遐想和想象山田洋次:做梦、遐想、描绘、想象,这就是电影

山田洋次沉默了好一阵,戴一副棕色眼镜的他垂着眼。这位88岁的日本导演思考时默不作声,扶着嘴边的花白胡子,回答前后常有良久的停顿。 北京已进入高温天,山田洋次仍穿着蓝色西装,彬彬有礼地配合采访与拍摄。面对合影请求,他会主动搂着对方的手臂,在
原标题:山田洋次:做梦、遐想、描绘、想象,这就是电影山田洋次沉默了好一阵,戴一副棕色眼镜的他垂着眼。这位88岁的日本导演思考时默不作声,扶着嘴边的花白胡子,回答前后常有良久的停顿。北京已进入高温天,山田洋次仍穿着蓝色西装,彬彬有礼地配合采访与拍摄。面对合影请求,他会主动搂着对方的手臂,在镜头里显得亲昵。陪同在旁的中国制片人顾晓东与他相识多年,明显感觉到近三年来他的身体渐显老态,几乎很少出国,几次中国之行是例外。山田洋次一直与中国往来密切。1930年代,由于父亲在南满洲铁道公司工作,山田洋次两岁时迁居中国东北,直到战争结束后被遣返回日本。“在东北平原那片辽阔的土地长大,孕育了我的人格。”山田洋次说,“在我的印象里,日本人对当时的中国人是歧视的,每当想起这些经历,作为日本人,我觉得很抱歉、很耻辱。”2006年,山田洋次带着摄影师回到东北采风,希望拍摄一部电影,讲述一个孩子眼中的那场战争。他在大连找到战时的旧居,如今住着一位老太太,山田试图通过翻译与她交流,但一来二去,双方还是听不明白。那次来华期间,山田洋次特意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0年代起,山田洋次的作品就在第一批进入中国的日本电影之列,其中高仓健主演的《远山的呼唤》《幸福黄手帕》成为译制片时代的经典。另一代表作《寅次郎的故事》系列迄今已有49部,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上最长的系列电影”。作为东方卓别林式的平民喜剧人物,寅次郎在日本家喻户晓,山田洋次也因此被称为“庶民剧大导”和“国民导演”。此次参加2019年亚洲电影展,山田洋次的行程很紧张,为了空出采访时间,只好取消了和中国青年导演见面的计划。他反复叨念,“下次我来给大家拉片(注:逐格观看电影并分析)!《东京物语》《罗马假日》,我来给大家拉片!”山田洋次从影65年来,执导电影超过80部,编剧作品过百部。包括寅次郎的饰演者渥美清在内的好友相继过世,令山田洋次倍感孤独。多年前他来中国见到老友谢晋,谢晋已经有些耳背,大声地分享着自己正在构思的新戏。谢晋去世后,山田洋次曾往上海福寿园扫墓。在导演大岛渚的葬礼上,山田洋次说:“和我同年代的人一个个地走了,心情真的很寂寞。现在又去了一位,非常难过。虽然想跟他说一句‘安息吧’,但我想身处的这个时代也许不是能令他安心离开的时代。”能否把寅次郎甩了可以衡量女演员走红程度少年时代,山田洋次随家人遣返日本后,因为父亲失业,全家人一直清贫度日。直到大学毕业,他考入日本四大制片公司之一的松竹,第一次领到饭票,看到食堂的大碗米饭,心里想的是,总算可以不愁吃了。他自认考试成绩不算理想,原本不会被录用,恰逢副导演们大量跳槽,才有了空缺。与他同期进入松竹的大岛渚,对电影早早展现出远大抱负,创作剧本也“很有气魄”,不到三十岁就当上导演,日后凭借《感官世界》等影片崭露头角,成为日本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物。相比之下,山田洋次则一直老实做着副导演,为了抚养孩子,渐觉薪水微薄,开始写剧本补贴家用。随着“新浪潮”兴起,同龄人都“非常神气地当上了导演”,只有他还是老样子,所写的剧本也大多是公司指派的任务。他编剧的作品常被瞧不起,人们笑话他只会写随处可见的“面条铺的姑娘和菜店的小伙子谈情说爱的剧本”。山田洋次也感到懊恼,自己只会写身边熟悉和平凡的故事。偶然得到几次机会,山田洋次开始试水做导演,但不得其法。《过分的糊涂虫》完成后,他认为拍得十分呆板、毫不连贯,绝望地告诫自己,“如此彻底失败,就此罢手吧。”上映时,他没有勇气去电影院,躲在家中发愣,制片人突然打电话告诉他,电影反响很好,观众都在哈哈大笑。他赶去影院,发现果真如此,心想:“如果观众认为这部影片滑稽可笑,那么,我也许能搞喜剧。”后来,一位制片人希望山田洋次创作一部以渥美清为主角的电视剧。渥美清曾两次在他的电影里担任配角,但两人接触不多,山田洋次请渥美清到住处相谈了几天。渥美清说起年少时想当江湖商人,描述得绘声绘色,还学起了买卖的吆喝声。山田洋次回忆,就像落语(注:类似单口相声)艺术家在表演。他很快拿出了剧本——闲人寅次郎出生于东京的小地方,四处流浪又时常回到家乡,人称“疯疯癫癫的阿寅”,出尽洋相但非常善良。电视剧版播完,系列电影相继推出。寅次郎系列通常在盂兰盆节和正月初一上映,日本一度有“不看寅次郎就不算过正月”的说法。电影中寅次郎所到之处都成了热门的旅游地。每一部中,寅次郎都会遇到一位美丽的姑娘,追求对方而不得。这些角色由当红女明星饰演,纪录片《新电影传奇:寅次郎》调侃道:“能否把寅次郎甩了,在一段时期的日本,几乎可以用来衡量女演员走红的程度。”山田洋次常对渥美清说“不如来个见好就收”,与其等到电影每况愈下,不如给观众留下好印象。当拍完第十集时,他对这部作品产生了“难分难舍的留恋之情”,于是决定“能拍多少集就拍多少集”。“现在日本人的价值观在逐渐转变,特别是近50年来,日本逐渐成了竞争社会,想着赚大钱、登高位,但是寅次郎却完全无此意识。他不认为身居高位的人多了不起,也不认为有钱人多好。”山田洋次解读,寅次郎的人物魅力在于他的自由感,“但现实是,我们像他那样就没法生活下去,我们不甘于永远贫穷,我们被生活所迫,为了生存而拼命工作养活自己。看着寅次郎,看着电影,我虽然觉得很好笑,同时不禁觉得这样生存的我们很可悲。”“不能在作品里草率地扼杀某位人物”1989年《文艺春秋》评选日本导演前二十名,前三名是几无悬念的黑泽明、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山田洋次高居第五。香港学者郑树森讨论这一榜单时认为,山田洋次代表了日本人的特殊品位。香港影评人舒明认为,确有不少人觉得山田洋次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导演。“山田洋次本人也很清楚,他拍的寅次郎系列并非艺术电影,但大受欢迎,票房纪录非常高,也有不少作品经常入选十大。另外他有一系列艺术性较高的电影,包括《家族》《故乡》以及《幸福黄手绢》等。近二十年他在日本的声望非常高。”但山田洋次在西方世界的声望与日本国内不大一致。“他的电影在国际上从未得过什么大奖,所以在外国的声望较低。”舒明分析。2003年,山田洋次拍摄了武士题材电影《黄昏清兵卫》,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武士他们就更喜欢一些,因为一看就是日本电影。假设拿家庭题材的那些,他们觉得小津安二郎已经拍那么好了,这个好像怎么拍也超不过。例如《儿子》这样的电影,名字也不起眼、故事也不起眼,而且他的作品产量又这么大,大家可能就忽略了。”影评人木卫二说。由于擅长家庭题材、都出身松竹公司,山田洋次总被拿来与前辈大师小津安二郎对比。“西方人都认为‘日本电影等于小津安二郎’。小津先生的作品的确很出色,但是把我的作品说成最不像我作品的小津作品,总觉得有点别扭。我年轻时候真的觉得小津映画非常无聊。”2013年,山田洋次改编、翻拍了小津安二郎的经典作品《东京物语》。“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个电影的伟大”。在演员黄磊看来,小津安二郎和山田洋次对家庭的看法很不一样:“小津很冷酷、很冷峻,传递了一种残酷感;山田则是喜剧的,嘲弄感很强。”“他拍的是他想象中的东方,大家非常善良、温柔,有点像打太极,但又不太像。他放弃了表现人性的黑暗、扭曲,或是比较尖锐的东西,始终会把故事给圆回来。”木卫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山田洋次在自传中曾回应:“我认为和观众一起做梦、遐想、描绘、想象,这就是电影。不过,有些人对我导演的一些影片也常常提出非议,说我光描写了人的善良一面,没有着眼现实等等。我认为这些批评不见得都有的放矢。”电影《家族》讲述一家人远赴北海道,婴儿半途夭折,当他们终于到达,老父亲又不幸去世。这部电影试映时,观众们提意见:“我们多么希望那位老爷子能活下去,让他看看遍地新绿的六月美景。你们为什么要让他死呢?”这让山田洋次很受触动。“我深深地感到,不能在作品里草率地扼杀某位人物,就是在不得不死的情况下也应该千方百计地让他活下去。当然,这种描写方法并非易事,但是,我感到这才是真正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描写方法。”他希望观众看完结局后,松一口气,心情愉快地离开观众席。“这个悲剧让大家笑了呢”在东北,年幼的山田洋次常常随父亲去看电影,大部分是喜剧。他看得放声大笑,父亲总唠叨:“带你去看电影够麻烦的,瞧你那傻笑,成何体统!”他印象最深的电影《路旁之石》是和女佣阿文一同看的。远在异国他乡,来自九州五岛的阿文看着电影中描绘的日本少年生活,“扑簌扑簌直流泪”。山田洋次总会想起这个情景,他认为日本观众会把影片中的人物当成自己或亲人,他称之为“身临其境的积极欣赏法”。电视剧《寅次郎的故事》播到结局,寅次郎被眼镜蛇咬死了。观众的抗议信和电话纷至沓来,有人甚至威胁:“我们再也不看你们电视台播放的赛马节目了”“我这儿的小青年们马上就去揍你们。”尽管公司不赞成,山田洋次还是坚持把寅次郎改为电影。“寅次郎这个人物就像观众情同手足的兄弟一样,他已经在观众心间扎下了根,而我作为这部作品的编剧,随心所欲地让他一死了之,难道不是错误的吗?这难道不是不顾观众的心情、不负责任的表现吗?”在一次对谈中,山田洋次这样描述寅次郎:有一个单身男人,有一些特别美丽的女人,他尝试了各种努力和她们恋爱,最终被甩了。“这个故事怎么想都是个悲剧吧?但这个悲剧让大家都笑了呢。”中学时代,山田洋次曾遇到过一个寅次郎式的人。当时,山田洋次靠采购海货来补贴家用,每次背上满满一包海货,赶火车回内陆的家中。车厢太挤,有时他就吊在车门口,直到手腕发麻。同伴中有个人每次都会说些俏皮话,逗得大家直乐。“这样,又可以坚持几分钟。”“所以我认为,对于处在极度痛苦、严峻困境中的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正是笑。而且能以笑来鼓起大家勇气的人,也必须同大家一样,把自己置身痛苦的环境中。”山田洋次说。做出温暖的电影,这件事情是很难的1970年代,日本电影受到电视业冲击,大制片厂体制濒临崩溃。“松竹死抱着《男人之苦》(即寅次郎系列)这棵摇钱树挺过了这十年。”电影史学家四方田犬彦写道。山田洋次自加入松竹后,一生都在同一公司拍电影,在日本导演中也实属罕见。1980年代后很多日本导演走向独立制片,自己为电影筹措资金,创作也不断转型,“但是反观山田,他一直在打一个套路,越打越厉害,打到最后变成了高手……山田是很像日本经常推崇的那种工匠精神,一辈子时间只在做一件事情。”木卫二说。山田洋次常说,七十岁之后才真正懂得电影是什么。“拍摄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演员,一个剧组大约有40到50人左右。要让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目的,齐心做出一部好电影,这样才能做出我想要的温暖的电影,但是这件事情是很难的。电影是什么?电影难就难在这里。”山田洋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女演员松坂庆子在出演《寅次郎的故事》第27集时,剧组里没有人理她,大家都在忙各自的工作,她紧张得大哭。山田洋次安慰她:你不要有那么大压力,不要认为自己有多大作用,电影是一个集体行为。听完她又大哭一场,“因为他能理解我”。“山田组”多是合作多年的老搭档,有惊人的默契。如果寅次郎家来了一位客人,即使剧本里没有写明,道具师们会自行考虑:客人手里是否拿着礼物?来客是何处人?生活水平如何?再据此判断礼物的品类。“由于他们的默契配合,导演的想象也就丰富起来了,我认为这才是电影导演的妙趣所在。”山田洋次解释。如果不是因为主演渥美清病逝,《寅次郎的故事》可能会一直拍下去。女演员倍赏千惠子说,“二十八年当中,银幕记录了我们从年轻到逐渐成熟变老的过程,我想这样的电影一个人一生只会演一部,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年轻,摄影棚里老是充满了笑声、喊声,摄影师经常会大喊‘安静点’。后来十年、二十年的时候现场越来越安静,连笑场也越来越少。”在日本,山田洋次的观众也与他的电影一起经历时间的流逝。渐渐地,影厅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观众。曾多次表示不会再拍续集的山田洋次近期改变了主意。他完成了《寅次郎的故事》第50部,计划于2019年年底在日本上映。顾晓东看完了成片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你会觉得,这次寅次郎真的要走了。”时至今日,山田洋次仍在源源不断地创作电影,几乎保持每年一部的节奏。有一次,顾晓东和山田洋次在上海外滩十八号喝咖啡,老人忽然指着黄浦江上的运沙船讲起故事:也许船上有位船老大,他的女儿就在陆家嘴的大楼里上班。他转向顾晓东:“你能不能现在就带我去看看那个运沙船?”于是他们立即启程,开车向吴淞口码头驶去。未经许可,请勿转载责任编辑: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长河网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www.changhe99.com/a/ZDwjNLyWwX.html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