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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大乐斗暗影光芒雏菊的光芒与暗影，在酷热的夏日里冰凉无踪迹

长河网 • 2019-01-22 21:39:03 • 文化 • 阅读 34
隐秘而深邃的爱与痛，总是被藏在心底。 雏菊的灼热藏在梵·高过于喧嚣的孤寂里； 梵·高《雏菊与罂粟花》，1890 但更经典的桥段，还是一片片摘下雏菊花瓣，絮叨着“爱我”“不爱我”“爱我”“爱我”“爱我”…… 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情趣
原标题：雏菊的光芒与暗影，在酷热的夏日里冰凉无踪迹隐秘而深邃的爱与痛，总是被藏在心底。雏菊的灼热藏在梵·高过于喧嚣的孤寂里；梵·高《雏菊与罂粟花》，1890但更经典的桥段，还是一片片摘下雏菊花瓣，絮叨着“爱我”“不爱我”“爱我”“爱我”“爱我”……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情趣和雏菊纠织缠绕，生出了诸多梦幻的隐喻。而另有一种炽烈的情绪，曾因盛放的雏菊深深地被灼烧。“在德国人撤退时炸毁的布热金卡毒气室和焚尸炉废墟上，雏菊花在怒放。”1940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正式运作，这个后来杀死110万人、被称为“死亡工厂”的食人机器咔哒咔哒地平稳运转起来，咬合了生命绞肉机的齿轮。加害者机器人，不存在的“疯狂对个人来说是例外，对集体来说是常态。”惨绝人寰的杀戮、超乎想象的酷刑实验、突破认知阈值的大屠杀……情感机制中，将加害者视为受少数狂热分子驱使，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无意识地“执行命令”，似乎能让人找到生而为人的舒适；然而“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灭绝犹太人的罪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场屠杀根本不是集体无意识、群众狂热可以解答的问题——“霍斯和其他许多德国士兵一样，战后想让全世界都以为他们是一群机器人，不管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永远只能机械地服从上面给他们的各种命令。而事实上，霍斯跟机器人有着天壤之别。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上半年，霍斯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他并不是简单地服从命令，而是积极主动地改造奥斯维辛，好消灭更多的囚犯。”这是源自《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中的一段话。文字里的鲁道夫·霍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典狱长，曾对无辜囚禁者、俘虏、犹太人进行大规模屠杀。他在纽伦堡审判中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所接受的训练让我们不可能产生拒绝命令的念头，不管是什么样的命令……服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要求。”然而书中指出：正是累积式激进促成了大屠杀的最终面貌；下层士兵的主动出击和推波助澜，使得灭绝朝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以消毒的名义让犹太人乖乖脱下衣服走进毒气室，在焚尸炉数米的地方修建轨道……加害者们精心策划，让一整套屠杀模式日趋完备，既在相对秘密的环境下屠杀，又要不着痕迹地毁尸灭迹。一个奇特的地方是，被运送过来的人会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一部分囚犯会成为集中营的成员，编号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在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就被杀害。立即死去的人再也无法对这个世界产生任何认知，姑且活着的囚犯却必须在“劳动即自由”（德语：Arbeitmachtfrei）的蒙骗下死里求生。在奥斯维辛，Arbeit的B是上下颠倒的“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就只是个统计数据了。”冰冷庞大的数据带来的震惊感背后，个体生存的欲望强烈到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和平年代各有各的活法，死亡工厂里人们却别无选择。“美丽的女士，你怀孕了吗”佩莉斯嘉带着两个月的身孕暴露在“慈眉善目”的党卫队军官面前，直觉性地撒了谎；书信、笔记、口述、录音……记者霍尔登拼接出几组冷峻、残暴而闪烁着勇敢光辉的生命脉络，著成《天生幸存者》，再现了三位拼命活着的母亲——三对赌上生命的母子在不见天日的黑暗里劫后余生的图景。年轻的犹太舞者辗转七座集中营，用舞步拼命求生；二战后出生的医生保罗·格拉泽意外发现了姑姑罗茜·格拉泽年轻时和“死亡”起舞的故事，收集大量资料，完成了这本惊心动魄的纪实作品。10岁被送进奥斯维辛的犹太男孩，抵抗过一轮一轮的“清洗”和“筛选”最终存活，又以国际法学者和大法官的视角将人类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罪行记录下来；幸存者话语，在人性灾难面前尤为弥足珍贵。个体的记忆，力透纸背；影像的语言，更传递出摄人心魄的力量。威廉·布拉塞是一位波兰摄影师，也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3444号囚犯。失去自由的人被迫用眼睛和身体记录这个陌生的国度，而布拉塞却不得不端起相机，忍受比晶状体更为持久的视觉刺激。1941年，他被调入鉴定科，被迫为党卫队拍摄照片。他的任务是拍摄人像照、自杀囚犯的纪录照，以及拍摄记录“医学研究工作”。面部有伤的囚犯，再也没有出现在镜头前；犹太少女被破脱掉衣服，用于门格勒的“人种研究”；准确特写患病者的伤口，而他甚至能看到伤口里白森森的下颚骨；还有种种灭绝人性的“医学实验”……“他想回家，回到他父母的家。火车开得太慢了。……可是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真正感到自己回到了家里。尽管他碰到了熟人和可信赖的朋友，可一切都变了。对外，他尝试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可关于藏在内心深处的种种，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缄默。”在成为幸存者之前，他和另一位囚犯一起，使四五万张底片也有幸逃脱了被销毁的宿命。摄影师布拉塞已经与世长辞，但鲜活的图像资料随着《奥斯维辛的摄影师》的问世，成为见证历史的永恒证据。“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那就是见证。”摄影师布拉塞用镜头对外界隐而不见的图像建构起一个记忆世界，引人深深注视；记者埃利·威塞尔将个人回忆投射进15岁少年的身体里，“作见证”般地完成了《夜》这部非虚构的人性纪录；“目击者必须挺身而出做见证人，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即将出生的孩子，他不想让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被迫担任“死亡天使”门格勒医学助手的编号A8450号囚犯——犹太医生尼斯利，曾最近距离地亲历过臭名昭著的人体试验，最终九死一生，1944年从奥斯维辛逃脱，1946年写下《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披露出让人震颤的历史细节。集中营暗无天日的漫漫黑夜，里面的人从没断绝过“逃离”的尝试。不可计数的死亡背后，也有零星的幸存者有幸脱难。比如鲁道夫·弗尔巴与同伴维兹勒传奇般逃离奥斯维辛，使毒气室和焚尸炉为外界知晓；再比如战争接近结束之际，索比堡集中营600名囚犯大规模暴动，大约300多人逃出。后者被呈现在1987年影片《逃离索比堡》中，前者则由当事人亲自写下《逃离奥斯维辛》一书。而另有一位波兰军官维托尔德·皮莱茨基逆流行之，自愿“被捕”前往集中营，亲历大量不可思议的惨状，将自己的经历形成了一份报告。二战结束后，布莱茨基因“西方间谍”被处死，90年代获得平反“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1958年8月，一篇《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罗森塔尔）反新闻而行之；此后60年间，“残酷见证”始终掷地有声。时隔奥斯维辛这段历史已经70余年，为何我们还要在轻松的夏日里“无病呻吟”，看这许多不合时宜的“消暑”文字？这是一个体量过载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引以为戒：“谋杀本身就是故事的结局，是零点时刻。”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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