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六荐书｜亢奋战：纳粹嗑药撰文：诺曼·奥勒翻译：强朝晖在《亢奋战：纳粹嗑药史》（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18年10月出版）这部令人瞩目的、快节奏的“新历史”里，诺曼·奥勒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斥着毒品的第三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摇身一变，成为制药巨头，诸如默克和拜耳这样的公司大量生产可卡因、鸦片类制剂，以及最重要的甲基苯丙胺（冰毒），提供给几乎所有德国民众——从家庭主妇，到数百万前线士兵，一路渗透到纳粹高级指挥部，特别是希特勒本人。虽然单靠毒品无法解释纳粹有毒的种族理论和二战的重大事件，但如果不考虑毒品，我们对第三帝国的理解是不完整的。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大众毒品——甲基苯丙胺（1933～1938年）纳粹主义是有毒的，从字面意义上讲也名副其实。它给世界留下了一份贻害至今的化学遗产，一种无法轻易被根除的毒品。尽管纳粹曾精心为自身打造清白的形象，并通过声势浩大的宣传和严厉的惩罚措施，推行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禁毒政策，但实际上，正是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一种具有强烈兴奋作用并极具成瘾性的邪恶药剂，变成了泛滥一时的消费品。1930年代时，这种药剂被制成药片，贴上“柏飞丁”（Pervitin）的商标，以合法形式风靡整个德意志帝国以及后来的欧洲被占领国，成为广受认可、在每一家药房都可以轻松买到的“大众毒品”。柏飞丁直到1939年才成为处方药，并于1941年被纳入《帝国鸦片管理法》（Reichsopiumgesetz）的管控之下。这种药品的成分是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今天在世界各地都属于违禁品或严控对象。但同时，它也是最受瘾君子青睐的毒品之一，目前全球吸食者人数近1亿，且数量仍呈上升趋势。这些毒品大多是由化学门外汉在地下实验室提纯加工，并被媒体称为“冰毒”（CrystalMeth）。吸毒者通常是采用吸食的方式大剂量摄入。这种结晶状的“恶魔毒品”有着人们难以想象的普及度，在德国也不例外。在这里，初次尝试毒品的人数一直在增多。在派对上，在公司、议会和大学那些渴望有卓越表现的人群中，这种危险但具有强烈刺激作用的兴奋剂都有可能派上用场。它能够消除睡意和饥饿感，使人产生幻觉，但同时，它也是危害健康、对人体具有潜在毁灭性作用的毒品（尤其是以目前常见的方法加工合成的冰毒），并且很容易上瘾。这种毒品在第三帝国的兴旺史，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甲基苯丙胺1绝命毒师：帝都的毒品作坊这是一次21世纪的历史探秘之旅。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我坐上开往东南方向的轻轨列车，驶向柏林郊外，寻访当年的柏飞丁制造商泰姆勒（Temmler）药厂的遗址。一路上，列车驶过一座座工厂和一排排如克隆般样式单一的新建住宅楼。我在阿德勒斯霍夫站（Adlershof）下了车，这里被称为当今“德国最现代化的科技园区”。我绕过园区，走过一块闲置的空地和几间破败的厂房，穿过一片遍布碎瓦和锈铁的荒地。泰姆勒药厂是1933年搬到这里的。一年后，当滕伯尔霍夫（Tempelhof）化工厂的犹太股东阿尔伯特·孟德尔（AlbertMendel）被没收资产后，特奥多尔·泰姆勒（TheodorTemmler）接手了他留下的股份并开始加速扩张。当时正值德国化工业的黄金期，至少是在雅利安人掌控整个行业特别是制药业后，更是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势头。各家企业都在孜孜不倦地研发新型药物，以帮助现代人减轻病痛，消除疾患。许多对当今制药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试验和发明，都是在这些试验室里诞生的。如今，位于柏林约翰内斯塔尔（Johannisthal）的泰姆勒制药厂已是一片废墟。这里没有丝毫能让人联想起它曾经的辉煌的迹象。当年，每周有数百万粒柏飞丁药片在这里制成。现如今，整个厂区都被废弃，到处一片死寂。我走过破败的停车场，穿过一片荒草丛生的树林，又翻过一道墙头插满碎玻璃片的围墙。在灌木和藤蔓植物的包围中，一栋破旧的木屋映入眼帘。这就是泰姆勒的“炼丹炉”，是其创立的泰姆勒药厂最早起步的地方。旁边，在茂密交错的赤杨树枝杈背后，矗立着一座红砖结构的房子，和木屋一样，也早已废弃。我从一扇破烂的铁框窗户爬了进去。里面是一条长长的、昏暗的走廊，墙壁和天花板上到处结满了蛛网。走廊尽头，一扇门半掩着，门板绿漆斑驳。门背后，阳光透过右侧两扇残破的窗户照射进来。与屋外草木繁盛的景象相反，整个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破旧的鸟窝，孤零零地藏在角落里。整个墙壁，从地面一直到有许多圆形通风口的天花板，都贴满了白色瓷砖，部分已经剥落。这里是当年泰姆勒药厂首席药理学家弗里茨·豪席尔德博士（Dr.FritzHauschild）的实验室。1937~1941年任职期间，他受命在这里研发一种新型药品，一种具有兴奋作用的“能量剂”。这间实验室就是第三帝国的毒品作坊。当年，化学师们在这里用一堆陶瓷坩埚和一套由导管、玻璃瓶组成的冷凝设备，成功提炼出这种如冰晶般纯净剔透的药剂。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热火朝天的场面：大肚烧瓶里的液体沸腾着，蒸汽顶得盖子噼啪作响，一缕缕橙红色的烟雾透过盖子冒出来，在空气中袅袅上升；乳液在导管中缓缓流动，在过滤器旁边，一只只戴着白手套的手不停地忙碌着，做着各种各样的调试。就这样，甲基苯丙胺问世了。其纯度之高，就连美剧《绝命毒师》（BreakingBad）中的虚构人物——毒师沃尔特·怀特（WalterWhite）在其事业的巅峰期也不曾达到。这部高人气的经典美剧，把“冰毒”变成了当今整个时代的象征。“BreakingBad”这句美国俚语的原意是“误入歧途”，用它来形容1933~1945年的那些年头，倒也恰如其分。219世纪的前奏曲：原始毒品自愿的依赖是最美好的状态。——歌德要了解毒品对纳粹德国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历史性意义，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过去。正如经济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一样，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与兴奋剂的诞生和传播同样密不可分。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1805年，歌德在古典主义时期的魏玛写下了名著《浮士德》，并在书中以文学化手法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人的存在本身是容易受药物诱导的——我改变我的大脑，故我在。在歌德写下《浮士德》的同一时间，威斯特法伦（Westfalen）默默无闻的小城帕德博恩（Paderborn）中，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威廉·塞尔杜纳（FriedrichWilhelmSertürner）的药剂师助理正在专注于用罂粟进行试验。他发现，从罂粟中提取的浓缩汁液——鸦片——具有很强的麻醉作用，可以有效缓解疼痛。歌德试图以诗意和戏剧化的手法来阐释世界的内在统一性，而塞尔杜纳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延续数千年的古老难题，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同样至关重要。弗里德里希·威廉·塞尔杜纳这位年方21岁的天才化学家面对的具体挑战是：罂粟植物中的有效成分在提炼后的制剂中，会因生长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药效。有的镇痛效果不明显，有的却药劲过猛，甚至有可能导致中毒。与嗜好鸦片酊、在书房中埋首创作的歌德一样，塞尔杜纳依靠自身努力，最终完成了他的杰作：成功分离出鸦片中的关键成分，一种叫吗啡的生物碱，并以此化身为药学界的“梅菲斯特”，用魔法般的手段为人们驱逐疼痛。这不仅是药物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刚刚开始的19世纪乃至整个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疼痛这个人类甩不掉的恶魔，如今可以按照剂量通过药品得到缓解，甚至被彻底消除。过去，欧洲各地的药店都是用自家花园里种植的药草，或是从供应商那里得到的原料，按照各自的知识和经验制作药丸。如今，在短短几年里，各大药店纷纷建起了正规药厂，并制定了统一的药品标准。吗啡不仅是一种缓解病痛的药品，同时也是一笔巨大的生意。达姆施塔特（Darmstadt）恩格尔药房的老板埃曼努埃尔·默克（EmanuelMerck）是这场浪潮的先驱。1827年，他为企业制定了目标，要为市场供应质量稳定的生物碱和其他药物制品。这是今天的药业巨头默克公司起步的一刻，也是德国制药业繁荣的开端。自1850年针剂发明后，吗啡的势头更是变得一发而不可收。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这种“疼痛杀手”的身影可谓无处不在，吗啡针管几乎泛滥成灾。吗啡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不论是在好的还是坏的意义上。一方面，它可以为伤员减轻痛苦；另一方面，它也使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以往，那些受伤的士兵会在很长时间里失去战斗力，而有了吗啡后，他们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恢复元气，重返战场，甚至回到战斗的最前线。吗啡的发明将止痛和麻醉技术的发展推向了高峰，无论军队还是民间社会，都深受其影响。它成为众人眼中的万能灵药，从欧美到亚洲，到处都有它的消费者，他们当中既有普通工人，也有王公贵族。当时，在美国西海岸到东海岸的各地药店里，有两种具有兴奋作用的药剂是不需要处方的：一种是含吗啡成分的安神剂，另一种是含有可卡因的合成饮料［如名为马里亚尼的古柯碱药酒(VinMariani)，还有后来的可口可乐］，这些饮料具有提神作用，同时还有能令人愉悦的致幻效应。但这一切只是开始。很快，方兴未艾的兴奋剂产业便开始大力投入研发，不断将新产品推向市场。1897年8月10日，拜耳公司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FelixHoffmann）用从柳树皮中提炼的有效成分，成功合成了乙酰水杨酸（Acetylsalicylsaure），这种药品被命名为阿司匹林，并迅速风靡全球。仅仅十一天后，这个人又发明了另一种驰名世界的药品：二乙酰吗啡——一种吗啡衍生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人工合成毒品，它的商品名称是海洛因。海洛因自上市之日起，销量便一路高奏凯歌。拜耳公司的经理们骄傲地宣布，“海洛因是个好生意”，并把它作为治疗头痛和不适的药物，甚至配制成小儿止咳糖浆投向市场。如果宝宝肚子疼或睡不好觉，父母也会拿出海洛因给他/她吃。靠药品发财的不仅仅是拜耳公司一家。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莱茵河沿岸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现代制药企业。从国家体制的角度看，当时德国所处的环境对制药业的发展来说可谓天时地利俱备：在处于分裂状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业和金融业尚不发达，很难为大额投资提供资金和风险保障；但这恰恰是化工产业不需要的，因为和传统重工业相比，化工业需要的设备和原料要简单得多。在这个行业里，低投入、高产出并不是稀罕事。最重要的是创业者的直觉和精明，更何况在德国，由于人力资本雄厚，高素质的化学家和工程师比比皆是。这首先要归功于德国全球领先的教育体系，其由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大学构成的网络在全世界堪称典范。科学界和企业界的合作十分密切，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各类发明和专利层出不穷。早在世纪之交前，德国已然成为“世界工厂”，支柱产业正是化工业。“德国制造”成为高质量的标识，毒品也不例外。3德国——毒品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情况短时间内并没有发生变化。英法两国可以凭借从海外殖民地进口的天然兴奋剂——咖啡、茶叶、胡椒和其他天然药物——占领市场，而因《凡尔赛和约》失去了（原本屈指可数的）海外领地的德国，只能另谋出路，具体来讲，就是人工制造。此时国家迫切需要的，正是能够振奋人心的“能量剂”。战争失败给德国带来了深重的创伤和难以平复的痛苦，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层面。1920年代时，在整个德国，从波罗的海到阿尔卑斯山，在情绪低迷的民众中，毒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巧合的是，生产毒品的技术也是现成的。从此，现代制药业成为德国经济的发展重点，今天人们熟悉的许多化学类产品都是当时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研发出来，并成为注册专利。德国企业一举成为全球市场的佼佼者。它们不仅占据了全球药品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同时还成为世界各地化学原料的主要供应商。一种新型经济就此问世，上乌瑟尔（Oberursel）和奥登瓦尔德（Odenwald）之间的地区成为“化学硅谷”。许多过去默默无闻的小企业，一夜间成为叱咤风云的行业巨头。1925年，几家大型化工企业合并成立了法本公司（IGFarben），地点设在法兰克福。这是当时全球实力最强的大型企业之一。鸦片制剂仍然是德国的特色产品。1926年，德国跃居吗啡第一制造国，并成为海洛因第一大出口国：98%的产品销往国外。71925~1930年，德国制造的海洛因达到91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0%。1925年，德国迫于《凡尔赛和约》的压力，在权利有所保留的条件下签署了限制鸦片贸易的《国际鸦片公约》。直到1929年，柏林政府才批准了该协议。但就在1928年，德国生产的鸦片总量仍然高达约200吨。在另一种药品的生产中，德国同样名列前茅：默克（Merck）、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和基诺（Knoll）三大药厂的可卡因产量占全球产量的八成之多。特别是默克公司的可卡因产品更是成为全球第一大名牌，仅盗版商到中国印制的仿冒商标就有几百万张。汉堡成为欧洲最大的可卡因原料中转地：每年都有几千公斤可卡因从这里非法进口，如秘鲁每年生产的可卡因原料（年均5吨）全部出口德国，用于再加工。由德国药品生产商组成的“鸦片与可卡因专业协会”（FachgruppeOpiumundKokain）作为利益集团，为协调政府与化工行业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积极奔走。由几家大企业分别成立的两大垄断联盟按照《卡特尔协议》，瓜分了整个“地球圈”利润丰厚的市场。这两大联盟便是所谓的“可卡因协定”与“鸦片协定”。在两家组织中，默克公司都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年轻的共和国深深地迷醉于这些能够改变人的意识、有致幻效应的药物，它将海洛因和可卡因传播到四面八方，一举成为全球毒品业的操盘手。4化学的1920年代科学和经济进步与时代精神可谓一拍即合。在魏玛共和国，“人造天堂”成为人人追逐的时尚。人们宁愿以逃避的方式躲进迷幻世界，而不愿直面不尽如人意的现实。这种现象给德国土地上的第一个民主政权烙上了深刻印迹，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人们不愿承认战争失败的真实原因，并为帝国旧政权寻找借口，推卸责任。“背后一刀”（Dolchstoβ）传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按照这种说法，德军之所以没有赢得胜利，是国内左派政党出卖所致。这种逃避现世的趋势很容易转化为不假思索的仇恨和文化上的狂热。德布林（AlfredDoblin）在小说《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中将柏林比喻为巴比伦淫妇，它有着所有城市中最堕落肮脏的黑暗面，人们只能用纵情享乐的方式来寻求解脱，其中就有吸毒。作家克劳斯·曼（KlausMann）曾经写道：“柏林的夜生活，少年哦少年，这是前所未有的新世界！过去，我们有伟大的军队；今天，我们有刺激的新玩意！”这座施普雷河畔的大都市俨然变成了道德沦丧的同义词。为了偿还巨额债务，政府大幅增加货币量，从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到1923年秋天时，42亿马克的价值仅仅相当于1美元。这时，全社会的道德观念也像纸币价值一样，一落千丈，不再有任何底线。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毒品带来的迷幻状态。当红女明星、演员和舞蹈家安妮塔·柏柏尔（AnitaBerber）早餐时便用白色玫瑰花瓣蘸着氯仿和乙醚勾兑的鸡尾酒，用嘴吸吮：瘾君子们称之为“wakeandbake”。影院里播放着与可卡因或吗啡有关的影片，在每一处街边小店，人们无须处方就可以买到所有种类的毒品。据说，当时的柏林从业医生中，40%的人都有吗啡瘾。弗里德里希大街上，华人商贩兜售着从德国前租借地胶州湾运来的罂粟壳；在米特区，地下酒吧遍布，拉客的伙计们在火车站散发传单，为非法派对和“良夜春宵”招徕生意。不论是波茨坦广场旁“祖国大宅”（HausVaterland）或是鲜花大街上以明星云集闻名的“蕾茜舞厅”（BallhausResi）那样的大型夜总会，还是像“卡卡杜酒吧”（KakaduBar）或“白鼠”(WeibeβeMaus)之类在门口发放面具以保护客人身份的小型娱乐场所，在当时都是宾客盈门，一派热闹景象。随着欧美游客的增多，娱乐-毒品-旅游业渐成规模，因为对旅游者来说，柏林既刺激，又便宜。既然输掉了战争，索性一切都随它去吧：柏林摇身一变，成了欧洲的冒险家乐园。墙上的海报用醒目的表现主义风格字体发出警示：“柏林，请驻足思考，你的舞蹈便是死亡！”警察不再四处巡视，社会治安一片混乱，开始是暂时的，后来渐渐变成常态。娱乐业填补了战争留下的虚空，就像当时一首流行歌里唱的：从前是美酒，那甜蜜的魔鬼，陪我们尽享逍遥时光，如今，它价格飞涨。好在我们柏林人还有可卡因和吗啡，任屋外雷鸣电闪我们吮吸，我们注射！餐馆里的酒保乐颠颠地奉上可卡因，只需小小一份就能换来几个美妙的时辰；吗啡更是个刺激的玩意儿它直抵肺腑，点燃灵魂，我们吮吸，我们注射！虽然上面有令，把这小小的玩意儿变成了违禁品。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有亢奋和快感作陪，纵使敌人似虎狼般把我们撕咬，又有何惧，我们吮吸，我们注射！我们注射，哪怕被送进疯人院；我们吮吸，哪怕因此命丧黄泉。在这样的世道下，亲爱的上帝，谁又会在乎这些！欧洲原本就是一座疯人院，倒不如让吮吸和注射把我们早早送上天堂！1928年，仅柏林一地，药房按处方合法出售的吗啡和海洛因就达到73公斤。每个人只要花点儿钱，就可以轻松地买到可卡因。对吸食者来说，它是排解烦恼的利器，只消用鼻子一吸，就会顿觉神清气爽，就像浮士德一样，不觉萌生出这样的念头：让时间停下来吧，这一刻实在太美妙了。在整个德国，可卡因大受欢迎，成为民众眼中逃避现世、享受人生的标志。但与此同时，反对者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激烈。正处于权力争夺中的共产党和纳粹党，都把可卡因斥为让人意志消沉的“堕落之毒”。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NVP）对这种“世风日下”的现象发起抨击，保守派阵营同样不例外。即使是那些为柏林成为文化之都感到骄傲的人，特别是1920年代地位大幅下降的中产阶级，也对此表示不安，他们以极端的言辞对大众娱乐文化提出谴责，称之为西方颓废的表现。1929年，柏林街头，妓女购买毒品对魏玛时期全民嗑药现象批判最猛烈的是纳粹党。他们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大肆抨击“犹太共和国”的道德沦丧风气，并以旗帜鲜明的口号，明确地表达了对议会民主制以及以社会开放为标志的城市文化的反感。同时，纳粹还提出了自己的疗伤药方，并向民众承诺，要通过意识形态来达到治愈的目标。在纳粹看来，合法毒品只能有一种，就是纳粹主义。因为纳粹主义同样可以产生致幻效应。为吸引德国民众，纳粹为人们描绘出一幅梦幻世界的景象，在手法上，这种宣传从一开始便和毒品的原理无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只有在近乎癫狂的欣喜乃至歇斯底里的状态下，才能做出改变世界的决策。因此，纳粹党一方面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则通过火炬接力跑、授旗仪式、群众性集会和公开演说等方式，来制造集体狂欢的效果。此外，在所谓“斗争时期”，冲锋队的“暴力狂欢”也是纳粹采用的手段之一，这种狂欢往往都离不开酒精的作用。在纳粹看来，现实政治（Realpolitik）更多是一种肮脏的政治交易，是令人不齿的，因此，不如用某种类似全民嗑药的方式来代替政治。18如果从历史心理学角度看，魏玛共和国可以被称作一个排斥异己的社会（Verdrangergesellschaft）的话，那么其表面的反对者——纳粹，恰恰是这股潮流的先锋。纳粹仇恨毒品，因为他们想用自身来取代它。5权力转换就是换一种药方信奉禁欲主义的元首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君特·格拉斯早在魏玛时期，希特勒就在身边的亲信圈子里，为自身打造了一副夜以继日、一心为“他的”人民服务的形象。他是一位完美得无可挑剔的领袖，他一人身上肩负着解决社会矛盾、消除战败不良后果的千钧重担。1930年，希特勒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写道：“他是天才和肉身的结合。他吃的那些肉体上的苦，是我们这些常人根本吃不消的！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吃青菜，不近女色。”按照这位亲信的说法，希特勒连咖啡都不喝。一战结束后，希特勒把最后一包烟扔进了多瑙河，从此再没有沾染过任何不良嗜好。一个禁欲主义者组织在会员通告中写道：“顺带一提，我们这些禁欲主义者都应当对元首怀有特别的谢意，因为他以自身生活方式和对毒品的态度，为我们所有人树立了绝佳的榜样。”这位帝国总理是人们眼中的完人，他没有私生活，并且厌恶一切世俗癖好。他是清心寡欲、自我牺牲的代表，是健康生活的化身。用神话的形式，把希特勒打造为一位禁毒斗士和禁欲主义者，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并借助大众媒体大肆宣扬。这个神话在公共舆论，包括反对派的意识中深深扎下了根，迄今仍然余音未绝。这是一个有待解构的神话。1933年1月30日夺取政权后，纳粹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魏玛共和国包括开放和多元化在内的享乐文化彻底剿杀。毒品被禁止，因为它会带给人纳粹主义以外的其他幻想。在一个只有元首一人拥有诱惑权的体制里，任何“诱惑品”都是没有存在空间的。纳粹在禁毒运动中采取的手段，并不是简单地强化魏玛时期制定的鸦片法，而是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令，其目的是要为贯彻“种族净化”这一纳粹主义核心思想服务。“Droge”这个本意为“干草药”的中性概念，从此变成了“毒品”这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吸毒被视为一种罪孽，由警察局扩编增设的禁毒部负责稽查，并严加惩治。这一系列新法令的颁布从1933年11月就开始了。当时，“统一思想”后的帝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在封闭机构内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时间可长达两年。在法院批准的情况下，戒毒期可以无限延长。其他措施还包括，医生一旦被发现吸毒，将被吊销行医执照，时间最长为五年。当警方对非法药物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时，患者保密条款将自动失效。柏林医生协会主席规定，如果医生发现病人有连续三周以上服用麻醉品的情况，应立即做出“涉毒举报”，因为“每一起长期滥用生物碱的病例，都有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收到举报后，两位调查员将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如果确认“属实”，吸毒者必须接受强制戒毒。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人们通常会采取缓慢温和的方法，帮助瘾君子一步步摆脱毒瘾。纳粹却不是这样。为了达到震慑的目的，没有人会考虑在戒毒时采取措施减轻当事人的痛苦。当强制戒毒期结束后，如果经鉴定戒毒无效，法院有权将戒毒期无限延长，吸毒者很快就会被收押送入集中营。此外，法律还要求每一位德国人，“一旦发现亲属和朋友中有人染有毒瘾，必须立即上报，以便及时采取纠正措施”。为此，纳粹禁毒部门还制作了专门的卡片，为全面掌握吸毒者信息提供便利。由此可以看出，当年纳粹在开展禁毒运动时，便将禁毒与建立国家监控体系绑在了一起。独裁政权将所谓卫生政策推进到帝国的每个角落：每个纳粹党大区（Gau）都成立了“禁毒工作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中，医生、药剂师、社保和司法部门代表，以及军队、警方与纳粹公共福利组织代表密切合作，组成了结构严密的反毒品网络。这个网络的每一条线最后都汇集到一处，即柏林的帝国卫生局，帝国大众卫生委员会第二总局。纳粹大力宣传所谓的“卫生义务”，宣称将以此消除“一切因滥用毒品、酒精和烟草所导致的危害身心与社会的行为”。烟草广告受到严格限制，毒品禁令的目标是“堵住国外生活方式向人民渗透的最后漏洞”。1935年秋，纳粹政府颁布了《婚姻卫生法》（即《保护德意志民族遗传卫生法》），禁止一方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女结婚。麻醉品依赖者也被自动列入了这一范畴，并被打上“患有人格障碍”且无法治愈的标签。这条禁令旨在避免“将毒瘾传染给配偶并通过遗传传播给下一代的潜在危险”，因为在“毒品依赖者的遗传细胞中含有大量的变态因子”。《预防遗传病患者新生儿法令》（即“绝育法”）还引入了强制绝育的极端措施：“从种族卫生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考虑采取措施，制止严重毒瘾患者的生育。”事情远不止于此。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年里，纳粹还以“无痛死亡”为名，杀死了大量“有犯罪行为的精神病人”，这些人中就有吸毒者。具体人数如今已无从查证。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关键是调查卡片上的鉴定结果：“+”代表注射毒针或送入毒气室，“-”代表“延期执行”。其中，通过注射过量海洛因行刑的做法是由纳粹德国禁毒中心发明的，这是1936年以柏林毒品局为前身成立的第一家全国性毒品稽查机构。那些授命行刑的医生，都怀有一种“令人陶醉的崇高感”。纳粹的反毒品政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成为隔离、镇压乃至灭绝边缘人群和少数族群的工具。6为种族政策服务的反毒品政策犹太人妄想以技术高超的手段，毒害德意志人民的精神和灵魂，将其思想引入非德意志式的道路，并最终引向毁灭……将这颗有可能导致全民疾病和死亡的犹太毒瘤全面彻底地从人民机体中清除出去，同样也是卫生政策的义务之一。——《下萨克森州医生报》，1939年纳粹种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习惯用传染病、毒品和毒药一类的形象来打比方。犹太人被称为细菌和病原体，是毒害帝国、使健康的社会组织感染疾病的异类，因此必须予以清除或灭绝。希特勒曾公开表示：“（对犹太人）绝不能有任何妥协，因为他们是危害我们自身的毒药。”在实施大屠杀之前，纳粹首先用“毒药”的说法把犹太人划入了非人类群体。1935年颁布的《纽伦堡种族法》以及雅利安血统证书制度的实行，明确宣示了对血统纯正的要求——纯正的血统是德意志人民至高无上、亟待保护的财富。于是，在种族清洗与禁毒政策之间出现了一个交叉点：决定毒性大小的不再是剂量，而是是否属于“异类”。正如当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的《神奇的毒药》（MagischeGifte）一书所说：“毒性最强的永远是那些来自外国和其他种族的迷惑物。”犹太人和毒品变成了有毒并具有传染性的统一体，共同威胁着德意志的安全。“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总是不断地向我们人民灌输这样的思想，即‘你的身体属于你自己’，所以在男人们之间或男人和女人交往的时候，可以尽享美酒之娱，哪怕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在所不惜。这种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观点与日耳曼-德意志的思想是水火不容的，我们是祖先血脉的延续者，因此我们的身体是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武装党卫军突击队长、自1941年起担任纳粹禁毒总部负责人的埃尔文·科斯梅尔（ErwinKosmehl）警官严格奉行这一宗旨并表示，在跨国毒品交易中，“犹太人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因此，“剿灭这些大多出身犹太人的国际犯罪分子”，乃是其职责所在。纳粹党种族政策部宣称，犹太人的本性就是依赖毒品的，大城市中的犹太知识分子都喜欢借助可卡因或吗啡来安抚其“躁动的神经”，并以此寻找内心的平和与安宁。通过犹太医生的四处兜售，在这些人当中，“吗啡瘾……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在宣传种族主义的儿童读物《毒蘑菇》（DerGiftpilz）中，纳粹将犹太人和毒品这两个仇敌合二为一，变成了种族净化论宣传中的靶子，在学校和幼儿园里广泛传播。书中的故事浅显易懂，它传递了一个简单明了的信息：要识别危险的毒蘑菇，并把它们清理干净。宣传种族主义的儿童读物《毒蘑菇》因此，在纳粹主义宣传中，禁毒与种族主义自动合流，禁毒运动中的甄别对象从瘾君子转向了对自身有威胁的异类，其目的是清除所有与社会理想不符的元素。凡是吸食毒品的人，都是被“外国瘟疫”感染的病患。毒品贩子被描绘成毫无廉耻、贪婪、与人民为敌的恶人，吸毒是“劣等种族”的行为，毒品犯罪是对社会最严重的威胁。可怕的是，这些宣传中的很多说法在今天听起来仍然毫不陌生。尽管纳粹言论早已被摒弃，但是，与反毒品相关的那些词语已深入我们的骨髓和血肉。今天的问题所在，不再是犹太人和德意志人之分，因为那些危险的毒贩已被归入了其他文化圈。此外，我们的身体究竟是属于自己，还是属于由社会利益和公共卫生利益所构成的法治社会体系，仍然是一个具有传染性的重大政治问题。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