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台北故宫用书画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文物才是“国宝”?【回顾】一件文物如何被定义为“国宝”?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2017年10月4日至12月25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将举办一场擘画“国宝的形成”特展，希望通过书画菁华的展览和诠释，向观众推介“国宝”的评选标准以及古物分级制度的宗旨与成果。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台北故宫决定以书画为例，特从所藏书画中遴选出34件国宝级书画及11件重要古物向大家阐释“国宝”的定义标准。另外，这些被选择的书画也特别有讲究，例如宋徽宗的书画作品就有三件，其中二件为国宝，一件为重要古物，大家可以从同一个人的作品中体会古物分级制度的宗旨。除了宋徽宗这种鼎鼎有名的大家，台北故宫还选择了牟益、卫九鼎等在书画史中“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通过对他们作品的阐释，告诉观众为什么这些“没什么名气”的画家的作品被定义为“国宝”。宋徽宗《文会图轴》(局部)，绢本，设色，纵：184.4，厘米：宽123.9cm，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宋高宗书女孝经马和之补图卷》第一章开宗明义，图卷，绢本，纵：26.4厘米，横：70.3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实对于文物的分级，早在清朝就开始出现，乾隆年间，高宗就曾将宫中所典藏的书画进行分类，并将其标明“上等”、“次等”先后编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后来，为了避免这种等次划分不当，在编著《石渠宝笈续编》、《三编》过程中，上等次等之分就被取消了。到了1956年，台北故宫在整理当年迁台的故宫文物时，大致沿袭《石渠宝笈》的体例，将文物分为“正目”、“简目”进行整理，这也促进了《故宫书画录》的问世。1989年，台北故宫又陆续重新编印了带有图版的《故宫书画图录》，只是新版图录中将“正目”、“简目”也取消了。从2005年起，台北故宫依照台湾文化部新版文资法开始实施古物分级制，将文物分成三级：国宝、重要文物、一般文物。其中最高级别为国宝，而国宝的鉴定标准并不是看文物的价值几何，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即具备“历史上不可取代”、“拥有唯一文化意涵”、“独一无二”、“年代久远”等特点。这一标准也导致像“翠玉白菜”、“肉形石”这种虽然人气极高，但也仅是“重要古物”;而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原本被自行分为重要古物，经审核后则被公告为“国宝”。整个分级制度的标准及规范相当严谨。此次“国宝的形成”特展就是希望通过45件重量级书画作品的展览，向观众推介古物的分级制度。这些书画包括东晋王羲之(303-361)，唐代韩干(8世纪)、宋代燕文贵(967-1044)、徽宗赵佶(1082-1135)、高宗赵构(1107-1187)、朱熹(1130-1200)、文同(1018-1079)、陆游(1125-1210)、苏汉臣(12世纪)、牟益(1178-?)，元代高克恭(1248-1310)、赵孟頫(1254-1322)、陈琳(13-14世纪)、卫九鼎(14世纪)、吴镇(1280-1354)、张雨(1283-1350)、赵雍(1289-1369)、倪瓒(1301-1374)，明代边文进(15世纪)、戴进(1388-1462)、商喜(15世纪)、唐寅(1470-1524)、仇英(约1494-1552)，清代王翬(1632-1717)、恽寿平(1633-1690)等人的代表作品，件件俱为美术史中声名赫赫的一时之选。——展品目录——第一期(A档)展出时间2017/10/04~2017/11/14第二期(B档)展出时间2017/11/15~2017/12/25AB档全期皆展出下面让我们从这些作品的介绍来感受下台北故宫对古物进行分级时所遵循的那些原则。晋｜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册页▲晋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册页，纸本，纵：23公分，横：14.8公分，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释文：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释义：王羲之拜上：刚才下了一阵雪，现在天又转晴了，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那件事情没能帮上忙，心里纠结至今。世上很多事情就是这么无奈。王羲之拜上，山阴张侯亲启。　东晋五胡乱华期间，“书圣”王羲之由山东逃往浙江避难，途中，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快雪时晴帖》。信中王羲之跟朋友分享他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并对其亲朋表示问候。《快雪时晴帖》全篇以行书写成，只有二十八个字，但字字珠玑，被誉为“二十八骊珠”。不少人认为此帖是仅次于王羲之所书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又一件行书代表，历朝历代的文人、收藏家如赵孟頫、刘赓、护都沓儿、刘承禧、王稚登、文震亨、吴廷、梁诗正等人都在跋语中表示了对这件作品的惊羡和赞叹。乾隆皇帝也对此作钟爱非常，曾三十次余次拿出来的观赏，而每次赏完都会写观后感，累计达两万多字。他还在帖前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个小字和“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并将其与王献之《中秋帖》、王洵《伯远帖》一同安置于养心殿西暖阁内，并书匾额“三希堂”，《快雪时晴帖》被乾隆视为“三希”之首。可以说，《快雪时晴帖》在乾隆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历朝历代的诸多题跋款识、收藏印章以及有关书籍记载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快雪时晴帖》的收藏脉络，宋时曾入宣和内府，后入米芾“宝晋斋”;元代又入御府，上有赵孟頫题跋;明时为朱成国、王稚登，清冯铨、冯源济父子所有;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被冯源济进献康熙皇帝，入内府。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时被带走，现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快雪时晴帖》也是唯一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希”帖。晋｜王羲之远宦帖卷▲王羲之《远宦帖》亦名《省别帖》，纸本墨拓纵24..8厘米，横21.3厘米，是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释文：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多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不?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释义：看到你另外来的信，问候起我家里的大大小小，甚为感谢。大家多分散各地，感念你的挂念之情，陶武昌(陶侃)诸子亦多远在各地作官。你同时亦多关怀，都常通信吗?我的老妻最近常病重，为了病危抢救常担忧。其他人都大致平安。非常感念您的情深意厚。如果说《快雪时晴帖》是王羲之的行书代表作品，那么《远宦帖》则是他的草书代表。“王羲之草书是章草与今草的分水岭，他成功地借鉴了章草规范易认的优点，一改章草横向取势，纵而不连的特点，创造出了酣畅流美、变化多端的新草书风格，这件《远宦帖》便是其晚年成熟时期的作品。笔法多变，出神入化，点画映带，摇曳多姿，一派旖旎景象。”公元332年，在武昌担任瘐亮军事参谋的王羲之，给远在四川的好友周抚写了一封信，信中王羲之对周抚对家人的问候表示了感谢，对妻子的病重非常担忧，还问及了陶侃家人和一些同僚的近况。除了这封信，王羲之与周抚的通信还有多封，并一起被编入了《十七帖》。《远宦帖》亦名《省别帖》，全书共六行五十三个字，字字精妙，卷首有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签“晋王羲之远宦帖”，周围还钤有“宣和”、“墨林”、“项子京家珍藏”、“仪周鉴赏”等鉴藏印。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发现《远宦帖》于宋时曾入大观、宣和内府，被宋徽宗时常把玩;后入金明昌内府，及北燕张氏，后归贾似道。明时又被项元汴收藏;入清后由耿会侯、安岐所递藏，后入清内府，因为没有钤内府收藏印，所以《石渠宝笈》没有著录。唐｜人宫乐图轴▲唐《唐人宫乐图》，作者不祥，绢本设色，48.7x69.5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如果要对唐代进行研究，《唐人宫乐图》应该是最具参考意义的史料之一。它描绘了唐朝后宫嫔妃们于秋日午后品茗、行酒令的玩闹场景。画面中间有四人，他们分别拿着筚篥、琶琶、古筝与笙为大家吹乐助兴。旁边站着二名侍女，其中一人正手拿拍板，按节奏进行敲打，这应该是研究唐时乐器最直观的史料。再看画中美女们的发型和妆容，坠马髻、垂髻以及桃花妆，莫不与晚唐的时尚相侔合。此外，《唐人宫乐图》也向我们再现了唐朝饮茶的过程，画中，后宫嫔妃、侍女十余人，围坐、侍立于方桌四周，方桌中央放置着一只茶釜(即茶锅)，画幅右侧一女子手执长柄茶杓，正在将茶汤分入茶盏里。虽然之前备茶、炙茶、碾茶、煎水、投茶、煮茶等程式并未在画面中体现，但饮茶时用长柄茶杓将茶汤从茶釜盛出的场景是陆羽《茶经》“煎茶法”场景的部分重现，这也是晚唐宫廷中茶事昌盛的佐证之一。五代｜秋林群鹿轴▲五代《秋林群鹿图》，佚名，绢本，118x6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秋林群鹿图》是契丹绘画艺术的代表作之一，描绘了鹿群在秋林中活动的各式神情，作画的人已经佚失，只知道曾经是属于元代皇帝的收藏。创作风格上，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皴法，而是使用了类似西方的光影来表现鹿的立体感。由此可见创作者应当与邻近国家如辽国，甚至更远的中亚之间，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李霖灿先生认为《秋林群鹿图》为辽国兴宗赠宋仁宗的五幅通景屏中的第二幅，如果这个推断成立，根据郭若虚记载，这件作品还是辽国兴宗皇帝亲手所画。因作品内无名款，所以具体作者不可妄定。另外，作品内有元内府“奎章”“天史”印，裱边有清初收藏家阿尔喜普等人藏印，图内押有乾隆，嘉庆诸玺，被《石渠宝笈续编》收录。唐｜韩幹牧马图册页▲唐韩幹，《牧马图》，绢本设色，纵27.5厘米，横34.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牧马图》是唐代著名画马圣手韩幹的代表作之一，描绘了一位戴幞头、佩马鞭的虬髯官员，骑一匹白马，牵一匹黑马，准备外出放牧的情景。从画风来看，牧马人两腮胡须，体格高大肥壮，是为胡人相貌;马匹神骏雄健，属来自西域之品种。造形上，黑白二马健硕丰满，生动逼真，纯是从写实中来。画上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款：“韩幹真迹”。韩幹是一位非常注重写生的画家，他多以皇家马匹为自己的描绘对象。对于他画的马，唐代大诗人杜甫认为韩幹画的马，都是肥马，只会画肉不会画骨。其实并不是韩幹不愿意把马画得瘦点，而是他所处的朝代正好国泰民安，宫中的马都肥硕膘满，那里有瘦马?所以他画出肥马就无足为奇了。宋｜宋徽宗诗帖卷▲《宋徽宗赵佶诗帖》诗帖卷，绢本，纵：27.2公分，横：265.9公分，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释文：穠芳依翠萼，焕烂一庭中。零露沾如醉，残霞照似融。丹青难下笔，造化独留功。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宋徽宗赵佶诗帖》是宋代第八位皇帝赵佶于40多岁时写的一首亡国蒙尘词。每行二字，共20行，无论是书体结构、力度、内涵、气魄均当为赵书第一。赵书即“瘦金书”，其特征是笔画细瘦，在转折处，将藏锋、露锋、运转、提顿等痕迹强化并保留下来，成为瘦金书的基本笔画架构。这件书法作品由朱丝栏界格，每个字大近5寸，为传世所见徽宗书法字迹最大的作品，对此清代陈邦彦在题跋中写道：“此卷以画法作书，脱去笔墨畦径，行间如幽兰丛竹，泠泠作风雨声，真神品也。”既是对这一诗帖的评赞，也是对“瘦金书”的艺术效果的很好概括。宋｜宋徽宗文会图轴▲宋徽宗《文会图轴》，绢本，设色，纵：184.4，厘米：宽123.9cm，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除了书法，宋徽宗的画也取得了至高成就，《文会图轴》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图中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北宋时期文人雅士品茗雅集的场景，八九位文士围坐案旁，或端坐，或谈论，或持盏，或私语，儒衣纶巾，意态闲雅。旁边是专门服侍的侍童，他们有的在装点食盘、有的在点茶，有的在盛茶，向我们真实再现了宋代的点茶法场景。此外，案上摆的器具也多为赵佶《大观茶论》中所论及的茶器，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和史料参考价值。对于宋徽宗的画，历来有“蔡京题者最可信”的说法，《文会图轴》除了有赵佶的亲笔题诗及“天下一人”签押外，图左上方还有蔡京的题诗，这不仅证明了《文会图轴》确由宋徽宗赵佶所作，也使这件作品成为了一幅帝王统治下人才云集的象征图像。宋｜宋高宗书女孝经马和之补图上卷▲《宋高宗书女孝经马和之补图卷》，图卷，绢本，纵：26.4厘米，横：70.3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女孝经》是唐朝侯莫陈(复姓)邈(名)的妻子郑氏因侄女策封为永王妃，害怕她不熟悉为妇之道，特别赠送给她的图卷。全文仿《孝经》的形制所写，藉着曹大家的名义，阐述孝道的意义和各种女性礼仪规范，是封建时代执政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所作教化女姓的礼教经典。全卷共十八章，现仅存九章，分别为开宗明义章、后妃章、夫人章、帮君章、庶人章、事舅姑章、三才章、孝治章、贤明章，每章文字旁边，都有一幅依《女孝经》的文意所绘的故事。据图标所示，这件作品为南宋高宗、孝宗时人马和之所作。马和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进士，浙江人，善画人物佛像。宋｜文同墨竹轴▲宋文同《墨竹图轴》，绢本墨笔，纵131.6厘米，横105.4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墨竹图轴》是“墨竹画”宗祖文同的存世代表作，文同(1018～1079)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锦江道人，世称石室先生。《墨竹图轴》中一枝墨竹作弯曲状，由左上斜向右下方，竹叶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阴阳向背层次分明，开后世墨竹之先河。这种画法所学者甚多，尤其元代吴镇，搜集了学文同画竹法的宋元画家25人小传，编成《文湖州竹派》一书，而鼎鼎大名的苏东坡，既是文同的表亲，也是他画竹的学生，在苏东坡的多方彰扬下，“文与可”成为了墨竹画的宗祖。宋人画秋塘双雁轴▲宋人画《秋塘双雁图》，图轴，绢本，设色画，纵：170公分，横：167公分，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宋人画秋塘双雁图》描绘了河滩边上的两只寓意祥瑞的鹅，一只引颈望着掠过池塘的翡翠，一只蹲伏于红蓼下理翎，身后也有只翡翠，画面背景是萧瑟衰败的秋荷，这并不是否定祥瑞之意，而是用成双成对鹅和翡翠比喻在萧瑟苦寒的环境下亦不改恩爱的美好愿望。画面中鹅和翡翠以写实手法描绘，并采用平远式构图，使画面给人一种空旷平远之感，由此可见，这件作品应该属于北宋徽宗朝画院作品，并对后人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旧传宋徽宗《红蓼白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崔白《芦花羲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都受到这幅作品构图的影响。宋人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轴▲宋人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轴》，轴绢本，设色，画纵：176.8公分横：76.2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此件作品原为清宫内廷旧藏，著录于《祕殿珠五续编》，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绘画作品。虽然画幅中没有作者款印，然用色妍丽，绘制精谨，据推断该作品应出自南宋画家之手，可能完成于十二世纪。作品主尊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其上方云气中有十方佛并列，左右两边则有龙凤分别向外飞腾，画面中间下方，四大天王擎起千手千眼观间足下的莲座。莲座两侧有四名菩萨般造型的人物。画幅最下方的两侧，出现八名造型奇特的人物随侍，像是道教人物，但也有“天龙八部”之说。观音头顶共有三十二面，周身有千手，每手又各具一眼，或作手印，或执持物，众持物之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十二宫”，由右下起依次为双鱼、阴阳(双称双子)、白羊、金牛、巨蟹、狮子、双女(又称室女)、天枰、天蝎、人马、摩羯、宝瓶，这应该是中国的十二星座，是研究十二星座和中国密宗佛教的重要史料。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局部），宋代，张胜温，该幅第一段30.4x72.2公分;该幅第二段30.4x1490.7公分;梵书宝幢30.4x24.5公分;该幅第三段30.4x49.1公分;引首30.4x84.2公分;拖尾第一段30.4x23.3公分;拖尾第二段30.4x87.8公分;拖尾第三段30.4x49.6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张胜温画梵像卷》是大理国著名画家张胜温按大理利贞皇帝(段智兴)的要求，于盛德五年(公元1180年)组织画家集体绘制的长卷佛教画，其目的是为了“以利苍生”，祈盼“家用国兴，身安富有”。此卷全长1635.5厘米，宽30.4厘米，共分134幅。画卷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绘“利贞皇帝礼佛图”;第二部分绘诸佛菩萨、金剐罗汉、天龙八部、中土禅宗法系及大理国高僧;最后绘天竺十六国王众。再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从国王大臣至民间百姓虔诚信奉佛教的盛况，这也是南诏大理国现存最好的佛教图像。《张胜温画梵像卷》不仅对大理国的佛教历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还对清代的佛像画家丁观鹏、黎明等人的创作有直接影响，丁观鹏的《画梵像》就是此以为蓝本进行创作的。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胜温画梵像卷》，既是此院所藏名画中的镇院之宝，亦是世界佛教图像画中的珍品，一直吸引着历史学界，尤其是考古学界的兴趣。宋四家法书卷此书卷为清初收藏家李宗孔裱装的“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代表书法作品合集，其中包括蔡襄楷书《海隅帖》，苏轼行书《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黄庭坚行书《藏镪帖》，米芾草书《德忱帖》。他们作为宋代尚意书法的代表人物，每一位大家的墨迹其意义都非同凡响，而《宋四家法书卷》不仅集合了四家的代表作品，并且楷、行、草皆备，可以说价值连城一点不过。▲蔡襄，《海隅帖》，1045年，纸本楷书，28.8cmX158.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蔡襄(1012-1067)，北宋著名书法家、政治家、茶学家。他的楷书是颜真卿的忠实追随者，他的《海隅帖》就是地道的颜体书风，一丝不苟，毫不懈怠，在蔡襄之后，再没有人学颜学得这样好。▲苏轼，《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纸本行书，29.8cmX46.5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轼(1037-1101)，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为苏轼书写的一首诗，共14行，120个字，是他重要的行书代表作之一。▲黄庭坚，《藏镪帖》(又名《致明叔同年尺牍》)，纸本行书，28.5×20.5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庭坚(1045-1105)，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黄庭坚行书《藏镪帖》，又称《致明叔同年尺牍》、《与明叔同年书》等，共6行，55字，书于绍圣二年(1095年)左右。钤有“项子京家珍藏”、“吴桢”、“江上莫氏图书印”等印记。《石渠宝笈续编》、《故宫书画录》等著录。▲米芾，《德忱帖》纸本，行草书，25.4x78.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米芾(1051-1107)，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书法方面，米芾擅长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德忱帖》是米芾晚年成熟书风代表作，此帖自始至终，气韵流畅，下笔如飞，点画之间，妙趣横生。宋｜牟益捣衣图卷▲南宋，牟益，嘉熙四年(1240)作，《捣衣图》卷，纸本，墨笔，纵27.1厘米，横266.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牟益捣衣图》是南宋宫廷画家牟益的画作，绘制了三十二位妇女，于深秋时节在庭院内“捣衣”的过程，从右到左依次为抱着布练、整理、捣练、剪裁、缝制、装箱以便寄出等程序，画面人物皆面目丰腴，继承了唐代的女子造型，但表情却各个难掩焦虑，应该是对在外出征丈夫的思念与担忧。全卷皆以素淡的白描技法画成，没有抢眼的色彩，却反而衬托出弥漫全画的淡淡愁思，是描绘闺怨相当成功的作品。宋｜苏汉臣秋庭戏婴图轴▲宋，苏汉臣，《秋庭戏婴图轴》，绢本设色，纵：197.5公分，横：108.7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秋庭戏婴图轴》是北宋宫廷画家苏汉臣的代表作之一，他于宣和年间被征入徽宗画院，擅长画佛像及人物，其中尤以童婴题材最为人所赞赏。《秋庭戏婴图轴》描绘了二个儿童在庭院中围着小圆凳，聚精会神玩推枣磨游戏的情景，画面自然真实有趣，用笔工细，设色鲜艳，构图新颖，是一件难得的儿童题材画佳作，同时也是研究儿童服饰、玩具、宋代家具的重要史料。宋人画如来说法图轴▲宋人画《如来说法图轴》，佚名，纵：188.1公分，横：111.3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画如来说法图轴》是一件创作于宋代的佛像作品，描绘了释迦如来登宝座说法的场景，主尊为释迦牟尼，旁边有六位侍者，其中天女两名，僧侣两名，武士两名。全幅以水墨为主调，画中人物皆体态丰腴，衣纹沿线以墨晕染，仍有晚唐余风。此外画幅四角分别钤有“双龙”(半印)、“政龢”、“宣和”和“内府图书之印”，由此可以推断此画曾为徽宗内府所藏，当出自北宋或北宋以前的画家之手。宋｜江帆山市图卷▲宋，佚名，《江帆山市图卷》，纸本，27.1x466.4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江帆山市图卷》是一幅由宋人创作的山水作品，画中左侧为连绵起伏的山峰，中间有寺庙、野店隐逸其间，还有骑驴投店的旅客，成群的驼队，结阵的飞鸟……右边是江河，江水有一艘帆船，船头有一缫车，后舱有一篷顶，里面养着一笼雄鸡用来报晓之用，岸边也停了三艘船，样式与江上的相似。全幅景物均用细腻的笔触描绘，船只结构及建筑比例正确，形式精美，人物的神态和形貌也栩栩如生。画作虽无名款，但从画风及造型来看，可以推断作品应是北宋范宽(十世纪)、燕文贵(活动于十世纪末)时代的作品。宋｜燕文貴奇峰万木册页▲北宋燕文贵《奇峰万木》，册页，绢本设色，24.5×2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奇峰万木》旧传为北宋燕文贵(967-1044)所作。燕文贵是仁宗朝画院画家，善画山水、屋木、人物，在他的笔下，山多为壁立千仞的北方大川，水则一定会有台榭相接，整体风格景致优美，富有变化，人称“燕家景致”。《奇峰万木》除了峭拔的奇峰外，并没有其它燕文贵画风的特点。但从山石的造型、皴法、树法、点苔、设色来看，这幅作品应当是一幅南宋习自李唐风格的作品。元｜吴镇双松图轴▲元吴镇《双松图》轴，绢本水墨，180x111.4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吴镇双松图轴画》(又名《双桧图》)是元代画家吴镇于泰定五年(1328)创作的山水画，这也是吴镇现存画作中最早的一幅。吴镇(1280-1354)，元代画家。擅画山水、墨竹。与黄公望、倪瓒、王蒙合称“元四家”。精书法，工诗文。此作画作中有两松树直立画面右前方，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树后有一条蜿蜒的溪流向后推延至远方，其中有几户房舍座落在岸边。从画面风格来看，这幅作品既有李成、郭熙画树的风貌，也有董巨山水画的重要特色。元｜赵雍骏马图轴▲元，赵雍，《骏马图》轴，186×10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赵雍骏马图轴》是元代画家赵雍的画作，描绘了五匹骏马在林间悠闲逍遥的状态。赵雍，赵孟頫(1254-1322)次子，书画出自家传，善山水，尤精人马及竹石。此幅画作是赵雍为色目人官员─孛颜忽都所画的，画风主要承袭自隋唐时代的\"青绿山水\"，设色浓丽;树叶则采用\"夹叶填彩\"画法进行描绘。这种画法虽颇有唐人遗意，但画家还揉合了五代画家董、巨一派的笔意，从而使画面依旧呈现典型的元人特色。赵雍的这种“复古”画法也成了元代的一种新风格。元｜王蒙具区林屋轴▲元代王蒙《具区林屋图轴》，立轴，纸本设色，纵68.7厘米，横42.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具区林屋图轴》是元代画家王蒙的代表作之一，描绘了江苏太湖林屋洞的景色。王蒙(1308-1385)，字叔明，赵孟頫外孙，“元四家”之一，明初因胡惟庸案受到牵连，死於狱中。此幅画作右上角有王蒙以隶书题的“具曲林屋”四个字，具区是古时太湖的旧称，王蒙截取太湖山中极小的一块区域，描绘了里面老百姓平凡的日常生活。构图方面，画家不再采用宋元画常见的“全景式”构图，而是见地不见天的局部“取景式”，虽然看起来密不透风，但因画家有虚实相济的观念，整个画面毫无迫塞之感。笔法上，王蒙用牛毛皴皴擦山石，长披麻皴画树干，这种独具特色的画法，极具辨识性。元｜卫九鼎洛神图轴▲《洛神图》，元代，卫九鼎，纵90.8厘米，横31.8厘米，全幅57.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洛神图》是元代画家卫九鼎创作的作品，以白描画法描绘了洛神从江面云气中升起的场景，背景除了波光粼粼的水面，远方还有连绵的山峰，是一幅由白描人物画与江南山水画组合而成的作品。卫九鼎(活动于十四世纪)，工界画山水，师永嘉王振鹏，人物师法李伯时，水平不在王振鹏、张渥之下。此件作品左方有倪瓒题字：“凌波微步袜生尘。谁见当时窈窕身。能赋已输曹子建。善图惟数卫山人。”倪瓒从不轻易夸奖别人，此图能得他的赞许，可见卫九鼎的绘画水平之高。元｜张雨题倪瓒像卷▲元，张雨，《题倪瓒像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张雨题倪瓒像》是元末四大家之一的倪瓒的肖像画，画面中央，倪瓒背倚屏风端坐于榻上，衣着轻便，身靠憑几，右手执笔，左手展纸卷，面向画面之右方，男侍者持帚而立，面向画面左方女侍手提盥洗用具。画面左侧，有活跃于同时代道士张雨(1283-1350)的题赞。元末大乱及弃家远游之前，倪瓒曾与虞集、萨都刺、郑元祐、杨维桢等江南名士交往甚密，而张雨则是他们这个交游圈中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作为与曹知白、黄公望约为同世代的张雨，可以说是有元一代江南文人交游的核心人物。张雨在这幅画的题赞中谈到了倪瓒的出生地、身体特征、作画态度，以及特殊的个性，并提及倪瓒对唐朝隐逸诗人王维和同样具有洁癖的北宋文人米芾的憧憬和认同。同时，对于倪瓒的洁癖，张雨也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正是倪瓒这一异于常人的癖好，才更能衬托他的脱逸行为。“张雨的题赞所显示出来的倪瓒形象，与其说是倾慕于道教的孤高隐士，毋宁说是以当时江南文人网络中流通样式作成画像而出现的一种模拟文人理想典范之在家居士维摩像而成的隐逸象征。”元｜张雨书七言律诗轴▲元，张雨，《登南峰绝顶七言律诗轴》，纸本，108.4x42.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释文：缘云觅路作清游。身似饥鹰晓脱鞴。一上怒临飞鸟背。载盘惊天巨鳌头。神来甲帐风飘瓦。月堕下方钟隐楼。为问登高能赋者。陆沉谁复滩神州。登南峰绝顶。与《张雨题倪瓒像》中行楷书不同，《张雨书七言律诗》是张雨用细笔所的草书。张雨曾从学于赵孟頫，所以他的行楷处处可见赵氏书风的影响，但《张雨书七言律诗》这件作品则一反张雨的唯美风格，给人一种奇崛狂怪之感。字行排列如醉汉移步，用墨时浓而枯，好像是纵酒后所作，满篇处处皆为神来之笔。从这件作品的风格来看，此作应作于张雨的晚年，此时他正居住于杭州，并发生了两次大火，已入花甲的张雨感念生命无常，就将自己的冠和剑葬于杭州西南的南屏山下，又辞去了开元宫的职务，避免俗事缠身，此后常常饮酒作诗，或焚香竟日坐于密室之中。元｜高克恭云横秀岭轴▲元，高克恭，《云横秀岭图》，绢本设色，182.3x106.7公分，台北故宮博物院。《云横秀岭图》是元代画家高克恭去世前一年(1309年)创作的着色山水画，是其成熟期的代表作品，画上有邓文原、王铎的题记和乾隆帝题诗。高克恭(1248-1310)，西域回纥人，是非汉族士人参与中国书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声名仅次于赵孟頫。这件作品一改其早年作品“秀润有余而颇乏笔力”的缺憾，画面元气浑沧、调色明丽、笔墨精妙，再加上“米点”皴法，使这件作品成为融合南北两宗之法的元代绘画精品与经典，并确立与赵子昂南北相抗的地位。元｜王渊松亭会友图轴▲元，王渊，《松亭会友图》轴，86.9x49.3公分，台北故宮博物院。《松亭会友图轴》是元代画家王渊的代表作之一，绘于1299年(大德三年)。王渊(活动1299—1366年间)，幼习丹青，曾得赵孟頫指授。其花鸟师黄筌，山水师郭熙，人物师唐人，皆极精妙。这件作品描绘了两颗松树和一凉亭立于江边，一主一客交相呼应，另有五舟泛于江面。用笔则老辣含蓄，笔笔札实，无一犹豫之处。明｜唐寅溪山渔隐卷▲明，唐寅，《溪山渔隐图卷》，30.0×610.0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溪山渔隐图卷》是明代画家唐寅的代表作之一，描绘了一群文人雅士于茅舍水榭间休闲的场景，他们或促膝对酌，或林间闲步，或凭栏观钓，或吹笛濯足……一派悠闲与自在。唐寅(1470-1523)，明代画家，文学家。字子畏、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画卷自题“太平时节英雄懒”，这应该是画家在抒发满腔抱负，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对于这件作品的作者，也有学者称是由唐寅的老师周臣代笔所绘。明｜边文进三友百禽图轴▲明，边文进《三友百禽图轴》，绢本设色，纵152.2厘米，横78.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款署：永乐癸巳(公元1413年)七月。陇西边景昭写三友百禽图于长安官舍。《三友百禽轴》是明代画家边文进的一幅名画，也是最能体现画家绘画特色的代表作品。边文进，明永乐(1403-1424)年间宫廷画师，尤精花鸟，与蒋子诚的人物、赵廉的虎，并称为“禁中三绝”。这件作品以松、竹、梅和石为主要架构，其间穿插近百只鸟类，极具装饰性。其中松、竹、梅为“岁寒三友”，象征耐寒不凋的志节，竹和“祝”谐音，松代表长寿，也有贺寿之意。所画鸟类计九十七只，未达百却以百为名，表示丰美众多，百为吉数，既为宫廷所作，或也有“百鸟朝凤”之意。明｜戴进溪桥策蹇图轴▲明，戴进《溪桥策蹇图轴》，137.5x63.1公分，全幅90.2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溪桥策蹇图轴》是明代画家戴进的代表作品之一，戴进(1388-1462)，明代画家，善画神像、人物、山水、翎毛，俱极精致，幼师叶澄，及长，山水得诸家之妙。此件作品从笔墨形式来看，既反映了戴进的艺术渊源，也透露出其独特的追求，是戴进由典雅空灵转型至简劲纵逸风格的代表杰作。明｜仇英秋江待渡轴▲明，仇英《秋江待渡图》，纵155.4厘米，横133.4厘米，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仇英秋江待渡图》又名《秋江待渡图》，是中国明代画家仇英的代表作品，描绘了秋季数人江边等船的情景。仇英(1494-1552)，中国明代绘画大师，吴门四家之一，擅画人物，尤长仕女，与沈周、文征明、唐寅并称为“明四家”。清｜画院画十二月月令图轴▲清·院本《十二月令图轴》，纵175.0公分，横97.0公分，绢本，浅设色画，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院本《十二月令图轴》描画了十二个月中民家生活的情景，与民间风俗息息相关。而每个月的故事都发生在由具有透视观念的复杂建筑分割而成的区域内，是研究民间习俗、古代建筑的重要史料。虽然画中没有题作者姓名，但从笔墨来看，这幅作品应是清代画院唐岱、丁观鹏等人合作的作品。重要古物宋｜宋徽宗溪山秋色图轴▲北宋赵佶《溪山秋色图轴》，97x53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相传《溪山秋色图轴》是宋徽宗摹仿宋迪《潇湘八景图》所作的一幅山水小景画，也是北宋末年宫廷皇室所喜爱的一种风格。宋｜朱熹尺牍册页▲宋朱熹尺牍，册页，纸本草书，尺幅:33.1x29.3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朱熹尺牍》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于1194年从湖南長沙卸任前往京城途中所作，是朱熹现存于世的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宋｜赵伯骕风檐展卷册页▲宋赵伯骕《风檐展卷》，册页，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风檐展卷》是南宋画家赵伯骕(1124—1182)的代表作之一，描绘了一位士人于一敞厅内半卧半坐于凉床上，作品收录于《艺苑藏真》上册中。宋｜李迪秋卉草虫册页▲宋李迪《秋卉草虫》，册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秋卉草虫》是南宋宫廷画家李迪的代表作之一。宋｜陆游书尺牍册页▲宋陆游《致仲躬侍郎尺牍》，纸本册页，行书，31.7x54.4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致仲躬侍郎尺牍》是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陆游写给朱熹的一封信，当时正值水灾饥荒，刚从江西解官的陆游非常担忧百姓生计，特写信给将前往处理赈灾事宜的朱熹，殷切地盼望他能尽早到来，舒解民困。元｜赵孟頫致中峰和尚尺牍册页▲元赵孟頫《致中峰和尚尺牍》，册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致中峰和尚尺牍》是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赵孟頫写给元代高僧中峰明本的一封信。赵孟頫(1254—1322)，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尤精书法和绘画，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元｜倪瓒江亭山色轴▲元倪瓒《江亭山色轴》，1372年，94.7x43.7公分，全幅68.5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江亭山色轴》是元四家倪瓒于七十二岁时画的山水代表，也是他老年时期的精品。元｜陈琳溪凫图轴▲元陈琳，《溪凫图》轴，纸本设色，35.7×47.5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溪凫图》是元代画家陈琳的代表作，也是元初花鸟画从院体的工细艳丽向以水墨为主要表现手法的文人画过渡的作品之一。据说赵孟顺曾对其加以修饰润色。明｜沈度隸书归去来辞轴▲沈度《隶书归去来辞轴》,纸本,纵50.5厘米,横23.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隶书归去来辞轴》是明代书法家沈度代表作之一。沈度(1357-1434)，明代书法家，擅长篆、隶、楷、行等书体，被称为“馆阁体”，为明代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明｜商喜四仙拱寿图轴▲明商喜《四仙拱寿图》，绢本，纵：98.3公分，横：143.8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商喜四仙拱寿图》是明代画家商喜所创作，本图所绘皆为佛道人物，笔墨精细，是一幅细谨的吉祥画。清｜恽寿平五清图轴▲清恽寿平五清图轴绢本水墨86.1×38.4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五清图》是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家恽寿平的代表作，恽寿平(1633-1690)，常州画派的开山祖师，后来成为清六家之一。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