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秘符为什么被禁中国谜题:失落的成功者|社论前沿

摘要 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尽管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中国人的幸福感却直线下降。 本文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加剧,导致大多数中国人的财务状况恶化,经济上的不满情绪上升,成为压抑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快速转型时期出现的其
原标题:中国谜题:失落的成功者|社论前沿摘要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尽管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中国人的幸福感却直线下降。本文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加剧,导致大多数中国人的财务状况恶化,经济上的不满情绪上升,成为压抑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快速转型时期出现的其他负面情绪,如失范和不满,对中国人的幸福感压抑程度较低。引言:中国谜题1978年,中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扶贫和经济自由化改革计划,在过去的30年里,经济年均增长超过8%,从根本上改善了13亿中国人的生活条件。与这一客观进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已大幅下降。自认为非常快乐的中国人的比例从1990年的28%下降到2000年的12%,生活满意度从平均7.3下降到6.5。生活条件的大幅改善和主观幸福感的下降,几乎挑战了三十年来有关幸福研究所确立的所有解释。一般来说,中国在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经历了收入增长,人们应该会期待幸福感提高。此外,考虑到中国正在迅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中国人,特别是在沿海地区的中国人本应变得更快乐。但令人不安的发现是,包括高收入人群在内的所有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都有所下降。三个竞争性理论解释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本文检验了三个相互竞争的理论解释:社会失范、不满和相对剥夺。生活满意度指的是“一个人积极评价他/她的整体生活质量的程度”,社会失范、不满和相对剥夺理论强调快速的社会变化是一种刺激人们发展出负面情绪的力量,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下降。社会失范正如迪尔凯姆所指出的,快速的社会变化很容易压倒人们的心智能力,导致迷失方向、抑郁和反常的态度,从而导致整体幸福感的降低。默顿强调,鉴于经济竞争和社会对成功的痴迷给人们带来的永久性压力,资本主义和精英统治的规范可能会导致社会态度反常和大萧条。在中国社会,这种反常效应可能更加厉害。中国突破性的经济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数百万人离开农村去找工作,大众消费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市场经济让中国人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进入了现代化,这些迅速转变所带来的不安全使城市人口特别容易受到社会反常的影响。公共生活不满除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外,制度和政治结构对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首先,随着中国变得更加繁荣,民主成为中国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民主制度的持续关注与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息息相关。其次,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信任度。Helliwell(2003)发现腐败和缺乏法治与国家层面较低的生活满意度有关。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暴露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认为,随着时间推移,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信任的改善和提高,有助于人们对生活满意度地提高。相对剥夺相对剥夺是一个属于参照群体理论范畴内的广泛概念。其基本思想是,人们在评估自己的处境时将自己与其他个人或群体进行比较。相对剥夺指的是人们认为自己与他人相比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相对剥夺对幸福的抑制作用已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证明。为了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下降的原因,本文采用了相对剥夺理论的新版本,即Graham和Pettinato(2002)提出的“失落成功者”概念。这些作者发现,即使在经济增长时期,转型经济体国家中几乎所有收入群体的幸福水平都很低。这一现象反映了社会收入分配形态的迅速变化,其结果是不平等越来越倾向于上层收入群体(“顶层驱动的不平等”),结果,大多数人的相对地位却恶化了。数据和变量本文使用1990年和2000年两次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中国部分的调查数据。两项调查均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每次抽取大约1000人的样本,涵盖了1990年18岁以上的常住人口和2000年18至65岁的常住人口。由于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条件差别很大,而且两次调查的城市/农村组成各不相同,本文将两个样本分开,并进行单独分析。本文的因变量为生活满意度,解释变量为主观无力、信任和经济不满,分别对应社会反常、不满和剥夺三种解释理论。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主观无力被认为是一种反常的态度。换句话说,那些遭受社会反常的人感到无能为力,并且认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控制能力。信任通过衡量人们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来测量。经济不满通过财务不满来衡量。财务不满通常是群体比较培养相对剥夺感的结果,社会比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上的不满。此外,本文将控制性别、年龄、伙伴关系、收入、健康等社会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实证分析从实证分析来看,在1990-2000年的十年中,中国农村人的无力感并没有显著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力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负相关逐渐减弱,这意味着对于农村地区来说,无力感并不是理解幸福感下降的关键,但社会反常的情绪可能会导致城市居民越来越多的不快乐。农村和城市人口在政治信任上产生了分歧。在所有群体中,农村居民在2000年比1990年更不信任政治机构。农村人口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似乎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脱节。尽管中国城市居民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与农村同胞一样,似乎不那么关心政治。从这些结果来看,政治不满显然不能对中国人生活满意度的下降负责。几乎所有的农村人口都对他们的财政状况不太满意。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财务不满意抑制生活满意度的力度明显加大。在城市人口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将主观幸福等同于物质幸福。因此,相对剥夺很可能是生活满意度下降的主要驱动力。这表明,在今天的中国,金钱比无力感或政治上的不信任更重要。结论:中国难题解决了吗?本文检验了三种理论解释,每种解释都集中在社会快速变化的负面心理后果上。“失落成功者”现象证实了相对剥夺理论是主要的解释理论。尽管转型时期许多中国人在绝对收入方面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但由于收入不平等加剧,他们的相对收入状况恶化。这种模式可以用“头重脚轻”的收入不平等来解释,即越来越多的人口比例低于不断上升的国民收入平均值。这种模式有两个后果:(1)经济上的不满情绪上升,(2)成为抑制生活满意度的更强因素。生活中越来越多领域的快节奏商品化使得经济不满成为主观幸福感的最大抑制因素。中国正迅速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并由此产生了结构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中,医疗、退休或教育等生活领域都被商品化了,金钱变得非常重要。在市场经济中,金钱是获得商品、服务、安全和社会声誉的关键——简而言之,就是主观幸福。然而,“失落成功者”的现象很可能只局限于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的初期增长阶段,一旦收入分配再次变得更加平等,这种现象的流行程度将逐渐消失。文献来源:Brockmann,H.,Delhey,J.,Welzel,C.,&Yuan,H.(2009).TheChinapuzzle:Fallinghappinessinarisingeconomy.JournalofHappinessStudies,10(4),387–405.文献编译:唐斌斌这是社论前沿的第S1064次推送微信号:shelunqianyan社论译介作品,欢迎个人转发朋友圈,自媒体、媒体、机构转载请申请授权,联系邮箱shelun2015@163.com,注明“机构名称+转载”。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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