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红豆》|王小忠：兄弟记（上）1兄弟记（上）王小忠王小忠，藏族，1980年生，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静静守望太阳神：行走甘南》《黄河愿笔记》等三部。曾获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首届《红豆》文学奖，《莽原》年度非虚构文学奖等。1甘南藏族自治州是中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沿与黄土高原西部过渡地段，是汉、藏文化的交汇地带，是黄河、长江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南与四川阿坝州相连，西南与青海黄南州、果洛州接壤，东部和北部与陇南市、定西市、临夏州毗邻，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3万多。南部为重峦叠嶂的迭岷山地,东部为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区,西部为广袤无垠的平坦草原,最高海拔4920米，最低海拔1172米，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000米以上。常年气温较低，年平均气温只有4摄氏度，且天气多变，经常风雨骤至，昼夜温差大，日照强烈。由于地缘关系，我的村庄一直处在农区与牧区的交汇地带，因为脱离了纯牧业的生活方式，转入农业耕种之后，显得愈加贫瘠了。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优良的天然牧场，都不见了，那种巨大的生存空间和相应产生的高原游牧文化似乎成了遥远的传说，剩下来的只有适宜于高海拔地带的简单生活了，而千百年来积累的丰厚而实用的高原生存经验，也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在这样的时代里，我的兄弟们守着几亩薄田，谈论着人生无常，叙述着命途多舛，艰难地过着各自的日子。无病无灾，按理说也算是种幸福吧，可是，大家都不情愿被地域束缚，也不情愿被命运捆绑，于是在这片半农半牧的土地上拼命挣扎着。这片贫瘠的土地养育着成千上万的民众，可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大家拼命挣扎的同时，渐渐迷失了道路。田地荒芜了，人心在经济大潮里日益涣散，似乎失去了道德的约束，沿着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拜年、礼俗、兄弟、亲情，乃至故乡，渐渐成为记忆中的名词，没有了情感，失去了温暖。这么多年来，我苟活于人世，乡村和我像一对情人，匆匆相聚，便又匆匆而别。而兄弟们体内那股相同的热血，有一天会不会变得冰冷？我一直在估摸，大家在奔赴另一个世界的途中，会不会热情地谈论此生作为兄弟的骄傲？抑或是因为此生作为兄弟，内心才布满了仇恨？百年前，我的村庄就完全脱离了游牧生活，生活方式亦由畜牧业转变为农业，加之外来人口的迁移与融合，使这片土地原有的游牧文化在不断丧失，渐而多出了形同城市的文明，以及在文明掩盖下的难以说清的复杂与颓败。几亩田地，不同姓别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群，共同构成了现在的村庄。祖辈们以及我和我的兄弟们都生于斯、长于斯。大哥、二弟、三弟、我，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在这片土地上已成鲜为人知的故事。多少年以后，我不知道村庄会有怎样的变化，也不知道我们兄弟间的恩恩怨怨又将被演绎成怎样的传说，但我一直坚信，“兄弟”一定是个温暖的词。那么，就请允许我先从“温暖”这个词开始。2三弟来电话的时候，我还在睡觉。我知道三弟不是个清闲人，没有事情一般不给我来电话。电话里三弟嗫嚅着，不肯说出原因。挂了电话，我直接给父亲打了过去。父亲倒很利索，说三弟要借钱。听父亲这么一说，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那沉默寡言，刚强了几十年，而且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开过口的三弟，竟然开口向我借钱，一时间，我陷入了惶恐与沉思之中。之后，涌上心头的便是一种莫名的疼痛和巨大的悲凉——不是因为钱。与钱无关，而是为我那三个在这个狂躁的时代里各奔东西、几乎形同陌路的骨肉兄弟，还因为我那日渐变得丑陋、陌生的乡下老家，以及面目日渐模糊、遥远的村庄。三弟成家比我早，他成家那年，我刚分配到乡下一所中学教书。当时手头十分拮据，帮不上忙不说，就连那份人情都无法实现。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面拉扯家庭，一面侍候老人，不容易。尽管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比起他所做的一切就不足为道了。三弟的心很“野”，巴不得一夜变成“地主”。我们的出生恰好赶上土地下放，或多或少都分到了几亩土地和不多的牛羊。土地对农区而言，自然是存活的根本，因而地少地多也成了衡量一个家庭贫富的标准。正因如此，那些年漫山遍野都是开荒的人。等三弟有力量开荒的时候，河道附近的荒滩早已变成了农田，就连山梁上也所剩无几。我们兄妹好几个，父亲和母亲还似乎嫌不够。尽管如此，家里依然没有再添人口。而三弟并没有消停下来，初春时分，他总是扛着农具从一个山头跑到另一个山头。荒滩开垦出来的田地当年是不能下种的，因墒情不足，且杂草众多，隔年才可以勉强种些燕麦之类的饲料。那时候父亲基本赋闲在家，但他对家里的一切仍旧不放心。吃罢晚饭，父亲总要盘问三弟许多关于田地的事儿，我们几个算是成了闲汉。大哥和二弟从小就看不起种田，当然，他们内心的想法是不敢让父亲知道的。关于田地的事，父亲从来不问我，奇怪的是他对大哥和二弟也不闻不问。大哥和二弟常年在外，我想他们对家里田地的事情也是一无所知吧。他俩的责任就是清明过后动身，冬至前后回来，然后将挣来的钱全都交给父亲。一个家毕竟容不下不同的几个外姓人。这话是父亲说的。他说这话给我们听，目的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兄弟们必须分家。就在我等待分配那年，父亲给我们兄弟四人开了个家长会，结果是大哥和二弟必须出去，三弟留在家中。至于我，父亲始终没有考虑，分田地和牛羊也没有我。我当时笑着问父亲，父亲想了一下，说你是公家的人，已经不属于这个家了。看起来父亲在分家这件事上似乎没有偏袒任何人，就连三弟开垦出来的荒地都做到了平均分配。实际上父亲还是怀有私心的，或许父亲早就看出大哥在田地上不抱前途，所以分给大哥的田地多半在偏远的山洼处。相对大哥和二弟来说，三弟的田地不但在附近，而且平整得多。然而谁也不会想到，正是那几亩山洼处的田地，后来给大哥带来了无限的惊喜。三弟的婚姻父亲没有过多操心，毕竟老了，当然也是大哥能耐了许多。一年之后，大哥和二弟将部分田地归还给三弟。表面上看他们二人好像真的吃不了苦，实际上是不愿意种，与其荒废，还不如让三弟去劳作。三弟是能吃苦，可一年下来，所有的收成根本抵不上大哥和二弟的一小半。三弟曾经动过不种田的念头，无奈拗不过父亲的固执。话说回来，一个庄稼人不种庄稼难免心里会发慌，何况父亲经常唠叨满山挖野菜的那段岁月。三弟和父亲最亲，也住得最久，大概是在行为和思想上早被父亲挂在嘴边的苦难日子浸透了，只有每个柜子满满的，他的心里才会踏实。也正是这个原因，大哥和二弟出门的时候从不会考虑三弟。大哥和二弟相对村里其他人而言，是跑得最远、见过世面最多的人了。也好，从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他们确实比其他人提前迈出了一步。三弟结婚那年，大哥已经开始自己包工了。二弟跟着大哥，村里人也给他安上了小工头的名号。结婚之后的三弟依旧放不下那些田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日子。我不富有，也不贫困，就那样安于喜好，平平淡淡。遗憾的是三弟的婚事我始终没有帮上忙，如今还是一块心病。人生的确不能预料，我在乡下教书的日子刚刚安稳，突然之间却被调到离家很远的城里去。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内心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感觉——高兴？担忧？失落？不情愿？或是其他……从乡下到城市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然而摆在我面前的远远不是想象的那般美好。还好，家里的一切不需操心，有三弟在，恐怕大哥和二弟也像亲戚一样了。大哥和二弟在村里有绝对的权威，他们已经成了有钱人，且村里人挣钱的门路几乎都是他们开辟的。清明一过，一把种子撒到田地里，全村年轻人几乎一夜间就走光了。田地交给自然，人已经无心去打理。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古以来靠天吃饭，谁敢保证天道是否顺利？谁也无法阻止收割前后的那场冰雹。于是，在外挣钱成了大家对田地极为失望之后的另一种生活道路。那时候外出打工的农民总是被人骗，天南海北，工头是哪儿人都不知道，谈何讨债？于是，大哥的身边自然而然多出了本村的人。去年春节期间，我早早就回家了。村里一年一个变化，而年味比起小时候却减了不少。我们兄弟坐在一起，也似乎少了当年的亲近。三弟表现更为突出，没坐一阵就借口走人了。我的意识中已经感觉到某种细微的变化，到底是什么东西阻隔着我们？大哥说起他的工程队，也没有了往年的那种劲头，只是叹气。他们对我的境况基本不问，大概源于父亲当年留下的那句话。我从此真和这个家没有关系了吗？那天晚上，从大哥家出来之后，我和父亲唠叨了许久。父亲的话总是令人深思，然而父亲的固执却始终没有改变，他视田地为珍宝，实际上的确如此，我们何尝真正离开过田地呢！我们将兄弟间的微妙关系一直隐瞒着父亲，可父亲偏偏给我说起相关话题。大概考虑其他因素，他说起来总是遮遮掩掩、结结巴巴的。父亲说，没钱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家人，富裕了就成死对头。其实父亲早就发觉了兄弟间的罅隙，只是没有挑明而已。实际上，这样的事实已经屡见不鲜。但我想，这样的事情不会轮到我们兄弟之间的。相比富人，我们还很穷，何况三弟还死守着那几亩田地。父亲说，大哥和二弟想不到一块，他们已经分开干了。还说二弟算是大哥一手带起来的，不应该那样。至于三弟，父亲没有多说。我想，父亲并不是有意袒护，而是他从三弟身上看到了作为一个农民的本分——守住田地。人与人交往最好不要沾钱，兄弟之间尤为重要。其实这几年我一直想说，就是说不出口。兄弟之间一旦反目成仇，那种仇恨可能更久远、更可怕。从父亲的口中，我听出大哥与二弟之间的某种不和。还好，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糟糕。三弟虽然早已死心，但我也看得出，他这两年的心思并没有完全沉浸在田地上，应该有所变化。平心而论，那几亩田地能勉强解决温饱。解决了温饱问题，原则上来说也算能过一辈子。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栖居着张着大口的野心十足的一头“豹子”，仅仅解决温饱是无法豢养那头“豹子”的。大家都是为豢养这只畜牲而想方设法，你死我活地拼命，何错之有？我们只是不希望这只畜牲从体内跑出来。那夜，父亲的话让我难受了很久。春节过完之后我就离开了。离开前，我们兄弟四人玩了整夜的牌，无论牌技与输赢，大家都很开心。但有一件事，在我心里依旧是一个疙瘩。玩牌期间，他们各自掏出一包烟，互不相让，也不越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然而“兄弟”这个原本十分温暖的词却在我的心里渐渐起了些变化——隔阂？冷漠？甚至仇视？我想不出结果，也找不到原因，我只是坚信最初的那滴血永远是温热的，它不会随光阴的流逝而日渐冰凉。3三弟借钱是有他的难处，他不打算种庄稼了，要全部种药材，要买新的农具。三弟种庄稼越来越少这我知道，但所有田地都种药材，是不是有点冒失？父亲坐在屋檐下，看起来气色好多了，但他的话依然很少。三弟永远不会清闲，心永远那么“野”，他要将成片成片的田地种当归和柴胡。柴胡头年播种，第二年才收。为了不让田地荒芜，三弟在种有柴胡的地里又种了一茬燕麦。当归的育苗更是艰辛，要逐棵栽种，还要覆盖地膜。来来去去奔波于田地之间，看上去，三弟十分苍老。村里大多数人不种庄稼，原因只有一个——不划算。出门在外，最不济也要比种庄稼强。村里人都这么说，难怪三弟动了心思。说实话，我对他将所有田地都种药材的想法是不赞成的。实际上种药材还是靠天，如果该年缺雨水，或是遇到干旱，结果还不一样？何况种药材的成本和种庄稼的成本不能相提并论。种药材需要大量劳力，劳力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雇人。按照每人每天一百算，十几亩田地是笔不小的开支。鉴于这种情况，新的农具适时出现了。父亲说，村里人几乎都买全了。三弟遇到难处了，可他知道我的境况，又不好意思开口，大哥境况早已不如当年，他更不愿向大哥借钱，而又不能不买那些东西。给我打电话，他的确是鼓足了勇气的，但终究还是没说钱的事儿。大哥的工程队越来越不景气，大概是城乡建设基本到了尽头，而那些开发区还轮不到他前去承包。愁肠百结之中，大哥决定解散工程队，开始去谋新的事业。二弟抽身早，如今在村里新建了温棚养牛，情况也不是太好。实际上，村里的每个人都在筹谋各自的生意，因而多出了好几个老板，大哥带头致富的身份也正在悄无声息之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我上学的费用并没有缺少三弟那一份，这次无论如何都要还个人情。帮三弟从县城买回小型播种机后，我就返回城里了。在家的那几天我是村里最大的闲汉，和我同龄的都在忙着顾养家庭，都没有闲下来和我聊天的时间。我想，祖国大江南北大抵如此吧。不过的确是遇到了好年景，村庄邻近公路，邻近公路的村庄都要进行风貌改造，所以这个初春村里许多人留了下来。风貌改造工程是政府大力投入的一项面对农村的惠民工程，而据我了解到的却是挑人捡户，并不是一刀切。也有人说，没必要再修破房子，过几年国家让农民全部上楼；还有人说，过几年这里要修铁路，一亩田要赔好几万，坐等发财算了。全部上楼吃什么？等着发财？还没有修到蜘蛛那样躺着吃食的命。老人们对没有争取到改造项目或借口逃避下苦者这样批评。我不知怎样去说，因为从头到尾我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实质性的了解。三弟的药材在秋天未到之前彻底要了他的命，不是长势不好，而是药材的价格跌得厉害，三弟只好认命。他自我安慰说，按村里种药材的面积而言，不算最多，在种和挖及拔的投入上，也算最少的。可三弟并没有死心，他的那股犟劲不亚于父亲。第二年他继续种了大量药材。当然也有将所有田地种了大蒜和洋芋的人。这一年不错，柴胡持平，当归却是天价。一时间所有田地得到前所未有的珍惜，有人甚至花大价钱租用别人田地，用来点播当归。我在这件事情上一面为三弟高兴，一面又有某种难以言清的担忧。随当归价格的疯长，当归苗子更是水涨船高。处于利益的驱动，很多人都不在乎苗子价格的高低。当归主产甘肃东南部，以岷县产量多，质量最好。我见过三弟一把一把捆扎起来晾晒在屋檐下的当归，都很小，药性肯定是不能和岷县的相比。换句话说，不值那个价。如果说值，那也是鼓吹起来的。但我不能就此劝说三弟，让他少种。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倒也无话可说，一旦错误，肯定要遭到不少抱怨。再说了，田地上的事情三弟从来也不会听我的指指点点。果然不出所料，这次三弟彻底低下了头。当归的价格一跌再跌，甚至无人问津。三弟在电话里依然不肯透露关于他种药材而血本无归的事实。父亲说，药材的价格一年不如一年，可收药材的贩子像赶集一样堆在村口。我不敢拿主意，也判断不出其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三弟还是没有稳住，实际上村里大多数人都一样，便宜处理了药材。谁曾想到，立冬之后，干透了的当归一下又恢复到令人吃惊的天价。任何事情都一样，厄运和机会永远同行，就种药材而言，更是无法把握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在那儿盲目种植，对市场的行情和需求谁都没有去探究过。药材贩子的出没，使村里人对药材产生了仇恨。甚至有人对田地开始怀疑，说这方土地不愿养人。尽管如此，药材贩子从来就没有彻底消失，开春买苗子，来年收根子。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想种的人种，不想种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来来回回折腾，种药材没有种出几户富人，倒是大片大片田地被荒废了不少。大哥在新的事业上栽了不少跟头，二弟的温棚养牛也是一日不如一日，三弟看着堆在墙角处的播种机，似乎连说话的心思都没有了。没有守住田地，就等于没有守住自己的福分。守不住田地，就失去了作为农民的本分。这是父亲的话。可怎样才算守住田地呢？我也陷入茫然之中。兄弟之间还是那样，尽管心照不宣，但是还是不愿开口明说。这个冬日，我在家住的时日长，见到和听到的几乎一样，一家人围坐一起的日子越来越少，相互提防或是躲避倒成了家常便饭。做子女的依然不顾老人的感受，也不按他们的心思去经营家庭，更做不到自我心安。人和人相处的根基已经东摇西摆，大家的心里唯有对富裕的渴求，已经看不到农村留给我们意识之中的那种和睦与平静了。好久没有回家，失去了家乡的任何消息，我有些坐立不安。这天我给三弟打电话，他说他们都在内蒙古。三弟的回答令我吃惊不小，一向无法割舍田地的他怎么也会做出如此鲁莽的决定呢？必须要按期回家了，哪怕再忙。父亲依然舍不下田地，他不忍心让田地荒芜，便和母亲挑拣了些附近的田地，种上洋芋和油菜。其实他们二老并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只是我们心里过意不去，最终那几亩田地从播种到收割都雇了人。我在心底做了本账，如果将所有工钱合计起来，已经远远超出了田地里的收成。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人人都这么想，那田地由谁种？粮食来自何处？我再次想起父亲的话——作为农民的本分，还是要守住田地的。这一年村里几乎没有了人影子，偶尔见到的也就是几个小孩子和老人。一直到冬至过后，村里才热闹起来。三弟很显然感觉到了，出门在外拿回来的的确要比种地多。作为农民，如果说种地让人心安稳的话，那么让人心安稳的就不仅仅是种地了。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大多数年轻人，无论精神上还是生活上，都要比种地的洒脱。我不是刻意强调打工有多好，事实确实如此。守住田地，却换不回洒脱。出门在外，却又丢失了作为农民的本分。然而这样的矛盾在我的村庄是根本无法调和的，看来在崇尚金钱的年代里，农民的本分将要被追求富裕的雄心彻底抛弃了。村庄已经荒芜好几年了，田地的荒芜更是令人心疼。从土地下放到群力求富，从挖树垦荒到如今的满山凄凉，我们到底寻找怎样的生活方式呢？土地从来不亏欠我们，也不挑三拣四，而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做出了这么多选择，是对，还是错？哪一条才是我们走下去又能见到希望的路呢？打工潮再度兴起，可大哥已经丢弃了他最初的职业，想从头再来，却十分艰难。二弟的事业虽然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可那么多债负于身，一时也无力回天。三弟慢慢缓了过来，他的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可他突然羡慕起我来，说这辈子没有读书算是白活了。言下之意，已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两个孩子身上。我的家族在整个村庄来说不算太大，但也不小。家族的兄弟们坐在一起的日子相对更少，就算在一起，也没有小时候的那种亲切。攀比、嫉妒，甚至仇视，各种情感集合在一起，难以说清。同辈的都已成家，有的当爷爷了。小一辈的正值少年，然而读书的却少。除了打工，大家对田地越来越陌生。但他们对更小的一辈又开始寄予厚望，想方设法从村里的学校转到县城学校读书。孩子们小，在县城无人管教，加上从小在村里生活，散漫的习性不是说改就能改掉的，因此这样那样的问题层出不穷。这年冬天，家族兄弟们都聚全了，大家说起打工，说起田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所有看法归根结底都在钱上，都在梦想着一夜暴富。可就算成为富翁，他们的愿望还是很小。买辆车，重新盖房子，住到城市如此等等。更多是对外地老板的倾慕，没有一个人对田地持有感情，从头至尾唯一感兴趣的似乎只有钱。这样的意识下，希望会在哪儿呢？4村里的风气彻底变坏是从打工开始的。这是我感受最强烈的变化，也是自以为判断最准确的。清明一过，年轻人或带妻女，或单身一人，远走他乡。外面世界的辽阔使他们发现了自我内心的狭小和封闭，他们一出去，再回来之后，总会把自己弄成阔少爷的样子。我听到或目睹的已经不少了，但有件事情终究还是落在家族里一个堂哥身上。事情已经发生快两年了，尽管大家不论语言和物质上都给予了安慰，然而我想，堂哥的心灵里怕是永远蒙上了一层阴影。堂哥算是聪明人，七八年前就不怎么种田地了，村里人大肆种药材的时候，他并没有羡慕，因为他当时的生意特好。堂哥早年一直在牧区给人修房子，倒是有许多草原上的朋友，一来二去，也是沾了草原朋友众多的福气，于是就做起了皮毛生意。那几年乡间流行皮夹克，也流行大马靴，同时地方也建有好几个皮革加工厂，所以皮毛生意很不错。堂哥没有读过书，然而他对市场需求却有十分敏锐的把握。不到几年，算是有钱了。做生意来钱快，但他选择的生意短短几年就被别人抢走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不想做了。堂哥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哪怕一败涂地，也不会说出被时代或市场抛弃的话来。堂哥是生意人，有他的想法，他自然不会理会村里人说他游手好闲的那些闲话。堂哥有两个儿子，媳妇老实本分，也颇有姿色，无论堂哥赔多赚少，她总是保持着既不萎靡也不张扬的姿态。这样的媳妇，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事情往往始料不及，也无法防备。堂哥不做皮毛生意之后，就在县城开了一家小饭馆。堂哥媳妇的侄儿有厨艺，对堂哥来说，这样的便利条件则是如鱼得水。一方面减少另请大师傅的麻烦；另一方面，有媳妇侄儿的入股，便可免去外人使坏的担心。很短时间内，他小饭馆的生意就火爆起来了。就在这期间，堂哥的老婆出谋划策，决意赶走侄儿，独揽生意。生意场上人心不古最为平常，堂哥不但没有去想这样做是否会对饭馆带来不利，而是不停地夸赞媳妇有本事，于是便将饭馆所有经营权交到了媳妇手里。实际上，媳妇侄儿的离开并没有给饭馆带来多大的影响，可另外一件事的发生却让堂哥想不通。因此，堂哥一下从壮年的潇洒踏进了暮年的沧桑。堂哥媳妇跟别人走了，男的是邻县人，也是堂哥饭馆里的常客。他们一来二去是怎样勾搭上的，他一点都不知道。堂哥是直性子，这件事情他并没有遮遮掩掩。堂哥回忆说，自媳妇侄儿离开后，购买东西的事情一直由她负责。他有那么一点警觉，可是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沿那个方向发展。东窗事发是后半年，等他发现之后，媳妇已经卷走了所有积蓄，不知去向。当然，最初他也不确定，后来村里人说在新疆遇见过他们，这才确定男的果真是邻县那人。折腾了一大圈子的堂哥算是彻底地鸡飞蛋打，村里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堂哥一家的议论。除了说笑，更多的则是警惕。堂哥为此没有回村，觉得丢人，还是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谁也不大清楚。而堂哥常年只身在外漂泊，却成铁定的事实。可怜两个孩子，他们来回寄养于几个大伯家，几乎沦为孤儿了。后来的事情更令人难以想象。不到两年，堂哥的媳妇被人始乱终弃。那段时间，堂哥是因为各种原因而始终没能再娶。在家族许多长辈的劝说和孩子们的乞求下，他们又和好了。只是堂哥彻底离开了村庄，田地荒芜了，老房子坍塌之后，庄窠便宜变卖给外姓人。后来我听说他们一家在外县租了一间小屋，靠打零工度日。原本想着抽空去看看他，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件事情对堂哥来说毕竟是不光彩的，一旦去了，谁知道是潸然泪下还是形同陌路？人生在世，众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般美好。恰恰相反，许多美好的愿望常常会将我们逼到无法回头的地步，窘迫与尴尬往往也会给我们的回忆涂满难以抹去的阴影。因为三弟不在家，我回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和村里老人聊天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如果你不在村里，或是不生在村里，怕是永远不会相信——荒诞离奇从来就不是书本上的夸张。乡村原有的那种宁静不知不觉中已消失殆尽，换之而来的便是无法说清的骚乱与背离。打工兴起，田地搁置，加上妻离子散的事件不断出现，人们对“门当户对”开始有所怀念。可在现实之中，门当户对似乎又是一个传说。我小时候就知道，老一辈给儿女找对象都是要仔细打问对方家庭的底细。那时候，村里相对贫困，娶媳妇是花不了太多钱的。可现在不同了，花这么多钱娶媳妇，一旦出了问题，对一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逼上梁山”。也正是这个原因，新媳妇一娶进门，稍作休整，便可出门打工。或者，养在家中，像宝贝一样侍候。不是每个家庭都有那么多钱，实际情况都差不多，都是在亲戚朋友处拼凑。如此背负重债的情况下，大家只能另谋出路了。这年冬天，我在家小住了几日。冬天的村庄要比其他时节好，起码不荒凉，大街上总有人。大家一吃早饭就按部就班，在阳光最暖和的土窝窝里点一支烟，说东道西。因为父亲从不给我说这些，所以我对村庄突然之间感到十分陌生。就在这个土窝窝里，我听到了许多故事，某某在工地上带伤回家，获得巨额赔偿等等。他们的言谈之间，似乎对带伤回家者有无尽之羡慕。我不知他们心里怎么想，但我知道，所有一切都是为了钱。村庄难道真的沦落到如此“贫困”的地步了？就在这个冬天，村里刚满十八岁的三个小伙子分别从外地带了媳妇回来，其中一个就是我的远房侄儿。村庄多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因而那几个小伙子一下成了众说纷纭的焦点。父亲来电话，让我必须回家一趟。不用想，必须要回去。因为那小伙子是家族里一个堂哥的儿子，要办宴席。宴席办得风光，全村老小吃吃喝喝好几天才消停下来。只是可惜，少了媳妇的娘家人。堂哥从办宴席开始到结尾，口里总是挂着这句话。我们谁都没说啥，各自随礼，一是给堂哥长精神，二是表达自己的一点儿心意。没掏一分钱，白白得来一媳妇，也算是积福不浅。村里也有人这么说，其实我并不那么想，看得出堂哥心里还是有疙瘩的，只是他不愿意说罢了。果然，春天刚来不久，问题就来了。堂哥的儿子让派出所带去问话，一家人愁得不吃不喝。虽然大哥的前景大大不如以前，但在各个渠道大哥还是有朋友的。三番五次，总算问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侄儿带来的媳妇是某县某村某人家的姑娘，说那姑娘在侄儿打工的那地方一所高职学校读书，让侄儿给骗来了，人家报了案。事情算是平息了下来，姑娘的前程也算是废了，所以那家人张口就向堂哥要五十万元。五十万元对堂哥来说，是天文数字。无奈生米已成熟饭，家族里所有兄弟们东拼西凑，最后以二十八万元草草打发了娘家人。中秋节一过，堂哥顺顺利利当上了爷爷，过往的不快也便随之化为云烟。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侄儿媳妇死活不愿意和堂哥他们住一起。没有办法，堂哥只好在门外的草房里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另一个家。实际上堂哥大不了我太多，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老迈得不像样子了。后来我又听到其余俩小伙子的消息，一个的媳妇只住了几个月，生下孩子便不见了踪影。对于小伙子来说，就当一次寻欢作乐，可对于孩子而言却是莫大的伤害。另一个就更严重了。听起来，最初和堂哥家的事情有点像，先赔礼道歉，后拿彩礼办宴席。按理说也算圆满了一对新人，成就了一个家庭。然而事情的走向却让村人吃惊不小，媳妇又跟其他人走了，而娘家人却死缠烂打天天来要人。小伙子扬言要捅了拐走他媳妇的那人，可是那人在啥地方？按村里人的说法，人家是白的黑的都不知道，你去哪里捅？现在看来，古人所说的门当户对不是没有道理的。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基础是在一个家族一代一代沿袭或演化下来的，即便周围的环境有变化，但那种教养和沉淀下来的传统一时半刻难以改变。两个家庭如果有相近的生活习惯，对现实事物的看法相近，生活中才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才会有共同的快乐，才会保持更长久的彼此欣赏，也才会让婚姻保持持久的生命力。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从道理上来说，的确符合社会所处的现实环境。可是现在的情况却十分复杂，做父母的到底怎样去教育孩子，才不使他们在花花绿绿的大千世界里走样呢？村里人在思想和观念上有了全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使许多婚姻出现了危机。带出去的妻女有许多不愿再回到乡村，青年小伙子也想用各种办法欺骗他人妻女，不论是出去的还是进来的，结局只有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漫山遍野的田地荒芜着，农具几乎都进了火炉，整个村庄不见一只牛羊，可大家依旧无法放弃对富裕的冥想。到底是什么让农村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彻底迈向崩溃的边缘呢？我一直想得到答案，可一直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5又一年冬天到了，在大哥的提议下，二弟和三弟的孩子也相继转到县城去读书。我们在县城租了一套房子，让父母去陪读。父母在县城住，我到村里去的少了。三弟再也没有外出打工，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二弟在养牛上连年受挫，于是不再考虑养殖生意。大哥的运气感觉上始终要比我们好，三弟在我跟前也叹息过命运的不公。还说半辈子和田地打交道，如今依然两手空空。言下之意，他是恨透了田地。说来也巧，谁曾想到当初分给大哥的那几亩山洼里的田地，却带来足以令他转机的资本。一条从县城通往另一县城的二级公路恰好经过，因此大哥拿到了一笔不菲的补偿。于是大哥便将目光放到村庄背后的红土山上。大哥想兴办砖厂，也想拉我入股，可我拒绝了。兄弟们一旦和金钱缠在一起，难免会有所擦伤。何况我想，既然有份工作，就没有必要跟着冒风险了。大哥从找人入股、选地址、办手续，到修建厂房、购置机器、招技术员等足足花了一年多时间。更巧的是大哥建好砖厂后，就碰到乡村风貌改造工程。看来大哥真有远见，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否提前得到相关消息。大哥毕竟在生意场上混了那么多年，各个领域熟人还是有的。砖厂建立起来后，村里年轻男女都去大哥那儿打工，他早年的威信似乎又重新找回来了。就在大哥修建砖厂的那年夏天，家族里一位老人过世了。大哥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家。偏偏不凑巧，那段时间我正在外地学习，无法按期参加老人葬礼。学习回来之后，我就回家了。去世的老人是本家三叔的父亲，生老病死是谁都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况且老人年事已高。我在本家三叔那儿坐了一下午，三叔显得很疲惫，不怎么说话。三叔的三个儿子都比我小，但都不省心。或许也是这个原因，三叔总觉得任何事情都不如人，所以显得深沉而感伤。三叔吞吞吐吐，说了不多几句话，大致意思是给老人的丧事办得不够光彩，怕是在村里落下了笑柄。我知道，三叔这几年过得不容易，三个儿子中两个还在打光棍儿，这不得不叫人犯愁。那晚我住在大哥家，兄弟们都来了。有人要喝酒，有人要打牌，但都让大哥制止了，说老人百日都没过，村里人会笑话的。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大家显得极其无聊，坐了一阵便各自回家了。大哥很少给我说他的事，但这次说了很多。说到砖厂，也说到了村庄，最令他无奈的还是他的生意。大哥说，厂子不但欠账严重，而且来打工的村里人都不省心，哪怕是一颗螺丝都要想方设法拿回自己家去。我对大哥说，这样的事情如果睁只眼闭只眼的话，恐怕厂子办不长久。大哥说，二弟操心着，可不好处理。就算当场抓住，人家脸一红，笑笑就过了。大哥一边说，一边叹着气。我知道村里人心眼都小，可小事情更能洞见人心，何况人心早已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样善良了。为自己着想没有错，刻意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但有悖良心，而且还会伤了彼此的脸面，然而这一切似乎有无法更改的传统。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过某某某在集市上因偷了一包菜籽被人打得鼻口流血，奇怪的是得手者往往还会笑话没得手的人。没有必要去猜测他们的心理，我只是想，中国这么大，村庄多得无法数清，人人都这样吗？大哥说自己事的同时，也说到了本家三叔。因为老人去世的时日不好（北方农村死人后，往往要请阴阳先生按死者生辰八字盘算出殡时间），所以在家整整停放了七天。七天时间在夏天来说是可怕的，就算不完全腐烂，怕也臭气冲天了。再说村庄现在有许多坏规矩，人死后全村人都来吃吃喝喝。仅仅吃喝也是不怕的，最近几年又捎带了烟和酒。大哥说，还好，老人殁在夏天，虽然日子不好，相对年根腊月人算是少了一大半。三叔本来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这下可好，一个老人彻底让他失去了活着的勇气。大哥还说，村里殁了人，原本做一锅烩菜也可了事，可现在不成，就算不上席，顿顿羊肉却不能少。大哥说着无心，可我听得直冒汗。同时我也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所有一切少说也得七八万吧。办丧事已经完全成了衡量一个家庭是否有实力的标准，死人也成了活人活着的尊严，因为丧事的红火程度决定了这个家庭在整个村庄的地位与声誉。最可笑的是，办丧事的标准也变成了家人是否尽了孝道的参考。不但如此，丧事期间少了传统的礼仪，赌博却成了一大亮点。如果不是我目睹，我也不会相信。我一直想，城里人越来越简单，为何农村人偏偏越来越复杂？闭口开口一个字——钱，就算真有钱了，山坡上还会重新长出树木？几十年前村里办丧事，那的确是一项很神圣、很隆重的集体活动。按照这个说法，现在根本就是演戏。当然，这台戏每个家庭都无法逃脱，关键看你怎么去演了。高军是我同学，他初中毕业后就不念书了。原因很简单，他想挣钱。初三毕业前，他就组织过一次舞会，地点就在他家羊圈里。那年月迪斯科风靡大江南北，村里会跳的几个都是常年出门在外的。老人们看重的是田地，而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折腾却看不上眼，因此会跳迪斯科的那些人也被冠上头等二杆子的名号。高军就是因为在羊圈里跳迪斯科一事彻底和他父亲闹翻了。他父亲见他在羊圈里拉电线挂彩灯，就大骂，说第一课都不会，还想“第四课”。尽管如此，他父亲还是没能拦住。气受了，羊圈里踏得像石板一样的羊粪还得他亲自去挖。高军也是因为有了在自家羊圈办舞会的经验，接着就搭伙其他人，在每个庙会到来之前提前搭好帐篷，风风火火办起了舞会。钱是多少挣了点，然而却失去了人气。村里人人都咒骂他，说教坏了不少人。当然，高军也没有因为村里人的咒骂而停止，不过舞会不办了，他开始在庙会上放录像。白天是清一色武侠片，晚上是清一色生活片。我上高二那年，再也没见过高军的影子。有人说去大城市发展了，也有人说，因为到县城开录像厅，放了黄片子让公安局抓走了。村庄里离婚的年轻人多了，倾家荡产的多了，犯罪的多了。村里人把罪恶的源头揪了出来，说都是高军带坏的。当然这样说高军是没有道理的，但村里人就喜欢这样，任何事情都会怪罪到某个人身上，而从来看不到其他的不利因素带给村庄的伤害。高军的家庭实际上和村里众多家庭一样——靠田地吃饭。高军不见影子以后，他父亲的日子很艰难。不过还好，高军父亲去世前的那年春天，高军开着一辆高档轿车，带着一个金丝鬈发的姑娘回来了。那年冬天，他父亲去世了。高军对他父亲确实是高抬深埋，好烟好酒，羊肉往饱里吃，出殡那天果真摆了十几桌宴席。我是第一次见到在丧事上赌博的。那几天我恰好在父亲那儿，高军不但是同村的，而且还是同学，于是我就过去了。冬天村里人基本都齐，加上他办得红火，他家比年根腊月的集市还热闹。本村殁了人，邻村人一般不会来。高军父亲去世那几天，邻村来了许多人。最后那一晚，就连邻县的人都来了，都是来赌博的。感觉上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都离不开老板。那次我就见了几个赌博老板。不是传说中的穷凶极恶，也不是想象中的猥琐小人，看上去倒是很大方，说话做事也显得很正派。输得没钱的事情，老板可以给你借。那几天，高家有好几个都参与其中，在输赢的喜怒哀乐中滚爬，早就忘记了停放在尸床上的亲人。高军父亲出殡那天下午我返回县城了。没过多久，我陆陆续续听到有关高军给父亲办丧事的事情。村里人说，人家可是大孝子，看把老人抬得多光彩。甚至其他村的人也有如此说法，人家父亲命大，有个好儿子，等等。我就此想，高军不在的那几年他父亲差点都饿死了，那时候他的孝心在何处？当然我也想到了本家三叔的苦衷。人都没有了，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种种看法？以至于一年之后，更可怕的消息传入我耳。事情起源于高军家，高军因为赌博，借高利贷者因到期而无力还款，让人家剁掉了两个手指头。6给儿子娶媳妇是老子的责任，也是义务，农村自古如此。然而在当下农村，娶媳妇确实越来越艰难了。娶媳妇难，送老人难，难就难在钱上。丢弃了田地，一直寻找新的生活出路的乡亲们，已经不知道哪条路才是有希望走下去的。秦晖先生曾在《“乡村衰败”是什么造成的》一文中如此论述：“传统乡村、农业、农民陷入衰败，似乎是个难以阻遏的潮流。从整体趋势来看，相对于城市的繁荣，中国农村将会一直陷入相对衰败之中。其主因就是目前的城乡二元制度，它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单向地把农村资源抽向城市。”我亲历或目睹村庄的种种变化，由此而感到，所有一切不仅仅是城市抽取农村资源那么简单。前不久，大哥来电话说了一件令人汗颜的事儿。大哥说，程喜吊死在离砖厂不远的一棵树上。又说，他家老老小小在砖厂旁边支起毡房，整天哭闹。听完大哥的话后，我无言以对。选择砖厂附近哭丧，无非是想引起四路八乡人的关注。除此之外，还误导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和大哥的砖厂有关。事情最后还果真让大哥端了屎盆子。程喜家人的意思是，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上吊？为什么哪儿要栽一棵树？大哥被他们闹得像无头苍蝇一样，政府介入也不管用。他们每天清晨点桑烟诅咒，不但如此，还在砖厂门口指桑骂槐。最后，大哥只好赔给程喜家埋葬费。当时村庄里的声音各有不同，有的说大哥人太好，有的说，这件事是因为牵扯到村庄的风貌改造。大哥兴办砖厂是在村庄风貌改造前起步的，被人误解情有可原，可证据呢？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哥才坦然地说，算是干了一桩善事吧。我想，这样的事情摊在谁头上谁倒霉。都不愿意寻找根源，总喜欢将责任推脱到别人那里，这样的习惯大概由来已久。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罪是在诱惑的条件下闯入人类世界的。那条试探夏娃的蛇，无疑是狡猾的撒旦化身，它恶意地歪曲神的话，使人类产生了贪求物质享受的欲望，催生了损人利己的极端念想，人类最后只能承受罪恶带来的痛苦。奇怪的是夏娃从来就没有去反思，反而辩称是撒旦怂恿她这么做的。她没有面对责任，而是推卸。如果我们将这个故事圈定在道德的范畴内，我们有资格留在天堂吗？不，我们必须承受道德的惩罚。上帝造人，仅仅是给予我们行为和意识的自由，而如何发展，如何成就，如何认识善与恶，则是我们后天习成的，与神无关。魔鬼虽然给我们诱惑，做与不做却由自己。难道上帝按自己的意志，真将人类引入了歧途？由此，我也想到流行于职场的一则笑话，是说一小职员与领导同乘电梯，电梯内有三人，领导突然放了个屁，这时那个小职员从尴尬的笑容中挤出一句——不是我。次日他被解聘，找领导理论，得到的答复就是屁大点儿事都不懂得承担，要你何用？这样的故事何尝不在我们身边时刻发生？哑然失笑的同时，又是何其悲凉！为什么要别人替你承担？后来我明白，因为那些人都是没有责任的人。也只有一个没有责任的人，才会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这是传统吗？我想，村庄里没有人会认真去读《圣经》的，而那种惯于推卸的因子却继承了下来。类似的事情不是在大哥身上就戛然而止，而是接二连三出现。邻村马河一小伙将摩托车骑到马路边的沙堆上，当场毙命，亲属趁执法人员不在场，就将死者抬到政府楼前质问——马路边上的沙堆为何不及时清理？如果没有那堆沙，我家孩子不会出事。更为离谱的是另一村农民牵牛进城，办事情时将牛拴在电杆上，办完事回来发现牛死了，于是闹到电力公司……会哭的孩子总是有奶吃。这也是我无意间听到村里老人如是说。这是怎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呢？或者说，靠欺骗和推脱就能更好地过一生？他们到底是寻求怎样的生活道路？这条不断更新和不断延伸的道路上，我看到了秩序的混乱，也看到了价值观的彻底覆灭。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大哥的厂子自那件事情发生后，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兄弟们都虎视眈眈，要找那家人讨个说法。还好，大哥并不是那种不谙世事的人。他说，钱都赔给人家了，善事已经做了，就没必要再去招惹麻烦。一年之后，大哥的儿子顺利考上了四川大学。以前人们都说这一带土头硬，不会出人才，而大侄子的努力确实打破了几代人的传统说法。不久，新的理论又出现了，那就是县城教得好，村里老师都是混工资的。对此说法，我不敢有任何评判。总之，由三三两两送孩子到县城读书发展成为大规模进军。一时间，村里学校只剩十几个学生。都没有考虑实际情况，只是看大潮，随大流。我一直坚信，孩子的身边没有家人看管，迟早会出问题的。还有，孩子如果不是特别优秀，转到县城反而是坏事。因为城乡之间的教育的确有差距，学习跟不上，自然就厌学，继而堕落，最后苦了家人害了自己。事情的发展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事实是几乎全村的一度被闲置的老人又重新忙了起来。从五十到七十不止，全部进城去看管孩子，整个村庄无鸡犬之声，亦无炊烟之状。进城看管孩子的妇女或许是因为寂寞，也或许是生活层面上的其他原因，她们便开始三五一群，结伴成伙去附近工地偷东西。父亲给我说起那些事情时，显得极为不安。无论是家族里的人，还是其他村庄里的，出那样的事情毕竟很丢人。我在心里曾经构想过那个场景：午夜时分，偶尔有车辆风驰电掣般穿过街心。几个老人背着背篓，拿着纤维袋，躲躲闪闪，沿灯光黑暗的方向移动着。他们的目的就是县城附近的工地，他们的目的是从工地上偷回有用的东西。没有人在意，也不会有人将丢失东西同他们联系起来。他们进入工地之后，能拿动的全拿——焊条、断钢筋、木板、钉子，等等。就在他们满载而归的时候，恰好遇见半夜而归的工人。那些工人先是大喊抓贼，然后是一群工人大喊抓贼。他们只好丢下手头的东西，到处躲藏。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其中一老人被地上的杂物磕了一下，摔倒之后再也没有起来……当然，谁也不在场，父亲的叙述也仅限于村人间的传闻而已。我问过大哥，大哥也说情况大致如此，老太太是突发心脏病，其他人都进了派出所，第二天都放了出来。失去老人的那家意外得到工程队的赔偿，听说他们没有要，具体谁都不知道。一年过后，我依然听到闲言碎语，说在县城看管孩子的老人们偷盗成风，没有丝毫收敛。腊月回家，我去了本家一兄弟那里，刚进门就看见门口堆着的木板，上面沾满了水泥。不用说，都是工地上的。本家兄弟红着脸笑着说，不能用，只能烧火。我没说什么，只是觉得恶心。我给大哥说过这件事，大哥摇了摇头，叹气说，都那样，不然无法交代。我不懂大哥的意思了。大哥又说，一句话，空手不好回家。人人都满载而归，只有你空手回家，怕是在儿媳妇那儿说不过去。原来如此。记得父亲说过，现在村里大多年轻人都不愿赡养老人，那老人们只能用其他方式为家庭再做贡献。而且我还听说，在县城看管孩子的稍年轻的女人们想方设法勾引城里的老男人，用自己尚存无几的爱和荡然无存的欲，去换回一个家的稳定，或是自己的苟延残喘。我不敢去想，也不愿再去听这些。然而，这样的事情却经常传到我耳中。做不到彻底的拒绝，我只能在城市的一隅，听他们的论调——城里人让乡里人彻底教坏了。田地空了，而藏在日渐富裕的表层之下的人心更是空如枯竹。空了心灵的人会越来越坏的，这怕是破坏农村社会最初礼仪和道德的根源吧。农村再也不是深入人心的辞典当中的那个农村，而是你死我活的生死场。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礼治秩序》一文如是说：“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返璞回真的老子觉得只要把社区的范围缩小，在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相安无事了。”是的，农村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城市的现代文明秩序是不尽相同的，但也不是无法无天，其间有许多你看不见的礼治，一旦将这种礼治破坏，农村就远远不是“无法无天”这么简单了。（未完待续）转载自《红豆》官方微信活着（2017年新版）作者：余华东野圭吾：白夜行（2017版）作者：[日]东野圭吾当当广告购买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