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看中国近代史不能有怨妇情绪，要有全球视角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7年第7期，作者马勇，原题《如何避免读史误区》。近些年来，社会各界的读史热情高涨，各种质量参差不齐的历史读物大量出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讲讲如何避免读史误区，是很有必要的。我准备从这几个方面展开：第一，读史一定要有“大历史情怀”；第二，读史不能用阴谋论；第三，读史不能以今人之恶推测古人；第四，读中国近代史不能有“怨妇”的情绪，而要有全球史的视角。读史要有“大历史情怀”历史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有多种读法。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历史是已经消逝的过去，历史学的研究不论拥有怎样丰富的资料，研究者只是不断接近历史真相，永远都难以还原历史真实。历史真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历史的研究者、阅读者，总能从这个客观存在中读出自己的意思。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的诗句，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历史阅读的难度与魅力；而另一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同样在说人类认识的局限——人们无法清楚地认识历史，认识时代，主要是因为地位、经历、知识背景等诸多局限。更极端的一个看法，是胡适转述实在论哲学大师詹姆斯的一段话：“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久而久之，胡适的此番转述被演绎成胡适的历史观，简洁明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好像历史从来没有真相似的，也就像西方谚语所说的：“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相应的，任何一段历史，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在不同的人眼里，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历史的记忆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没有所有人一致同意的历史描述。就大概而言，这些说法有偏颇，但也并非全无道理。凡此，都在强调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暗示写史之难，读史亦不易。确实，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上述苏轼、胡适、詹姆斯以及西谚所说都有道理。理解历史的多样性、多元化，决定了旅行者望山不见山，不论远近，都很难准确描述山的全貌，即便“会当凌绝顶”，也只是“一览众山小”，依然无法说出“庐山真面目”。但现在的情况与过去稍有不同，大数据时代、3D打印技术等，让许多不可能变得可能。大数据可以准确测量出山的远近高低甚至每一个细部，这是大数据带给我们的益处。同样的道理，如果一直碍于一个狭小的空间、时间读史，只是基于一个“小时代”，那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一定像大数据时代之前的苏轼、詹姆斯所见。假如放开视野，从大历史的视角重新打量过去，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就全然不一样，至少没有那么狭隘、偏执或极端。以民国史为例。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但究竟如何理解这个时代，众说不一。首先，不能将民国说得尽善尽美。若如此，就没有办法解释30多年间持续不断发生的战乱，尤其是对于底层草根而言，疾苦、封闭与落后仍是民间的基石。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民国，恰如其分地对其进行评价，任何美化和丑化，都是不理智的。民国持续了几十年，这几十年里又遇到两次世界大战，遇到外族入侵，短暂的时间内不可能建构起成熟的政治机制，刚走出帝制时代的臣民亦不可能完善其公民意识。但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民国正处在“中国历史三峡”的中段，它是中华民族走出帝制后的第一步，是“公天下”的最初尝试。这个特殊的时代，有传统的因袭、包袱、痼疾，但也不乏新的气息、希望与尝试。走出的这第一步，尽管很不完美，但毕竟开始了第一步。此后的中国也有过帝制的复辟，但均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民国的意义。现在对民国教育的讨论比较多，当时的教育确实有值得今人思考的地方。在那之前，中国没有像现在流行的大中小学教育，学在民间，是传统中国很长时期以来的事实。朝廷需要的人才由民间提供，但民间的基础教育，朝廷干预不多。这个制度固然有好的一面，比如古典学术传承的师法、家法，绝非现代学校教育所能提供，但传统的教育体制显然不合乎工业化时代的需求，近代中国发生的科举的改制、废除，新教育兴起，以及白话文运动等，就是革故鼎新的结果，也是民国教育成功的地方。这些事实，是我们回望民国时，应该具有的大历史观。读史不能用“阴谋论”“阴谋论”起于何时，已经无法考证了。但中国智慧中，确实自古以来有一股很强烈的“阴谋论”思潮，甚至流派。战国时期的苏秦、张仪，西汉初年的陈平、张良，三国鼎立时期的曹操、诸葛亮等，确实属于阴谋大家、智慧大师，他们都有不同凡响的成功策划，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但是，如果用“阴谋史观”去解读历史，无疑很难获知历史真相，会容易陷入阅读者的自娱自乐之中。中国的正统思想，从来不是阴谋教育。陈平自己就说过：“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其实，不仅道家不认同阴谋，儒家更不能接受，甚至不能容忍“阴谋论”。孔子的名言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中国历代通行的教育，就是做君子，就是修齐治平、正心诚意。我们不必否认历史上智慧超常的人可能会玩弄常人，但是作为一个族群，中国人的价值理念绝不是靠阴谋取胜，而是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虽然宋襄公的“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素来被嘲笑，甚至被讥为“蠢猪”，但是中国思想的正统，仍然是君子，是仁义之师。没有了仁义，再勇武的军队，也很难无敌于天下。因此，读历史，切忌“阴谋史观”。此处举一个袁世凯的例子。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养疴，旧的叙事无不认为这是摄政王载沣为他的哥哥光绪帝报十年前被出卖、被幽禁之仇。三年后，武昌起义突然爆发，清廷不得已启用下野三年的袁世凯。其实关于袁被开缺回籍养疴，读摄政王载沣日记、许宝蘅日记、鹿传霖日记等相关文献，更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人事调整，是正常的病假，如果说稍有疑问值得深究处，应该从袁世凯主管的外交事务方面切入。换言之，1908年底，唐绍仪对美外交失败是袁世凯开缺的大背景，这里面并没有什么“阴谋”，而只是责任。读史不能以今人之恶推测古人“阴谋论”无法解读历史，读史还是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就事论事。而且，读历史，更不能以今人之恶推测古人，要善待先人，善待一切为民族、国家做过事情的人。古人已矣，无法言说，成为绝对的话语弱势，写历史、读历史，都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个因素，即设身处地，同情理解，不能苛责古人。当我们用恶的视角观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其实不妨在心里自问：假如自己遇到同样的处境，应该怎样做。当我们作出恶的推测评价时，我们应该设法与古人进行心灵上的沟通——这样的评价可信、中肯吗？合乎历史事实吗？孟子认为“性本善”，人们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性的本质是善不是恶，作恶不是人的天性，而是环境使然。当然，荀子很不赞成孟子的意见，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生而好利，生而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因而从荀子看人，无不具有先天的恶，所谓礼乐制度，就是用制度去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荀子的认识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从古至今，中国人比较中庸的看法，还是《三字经》里的概括：“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从这个观点解读历史，我们应该承认，历史上尽管有恶人，有罪恶，甚至有惨绝人寰的时候，但是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还是应该以事实为根据。不必，也不应该相信或坚守什么“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一味“抹黑”那些历史上的失败者。否则，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主导人物如慈禧太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均成为具有反面特征的脸谱人物，一部丰富的历史，就会被简约为“坏人作恶史”。在传统时代，曾国藩、李鸿章、段祺瑞等人所接受的都是君子教育，不论是否具有宗教信仰，他们都和历代中国知识人一样，将历史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信仰，他们敬畏历史、敬畏书写，期待扬名立万，最惧怕的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所以传统教育出来的知识人大致能够守住人伦底线，一般不会无所畏惧，赶尽杀绝，更不会自甘堕落，恶贯满盈。比如过去描写慈禧太后的作品，缺少温情、敬意，甚至是起码的尊重，一些作品不仅刻意书写、夸张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母子冲突，而且不自觉地以自己的低级趣味书写慈禧太后的私生活。慈禧太后从26岁开始守寡，73岁去世，在这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她几度垂帘，处理朝政，可以说，她对政治对权力无比热爱，但考虑到“家天下”的背景，慈禧太后对权力的酷爱，其实就是对清帝国前途的关切。至于其私生活，碍于晚清特殊的政治环境，碍于帝国体制宫廷生活的不透明乃至神秘，笔记小说有传闻，不足为奇，但作为正史去阅读，可能很有问题。须知，中国自古以来有比较严格的宫廷制度，也有很严格的后宫规范，太后不仅是大清王朝的大家长，类似于大观园中的老太太贾母，在道德伦理层面具有为人表率，示范天下的责任。当然，我们也不必将其描写成无欲无求的圣人，但也不必以常人的生活情趣恶意推测、书写那些捕风捉影的无根之谈。比如那个“英国小痞子”埃蒙德·巴恪思写的《太后与我》，简直将紫禁城想象为“淫乱之地”，实不知中国有特殊的宫禁制度、后宫制度，他并不懂得中国高层的政治常识。读中国近代史，要有全球史视角，不能有“怨妇情绪”中国近代史，是与我们联系最密切的一段历史，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正如前面所说，每个中国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给出一个自己的中国近代史，因为每个人的家族、家庭，甚至每个人在这一百多年巨变中，其经验、经历、知识等，都是具体的、独特的。但是如果就历史主题而言，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西学东渐”之后带给中国的变化，这是过去中国数千年历史所不曾有过的，因而近代以来，许多人将其视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近代之前，中国文明“早熟”，这为国际学术界很多年前所公认。“早熟”给中国带来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秦汉之后的两千年里，只有改朝换代、更姓易代，从李家天下变为赵家天下、朱家天下，而中国社会却几乎长时期处于“历史终结”状态，长时期没有根本性变革，甚至无须根本性变革。这是西方因素东来之前中国社会的一般情形。15世纪后，由于一系列新因素，诸如新航路的发现，新技术的应用，人类社会的横向联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特别是西方社会从中世纪走出，人文主义兴起，带动了西方一系列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迅即溢出，也传到了东方，影响了中国。今天我们回想明清之际所谓的“天崩地解”，所谓思想异端，除却中国社会自身的因素外，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影响。当然，书面的历史没有给予充分、及时的记录，但我们从后来的历史脉络中，重新体会15、16世纪中国社会的新因素，可以感觉那时的东西方交往，远较我们过去理解的更密切。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细致描述了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全景，从他的研究中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的经济在这500年里，不仅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而且因为加入了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从而使全球白银单向流进中国，进而造就了18世纪中国的繁荣和奇迹。读近代史，一定要知道“近代”从哪里而来，“近代”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因为有了西方因素的进入，才使得中国由“古代”向“近代”转换。西方因素进入中国，引起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是比较正面的。我们读利玛窦、徐光启那个时代中西之间的交往，南怀仁、汤若望等一大批来自西方的传教士，给中国文明的转变带来了相当丰富的学术资源。假如我们去翻阅《四库全书》，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对来自西方的东西，大致坚守“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信条，下力气研究、学习；而大量的西方典籍，也在那个时代被译成中文，极大丰富了中国文明的宝库，最典型的如《几何原本》。中西之间出现问题和摩擦，是在中西交流几百年之后，也不在文明层面，而是在贸易、经济的实在利害关系上。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将近代中国的问题归结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归结为西方殖民主义，这是对的。当有了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经验之后，再回望近代中国，我们很容易发现18世纪的工业革命让西方释放了巨大的产能。这个巨大的产能迅速满足了西方，特别是狭小的西欧，这些产能一定要向全球尚未工业化的地区释放，这就是18世纪后期中国问题的根源。如果那时的中国，利用自己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基础，迅速接纳西方释放的过剩产能，迅速建构自己的工业体系，就像19世纪中期之后被迫工业化那样，那么后来的问题可能就不会如此复杂。历史当然不能作事后聪明的假设，但是历史可以复盘讨论。当中国在乾隆时代达到鼎盛时期时，傲慢确实让中国错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这是我们读近代史时必须注意的。我们读马戛尔尼、阿美士德的来华资料，读19世纪早期中西贸易的史料，应该承认，中国那时实在不明白西方工业化的意义，不明白中国将要面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强大国家，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全新的文明。所以，从这个视角理解19世纪之后200年的中国史，我一直觉得中国人不要去简单地抱怨，而是應该沉痛地反思，检讨中国为什么没有在最鼎盛的时期与世界同步共振。因此，我们在读近代史时，一方面要看到帝国主义的问题，比如列宁所说的那些问题，垄断的、寄生的，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伤害，另一方面也不要简单抱怨，更不能有“怨妇情绪”，要看到当中国人认清世界发展大势，认清中国问题的本质之后，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重回世界舞台，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极。这是我们读近代史应该有的信心。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