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识沟通中周濂:自由比共识更重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丨微思客

本文为周濂老师于《无问西东:牛津共识五周年畅谈》活动中的发言稿。 周濂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正义与幸福》、《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正义的可能》与《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著作 谢谢文峰兄的邀请,说到“牛津共识”,我
原标题:周濂:自由比共识更重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丨微思客本文为周濂老师于《无问西东:牛津共识五周年畅谈》活动中的发言稿。周濂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正义与幸福》、《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正义的可能》与《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著作谢谢文峰兄的邀请,说到“牛津共识”,我就想起2013年,当时三匝兄采访我,曾经问我如何评价“牛津共识‘,当时我直言不讳地说,牛津共识的历史文献意义,要远大于现实政治的效果。有些抱歉的是,我今天依然持这个观点。事实上在2016年共识网被关停之后,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判断,我说中国的共识已死,无论朝野,还是左右,还是内外,我觉得共识已死。到2016年底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流沙状态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面。大家从这篇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得出来,我对当下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流沙状态,流沙的意思就是毫无共识可言。对于中国向何处去,我觉得是朝野、上下、左右、内外毫无共识。我当时的判断是:“各方对于通过理性对话凝聚共识已经完全失去耐心和兴趣,纷纷离席撤场,各自深耕基本盘,争夺年轻人,或者用脚投票隔洋观望,或者只重耕耘不问收获,或者直接诉诸权力推行一己意志之实现。”这种分化的状况今天看来愈发的明显,刚才有朋友说我们能坐到这儿就意味着有共识,这个判断我觉得是过于乐观了,事实上,能够接受文峰兄邀请坐在这里的人,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一帮人群。退一步说,即使知识人形成共识,这对于中国向何处去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们切不可高估自己的能量。当然,在不妄自尊大的同时,也不可妄自菲薄,不能低估自己的能量。我们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位置,以及我们对于这个社会所能做出的贡献或者说自身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我最近重读了哈耶克的《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特别认同文中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去影响公众意见,而不是组织人们去行动。政治哲学家只有不注重现实政治的可能性,而是坚持不懈地维护“总是相同的普遍法则”,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任务。哈耶克,著名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等。(图源豆瓣电影)我对这段话的理解是,政治哲学家,或者推而广之,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明白自己的短长,将目光聚焦在公共政治文化心理的营建之上,而不要被现实政治一城一池的得失所左右,更不应盲目地越界行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尊重行动者,恰恰相反,我非常赞成高全喜老师要达成“知行共识”的观点,但是我在这里更想强调的是,偏重于思想或者书斋的学者要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说三点意思:1、今天上午也有很多老师都谈到了,我们好像对于一些抽象的价值是有共识的,比如说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但是我想说的是,对于这些抽象价值的共识其实是隔靴搔痒的,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请问在座的所有人,你们不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那12个价值每一个都是如此之美好,请问有谁会不认同它们吗?可是我认为对抽象价值的共识,其实意义不大。首先,自由、平等、民主本身就是本质上充满争议的概念,自由主义内部对于自由的具体内涵尚且有不同意见,何况乎朝野之间,左右之间?其次,不同价值之间还存在排序的问题,自由优先还是平等优先?法治优先还是自由优先?如果排序的问题达不成共识,只是对一箩筐的抽象价值达成抽象的共识,那么意义仍然不大。所以,如果在座诸君认为我们可以就这些抽象的价值达成共识,因此就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我觉得这种乐观未免有些盲目。那怎么办?我个人认为,对一些具体的命题以及对特定的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达成共识,其意义要远大于对抽象的理念达成共识。举个例子,比如说在美国,我相信朝野、左右、内外对于华盛顿、林肯这些具体的历史人物是有共识的。再比如说,他们对于具体的命题是有共识的,例如“奴隶制是不正义的”、“种族歧视是不正义的”,对于这些具体的命题和判断,他们也是有共识的。某种意义上,这些具体的共识才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活水源头和定海神针,如果抽去这个“暂时的确定之点”(JohnRawls语),美国社会的公共论辩和道德推理将会陷入彻底无根和无序的状态。回到当代中国,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命题,或者特定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可以作为公共论辩和道德推理的“暂时的确定之点”?会议现场图(图源公众号“布谷鸟在歌唱”)2,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再来看“奴隶制是不正义的”、“种族歧视是不正义的”这些道德共识究竟如何赢得的?“宗教宽容”是经过30年的宗教战争以及更漫长的岁月才形成的共识,“奴隶制是不正义的”历经了南北战争的洗礼最后达成了共识,“种族歧视是不正义的”则是经过了民权运动才达成的共识。所以,“知识人的共识”也许可以通过“畅谈”达成,但是“社会的共识”不是坐而论道讨论出来的,它必然要通过非常具体的、血与火的斗争才有可能最终赢得。而且即便赢得了社会的共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会不断地反复,有时候甚至会进一步退两步,黑格尔不是说过吗——“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提到斗争二字,我想起马立诚老师上午提到的Metoo运动和工运,有人用“时代向右走、青年向左走”来形容这个趋势。我自己的判断:首先,这些运动是对法治彻底失望之后寻找新的突破口;其次,从北大、人大、清华学生关于工运的公开宣言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资源和话语系统是非常“革命”的,有原教旨化的倾向,这些青年肯定预示了某种趋势,但究竟会向何处发展,还需观察,不可以轻易下结论;第三,从积极的角度看,行动者们正在以各自的方式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而且突出地反映出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是充满矛盾、冲突乃至斗争的。但是历史的最终走向必然是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结果。胡适当年在日记中感慨说,自己既不能像陈独秀那般“狠干”,又不能像梁漱溟那样“蛮干”,只有“从容漫步”,余英时对此评价说:“这就预示着中国正卷入激进化的大漩涡,他(胡适)将一步一步地被推出漩涡的中心了。”我的态度没有这么悲观,在我看来,狠干者、蛮干者、从容漫步者,都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未来究竟向何处去,不由任何一方的力量来决定。胡适之手迹(图源百度图片)3、说到这里,我想提出四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共识比真理更重要”,我相信在座的不少师友应该都有同感,如果有人宣布自己的观念是定于一尊、真理在握的,那么他就必然会对自由构成伤害;第二个说法是“理解比共识更重要”。一个政治社会若想维系必要的统一性,就必然要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达成重叠的共识,但是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我们对于“共识”有太深的执念,多数时候,我们通过反复的对话甚至斗争也仍旧无法达成共识,但我们可以达成相互的理解,理解我和你的差异到底在哪里,理解我的立场、你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理解了但不接受”要比“不求理解只问共识”更优,在这个意义上,我说“理解比共识更重要”。第三句是“自由比理解更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不但无法达成共识,甚至也无法相互理解,但只要我们之间的分歧是合乎情理的(所谓reasonabledisagreement),那我依然会支持你追求美好人生观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我想重复胡适的那句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当然,如果有人抱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那么我还要追加一句话,容忍是有边界和底线的,对于那些通过伤害他人基本权利追求一己目的的人和事,坚决不能容忍。组织者为今天的畅谈会取了一个标题——无问西东,我想接着多说两句:不分左右,但论是非。因为自由并不等于怎么都行,容忍是有底线的。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编辑:重木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布谷在歌唱”(ID:lovingbugu),经周濂老师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联系周濂老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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