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好好诗张好好:细水巨澜,或女性的诗学|聚焦文学新力量

1 评论 细水巨澜,或女性的诗学 文 | 桫 椤 张好好 张好好,1975年生于新疆阿勒泰。祖籍山东,现居武汉。2001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获第三届上海文学征文新人奖、第二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第三届新疆青年文学奖等。已出版诗集《布尔
原标题:张好好:细水巨澜,或女性的诗学|聚焦文学新力量1评论细水巨澜,或女性的诗学文|桫椤张好好张好好,1975年生于新疆阿勒泰。祖籍山东,现居武汉。2001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获第三届上海文学征文新人奖、第二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第三届新疆青年文学奖等。已出版诗集《布尔以津》《喀纳斯》《也儿的石河,流过布尔津》,长篇小说《布尔津的怀抱》《布尔津光谱》《禾木》,散文集《五块钱的月亮》《最是暖老温贫》《宅女的宅猫》。“灵动的语言、轻盈的意象和澄澈的叙事为经验、记忆和感受赋形——真诚,或许是张好好的写作面对生活和自我时最鲜明的态度。将人类的情感和道德置于广阔的时空视阈内,从中寻找不变的爱和温暖,这反映出张好好的文学追求,也显示了诗意的生活旨趣。在当下的写作现场,张好好仿佛是一个“潜伏者”。如果我们认为关于作家的代际划分有合理性,那么张好好无疑代表了“70后”作家“被遮蔽”的群体性状态——她并非“被遮蔽”,而是主动隐藏到众声喧哗的现场背后。读罢《布尔津的怀抱》《禾木》《布尔津光谱》《也儿的石河,流过布尔津》等小说、诗歌、散文作品,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潜伏者”的创作中,有着文学据以为本的基础动机以及作家敏锐的观察力、细腻的感受力和丰沛的表现力。从少年到成年,从乡村到城市,从边地到内地,从文学到生活,来自经验和记忆里细小的、琐碎的、温暖的日常,在张好好的心灵世界引发巨大波澜,绵延不绝。生命对时空转换的体验弥散遍布在迄今为止她的所有创作活动中,灵动的语言、轻盈的意象和澄澈的叙事为经验、记忆和感受赋形——真诚,或许是她的写作面对生活和自我时最鲜明的态度。《也儿的石河,流过布尔津》《布尔津光谱》张好好的创作不遗余力地在两条路上开掘,一条是边地记忆的重构,另一条是日常经验的审美。如同福克纳终其一生书写的那个“邮票大的故乡”或者沈从文的湘西,布尔津是张好好的故乡,也是她的文学根据地,这个边地小城反复出现在她的作品中。边疆叙事是当代文学写作中的一股清流,内地汉族作家的视野脱出主流文化区域的生活圈,将边疆自然和人文风物当作“异域”,在创作中凭借游历或寓居的经历,表达个人的认知和感受。比如董立勃、红柯对新疆,老鬼、姜戎对内蒙草原,马丽华、杨志军对西藏的书写等。由于文化的异质性和“他者”的视角,作品传递出新的审美感受。与此不同,对于出生和成长在布尔津的张好好,故乡即边地,她始终是以曾经的主人的视角观察、记忆和想象童年时期的边地生活。布尔津之于她是血脉相连的故乡热土,因而拥有他者不具备的情感体验。她对故乡的观察和理解是一个解构和建构的过程,而所据的“图纸”,一是她的记忆本身,二是发达城市的异乡生活所鉴照出的故乡的美。在她看来,异乡是俗世,而故乡是至纯至美的心灵家园。《布尔津光谱》以内地移民开发新疆的历史为背景,从内地来到布尔津的一对男女的婚礼开始,写一个家庭的组成和壮大。作者选择在计划生育中被剥夺出生权的魂灵“爽冬”的视角观察现实,他理解父母的苦衷,没有怨恨人类,用善意和温柔的态度对待世间的一切。他像一个自由的精灵,来往穿梭于家庭和布尔津的广阔原野里。在他的认知系统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够比布尔津更美了”,而父亲海生、母亲小凤仙和三个姐姐组成的家庭也是幸福和美的。他的父母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异乡人,携带着各自的血色逃亡到布尔津小城中,但只要落脚此地,就可以被博大宽容的边地小城接纳并过上温馨美好的生活。作者将人物背井离乡的苦难消解在田园牧歌式的意境经营中,记忆钩沉出的美好化解了人心的暴戾和狂躁,异乡人“离去”的焦虑被安静的期待所征服,读来满篇都是温润和怜惜,也令读者得见作者讴歌土地与人、在逆境之中心怀理想的灵魂期许。强烈的乡愁情结还表现在她的诗歌中,在诗集《也尔的石河,流过布尔津》的诸多篇什里,她以自然山水和历史图景寓寄个人情感,走了一条“诗意”的还乡路。女性意识在张好好对“故乡+边地”的书写中表现得极为明显。《禾木》是一部女性之书,主角“你”是一位女性,所生活的家庭是女性主导的家庭。做裁缝的妈妈带着三个女儿生活在布尔津,惟一的男性是父亲,但是父亲在家庭生活中近乎缺失。市场经济时代,父亲外出承包工程,因为有了另外的女人不回家,“你”的家庭就成为一个“母系社会”。“你”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应到对待父亲和母亲的态度上,叙事焦点对准的是父亲,而将要被原谅的也是父亲,这是一个女儿因女性的本能而对父亲保有的宽宥。相对来说,母亲就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对父亲的宽恕是以对母亲的忽视或误解为代价的。甚至那个因为父亲不伦之爱而被谈论的孩子也被以“巴特尔”——蒙语里英雄或神的名字命名。《禾木》中的男性是被女性美化的对象,他们善良、淳朴、宽容,不计较一切得失,甘愿做“你”倾诉的对象,帮助“你”,在“你”想要时给“你”依靠,惟一有污点的是获得彻底的、宗教般的宽恕的父亲——在张好好这里,女性与故乡布尔津、禾木之间具有明显的隐喻关系。张好好营建精神故乡,呈现复杂历史变迁中的世道人心,表达自我对生命的感受,对庸常的生活本身施以审美观照是一个主要路径。在《禾木》《布尔津光谱》中,她将内心的观念和情感融进点滴的生活细节中,以边地自然风物、生活习俗,乡村或市井小人物的生活情态为物质材料,熔铸成一个盛放记忆与情感的华美容器。她首先看到日常的美与善,“额尔齐斯河就在他们的窗外。听河水流动的声音入睡,而且那水是活的,神采飞扬甚至是略有跋扈的……”,“大炕上她们仨睡得真香,永远也睡不够”,“芹菜,长豇豆,白菜,莲花白,雪里蕻,辣椒。有时意外捞出一个西红柿,她们拍手大笑不知道怎么吃”,艰辛的生活充满温馨与甜蜜。但同时作者并未忘记布尔津的另一个“常态”,即人世间普遍存在的忧伤、苦难、卑微和失序。漂亮多情的梅未婚先孕,惨遭抛弃后服毒自杀;窑工老杨不堪妻子疯癫和生活的负重走上绝路;小儿麻痹症少年被家人调笑嘲讽,决绝地跳入额尔齐斯河。时过境迁,在童年、少年灿烂的笑容背后,这些苦涩的记忆丰富着作者对故乡的想象,也是布尔津地域精神构成中的重要元素。在对日常经验的审美中,张好好并不借小说进行道德劝谕,而以审美的姿态观照人最基本的情感活动。换言之,人物形象主体性的唤起,不是通过对俗世道德的接受,而是通过伦理情感的体验。在《禾木》中,作者借“妖鸟”这一意象加深情感对道德的超越感。妖鸟呈现“鸟”的形象,并被加上了“妖”的属性限制,作者屡屡强调,妖鸟凭借无声的咒语让温良的女性堕落,一旦被这种咒语击中,“那有获取之心的妇人”就在劫难逃。十五六岁的女孩与小平原上一个著名的小流氓做了那样的事而退学,成了一个坏女孩,连“唇边笑意里”都“含着毒”;“妖鸟横空飞过”时,“他(父亲)对他的妻说白日里撞见的事。一个妖媚的妇人坐在某个男人的腿上”,“他还说起某年石灰窑里钻进去一个男人,后来另一个女人也钻了进去”。看似该被施以道德审判的行为因为爱父的深情而被合法化,妖鸟的咒语不过是替“父亲”找到的情变的借口,父亲因而被谅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禾木》也是一部忏悔与宽恕之书。将人类的情感和道德置于广阔的时空视阈内,从中寻找不变的爱和温暖,这反映出张好好的文学追求,也显示了诗意的生活旨趣。藉由丰沛的日常审美,经验和记忆始终在张好好的文本中保持着新鲜而清晰的面孔,这也表现在近几年的散文创作中,《最是暖老温贫》《五块钱的月亮》《宅女的宅猫》等让我们看到她身在尘世又满带诗意的生活状态。在她的作品里,无论故乡的阳光、水、雪山、牛羊,还是城市里的宠物、家居的器物,都是有生命的——她感知过它们,并不对之说三道四,只想赋予其个人头脑里最丰满的形象。假如不考虑理论的影响,对于读者来说,文学没有那么复杂,写观察、写记忆、写情感、写生活里的窃窃私语与鸡零狗碎。无疑,张好好的写作回归到了文学发生的原初位置上,所以感人。2创作谈文学之域文|张好好2001年,我在乌鲁木齐开始报刊体抒情小散文的书写。之后的几年进入短篇小说的创作,2006年,短篇小说《虫草疯长的夏天》,是我文学创作初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纪念。到了2008年,我才返身诗歌的探索——锤炼语言和思想的训练拖延得太久。2012年至2017年,我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诗集——小说《布尔津光谱》《禾木》和诗集《也儿的石河,流过布尔津》。然而,我依然困惑,难道我的文学仅仅是“自己之歌”?2018年夏至,在我文学创作的第17年,我恍然明白,文学可以不仅仅囿于情感和故事的表达,它更是自由的、博大的、亲民的、有兴味的、实用的。文学之域在某天张开薄如蝉翼的翅膀,引我仰望阳光洞透的蔚蓝天空。时至今日,我亦开始思索,好的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以为有三点。诗意。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都会在写作过程中将根须探向几千年来人类文学艺术创作所高耸的伟丽发现和再现——咀英嚼华,涵泳浸润,方得真美大美。没有情怀的作家,是干燥的故事编撰者,是制造民间吸睛阅读需求的供应商,不可称之为文学家,更不是诗人。诗人二字是桂冠,俗人不可得。而文学中的诗意最终是用来教化人的,并不是风花雪月一大场无所实用。诗者,持也。持,即端正人们的思想。有道之文方能对读者产生的永恒吸引力。道——端正,教化,唯美。诚挚。落在纸上的文字,发乎心。心正心诚者乃胜者。所谓“思无邪”,心邪者必被大风扬弃。刘勰总结作文规则: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文丽而不淫。要诚挚,而不要诡诈,要可信而不可荒诞和放诞,即孔子说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要美妙,但绝不过分。以萧红的《呼兰河传》为例。呼兰河是萧红的故乡,生养地、告别地,青年后不断辗转流离他乡的她,那片热土上的人民的悲愁和无奈,丝丝入扣地浮现于萧红被乱世裹挟的心灵。于是有了《呼兰河传》。它的经典性的最重要来源,是作者对故乡大地诚挚的爱和痛。抗日战争结束了,内战结束了,“文革”结束了,一代东北老作家们回忆萧红如是总结:那些个年代里诞生了多少部风云之作,到了最末了,惟有萧红的《呼兰河传》流传了下来。没有迎合动机的爱和哀愁,才是真正的文学。萧红因为性情的真实和真诚,对文学写作要求的苛刻,所以她最终和真正的文学站在了一起。诚挚的反义词是玩世不恭的写作态度。《洛丽塔》虽然是名著,却是玩世的。所以无论是原著还是电影,依然不能登上经典的宝座。博大。里尔克说过:命运像一块奇异广大的织物。真正的命运更博大,狭窄的命运只是在奸情、奸诈、欲望中的无休无止迷乱。当阅读成为满足官感享受的阅读,就是纵情和堕落。阅读文学作品本来就只是满足和提高精神、心灵对真理的需求。至于市井说书和小曲、故事会、心灵鸡汤、知音体,那是另一个门类的创作。文学的界限从来泾渭分明,否则何谈经典阅读,何谈传世之作?何谈在书海中遴选,何谈向大师致敬?博大,方有气象。博大,则需书写自身最熟悉最幽微的题材。因为是最容易深邃进入的,所以因为诚挚的探访,而令文本博大。例如《红楼梦》。小人物,小生活,小遇见,如果具有足够的理解人类和生命的情怀,它们一样可以很博大。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7月18日3版本期编辑|丛子钰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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