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唐诗人：城市文学的悲剧性|新批评唐诗人1989年生，文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曾在《文艺理论研究》《南方文坛》《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城市文学的悲剧性文/唐诗人每每谈及城市文学，我均会想起斯宾格勒关于城市命运的说法：“如果说文化早期阶段的特点便是城市从乡村中诞生出来，晚期阶段的特点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斗争，那么，文明时段的特点就是城市战胜乡村，由此而使自己摆脱土地的控制，但最后必然要走向自身的毁灭。城市是无根的，对宇宙事物是无感觉的，它不可变更地把自己委身于石头和理智主义，由此产生了一种形式语言，以复制城市本质的一切特征——这不是一种生成和成长的语言，而是一种既成的和完成的语言，它当然能够改变，但不能进化。”斯宾格勒是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思想家，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针对的就是现代城市文明。他在《西方的没落》一书里阐释的观点，当时被人称为是“恶的预言书”，认为他是在为西方世界做“历史占卜”。在斯宾格勒看来，战胜了乡村文明的城市文明，实是文明的最晚期状态，它无根，只在乎利益，这种文明为了各种各样的“发展”，可以无限度地以汲取创造者的血液和心灵，牺牲人类的朴质和善意，因此“命中注定它要走向最后的自我毁灭”。斯宾格勒的“占卜”“预言”或许太令人心慌，有些绝对。它不一定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命运走向，但它可以是文学、哲学方面长期成立的精神判断。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对时代文化进行批判和反思，而不再是古典时代文学和历史在观念和精神上都保持步伐一致。浪漫主义以来，尤其现代主义开始之后，叔本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马拉美、卡夫卡、加缪、尤奈斯库等人，都是对当时资本主义文化现状感到绝望，看到了时代精神的令人悲哀的荒谬一面，才创造出我们今天依然感慨敬佩的经典作品。同时，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深刻地表现出了社会现实和时代文化状况的绝望所在和悲剧特征，他们的思想、精神才显得伟大杰出。现代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之所以有了剧变，主要还是现代文学所根基的“现实”发生了改变。现代文学的“现实”，不再是古典时代的田园风景现实，而是转换成了现代城市生活、现代都市文化。“现实”根基的转变，也导致人的精神状况发生变化。现代城市文明的基本逻辑，是将一切人和物都纳入资本逻辑，是利益、资本至上的文化。它不是真正以“人”为本，尤其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一切都是为了发展、进步，为了更多的利润，它有着“非人的”“去人性化”的基本性质。这种逻辑将传统的伦理关系打破，人的价值不但在信仰体系和政治秩序中失去了有效的包装、支撑，而且在生活层面也出现了剧变，过去最推崇的家庭伦理秩序，被崛起的主体性、个人价值所突破。为此，个人主义、主体性问题会成为现代思想的重要内容。注重个体，于是现代人更加注重社会价值，而社会价值又基本上体现为经济收益。这种转变，一方面，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时代需求，但在文学层面，在人的精神感知层面，可以被言说成堕落；另一方面，它天然地远离了田园牧歌，人的内心没有了宁静、和谐，取而代之的是焦虑、绝望、虚无。而且，这种虚无感并非特殊现象，更是普遍性的，因为不管个体在实现社会价值层面失败还是成功，当面对最终的必然死亡时，人紧张、奋斗的一生就显得毫无意义。如此，又为何不选择宁静？这也能明白，为何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的生活一直是现代人的理想，而现代文学又为何从诞生开始就流淌着一股浓郁的怀旧、怀乡气息。中国的城市文学，如果从现代文学中的海派小说算起的话，张资平、叶灵凤、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这些作家因着对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借鉴，他们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携带了悲剧性因素。即便开始时有些作品侧重于城市生活表面的描绘，比如《都市风景线》等，有着享乐的憧憬、批判性欠缺，但结合历史时代背景，他们所描绘出来的声色世界，也会是一种更清晰的悲哀表达。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在时代大背景下，现代上海城市的浮华和繁荣，更显得是一种罪恶。也如《子夜》小说所表达的，浮华世界背后，是民族资本家的全面凋败，是底层工人生活的绝对贫困。可以说，新感觉派小说，不管文本本身表达了多少现代化内容，或者有怎样程度的批判反思，在美学效果上，都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意义上的审美批判，且其批判性恰恰建立在作品表现出的现代人忙于享乐和现代都市崇拜物质的悲剧特征上。如果说现代文学阶段的都市小说因为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显出了悲剧，那么到新时期之后，尤其九十年代开始的城市题材小说，则不再是直接性的历史使命需求决定文学面目，它更多的是作家的风格选择问题了。市场经济开始之后，作家们面对的历史背景是一致的，但每个作家所采取的精神姿态却可以不一样。开始阶段，王朔和朱文、韩东、何顿等“晚生代”小说，包括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如林白、陈染、卫慧、棉棉等等，他们的作品表达出了一种道德的暧昧特征。从这些作家的小说中，我们看到，都市文化带来的既是青年的流荡与失德，也是针对于陈旧观念而言的要求解放和自由，是个体精神借着经济自由而来的全面觉醒。为此，对于这些作家而言，他们是憧憬着城市文明迅速到来，以更新那沉闷、保守、压抑的社会风气。即便他们的小说也表现出针对现代城市生活而来的迷茫与困惑，但它们的批判性主要并不是针对城市文化，而是针对传统的家庭秩序和社会风习。与此同时，贾平凹的《废都》却很不同，这部小说所表达的悲剧，针对传统，也针对现代。传统的士大夫式文人们，充分利用现代经济规则趋利轻德的便捷与宽容，沉浸于纵欲生活，只为追求世俗名利。可以说，《废都》既揭示出传统文人的虚伪和无聊，也批判了现代城市精神层面的无根、虚无与非道德本质。庄之蝶命运的悲剧性，既证明传统精神的沉沦，亦预演了现代伦理的崩溃。现代化、城市化继续发展，到九十年代末，尤其新世纪之后，城市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的迅速冒起，让城市题材小说多了一个新的维度、空间。这就像是十八九世纪时期，欧洲的浪漫主义作家憧憬着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可以带来全面浪漫，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反而是一片资本掠夺后的荒漠和污浊，由此浪漫主义消匿，批判现实主义风行起来。“晚生代”等作家的城市文明、现代伦理设想，在大批量的失业以及底层农民工愈来愈突出的生活面前，也就显出了空洞与虚无。同时，城市工薪、小资一族，经一段时间的城市生活美好体验，随之而来的也是一地鸡毛般的艰难日子，也真正意识到城市生活秩序带给个体的往往是压抑、虚无和荒诞。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城市题材小说，不管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者别的种种风格，都是在言说着现代城市生活对人的身体或精神摧残等等压迫性事件。底层打工者的悲惨生活如盛可以《北妹》、王十月《无碑》、孙慧芬《吉宽的马车》、北村《愤怒》等等。这些小说以相对现实主义的笔法，细致讲述出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扩大后工业城市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现实。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内的野蛮和残酷是无法想象的，底层劳动者必须面对资本家和地方唯利官僚等多重冷血力量的剥削与迫害。从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到城市工业发展带给个体的伤害，以及个体面对伤害后的绝望与怀乡。可举例王十月《无碑》，它最为典型地暗示出这样一个精神逻辑。从农村、乡土社会出来的底层打工者老乌，老实本分地摸爬滚打，却落得满身伤痕、一无是处。小说无数次地提供机会，只要老放弃内心的、源自乡土文明里的道德感良知感，就可以成为“混”得不错的现代城市成功人士。但是，老乌一次次地坚守良知，于是一次次地失去“成功”的机会，最后他只能逃离城市，潜回意味着传统乡土世界的避世之所。这一故事，以老乌的悲剧性命运、以人的成功过程、资本的增长过程等清楚地说明，城市化过程是非道德、去良知的，甚至是恶的。现实主义式的底层、打工题材写作之外，新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还有众多的非现实主义风格作品。比如长篇小说方面，阎连科《炸裂志》、余华《第七天》、东西《篡改的命》、朱山坡《我的精神，病了》、王威廉《获救者》等等。这些小说，现代主义特征明显，往往都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的糅合，以一种技巧上更抽象化、寓言化，思想宽度上更普遍化、综合化的故事，讲述着当代中国城市或生活在城市的个体生命的悲剧性。《炸裂志》就是一个城市由小村庄发展演变为超级大城市的历史寓言。这个发展演变过程，就是人的野心膨胀、欲望极端放大化的罪恶生成过程。阎连科以神实的笔法，极为夸张地演绎了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史。东西《篡改的命》同样以夸张、荒诞的叙述从当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抽离出一个典型的个体命运、家庭境遇，以此来昭示当代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残酷。农村几代人穷尽一切资源、想尽一切办法进城，而最终是通过把儿子送给城市仇人的残忍方式来完成的。但是，最终成了城市人的后代（大志），从心理到行动都拒绝认可自己有一个乡村原初家庭。后辈人不道德的忘根、脱根，似乎是作家对现代城市无根本质的特意论证。还有八零后作家王威廉的《获救者》，这一荒诞故事挖掘了城市社会的一片隐蔽空间，在那个令人陌生而恐怖的地下世界，我们看到了一幕幕熟悉的心理记忆，这种心理记忆既是对过去历史的心有余悸，也是对未来社会的心存忧惧。这个地下世界，一方面它属于逃离现代城市生存环境后的另类空间。在里面的人，往往是城市现实中的底层拾荒者，他们在地下世界藏匿自己，却也在其中扮演着一个成就了可怕王国的臣民。另一方面，这个地下王国，实则也隐喻了一个现代城市或者说未来城市的本质特征。现代城市与前现代城市有一个明显区别，在于现代技术的普及。因为技术，现代城市的治理方式极为先进。比如，借着无处不在的网络触角，统治者不需要有实体存在着即可以长期控制一切事物的发展走向。这种可怕性、荒诞性，在于现代城市人生活在拟象、幻象世界，已忘记了实在界的怪诞和邪恶；也在于统治者过度依赖形象和技术，而实际肉身早已虚弱不堪、消逝腐化。没有肉身的完美统治者，其实也等于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王威廉用一个寓言，将现代文化逻辑、现代科技秩序中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给予了否定或者说忧思式的伦理审判，这亦是对城市文明悲剧性特征的一种概括和预见。谈及王威廉，还可以思及他另外一些书写城市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如其比较早的“法”三部曲《非法入住》《合法生活》《无法无天》，以及最新小说集《生活课》《倒立生活》中的篇目，几乎都是对当代中国人城市生活体验进行一种哲思式的伦理辨析和意义考证。《非法入住》里，城市底层家庭以及蚁族们，其实都活在逼仄的生活空间。但是，同样的狭窄，一边是一家人住，一边是一个人住，这一比较，让最原始的公平需求得以凸显，也就出现了“非法入住”这样的荒诞场景。这里面，看似是善与恶的较量，实则是两种伦理的冲突。原始的公平逻辑与现代以来我们都已习惯的经济能力决定生活质量逻辑发生了对抗，这一矛盾近乎于安提戈涅遭遇的天道伦理和世俗法规之间的矛盾一般。我们虽然不会觉得这一家人的行为有安提戈涅坚持埋葬兄长那样的正义和崇高性质，但他们的境遇也的确可以引起我们对时代公平的思考。由此，从文化角度理解这篇小说的话，王威廉这一由生活条件比较而发酵起来的荒诞故事，就是在讲述现代经济伦理掌控之下的城市，在何种意义上天然地悖离了正义与道德。还如《捆着我，绑着我》《倒立生活》等短篇，倒错的生活，倒立的渴望，一切都指向城市脱自然、非人性的本质。它们表现的绝望与虚无，让我们感觉到现代人生活于城市，这一事实本身即是一种悲剧。揭示城市荒诞面的写作还有很多，其中深圳作家邓一光不可不提。《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乘和谐号找牙》《宝贝，我们去北大》等等一系列以深圳这样的当代新型大城市为背景的小说，从各个角度透视着现代城市的悲剧性特征。《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那个自言自语的男人，以其虚虚实实的存在，道出了一个城市多层次的罪孽。红树林那“男人”所要寻找的母亲，当年是个妓女，靠着出卖身体所赚取的资本，留给儿子一套最值钱的房子，也就是说，后代的“荣光”都是父母辈牺牲身体、贞洁而来的。这就像是小说最后特意标注的红树林信息所提示的：深圳作为大城市，它取得今天的荣耀，牺牲了多少原生态的自然、生命以及漠视了多少人性中最美好的道德与文明？小说中也直接道出：“城市会发达。城市的夙愿就是发达。城市才不管别的，不管谁能不能进入，谁能不能回来，这就是我们在生活着的时候得到的最大惊喜。”这段话表达的其实就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是一根必须不断推进的线条，只趋向发达，自然、道德、良知等等在目标面前都不堪一击。还如《乘和谐号找牙》，以乘坐和谐号列车去广州找牙路途上的怪诞遭遇，表现出当代城市高速发展背后的迷茫与荒凉。这个高速前进的和谐号列车，其实就是我们高速度的城市化过程。火车一路上裹挟着许多没有来由、没有目的以及不文明的乘客，也就是现代化、城市化把所有人都卷进了一个高危状态中的命运体。上了列车、进了城市，他们要不断抛弃旧物、遗忘文明与信仰，才能继续前进。而前进又能到达怎样的目标？最近，同样居于深圳的青年作家陈再见一个短篇《恐高》，以很简短的故事形象地暗示了现代化目标的悲剧本质。《恐高》通过对一种生活片段、一种生活现实的横切面，呈现了一对留守老人的城市生活遭遇。小说涉及多种“矛盾”，比如父子之间的生活哲学矛盾，邻里之间的生活矛盾，以及老父亲内心深处的伦理欲念矛盾。夹杂在父子生活哲学矛盾之间，还有着国内国外的文化冲突。这些矛盾，背后是一种人物情绪，是一种精神状况。它们对于老父亲来说，都是一种针对他的非议，包括他对自己内心欲念上的不可接受，必然会出现内疚、羞耻和不适。但这些矛盾，在现代文化观念里，在生活在国外、观念现代的儿子家正看来，都是无关痛痒的琐碎之事。老父亲患恐高症，小说最后，他不敢下楼，最终去了最顶层。这一潜意识迸现出来之后的冒险，暗示的是，现代观念以及现代城市的物理特征把人逼往“高”处，把心存羞耻感的人逼向危险。借着《恐高》，我们回答斯宾格勒说的城市无根观念。在《恐高》里，是家庭后代的脱根，是传统伦理无处安放的无根。《恐高》，这“高”既是恐惧“高处”的物理之高，更是内心深处对高高在上的现代文化之“恐惧”。现代城市文明的悲剧性，在老父亲的身上，表现为家庭层面的价值分裂与现实隔离，也表现为传统、德性的心理感觉之失败和沮丧。城市文化的特质里，“趋高”是一种近乎于本能的内在需要，但这对于一些人而言，走向高处，就是走向毁灭。“走向毁灭”，这已对接上了斯宾格勒对城市命运的预言：“命中注定地，它要走向自我毁灭。”因为有死亡，人的存在就是一种悲剧。同理，或许因为历史也必然会有毁灭，城市扩张得愈宽、发展得愈快，它也就显得离终点愈来愈近。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文学的悲剧性就不仅仅是城市人的性格悲剧或者命运悲剧，还有着城市本身的悲剧性符咒。这也就意味着，现代悲剧不再是传统的悲剧那般，关注个人维度的命运或性格就已足够。如雷蒙德•威廉斯所指出的，现代悲剧已不是王子式的死亡，而是更加贴近个人，同时又具有普遍性。如今，我们的生活，相对而言，已不再是前现代时期单个人、单个家庭式的自然生活状态，而是一个与现时代、与当下历史中各种要素紧密关联着但又无时无刻不被坚硬的社会现实所割裂、所驱逐的、诡异驳杂的存在状态。针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悲剧，雷蒙斯曾举例说：“我在一个复归沉默者人微言轻的劳作人生中看到了悲剧。从他寻常而私人的死亡中，我看到了令人恐惧的人与人甚至是父子之间的联系的失落，但这种失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和历史事实：一个存在于人的愿望和他的忍耐力，以及这二者与社会生活所能为他提供的目的和意义之间的不容忽视的距离。此后，我更加广泛地看到了这种悲剧。”雷蒙斯所阐述的这类现代悲剧经验，我们在生活中其实已有无限次的经验，而在我们前面所列述的一些城市题材作品中，也已表现得很清楚。可以说，中国当代城市文学，就其表现现代人、现代城市的悲剧性而言，已有了十足的完整度。但是，表达出足够宽度的现代悲剧特征，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城市文学作品已足够深刻、足够伟大？我认为也并非如此。当代城市文学，虽然以上列举的很多作品给了我意外的惊喜，甚至相当程度的震惊，但回过头来，却也是一些不满。叙事上，它们或许很扎实、很稳健；思想层面，也能够以轻盈来表达沉重，但比较起我们文学史上厚重的乡土文学经典，城市文学依旧是欠缺经典的状态。众多标榜为城市文学的作品里，城市还是一个作为生活场域的外壳，人也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吃喝拉撒的人，城市文学所能触及的维度也就依然会是传统的二维三维，多是围绕自我、社会以及潜意识而来。我以为，当代城市人的生活，早已不止于二维三维。就城市本身而言，它提供给现代人的生活体验，已无限驳杂，一系列新生事物已将城市的功能拓展得难以想象，也将人的生命延伸到了比潜意识本我域更深、比社会现实象征域更高的领地。至于这些领地是什么、有什么，亟待我们的城市文学去挖取呈现。斯宾格勒的预言已显陈旧，雷蒙斯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代中国城市的现代化、高科技化，以及当代中国人怪诞的后人类化，里面潜伏着怎样的新型悲剧逻辑？这或许可以是日后城市文学创作着力深耕的领域。刊于《青年作家》2018年08期界世的你当不只作你的肩膀Youngwriters生活不暖但一定要有太阳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