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黄德海：皎皎白驹——《诗经》的“遯”|天涯·新刊黄德海，《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诗经消息》《书到今生读已迟》《泥手赠来》《驯养生活》《若将飞而未翔》《个人底本》，翻译有《小胡椒成长记》，编有《知堂两梦抄》《书读完了》等。曾获“《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在《诗经消息》中，黄德海用平易近人的语调，通过对两千多年来诸多《诗经》疏释的解读、辨析和拣择，以此探寻《诗经》产生时代的历史图景，以及后世著名解诗人的内心关切和用世情怀，揭示出《诗经》中的诗歌，为什么历代圣贤不仅仅将其作一般文学看待，而确信其中的“微言大义”从而被奉为“经”的道理所在。本书融入作者个人阅历和西学功底，多角度摸索古人之意，竟有深刻的沟通，并用中正淳厚、严谨朴素又极富睿思的文字，诠释一位当代学者对古人和世事人心的理解，最终带回了一部经典在今日依旧能够对应世事、映照精神、安放灵魂的新鲜消息。本期《天涯》遴选这部著作中的一篇，讨论《诗经》中的“遯”。今日推送，以飨读者。点击封面，购买本书皎皎白驹——《诗经》的“遯”黄德海一1992年，记得是麦收后不久，我正赶着马车在路上，明朗的天色忽然暗下来。在地里干活的一个本村“学问人”，不知道手里擎着块什么，认真地望着天空。我也停下马车，抬头往天上看去，只见太阳被一小块阴影遮住，那阴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完全盖住了太阳，天也变得如同黑夜一般。我心下微感战栗，便不再看天，盯住了学问人所站的位置。过了不大一会儿，太阳又一点点显露出来，天色也恢复了正常。那个学问人这才低下头，朝我这边踱过来，告诉我，刚才是日全食，前几天报纸上登了消息，并有观看提示，他就备了一块涂墨玻璃拿在手里，避免阳光直射眼睛。后来想起这段无知的经历，我就会记起当时自己内在的不安，无来由的，是对天显异相的本能反应吧。这样的时刻，即便是一个眼界不如三家村塾师的学问人，只要表现出一点因知识而来的镇静，也能给人安慰的力量。从种种记载看，起码古早有很长一段时间，巫差不多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有些甚至是人群的领袖，在天显异相，民人无力解释的时候，便是万众仰望的对象，“大瘟疫，久旱不雨，千百只眼睛等着他”。如果连他们都对各种异象解释不清,束手无策，事情会怎样呢？《小雅·十月之交》记载了一次时间相对明确的日食，并紧跟着写到了造成巨大损害的自然灾害——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这里的“日有食之”，是中国第一次有月日可考的日食记录。按说，不管是根据当时人对此事的记载，或是用现代科学倒推，都应该很容易确定这次日食的发生时间。其实不然，这时间自汉代起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毛传谓：“大夫刺幽王也。”郑笺则据篇次编排，移幽王为厉王。根据现代日食推算，终厉王之世（约前879年—前843年）没有发生过“十月之交”而干支纪日为“辛卯”的日食，郑笺说法可以排除。后来的许多历算家，如为人熟知的僧一行、郭守敬，均推算出周幽王六年（前776年9月6日）建酉之月朔日辛卯（周正，建子）曾发生过一次日食，且此年十月之前，周都地区还能连续看到两次月食，正符合诗中所写“彼月而微（不明），此日而微”。幽王六年说另一个有力证据，就是诗中写到的自然灾害：“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国语·周语》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因为这原因，很多人推测，诗中所写，就是这次地震，也似乎恰好可以说明，作诗者把这前前后后的自然现象联想在一起，由此感叹“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常道）”。疑问是，诗中所记是“烨烨震电，百川沸腾”，而《国语》写的却是“三川竭”，对自然现象敏感如此诗作者，恐怕不会连河里的水满还是水干也分不清吧？或许，诗中所写并非地震，因大雨引起的“山冢（顶）崒（碎）崩”（也即如今所称的山崩），照样能使“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对吧？另有一个对幽王六年说不利的证据，即据现代日食推算，此年发生的日食，只有今之内蒙西部、宁夏北部可见很小的偏食（一分左右），周都附近不可能看到，与诗中所谓“亦孔（甚）之丑（恶）”不符。即便这一分左右的日食能被看到，居于周都及其附近的作诗者要知道这次日食，需内蒙、宁夏的使节来报，那直接冲击会减弱非常多。何况，当时内蒙、宁夏等地的天文观测水平，是否能够察看到这次偏食，还在未知之数（当时可没有天文望远镜，一分左右的日食颇难观测）。此外，如张载所言，“《诗》有夏正，无周正”，也就是《诗经》绝大多数用夏历（建寅或建卯），独此《十月之交》用周正，不太符合通例。根据夏历（建寅），则《诗经》时间上下限（约前十一世纪—前六世纪）之间，发生在周平王三十六年十一月朔日（前735年11月30日）的日食也符合这次记载——至少八分的全食，几乎整个周土可见，且此前不久发生过月食——或许可以作为证据较强的推断之一种。其实，不论把这次日食确认为幽王六年还是平王三十六年，社会都是变乱已甚的情形，对直接观看到此次黑暗侵蚀光明的人来说，难免会“感乎自然之变，以忧人事之变”——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诗中所纪，乃“小人用事于外，嬖妾固宠于内”，权臣毁屋废田，不断聚敛财富，一心自营私邑，差不多明显如日食般“亦孔之丑”，却不自儆戒，甚且变本加厉，有识者当然会发出“哀今之人，胡憯（乃）莫（不）惩（儆）”的深重叹息，避之唯恐不及——小人阴浸长而君子阳退让，差不多正是《周易》遯卦时的景象。二遯卦由姤卦而来，姤初六阴，上消九二阳而成遯，再消则成否，正彖辞所谓阴“浸而长也”之象。遯下卦艮，上卦乾，按《周易》取象，艮为山，乾为天，《易正义》释之云：“山者阴类，进在天下，即是山势欲上逼于天。天性高远，不受于逼，是遯避之象，故曰‘天下有山，遯也’。”虞翻于此之外，又取乾为远，下参巽为入，完成遯避的动态取象，云人入藏于远山为遯，可以下图示其意。遯《大象》：“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崔憬解上句曰：“天喻君子，山比小人。小人浸长，若山之侵天。君子遯避，若天之远山，故言‘天下有山，遯也’。”侯果则并下句解为：“群小浸盛，刚德殒削，故君子避之。高尚林野，但矜严于外，亦不憎恶于内，所谓吾家耄（老）逊（遯）于荒也。”当此之时，时世正如《十月之交》所写之“四国无政，不用其良”，或《邶风·北风》暗示的那样——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北风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归。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诗本身看不出太多的变乱痕迹，之所以被小序确认为刺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邶风》十九首越来越衰败，在总体中倒数第四的《北风》之前，早已显出天地否塞而内外交怨之象。小序又讲此诗为：“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推敲起来，诗中跟政事威虐有关的，不过是三节起首的兴辞，当然，都需要经过特殊的解释——“北风其凉，雨雪其雱（盛）”“北风其喈（疾），雨雪其霏（甚）”，郑笺谓：“寒凉之风，病害万物。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乱。”“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正义解为：“狐色皆赤，乌色皆黑，以喻卫之君臣皆恶也。”正与俗语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同义。或者如朱熹所言，狐和乌“不但指一物而言。当国将危乱时，凡所见者无非不好底景象也”。陈子展《诗经直解》于诗序之言有个提醒：“《序》所谓百姓乃《诗》《书》时代之百姓，当是泛指其时一般之贵族。且苍黄避难之际，虚徐有车，明非庶民也。”没错，苍黄逃难也未必轮得到真正的下层百姓，可以选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仍然是较上层的人物。只是这一去，即便有车，却也并不从容，而是“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诗集传》谓：“虚，宽貌。邪，一作徐，缓也。亟，急也。只且，语助辞。（国家危乱将至）是尚可以宽徐乎，彼其祸乱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也。”大概是因为忽视了诗中的“亟”字，害得程颐夫子在清人陈启源那里纳了败阙：“程子谓《北风》诗乃君子见几而作，夫北风雨雪，害将及身，当此而去，亦不得为见几矣。”不过，即便称不上见几，这首诗里远举避祸的人，也还算处困有方，如遯卦初爻所谓：“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陆绩释之曰：“阴气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后，故曰遯尾也。避难当在前而在后，故厉。往则与灾难会，故勿用有攸往。”朱熹《周易本义》解此初爻，竟接连出现了他的字、号：“遯而在后，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处静俟，可免灾耳。”朱子名熹，小字季延，十六七岁时，其师刘子翚命字元晦，《屏山集》记之曰：“字以元晦，表名之义。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朱熹晚号晦庵、晦翁，并自述曰：“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颠沛而归，然后知其言之有味也。”显然终身体会此字。当六十六岁之年，朱熹曾草封事（密封的奏章）数万言，极陈奸邪蔽主之祸，然“既复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为‘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稿齰（咬）舌”，更号遯翁。虽然朱熹“念身虽闲退，尚带侍从之名，不敢自默”，知遯略迟，但当政事纷杂之际，用晦用遯，初筮已告，则亟遵之而行，不留一点尾巴，亦可谓善处遯尾者矣。由此来看不够从容潇洒的“既亟只且”，从遯的角度，倒也显出了避祸者的果决——不再对时事抱有希望，不再企图有所作为，而是一刀两断，断然而隐——恰如此爻小象所言：“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三对科学昌明的现代人来说，卜筮似是为衬出古人的愚昧专设的，带着未开化者笨拙的虔敬和陈旧的虚妄。究其实，在卜筮问题上，古人（起码智商和情商都足够的那些）的原则却清晰而理性，并不是混沌的迷信。比如卜筮的原则之一是“卜以决疑”，“意思是不疑的、一定得做的事，包括信念坚定不疑不惧的或日常的例行性的，那就不必也不该轻易启动此一铺天盖地的询问机制”；比如卜筮不能用来“占险”，也即不支持任何铤而走险的行为；比如对同一件事，也不支持反复卜筮，“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对幽明之事不虔心以待，只期望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就已经不是问断，而是要挟了，“不告”……“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小人（普通人）的事，不出寻常日用，超不出人的理解范围（只是“百姓日用之而不知”而已），用不着问于幽冥。《卜居》中的屈原，被放于外三年，不得见于君王，面对“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局面，彷徨无归的他问计于太卜郑詹尹，“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卜的是什么呢？“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偷）生乎？”郑詹尹没有为这个潦倒的贵族占卜，而是“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詹尹以不答答之，是高明的化解方式，有心者或可从中探出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只是屈原情凝不散，沉溺在自己划定的两条方向相反的路线里，无意也无力分析自己面对的社会现实，最终不得不“从彭咸之所居”。屈原问卜前的心情，我怀疑很像《邶风·柏舟》的作者——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遯卦九三彖：“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象：“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九三阳在内卦，无应于上，只好系于初、二二阴，不能超然远遯，故称“系遯”。“遯之为义，宜远小人。既系于阴，即是有疾惫而致危厉，故曰‘有疾厉’也。亲于所近，系在于下，施之于人，畜养臣妾则可矣，大事则凶，故曰‘畜臣妾吉’。”马振彪曰：“畜臣妾即能容纳小人之意，所谓不恶而严也，此贵有畜之之道，乃不为害。”仔细琢磨起来，此爻几乎密合屈原与《柏舟》作者的情势。屈原虽“竭知尽忠，而蔽鄣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柏舟》的作者，则一面是同姓君主不可信赖，“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一面是小人的围攻，“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因而他难免会“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心之忧矣，如匪浣衣”，正《诗经原始》所谓“贤臣忧谗悯乱而莫能自远也”之象。如此淤塞的心情，如果《柏舟》的作者有个可以信赖的郑詹尹，他会不会也去问卜呢？那时还看不到《易经》彖辞和象辞的他，能想象得出遯卦第三爻的告诫，并收拾起去做大事的心情吗？或者，跟一国之君密切相关的他和屈原，会想到如《陈风·衡门》所示的那样隐居自乐吗？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崔述《读风偶识》说此诗：“似此人也，非无心仕进者，但陈之士大夫方以逢迎侈泰相尚，不以国事民艰为意，自度不能随时俯仰，以故幡然改图，甘于岑寂。”衡门可居，不期廊庙；蔬食可饭，何在鲂鲤；荆布可取，岂必子姜，君子远危厉而畜臣妾——虽有牵系，毕竟遯矣，他日国破家亡，洪水滔天，是谁之过欤？四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不知道亚里士多德眼中这些“脱轭的牛”具体所指，但在中国古典时代，那些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正是认识到自己是所谓政治动物的那批人，他们自外于城邦，并非情愿，而是缘于不得已。王夫之解遯大象“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谓：“‘不恶’者，不屑与之争。‘严’者，虽求合而必不受，惟超然遯于其外。”若果能够求合而受，君子当然应该（也必然）成为共同体的助益者：“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比如在《卫风·淇奥》“美武公之德”的黄金时代——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卫武公，前852年生，前758年卒，前812年至前758年在位。《史记·卫世家》：“釐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墓道）自杀。卫人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那个后来作《大雅·抑》《小雅·宾之初筵》和这首《淇奥》赞颂的卫武公，初年本以篡弑起家，手上是淋漓的鲜血。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如何评价，只是归为残酷无情的人吗？这个一生经历了厉王流放、宣王中兴、幽王覆灭、平王东迁的人，用后来的行为表明自己体味了无情的沧桑吗？还是鲜血的折磨，让他不得不学会了与自己的残酷相处？反正，晚年的卫武公似乎变成了值得信赖的那么一种君主：“昔卫武公年数九十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朱子语类》记弟子陈文蔚言：“《淇奥》一篇，卫武公进德成德之序，始终可见。一章言切磋琢磨，则学问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仪服饰之盛，有诸中而形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锡、圭、璧则锻炼以精，温纯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庄严）、僩（宽大）、赫（威严）、咺（光明）’之词，三章但言‘宽（容众）、绰（缓）、戏谑（玩笑）’而已。于此可见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礼之意。”“绿竹”由“猗猗（长而美）”“青青”而“如箦（郁茂）”，共同体气氛融洽，刚而不猛，柔而不愦，君子于是四方萃聚，以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德。黄金时代难可再得，“来日大难”，在东周漫长的小国灭亡长廊里，卫国自然难逃愈来愈衰的趋势。更何况，武公逝而庄公继，未能克绍其裘，“惑于嬖妾，使骄上僭”，贤者君子见几而遯，遂不免有《考槃》之吟——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考槃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歌，永矢弗过。考槃在陆，硕人之轴。独寐寤宿，永矢弗告。“考（成）槃（乐）在涧（山夹水）”“在阿（曲陵）”“在陆（平陆）”“永矢弗谖（忘）”“弗过（过从）”“弗告（说）”，避之惟恐不远，遯之惟恐不密。“天地闭而贤人隐”，《淇奥》中可相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君子，已涣散而遯退，以求独寐之乐。当此之时，虽有宽（广）、薖（kē，宽大）之舒徐，却已是“遯世之士无闷于世”的遐裕自适，并非《淇澳》朝堂之上的“宽兮绰兮”，故于近于市朝之平陆前轴（盘桓）之不行，自我深密地隔离于城邦，正君子处遯九四之象。遯九四彖辞：“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四阳刚居乾健之始，如王弼言，“处于外（卦）而应于内（卦），君子好遯，故能舍之。小人系恋，（不能遯，）是以否（困厄）也”。没有人故意做错事，小人之系恋不遯，非不欲也，是不能也，“当祸患未形成之时，可从容而遯也，然知几其神，惟君子能之”。这个遯退序列里的人，既不是野兽，也不是神祇，而是君子——他们并非城邦的弃物，而是用一种独特的形式，成为了共同体的一部分。五从整个遯卦的形势来看，是遯得越远越好，下卦三爻各有其难遯，自九四爻开始，上卦三爻皆为好遯，且愈上愈好，对九四、九五、上九的遯，《易经》用的词，分别是好、嘉和肥。九五彖辞曰：“嘉遯，贞吉。”如《小雅·白驹》，便颇有此嘉遯之象——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皎皎白驹，食我场藿。絷之维之，以永今夕。所谓伊人，于焉嘉客。皎皎白驹，贲然来思。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慎尔优游，勉尔遯思。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小序：“大夫刺宣王也。”传谓：“宣王之末，不能用贤，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朱熹未肯其说，《诗集传》总第一节大义：“为此诗者以贤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托以其所乘之驹食我场（圃）苗而絷（绊其足）维（系其引车前进的皮带）之，庶几以永（延长）今朝，使其人得以于此逍遥而不去，若后人留客而投其辖（车轴两头的金属键，用以挡住车轮，不使脱落）于井中也。”第二节略同第一节，第三节中则直接出现了遯字：“言乘此白驹者若其肯来，则以尔为公、以尔为侯，而逸豫无期矣。岂可以过于优游，决于遯思，而终不我顾哉。盖爱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束缚），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第四节则谓：“贤者必去而不可留矣，于是叹其乘白驹入空谷，束生刍（饲草）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盖以邈乎其不可亲矣。然犹冀其相闻而无绝也，故语之曰，毋贵重尔之音声，而有远我之心也。”照朱熹的解释，诗中的贤者遯意已决，无论怎样挽留，都不能让其有所改变，只留下让人追怀的美好风姿。然而，这追怀和挽留的情意，却也并不是白费。王弼注遯九五爻彖辞曰：“遯而得正，反制于内。小人应命，率正其志，不恶而严，得正之吉，遯之嘉者。”即便已经遯得如此之远，因居于九五之位，仍在人们的怀想中存在，从而可正二爻之志，限制小人的妄为之心，使其“不敢为邪”，起到自己该起的作用。方玉润则于此诗另有妙解：“此王者欲留贤士不得，因放归山林而赐以诗也。其好贤之心可谓切，而留贤之意可谓殷，奈士各有志，难以相强。”此解加入了“王者”二字，并将或仕或遯看成人的性情之别，则其义转密。陈子展《诗三百解题》引邹忠允《诗传阐》之说，进一步把王者和贤者坐实：“诗再三说皎皎白驹，殷人尚白，大夫乘驹，这是周武王饯送箕子之诗。”是则结合《尚书大传》之载，把此诗上推到周初：“武王胜殷，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释放），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当时的所谓“走之朝鲜”，差不多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遯了。柏拉图《理想国》写到了初学中的佼佼者，说他们应该学着相信“高贵的谎言”——“‘谎言’是说，这个故事未必真有其事，‘高贵’是说，这个故事的意图在于让政治共同体走向一种由哲人——立法者来引导的高贵生活”，也即让人们“相信那些对共同体有益，但终归是谎言的陈述”。有些陈述事实的方式，或如卢梭所说：“我公开信奉真实，更多建立在正直和公正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事物的真实性。在实践中，我更多遵循的是我良心提供的道德准则，而不是抽象的是非概念。我经常信口编造，但我很少说谎。”没错，关于此诗与箕子有关的传说流传无序，不怎么靠谱，甚至有编造的嫌疑，即便《尚书》所载的箕子传《洪范》，恐怕也未必就是板上钉钉真实发生的历史。但从“高贵的谎言”来看，是不是可以说，这一系列行为，颇似圣王与贤仁配合，演了场如假似真的大戏，由此构成了完美的“言辞中的城邦”，让人们比照参考，用以正一国士人之志。苟如此，则所遯虽远，而犹未遯，不正是遯之嘉美者最好的样子？六1935年，鲁迅发表《隐士》一文，开章明义：“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在鲁迅看来，“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噉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噉饭之道”。笔锋直指当时心志浅薄的假隐遯真热衷者，不知道好遯、嘉遯的君子，或如《秦风·蒹葭》中的“所谓伊人”，是不是可以免于这样的嘲讽呢？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姚际恒《诗经通论》谓：“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在水之湄’，此一句已了。重加‘溯洄’‘溯游’两番模拟，所以写其深企愿见之状，于是于‘在’字上加一‘宛’字，遂觉点睛欲飞，入神之笔。上曰‘在水’，下曰‘宛在水’，愚以为贤人隐居水滨，亦以此知之也。”相较于上篇的《白驹》，此篇的“伊人”遯得更远、更彻底，连絷之维之的念想也没有了，只见其“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或正是遯上九“肥遯，无不利”之象。《易》正义解彖辞谓：“《子夏传》曰：‘肥，饶裕也。’四、五虽在于外（卦），皆在内有应，犹有反顾之心。惟上九最在外极，无应于内，心无疑顾，是遯之最优，故曰肥遯。遯而得肥，无所不利，故云无不利也。”崔述结合作诗时之形势，辨《白驹》与《蒹葭》“好贤”之别，差不多也是嘉遯与肥遯之别：“《白驹》，好贤诗也，曰‘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曰‘所谓伊人，于焉逍遥’，曰‘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蒹葭》，亦好贤诗也，然但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而已，不望其絷维也，不望其逍遥也，亦不恤其有遐心焉否也。何者？《白驹》之时，周道既衰，周礼尚在，特其君不能用贤，其臣不能举贤，故诗人冀其人之出仕，其国之中兴焉。迨至平王东迁，地没于戎，秦虽得而有之，而所听信者寺人（古代宫中的近侍小臣，多以阉人充任），所经营者甲兵征战，而不复以崇礼乐、敦教化为务，人材风俗于是大变。然以地为周之旧也，故犹有守道之君子，能服习先王之教者，见其政变于上，俗移于下，是以深自蹈晦，入山惟恐不深。诗人虽知其贤而亦知其不适于当世之用，是以反覆叹美而不胜惋惜之情。”那么，人生于世，到底是遯好呢，还是不遯好？《庄子·人间世》编排过一个孔子和颜回的对话，对，可以叫寓言，也可以说是高贵的谎言——颜回听说卫国国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几乎）泽（薮泽）若蕉（草芥），民其无如（无可如何）矣”。因此引孔子的话，准备到卫国去协助治理：“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病愈）乎！”理想可谓远大。孔子开口一笑：“嘻，若殆往而刑耳。”你是准备去找死吧，“若殆以不信厚言（深厚之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完全否定了颜回的请命，并就此讲出了看起来卑之无甚高论的处世方式：“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取消了途径，不张扬治疗，也就避免了毒害，人应完全根据所处局面的“不得已”而行动，在不确定的地方安放自己，或许就差不多了吧。肥遯之伊人，或许已经明白了这个不得已，因而坚决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七自九三阳爻往上，遯者离时事越来越远，心情越来越好，似乎已得了大快活。那个遯所从出的混乱局面，似乎早就远离了遯者的视野。只是，即便再有怎样的好心情，恐怕也不会忘记，遯卦是阴长阳消之时，家国的混乱不堪局面，是隐遯者难以抹去的必在背景。或许，《小雅·小旻》所示的，正是长养之地那让人忧心不已的情形之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谋犹回遹，何日斯沮。谋臧不从，不臧覆用。我视谋犹，亦孔之邛。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我视谋犹，伊于胡底。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集传》推定此诗之旨：“大夫以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而作此诗。”朱熹之传，于每节首释字词，随点出大义：“旻，幽远之意。敷，布。犹，谋。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卭（qióng），病也。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谋犹邪辟无日而止，谋之善者则不从，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视其谋犹，亦甚病也。”二章：“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诋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虑深矣。然于谋之善者则违之，其不善者则从之，亦何能有所定乎。”三章：“集，成也。卜筮数则渎而龟厌之，故不复告其所图之吉凶。谋夫众则是非相夺，而莫适所从，故所谋终亦不成。盖发言盈庭，各是其是，无肯任其责而决之者，犹不行不迈而坐谋所适，谋之虽审，而亦何得于道路哉。”四章：“先民，古之圣贤也。程，法。犹，道。经，常。溃，遂也。言哀哉今之为谋，不以先民为法，不以大道为常，其所听而争者皆浅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将筑室，而与行道之人谋之，人人得为异论，其能有成也哉。”前四节均讲“谋”，第五节忽然宕开，连言“圣、哲、谋、肃、艾”，出《尚书·洪范》“五事”章：“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正义云：“貌是容仪，举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视是目之所见，听是耳之所闻，思是心之所虑，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曾运乾《尚书正读》云：“恭、从、明、聪、睿者，五事之德也；肃、乂、哲、谋、圣者，五德之用也。”朱子总此节字词及大旨曰：“止，定也。圣，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与乂同，治也。沦，陷。胥，相也。言国论虽不定，然有圣者焉，有否者焉；民虽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谋者焉，有肃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则虽有善者，不能自存，将如泉流之不反，而沦胥以至于败矣。圣、哲、谋、肃、艾，即《洪范》五事之德。岂作此诗者，亦传箕子之学也与。”姚际恒于此节提示：“此篇本主谋说，故引用《洪范》五事之谋，而以‘圣、哲、谋、肃、艾’连言陪之。读古人书，须窥破其意旨所在，以分主客，毋徒忽略混过也。”意谓本篇主旨在谋，余四事则连类而及。我觉得也不妨这么认为，此诗以“谋”为重点，前四节充分描述谋的情形之后，余四事于此节提及，表明也是相似的情形，仿佛释典里的“亦复如是”，意思是不用再称述一遍，聪睿者当能自行补充。如此，则五事并重，可不分主客乎？一不小心，又来到了箕子这里，朱熹所谓箕子之学，即《洪范》之学乎？《尚书》序云：“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正义曰：“武王伐殷，既胜，杀受，立其子武庚为殷后，以箕子归镐京，访以天道，箕子为陈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范》。”箕子乃曰：“我闻在昔，鲧堙（堵塞）洪水，汩（乱）陈（列）五行，帝乃震怒，不畀（给予）洪范九畴（种），彝伦（常理）攸斁（败坏）。鲧则殛（流放）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所以）叙（次序）。”此大法，夏亡而传之商，商亡，箕子存亡绝续，传之于周。当《小旻》之时，又到了周“彝伦攸斁”的时候，谁来传这千古不绝如缕的大法呢？作诗者，其有忧患乎？或许，传法的人就是诗第六节中的样子？“徒搏曰暴，徒涉曰冯，如冯几然也。战战，恐也。兢兢，戒也。如临深渊，恐坠也。如履薄冰，恐陷也。众人之虑不能及远，暴虎冯河之患近而易见，则知避之。丧国亡家之祸隐于无形，则不知以为忧也。故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惧及其祸之词也。”曾子易箦之时，也引用了这一节：“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一生的临深履薄感，是不是箕子传洪范的心情呢？这心情，是不是遯卦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所需的固志呢？遯初阴上消至二，有继续上消之势。六二虽已变阴，然尚有正位时行之德，如此时不加阻止，则遯象崩溃，终将成坤，故君子于此处执之以最坚最韧的黄牛之革，不使脱（说）落，努力撑持局面，所谓固志（坚固心志），使欲遯者不去。九五嘉遯之正志，正与此固志相应，“当位而正，与时行也”。《尚书·微子》“箕子曰，我不顾行遯”，即此之谓乎？或者，《十月之交》里那个感叹“胡憯莫惩”的君子，虽明明知道“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相对谈语，背则相憎），职竞（专事竞逐）由（因为）人”，虽不断感慨“悠悠（忧）我里（居），亦孔之痗（病）。四方有羡（宽裕），我独居忧”，却并没有真的遯去，而是“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的，即便“物皆弃己而遯”，仍“体艮履正，志在辅时，不随物遯，坚如革束”，其箕子之徒乎？其曾子之徒欤？人生于世，总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总有不得不面对的困苦局面，固然可赏尾遯、系遯之果决，可羡好遯、嘉遯、肥遯之优游，但“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以致命遂其志者，不也可敬乎？要之，君子据自己所处的时位不同，各行自己的不得已之事，或出或处，或进或遯，或“执之用黄牛之革”，或“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均有其与时消息的深意存焉。“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初不必待郑詹尹之端策拂龟也——“遯之时义，大矣哉！”新刊上市|《天涯》2018年第5期简介及目录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