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舆论认为，他们以别人的苦难谋生，还以别人的苦难获得荣誉24年前的今天，1994年7月27日，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摄影师凯文·卡特（KevinCarter）被人发现在他的小红汽车内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终年33岁。凯文·卡特是谁？他就是20世纪最受争议的照片之一《饥饿的苏丹》的作者。《饥饿的苏丹》（1993）。《饥饿的苏丹》摄于1993年的苏丹。一个饥饿的苏丹女童跪倒在地，兀鹰站立在她后方虎视眈眈，好像是在伺机猎食女孩。当时，苏丹战乱频繁，同时还发生了大饥荒。次年，《饥饿的苏丹》获得普利策奖。然而，凯文·卡特很快遭遇大规模的批判和质疑。“你看这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不过，普利策奖评委认为他没有做错，“照片有注释，提示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给人的感觉小女孩不是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受着人道保护。”多年后的2011年，西班牙的《世界报》刊文提出，如果人们仔细观察这幅高分辨率图片，可以看到幼童右手戴着一只塑料圈，上面写有T3字样，那是联合国食品供应站发放的。凯文·卡特（1960年9月13日-1994年7月27日）生前和他的小屋。然而，斯人已逝。凯文·卡特在道德审判高压下选择了自杀。警察在他的车内找到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而根据事后他人回忆，凯文·卡特生前的生活窘迫，糟糕的时候甚至付不起房租，虽得了普利策奖，但并没为他带来经济上的改善，加之好友肯在采访现场中弹身亡，这些都可能促使他走向自杀。而作为一位战地摄影记者，工作上所目睹的的现实和事实，更是加重了他的焦虑。他和同行比大多数人更接近这个世界的黑暗。作者|风小杨理想主义者凯文·卡特与“枪声俱乐部”凯文·卡特似乎天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出生的1960年，正是曼德拉的非洲国会被禁的时候，他出生的南非，正是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地方。但凯文并不属于南非的统治阶层阿非利卡人（荷兰人在南部非洲的后裔，旧称“布尔人”），他的父母是英国移民。他们居住在约翰内斯堡的教区帕克摩尔，当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接受。当时在南非，公共场合的“仅限白人使用”告示牌。人口被根据种族分为四大群体：黑人、白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种。同许多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凯文很快就开始公开质疑该政策。他的母亲曾回忆道：“警察过去总是因为黑人没有带通行证而逮捕他们。他们对黑人非常不好，我们也无能为力。但凯文对此感到非常愤怒，还和他爸爸争执，‘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吼那些警察呢？’”反抗的种子在凯文的内心里不断发芽壮大。少年时，凯文梦想成为一名赛车手，后来，他进入了南非国防军。在那里，凯文发现种族歧视现象更加严重，他因为支持黑人而受到其他白人士兵的攻击。1980年，他离开军队来到了德班，做了一名DJ，时隔很久之后他才带着满腔羞愧回家去见自己的亲人。那天，凯文丢了工作，第一次尝试自杀，他一口气吞下几十片安眠药、止痛药和鼠药，但却自杀失败。于是凯文又回到了国防军去完成他的兵役。1983年，他在比勒陀利亚空军总部值班时被来自非洲国民大会武装力量的炸弹击伤，因此退役。他在一家相机商店找了份工作，开始对新闻行业产生兴趣，同年获得了在《星期日快报》做体育摄影记者的机会。1984年，南非国民党执政，全面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抵抗运动席卷黑人乡镇，他于此时跳槽去了《约翰内斯堡星报》，结识了一批致力于揭露种族隔离制度罪恶的白人摄影师。1990年，内战爆发，曼德拉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与祖鲁族支持的因卡塔自由党之间常常爆发武装冲突，纷争与暴乱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为了能在危险时互相有个照应，他们组建了一个摄影团体。这个小团体有四名成员，除了凯文·卡特，同在《星报》的若奥·席尔瓦（JoãoSilva）、肯·奥斯特布鲁克（KenOosterbroek）和自由摄影师格雷格·莫尼诺维奇（GregMarinovich）也都是勇敢的理想主义者。美国摄影记者詹姆斯·纳切威（JamesNachtwey）曾常常与凯文以及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拍摄，他评价他们“面对无数次被逮捕的危险，却从不放弃。他们真的愿为信仰牺牲自己。”这四个人很快因为冒着生命危险拍下的暴力图像声名大振，约翰内斯堡的《生活》杂志将他们称为“枪声俱乐部”（theBang-BangClub）。枪声俱乐部成员，右二为凯文·卡特。《饥饿的苏丹》与普利策奖1994年7月27日夜里，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摄影师凯文·卡特被人发现在他的小红汽车内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终年33岁。这是一次明显的自杀行为，凯文在汽车的排气管上套了一截绿色软管，将废气导入车内，杀死了自己。在他的座位上，警察找到一张纸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凯文·卡特为什么自杀？大多数人的推测是：他因不堪舆论压力而引咎自杀。舆论的肇因是他的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照片内容是一个即将饿毙跪倒在地的苏丹女童和一只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童的秃鹫。这张照片拍摄于1993年初的苏丹，当时苏丹战乱频繁，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凯文与若奥随联合国运送粮食的直升机抵达苏丹边界的救济站伊阿德村，他们有30分钟的时间拍摄，目之所及，苏丹宛如人间炼狱。为了让自己从悲惨的景象中放松一下，凯文走进了灌木丛，却意外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哭泣，他看到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他想要真实记录下这一刻。正当他蹲下来拍照时，一只秃鹰落在镜头里面，于是他小心翼翼选好角度，尽量不让那只鹰受惊。根据后来的回忆，他在那儿等了20分钟，希望能拍下那只鹰展开翅膀的画面。1993年3月26日，照片被美国大报《纽约时报》首家刊登，其他媒体很快转载将其传遍世界，这张照片瞬间成为了非洲苦难的标志。照片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引发了全世界对苏丹大饥荒的关注，各国政府纷纷呼吁停止苏丹内战，给予人道援助。1994年，该照片获得了“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理由是“它以显著的方式表明了人性的倾覆，揭示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绝望。”但舆论很快失去控制，导向了凯文本身，成千上万的人致电《纽约时报》，询问照片中女孩的下落。凯文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凯文·卡特受到的质疑。颁奖后不久，一位驻美日本记者约访了普利策奖的评委之一约翰·卡普兰，采访中这位记者转述了另一个记者就这张照片写的一篇文章，大意是：“你看这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对于这样的评论，约翰·卡普兰很诧异，他回忆说评委们当时非常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上有注释，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她不是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她的妈妈就在镜框外领取救济物资，而且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受着人道保护，所有的评委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评审的时候，评委们相信，如果这个小孩需要帮助的话，摄影师一定会施以援手的。然而，节目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约翰·卡普兰的陈述被有意地切掉了，节目紧紧围绕新闻伦理和道德观展开，对凯文·卡特和普利策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件事最终演变为一种谣言，照片所揭示的问题本身被忽略，而凯文·卡特的罪名则被无限放大。人们说，“那个调整镜头来拍摄她的痛苦之人，可能也是一个掠食者，现场的另一只秃鹫。”事实上，凯文并没有置那个孩子于不顾，他从一开始便深处冲突与痛苦之中。若奥在后来与格雷格合著的回忆录《枪声俱乐部》中回忆说，凯文在抢拍完之后，实在不愿再去看那个冷酷至极的场面，立即把秃鹰轰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凯文看到小女孩用尽所有力气爬起来，重新艰难地向救济中心挪动。望着小女孩的身影，凯文在一棵树旁坐下来，一边抽着烟，一边泪流满面，他念着上帝的名字，不停地哭嚷想要拥抱他的女儿。在当时的苏丹，这个饥饿到皮包骨头的孩子并不是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现实。《枪声俱乐部》（TheBang-BangClub:SnapshotsfromaHiddenWar）2001年版封面（出版：BasicBooks）。后来，凯文曾对人说：“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来这里。”这张照片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意无意地误读了。2011年2月14日，西班牙的《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这张照片背后的真实故事。如果人们仔细观察这幅高分辨率图片，可以看到幼童右手戴着一只塑料圈，上面写有T3字样，那是联合国食品供应站发放的，T代表严重营养不良，3代表到来的顺序。《世界报》的记者阿尔韦托、罗哈斯等人后来走访了照片的拍摄地阿约德村，探寻孩子的下落。他们见到了孩子的家人，才知道这个幼童并不是女孩，而是男孩，名叫孔·尼翁。孩子的父亲告诉记者，孔·尼翁从饥荒中康复并长大成人，但在记者来访4年前死于热病。由回忆录改编的同名电影《枪声俱乐部》（2010）剧照。值得一提的时，若奥·席尔瓦用不同的取景和处理方式与凯文拍到了同样的场景，只是没有获得任何奖项。在由那部回忆录改编而来的电影《枪声俱乐部》里，同样凭借一张冷酷作品《沙巴拉拉之死》获得普利策奖的格雷格面对自己的意外获奖说，“这真荒谬！”让格雷格感到荒谬的是，他不但以别人的苦难谋生，还以别人的苦难获得荣誉。格雷格的普利策奖作品《沙巴拉拉之死》。同样的话詹姆斯·纳切威也说过：“作为摄影师，我最大的痛苦在于我知道自己的一切名声和利益都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之上，这让我每天挣扎煎熬。如果有一天，我的野心超越了我的同情心，那时的我就失去了灵魂。”即使他们的初衷是为了让这些苦难不再上演，这一切依然是如此得荒谬。但这是战地摄影师的职责。对于战地摄影记者来说，他们的情感在亲临现场的时候必须隐藏起来，保持悬置。当摄影师举起相机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变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睛，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不再拥有任何情感，只是观察着这个世界，记录着这个世界。只有当他们放下相机的时候，才重新返回到一个真实之人的肉身。代价是，痛苦在之后会加倍地反噬，这是贴近残酷的真相太近所要付出的代价，相似的案例还有因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料而自杀的张纯如。电影《枪声俱乐部》一开场，凯文对初次见面的格雷格说，“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还不够近。”这本是早逝的匈牙利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的一句话。但是，如果离得足够近，你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特殊情况下，用相机记录事实重要还是救人重要，电影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片中有段凯文与格雷格的对话深切体现了战地摄影记者们的内心纠葛与痛苦：凯文（悲痛而绝望地）：“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每天坐等看着人死去，并把它拍下来。”格雷格（心里一样沉痛，但不想承认）：“不，我不是。”是谁杀死了凯文·卡特？24年过去，关于凯文·卡特之死的种种讨论从未停息。后来有记者采访了凯文的孩子，问他怎样看待这张照片，他说：他的爸爸就是这个孩子，而社会就是这只老鹰。但凯文真的只是因为一张照片引发的舆论而自杀的吗？人言可畏，这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许多人认为，是大众舆论引爆了凯文内心深处长久以来的负罪感，他因为没有救助那个孩子以及更多相似的人而不堪内心重负自杀。这和今日的网络舆论是类似的，在某些时候，舆论确实会形成一种致命的暴力。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凯文的自杀并非由《饥饿的苏丹》所直接导致，直接原因有两个。战地摄影师题材电影之《战地摄影师》（WarPhotographer，2001）剧照。首先是凯文好友肯的意外身亡。1994年4月18日，也就是在凯文获得普利策奖的6天之后，“枪声俱乐部”来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小镇托卡扎（Thokoza）执行拍摄任务，由于阳光太强，凯文先回到了城里，就在凯文回城去取照片的当口，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好友肯被枪杀的消息。此事几乎彻底击溃了凯文的意志，他在之后一封未寄出的写给《君子》杂志编辑的信中写道：“约翰内斯堡是干燥的、棕色的、寒冷的、死去的，充满了糟糕的回忆和再见不到的朋友。”事后凯文曾多次表示，应该是他而不是肯去挨那颗子弹。另一个原因则是对于钱的焦虑。虽然凯文获得了普利策奖，但是这并没有为他带来经济上的改善。在拍完《饥饿的苏丹》后，凯文辞去了《每周邮报》的工作，成为了一名自由摄影记者。这是一份诱人而又有着财务风险的谋生方式，没有工作保障，没有健康保险，也没有死亡保险。他必须接下一个又一个危险的工作，而接连几次工作失误，又使他陷入交不起房租的窘境之中。对凯文来说，战地摄影师这份工作既没有给他带来成就感，也没有解决他的贫困。他自己对《饥饿的苏丹》的评价是：“这是我从业10多年来拍得最成功的一张照片，但是我没有把它挂在我家墙上，我恨这张照片。”还有一个原因是如今我们经常谈论的“抑郁症”。凯文经常向他的一位记者朋友倾诉自己的心事，说他会经常“谈论自己对于无法挽救的人的内疚，因为他在他们在被杀时拍下了他们。”这些内疚越积越重，开始引发沮丧的螺旋式上升。凯文的另一位朋友说：“你可以看到它（抑郁）的发生，你可以看到凯文渐渐沉入黑暗的漩涡中。”有人劝他去看精神医生，但凯文选择了毒品。南非的大麻很广泛，当地人叫“大卡”。凯文和其他摄影师经常习惯性地吸食，部分原因是为了缓解紧张局势带来的压力，部分原因也是通过这个来和街头持枪的战士们保持联系。战地摄影师纪录片之《炮火背后：二战摄影师不为人知的故事》（Underfire:TheUntoldStoryofPfc.TonyVaccaro，2015）剧照。尽管凯文曾对此否认，但他也像很多长时间食用“大卡”的人一样，转而开始吸食更危险的东西——“白管”。它将“大卡”和禁用镇静剂混合，强效、猛烈，能让吸食者飘飘然一两个小时。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真正地感受凯文·卡特和其他“枪声俱乐部”的成员们是如何日复一日地做着这种战地摄影工作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段经历对他们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凯文·卡特来说，它是致命的。为了应对这些真实可怖的幻影，他不得不求助于可卡因和大麻。最后的一根稻草是16卷胶卷。由于入不敷出，凯文不得不接受《时代杂志》的一份到莫桑比克采访的任务。这时凯文的状态很不好，尽管定了三个闹钟，他还是误了早班飞机。但更糟的事还在后面，当他从莫桑比克回来时，居然把一包未冲洗的胶卷丢在了飞机座位上，当他发现自己的错误，驱车赶到机场时，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不到一周后，凯文就自杀了。如今我们很难说清楚，究竟是什么真正导致了凯文·卡特的自杀。在凯文去世当天，曾给他带来无尽荣耀与罪责的《纽约时报》发表了比尔·凯勒（BillKeller）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他的“死因”。美国HBO频道也曾播出过一部纪录短片《凯文·卡特之死：枪声俱乐部的伤亡》（TheDeathofKevinCarter:CasualtyoftheBangBang），探讨了凯文·卡特之死的复杂性。纪录片《凯文·卡特之死》（TheLifeofKevinCarter，2004）海报。但毋庸置疑的是，他所这些经历过的事情无疑都是压断他的求生欲望的稻草，无论是被夸大误读的舆论，还是身为自由记者无钱养家的经济窘况，还是非洲大地上所见到的人性的丑陋与残酷，都使他一步步走向了绝望。黑暗是如此彻底，凯文·卡特陷入了梦魇。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使凯文·卡特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的并不是因为照片带来的羞愧，而是因为无边无际的黑暗与孤独。以叙述新闻报道为题材的电影《聚焦》（Spotlight，2015）剧照。7月27日，在凯文·卡特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显得很闲适，不但在床上一直待到午时，还出去拍了一张照片。最后看到他的人是肯的妻子莫妮卡。那天晚上，凯文不请自到，向她倾诉自己的痛苦，还没有完全从丧夫之痛中恢复过来的莫妮卡并不能给他什么安慰。那时的时间大约是下午5点半。晚7点，凯文·卡特开着他的红色小车来到布莱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边，小时候他经常来这里玩。他在这里结束了生命。在凯文·卡特留下的遗书中，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将灵魂让渡给了摩菲斯特。他不断地剖析自己，不断地道歉，被各种痛苦的情绪所淹没。他写到：“心情恶劣，没有电话……没有付房租的钱，养孩子的钱，还债的钱……钱！！！我被鲜明的杀人、尸体、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儿童、快乐的疯子的记忆纠缠不休，总是警察、总是屠夫……如果运气好，我去找肯了。”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风小杨；编辑：西西。题图取材：根据凯文·卡特等四位摄影记者故事而改编的电影《枪声俱乐部》（2010）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苏报案115周年：晚清第一大“文字狱”世界最贫困的10亿人：为什么政治暴力在这里如此普遍？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