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七：鼓吹尚武蔡锷（1882－1916）在《清议报》工作期间，蔡锷在努力办好《瀛海纵谈》和《译书附录》两个专栏的同时，还完成了两部著作，其一就是鼓吹尚武的《军国民篇》。该文于1902年2月，以“奋翮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第1、3、7、11号“兵事”栏目上连载，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反帝救国的主张。在此文中，蔡锷首先对近代中国爱国志士为反帝救国而奔走呼号、英勇献身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甲午一役之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此振兴之自上者也；逾年有长江一带之骚动，此奋起之自下者也；同时有北方诸省之乱，此受外族之凭陵，忍无可忍，乃轰然而爆发者也。”与此同时，蔡锷也清醒地看到，虽然爱国志士先后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自立军起义，但中国被列强欺凌的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改变，清政府反而逐渐沦为“洋人的朝廷”，在“毒蛇、猛兽、大盗、小窃环而伺之”的危机之中仍“昏愦于睡梦之中”，以致“国力孱弱，生气销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而反观日本，“区区三岛，其面积与人口，遥不及我四川一省。而国内山岳纵横，无大川长河，故交通之道绝。举全国财力，仅及百二十万万，其民之贫乏无状，可以概见。然而能出精兵五十万，拥舰队二十五万吨，得以睥睨东洋”，以致“独获为亚洲之独立国”。两个邻国之间，何以有如此大的差别？经过分析研究，蔡锷认为，根本原因就是一个“尚武”，一个“尚文”。他指出，日本之所以成为近代军事强国，是因为“其国人之脑质中，含有一种特别之天性”，这种“特别之天性”就是“尚武”。他认为：“日本之国制，昔为封建，战争之风，世世相承，刚武不屈之气，弥满三岛，蓄蕴既久，乃铸成一种天性，虽其国之儿童走卒，亦莫不以“大和魂”三字自矜”。所谓大和魂，就是日本的尚武精神。进入近代之后，由于受西方的影响，日本的尚武精神进而演化为军国民主义。《新民丛报》何谓“军国民主义”？蔡锷认为：“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欧西人士，即妇孺之脑质中，亦莫不深受此义。盖其国家以此为全国国民之普通教育，国民以奉斯主义为终身莫大之义务。帝国主义，实由军国民主义胎化而出者也，盖内力既充，自不得不盈溢而外奔耳。”因此，蔡锷认为，日本“独获为亚洲之独立国”的原因就在于它把固有的尚武精神与西方的军国民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普及军事教育，使“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得以睥睨东洋”。而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以致国不成国，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和具有军事知识的人民。他说：“汉族之驯良懦弱，冠绝他族，伈伈伣伣，俯首帖耳，呻吟于异族之下，奴颜隶面，恬不为耻。周之于西戎，汉之于匈奴，晋之于五胡，唐之于突厥，宋之于金、辽，明之于今清，今之于俄、于英、于法、于德、于日本、于意、奥、于美利坚，二千余年以来，鲜不为异族所践踏。铁蹄遍中原，而中原为墟，羶风所及，如瓦之解，如冰之判，黄河以北之地，俨为蛮族一大游牧场。呜呼!举国皆如嗜鸦片之学究，若罹癞病之老妇，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他还指出，日本前文部大臣尾崎行雄在《支那处分案》一文中所说的“支那人系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系好利之民，而非好战之民。今日支那之连战连败者，其近因虽多，而其远因实在支那人之性情也。……如斯民族，处今日战争最剧之世界，而欲保全其独立也能乎不能？！”这一段话语，“最能探汉民族致弱之病根”。举目四望，蔡锷看到，当时的世界列强竞相扩充武力、扩大军备，“俄之短于海也，乃汲汲以整顿海军，修筑军港为事矣。英之短于陆也，自南非战事以来，乃遽增多额之军团矣。美则飞越重洋，据吕宋以为染指大陆之根基，孜孜以扩充海军为国家唯一之大计矣。德国当与法人构衅之日，仅有炮舰一只，而今则艨艟巨舰，竟达四十万吨矣。日本当黄海之役，军舰仅五、六万吨，而今则达二十五万吨以上矣”，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蔡锷深刻地认识到：“今日之世界，武装平和之时代。昔有化干戈为玉帛之语，今日干戈即玉帛也。一国的外交胜败，视武力之强弱，武力既弛，虽聚仪（张仪）、秦（苏秦）、毕（毕斯马克）、加（加富尔）诸人组织一外务部，而不为功也。”他强调指出：“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他大声呼唤：“军国民兮，盍归乎来！”蔡锷：《军国民篇》为什么中华民族缺乏尚武精神呢？经过考察古今和反省思考，蔡锷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教育方面的原因。蔡锷指出，教育是国家之基础，社会之精神。人种之强弱、世界风潮之变迁流动，皆决定于教育。故东西各强国都极端重视教育，莫不以教育为斡旋全国国民之枢纽。除了推行义务教育制度外，还使学生所践之课程，“皆足发扬其雄武活泼之气，铸成其独立不羁之精神”。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教育制度，则“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鼋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谓之章词，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通过强烈的对比，蔡锷沉痛疾呼：“欧美诸邦之教育，在陶铸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军国民之资格。中国之教育，在摧残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奴隶之资格，以腐坏不堪之奴隶，战彼勇悍不羁之国民，乌见其不败耶！”二是学派方面的原因。蔡锷认为，宗教对一个民族的精神影响至巨。“奉摩哈默德教之于民，则有轻死好战之风；奉耶酥教之民，则有博爱坚强之风；奉佛教之民，则有勘破生死，屏绝利欲之风。以上诸教，皆与军国民有绝大之影响。故苟奉以上诸教之邦，其国民之性质，未有不弘毅尚武，得以凌制他族者焉”。而中国无宗教则以学派代之。中国的学派可析为孔派和老派。孔派主动、主进取、主群、主刚、主争竞、主责任；老派主静、主保守、主分、主柔、主退让、主放弃。因而，孔派含尚武之精神，老派含贱武之精神。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对孔派精神作了篡改，使之名孔实老，并加以推崇，“则孔派之精神愈泯，老派势力遂得以泛滥天下，流毒万代，根深柢固，牢不可破”。因此，他悲叹道：“中国之孔派，非孔派也，张孔派之旗鼓，而为敌派之内应耳。”三是文学方面的原因。蔡锷认为，中国历代诗词，大都“模写从军之苦与战争之惨，从未有谓从军乐者”，“不斩楼兰终不还”之句，则如麟角凤毛之不可多得。这样的作品使中国的烈士壮夫读之“垂首丧气，黯然销魂”。而中国之小说，非佳人则才子，非狐则妖，非鬼则神，或离奇怪诞，或淫亵鄙俚，其思想皆不出野蛮时代之范围，使中国中上以下之社会，莫不为其魔力所摄引。“此中国廉耻之所以扫地，而聪明才力所以不能进步也。”四是风俗方面的原因。蔡锷指出，中国素有“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谚，“穷乡僻野之愚夫愚妇，亦常道之，而长者每持此以为警励后生之格言”。反观日本，“社会上之于军人也，敬之礼之，惟恐不及。其入营也，亲族邻里资以馈之，交树长帜以祝之，厚宴以飨之，赠言以励之；子弟之从军也，父母以为荣，兄长以为乐；游幸登临之地，军人可半额而入之，饮食衣服之肆，于军人则稍廉其值；其行军于野也，则乡人曲意优待之如宾；苟临战而遁逃避慝，或作非行以损全军之名誉，一经屏斥，则父母兄弟邻里亲族引为深耻奇辱。生者有生之辱，无死之荣，是以从军者有从军之乐，而有玷名辱国之畏。故当出乡之日，诀别于其亲曰：此身已非父母有矣”。相比之下，他慨叹，“以吾国之贱丈夫，而与彼劲悍无前之国民兵战，是犹投卵于石，热雪于炉而已。”五是体魄方面的原因。蔡锷认为，“灵魂贵文明，而体魄则贵野蛮。以野蛮之体魄，复文明其灵魂，则文明种族必败，罗马人之不能御日耳曼林中之蛮族，汉种之常败于蒙古，条顿、拉丁塞人种之难以抗斯拉夫(俄罗斯民族)，德军之优于法，日军之优于欧美，皆职此之由也。”他指出，注重国民体育是东西方列强的立国之本。“昔斯巴达雄霸希腊，罗马之峙立欧洲，蒙古鞑靼人之横行东方，日耳曼蛮族之战退罗马人种，非有所谓绝伦之智慧也，不过体力强悍，烈寒剧暑，风雨饥饿，皆足毅然耐之而不觉其苦而已。盖有坚壮不拔之体魄，而后能有百折不屈之精神，有百折不屈之精神，而后能有鬼神莫测之智略，故能负重荷远而开拓世界也”。“日本白甲午战胜中国以后，因扩张海陆军备，益知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民之基础，于是热心国事之俦，思以斯巴达之国制，陶铸大八洲四千万之民众”。反观中国，“古之庠序学校，抑何尝忘武事哉？壶勺之典，射御之教，皆所以练其筋骨而强其体力者也。自一统以后，天下一家，外鲜强敌，内无凶寇，承平日多，乃文弱之气日深一日。洎乎中世，而妇女缠足之风起，迨本朝而鸦片之毒遍洒中夏，茫茫大地，几无完人。二者之外，尚有八股试帖等之耗散精神，销磨骨髓，以致病苦零丁，形如傀儡者，此又其次也。”因此，虽然“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二，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盲者、哑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全面计之，又居十分之一二。综而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之中，复难保其人人孔武可恃。以此观之，即欧美各强弃弹战而取拳斗，亦将悉为所格杀矣”。因此，若不迅速改变这种情况，“则恐不待异种之摧挫逼迫，亦将颓然自灭矣”。六是武器方面的原因。蔡锷认为，“武器者，国民战斗力中之一大原质也。德何以胜于法？美何以胜于西？国初之八旗何以胜于汉兵？中日之役，海陆二战，何以皆胜于中国？此中胜败之机，武器之良窳，未必绝无关系也。”而中国武器的落后，实在惊人，时至今日，“犹不出斧、钺、剑、戟、矛、弓、箭之类”。此等武器，正如尾崎行雄所说“非杀人之具，而威吓人之具”。蔡锷进一步指出，虽然近30年来，清政府派人出洋学习洋人制器之技，国内制兵之局相继林立，但绝无成效可睹。为此，他伤心地叹息：“中国无尚武之精神，是以无可恃之武器，无可恃之武器，故尚武之精神为之摧抑销磨而不可振也”。七是音乐方面的原因。蔡锷认为，音乐对陶冶人的意志关系重大，正如司马迁所言：“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他指出，“军人之于音乐，尤为关切深巨”。“刘越石被胡骑困围数重，乃终夜奏胡笳，群胡解围而走。斯巴达败于麦斯埒，求援于雅典，雅典遗一善笛者应之，斯人军气，为之大振，卒获胜而归”。因此，“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中国则惟有拉叭金鼓，以为号令指挥之具，而无所谓军乐。兵卒之所歌唱，不过俚曲淫词，而无所谓军歌。至海军则尤为可笑，闻当休息暇闲之际，则互摇胡琴高唱以自娱，此诚可为喷饭者矣”。在这种氛围之中，哪有刚毅沉雄之国民和尚武好战之军人。八是国势方面的原因。蔡锷认为，“天下一家，则安逸而绝争竞，当四分五裂之局，则人人有自危之念，故争竞心重，而团结以拒外之心生焉，自立以侵人之念生焉。当是之时，团体以内之人民，不得不勇悍轻死，不得不耐劳茹痛，不得不研究争竞，以求自存之道。故风浪疾，则“同船共性命”之念切矣”。而中国自秦一统以后，车书混同，而国家之观念潜销。自唐以后，乃专用募兵，民兵之制既废，而国民之义务愈薄。民惟纳租税以供朝廷之诛求，朝廷惟工聚敛以肆一家族之挥霍，其他则非所问。一旦外寇侵来，只有箪食壶浆，高举顺民旗以屈膝马前。最后，蔡锷指出：“军国民之乏于中国也，原因万端，不克悉举，其原因中之原因，则不外以上八端。然而足使举国若痴若醉，伈伈伣伣，朝为秦奴，暮为楚妾，恬不为怪者，抑职此八端之故而已。”蔡锷以上对中国缺乏尚武精神原因的反思和分析，虽然不无愤激之处，但总体而言，颇具见地，切中时弊，发人深省。在深入分析中国缺乏尚武精神的原因的基础上，蔡锷指出：“自汽机兴而交通盛已，交通盛而竞争烈已，各国有自危之心，于是互相竭精弹神，争求所以相攻相守之道，而‘铁血主义’遂成立国之大本，世界列强，无不奉为神训，一若背之即足以亡国者然。此军国民主义之所以逐日以达咸弘光大之域也。”面对“今日世界列强，莫不曰维持平和局面，而莫不以扩张军备为国是”[15]的局势，蔡锷主张借鉴欧美和日本的做法，造就中国的军国民，这样“即国家不置一卒,而外虏无越境之虞。偶有外衅，举国皆干城之选矣”。如何造就中国的军国民呢？蔡锷提出以下主张：第一，改革教育，普及尚武教学。蔡锷呼吁，废除科举制度，举办新式学堂，改良教学内容，加强对学生的爱国尚武教育，并发扬其雄武活泼之气，铸成其独立不羁之精神，使之“养成其军人性质于不知不觉之中”。第二，改革学派，弘扬尚武精神。蔡锷主张破除重文轻武的旧观念，推翻在学界中占统治地位、含贱武精神的老派，弘扬含尚武精神的孔派，在思想观念上形成尚武精神。“学派者，国民思潮之母，中国思潮之敝陋，至今日而达极点，非一洗数千年之旧思潮而更新之，则中国国民其永就沉沦之途已，安得一路德其人，推翻伪孔而使真孔重睹天日哉！”第三，移风易俗，提高军人地位。蔡锷指出：“兵者国家之干城，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捐死生，绝利欲，弃人生之所乐，而就人生之所苦，断一人之私，而济一国之公，仁有孰大于兹者！”因此，他呼吁，全社会破除“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观念、旧风俗，形成从军为荣，从军为乐的风尚，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使军人成为社会上可尊、可敬的对象。第四，发展体育，增强国民体质。蔡锷呼吁学习西方，将“体操一端”，“视为衣服饮食之切要，凡关系体育之事，奖励之方，无微不至”，以增强国民的体质。第五，改良文艺，提振民气。蔡锷主张创作含有爱国尚武思想、激励士气、振奋军威的文学作品和军歌军乐，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与竞争心。“自斯以往，其或感欧风美雨之震荡，知生存之惟难，乃发畏惧心、悍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则中国之前途，庶有望乎？”第六，扩充军备，增强军事实力。蔡锷指出，近半个世纪是世界列强竞相扩大军备的时期，虽然“以带甲百万之俄罗斯，而首倡万国平和之会，在常人之眼视之，以为恶兽结放生社”，但实际上，“不过借此以弭天下之猜忌，而己乃得肆其爪牙而已”。通过人均法的分析，蔡锷得出世界列强的“国民各人之负担军费”是，“在英六角五分，在法四元八角有奇，在德三元一角有奇，在意为二元四角，在俄为一元四角有奇，在奥为一元八角有奇，在日为四角四分”。他认为，即使“以负担最微之日本揆之吾国，每岁军费当在一百七十兆元以上。”第七，改革军制，实行义务兵制。蔡锷认为，殷周“除老弱不任事之外，人人皆兵”的“民兵制度”，“与今日欧美诸强国，殆无以异”；汉代的调兵制和北齐的“二十充兵，六十免役”的军制，“与斯巴达之国制颇相仿佛”，而“唐宋以降，始专用募兵，而国民皆兵之制扫地矣。民既不负捍卫国家之义务，于是外虏内寇，而中夏为墟，数千年神器，遂屡为异族所据”。他指出，“自南非之战起，英人乃始知募兵之不足恃，于是改革军制之议，骚动全国，而英军不足畏之名，亦致暴露于天下。美国常备兵员为数虽寡，而当与西班牙构衅之际，英年子弟，争附军籍以临阵者，不可胜计。募兵与民兵之优劣，不待智者而知之也。”在比较德、法、俄、意、奥、日、美等世界列强的全国人口数、现役陆军数额和战时人员数之后，蔡锷认为，“以中国人口之数而计，则现役陆军员额应为四百万，战时人员应在二千万以上。”因此，他主张改变募兵制，实行义务兵役制。“苟如斯，则虽倾欧美日本全国之师以加吾，自足以从容排御而有余裕。即使排闼外向，步成吉思之旧轨，横冲直闯，以与他族为难，恐巨狮爪牙之下，必无完躯者矣”。第八，陶铸国魂，提升国民竞争力。蔡锷特别指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他认为，国魂对民族的强盛、国家的发达至关重要。“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如枪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同时他也认为，国魂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渊源于历史，发生于时势，有哲人以鼓铸之，有英杰以保护之，有时代以涵养之”。在他看来，日本的国魂是充满尚武精神的武士道，这种精神是促使日本“独获为亚洲之独立国”的动力；德国的国魂是祖国主义，它是促使德国反抗外来入侵、“突飞急跃”的泉源；美国的国魂是“美洲之局，他国不得而干涉之”的门罗主义，它是美国凛然不可侵犯的原因；俄国的国魂则是约翰郭拉所唱之斯拉夫人种统一主义，它是促使俄国逐渐发达强大的原因。至于中国的国魂是什么，蔡锷“沉之以思，举目而观，翻遍四千年汉族历史，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也矣”。但在文章末尾，他果断地作了肯定性的回答：“然而吾脑质之中有一国魂在”。虽然他对中国的国魂没有明确地表述出来，但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这就是一种抵御列强侵略的尚武爱国和勇于为国捐躯的精神。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蔡锷的《军国民篇》所倡导的军国民主义是对中国传统战争观念的一种反动，也是对帝国主义的兴起所造成的空前战争危机的一种积极回应。它明确地告诉人们，在帝国主义不断发动殖民战争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所长期信奉的从价值观念上否定战争的态度已经过时，必须变轻武为尚武，以武力对武力，以战争反战争。这样才能抵御列强的侵略，实现救国图存的目标。清末习武热需要指出的是，蔡锷的军国民思想虽然源于日本的“军国主义”，但其目的在呼唤中国人在“武装平和之时代”大力弘扬尚武主义，以改革军事、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拯救中华。因而，它包含了明确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与以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为目的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显然具有反帝爱国的积极、进步的意义。因此，蔡锷的《军国民篇》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对于激励大批有文化的青年投笔从戎、习兵练武、救国图存；对于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勃兴；对于中国近代军事制度的改革和军事学术的繁荣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论者说：“吾国‘军国民主义’之输入，以此为嚆矢。”日本友人下河边五郎曾将此文与蒋方震发表在《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上的《军国民之教育》合编为《军事篇》，先后印行了七版，其影响之大亦可想见。（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二章“留学日本”）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