家的乐园；也可以是20世纪30年代抗战烽火前夕民国时期的北平，家国情仇，英雄儿女；亦或是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处于封闭困境中的河北农村，集体命运以惊心动魄的从容滑向深渊；还可能是跨度20世纪50年至70年代的乡村、城市与大漠，爱情的悲剧注解了时代。《让子弹飞》《一步之遥》《邪不压正》常被人们视做姜文的“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开头唱的是苍凉的“今宵别梦寒”，《一步之遥》的第一句独白是莎士比亚“tobeornottobe”的问题，《邪不压正》姜文自己则形容是“北平的哈姆雷特，李小龙智取卡萨布兰卡”。与前两者相比，《邪不压正》基调介乎其间，又多了些乐观和深情——偶尔，还有些令人莞尔的童趣。通过演员和导演的角色，姜文也在其间完成了电影和自我的两重叙述，最终以独立之“我”的确立，向历史和未来寻求一个人世间的答案。用史铁生的话说，他是在“局部的历史中获取着生命的全息”，如此，才有了他电影中意象很重的象征性语言。而在《邪不压正》里，这种象征性化作了人物的复杂性与情节的纵横密度。《让子弹飞》拍摄现场花絮这样的概括也还不全面。为人所乐道的“细节控”，“鬼才”，“行走的荷尔蒙”，“黑色幽默”......都还在趣味层面。姜文是一位严肃的导演。上海电影节金爵奖主席论坛期间，一位外国参会者告诉姜文，他从《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看出了幽默感。姜文说，“人们看到悲剧还有机会笑，我觉得是一种荒诞。荒诞只有在观察超过表面的时候才会发现，它存在于整个人世间”。他说，他要用电影告诉大家日本曾经在中国做了什么的历史，这是艺术家的责任。如果说幽默是悲剧加上时间，那么荒诞，是姜文在拍电影过程中一直试图触及的本质。他的电影里，骗子，疯子，傻子和孩子一贯都有他们独特的位置。《邪不压正》工作照花絮，李天然与关巧红的屋顶戏许晴在电影中饰演交际花唐凤仪，游走于各种势力之间《邪不压正》则少了些荒诞。即便故事仍可从一重维度理解为悲剧，底色也不再是苍凉和荒诞，而多了些悲壮和温暖的力量。姜文说，他的影片里，真正的英雄往往是女性，男性是在女性的引领下成长的。但在《邪不压正》里，女性又不仅仅是女性；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叠影着数重角色，每个人都像一支队伍，以让一种精神生生不息地演绎。姜文电影里，传统中国人的情义和与此紧密相联的权利取舍始终是动机的源泉。拍完《让子弹飞》后，他曾说，人的一生要面对三种关系，顺序不能错：“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最终要面对的是“与自己的心和所见到的人的心那种心与心之间的抗衡”。这也让他的电影有一种独特的距离感——与透视空间深刻关联的远程武器在姜文的电影里没有位置，暴力仍是一种需要接受道义审视的美学，暴力也与爱密不可分。如果说之前《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里，爱与死亡紧密相联，都是一场空的冒险，到了《一步之遥》，人们开始看到真挚却过于飞扬的情感。2018年，人们在《邪不压正》里期待着情感的圆满，这也将是姜文自身变化的折射。套用博尔赫斯形容人与书的相遇的一句话，来作为这期电影封面的引语吧：一部电影是存在于这个与之毫不相干的世上的所有电影中平平常常的一部，直至找到它的观者，找到那个能领悟其象征意义的人，于是便产生了那种被称之为“审美”的神秘激情。艺术是自己发生的。专访姜文姜文在不亦乐乎工作室（黄宇摄）三联生活周刊：这次为什么选了张北海的《侠隐》这部小说来拍？十年前拍完《太阳照常升起》，您对下一步想拍什么电影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吗？还是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这部小说？姜文：十年前史航把这部小说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就想拍。张北海写得特别有滋味，吃啊，喝啊，吃喝玩乐。但是故事上，如果要做成一个电影的话，需要重新结构。不想弄得糙，就先放下了，先拍《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吧，回过头再来拍。我就是什么合适拍什么。人在解释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马后炮”，已经发生了，倒推觉得可能是那样的原因，跟实际发生的情况其实不是一回事。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有人介绍这本小说给我，我觉得不错，但又不知道怎么拍，先放下了。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不是因为拍完了上一部电影有什么疑问，这个小说又正好回应了这个（些）疑问，从而来拍的。姜文：（上一部电影）拍完了就完了，没有什么疑问。我好像是通过拍电影来治疗自己，陶冶自己，修炼自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对少年，对“文革”，一直有心里要表达的东西，吃饭的时候也挺愿意跟人说。后来我觉得直接说也没意思，别人接了话给你说出另外一个话，你觉得别人老是在篡改你的意思，完全无主题，无连接。但别人为什么要跟你一个主题？吃饭就是胡聊嘛。我经常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和伤害，怎么我说东，他扯西去了？这个时候就只能自己做一个完整东西，大家看看，跟这群人聊一聊。我做完了之后也就放松了，再也不想聊这个了。等他们谁再聊“文革”话题，我就听着了，该聊的我已经聊完了。拍电影对我来说，往往是可以放下东西的手段。三联生活周刊：《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部关于青春的成长篇。政治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对这些青春期的少年来说，反而父权消失了。是什么样的兴趣让您拍这么一部有关青春的影片？姜文：王朔的小说给我最大的推动力，看了那部小说我就想拍。即使是在外国，父权缺失的事也经常发生，我读到比尔·盖茨，比尔·克林顿，史蒂夫·乔布斯身上，也发生着这样的事情，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这不一定跟“文革”有关系，这是人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前段时间在一个采访中，您提到一个细节，拿到中戏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母亲让您去把衣服洗了。您回忆起这个细节，留下的是何种感受？姜文：那个时候我17岁，肯定愿意......那个时候她总说我身上的缺点，突然给她看一个我可能的优点，她仍然没有顺着我的愿望去表达，诸如“我很高兴”，“儿子你很棒”，她没这么说。后来我理解到了，她还是希望我做得更好吧。当时对我来说，是挺失望的。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慢慢做呗。唯一的遗憾是，她不能陪着我去理解她。到一定的时候她就走了，到我理解她的时候，我可能也老了。就是这样。作为母亲的儿子这个角色，等我快要死的时候再来评价吧。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还做得（让自己）不满意。1935年的北平街道（视觉中国供图）三联生活周刊：您曾在一些场合提到，一直不知道如何处理与女性的关系。您觉得处理与电影里角色的关系，是不是反而更容易一些？姜文：电影里的人是假的，电影里的人不会打击我。电影里的角色，你怎么写，他就是什么样。三联生活周刊：电影也有它的真实性。比如，您会把自己代入电影的角色吗？姜文：谁如果说自己特别会处理和异性的关系，要么是特别智慧，要么是特别愚蠢的。我也见过一两个确实会处理这方面关系的人，比如王朔。王朔起码是我的两倍聪明。他真的能做好，而不是故意处理好关系，确实是让男人女人都喜欢他的人，同时他也在表达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很难做到。我表达自己的时候，往往容易让人家觉得不舒服。把家庭的事弄得很美妙，需要很高的智慧，我觉得我没有这么高的智慧。三联生活周刊：您在2011年拍了一个小短片，父子《看球记》。照片上显示的进球一瞬间，虽然只是在照片上，但它可能存在于真实的一瞬间之前。包括那个托起父子的升降机，像是现实生活的某种象征或再现。这与您在生活中对父子关系的理解有关吗？姜文：我不敢说我有多少理解，正在理解中吧，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确实体会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世界，人和人千差万别，太不一样了，理解起来挺需要点精力的。拍片子有两种目的，一种是你能做到的，你拍了；一种是你做不到的，拍了。电影往往在这两者之间，或者说更偏向于后者，所以才更接近于一种梦吧。复制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大意思，我也没那么迷恋我自己的生活。我没陪我儿子看过球，因为我不是球迷，我怎么陪他看呢。你知道有一个说法，马龙·白兰度在生活里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好父亲，但他在电影《教父》里却是天下最好的父亲。他也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得到某种补偿吧。谁都想做父亲做到他那样，我觉得我还没有做那么好。三联生活周刊：您饰演过这么多男性的角色，从这些角色身上，您看到了什么共性吗？姜文：男性总体比较傻，成熟得比较晚，但现在男性和女性越来越接近。靠体力干活的时候，男女界限自然大一些，现在男性没有什么优势了。我的那些电影里，其实都是女性不断在给男人当导师的，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一步之遥》，还是《邪不压正》，你看看就知道。我对女人很尊重的，尽管不了解。三联生活周刊：您说自己“不了解”，是源自什么呢？像《色·戒》这样的小说，原本打算请您来导，但您说不理解其中的女人，就放弃了。这种不理解，是从何而来？姜文：我不迷恋张爱玲。你说鲁迅好，我说张爱玲好，没啥意思。如果你说鲁迅被过分吹捧，那张爱玲也被过分吹捧了。我也不想深入去弄汪伪时期的事儿，我觉得就目前这种情况和掌握的资料，弄不清楚。中国还是一个受压迫的民族，这种受压迫的民族有其特性，以及压迫民族对你的惯常态度。我记得是谁说过，俄国革命是剥削民族和压迫民族的革命，中国革命是受剥削和受压迫民族的革命，是不同的。法国维希政府也曾放弃抵抗跟纳粹妥协，汪伪也投降了日本，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背景很不同。需要很深的下功夫去理解这件事，而不是一个文艺腔的东西。我因此不拍这个，不能什么都用女性的视角说事儿，这是一种潜在向灾难发展的动因。对于落后就要挨打，为什么落后，必须要严肃思考，比如我们为什么没有造出现代武器来，资金和人才都去哪里了。（专访全文请见本期纸刊）如果你还意犹未尽——在本期封面故事中，我们请来三位封面大使来叙述他们眼中的姜文。▲点击上图，听一听彭于晏、廖凡、许晴分别为你道来姜式法则的力量与营养。三位演员们的叙述是否触动了你？你也爱姜文的电影吗？我们很想听到你的声音。关于本期封面故事，有任何想说的话，请积极留言。精选留言将有机会刊发在下期杂志的读者留言区↓↓↓就是这个位置！本期更多精彩|封面故事|姜文和他的电影们（蒲实）姜文照常向上：以身外身，做梦中梦（蒲实）一个人像支队伍（蒲实）《邪不压正》：情在上，理在下（宋彦）如果北京是棵树，历史是它的根（孙若茜）北平:1928～1937（丘濂）《侠隐》背后的民国武术世界（丘濂）|社会|热点：搜救泰国少年，一场国际合作的深洞营救（王海燕彭予阳）热点：普吉岛沉船，天灾亦人祸（刘畅张从志）调查：淮北比特币挖矿机调查（王梓辉）调查：海外医疗“免费”的代价（黄子懿）调查：新技术戒毒，从生理到心理（王珊）|经济|市场分析：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谢九）|文化|文化：翟永明：黑夜与白夜之间（艾江涛）人物：马伯庸：我真没在文学圈混（傅婷婷）收藏：《尝试集》手稿重现（艾江涛）图像：彩色王后行动（张宇凌）旅游与地理：马里奥·博塔：瑞士设计的代表（杨璐）|专栏|邢海洋：又一波平台跑路潮袁越：让人头痛的偏头痛苗千：一颗行星的诞生卜键：大帝与大帝的隔空对话张斌：我是T3，我是亨利宋晓军：要有“摔跤手的灵活”朱德庸：大家都有病⊙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一键下单「姜文和他的电影们」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