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OAH&中国美国史研究会2018年暑期研习营学员心得体会No.1Americanhistory关注Copyright©：本文由参加四川大学“美国工业化的社会反应（1820-1945）”研习营的田恺同学授权推送。欢迎各研习营学员投稿分享自己的心得与体会、想法与感悟。除作者简介外的图片均源于网络。四川大学“美国工业化的社会反应（1820-1945）”研习营个人心得体会文|田恺本次由四川大学承办的“美国工业化的社会反应（1820-1945）”研习营请来了美国马里兰大学劳工史专家JulieGreene教授主持，聚焦于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的劳工史、移民史，分总论和研究概览、劳工生活与反抗、中产阶级针对民主危机提出的解决办法、美国国内移民状况和全球背景下的跨国劳工和移民研究五个专题，以社会作为切入点，探究与研讨了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图景，以及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经过这次研习营的学习、交流与印证，我对一些问题和现象产生了新的思考，分享如下，欢迎批评指正。社会流动性问题美国的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美国社会在物质层面开始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与高频度迁移。工业化之前颇具话语权的传统熟练工匠的地位受到了工业化大机器生产的动摇，后者不再需要复杂的技术与知识，如此便降低了就业门槛，使得被熟练工匠排除在工人队伍之外的未受教育者大量涌入工厂。这样一来，劳工成本大大降低，工人阶级的内部矛盾日益升级，大企业主、投机者、银行家开始掌握政治经济话语权。我们常以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为傲，相信现代交通、通信带来的便利会大大增加地域、国家间的交往与联系，进而增加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等精神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消弭冲突，解决矛盾。然而从美国社会对工业化的反应来看，我们对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可能过于乐观了。PyramidofCapitalistSystem这幅画最底层的是劳工，自上而下，他们支撑着行政人员、神职人员、军人和资本家。诚然，美国的工业化确实加强了国家、地域间的流动性——铁路动脉的贯通、西部淘金热、外国移民的大量涌入，这些都是明证。而正是这些流动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与美国的工业化产生了互相促进的作用，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转型——这种水平的、空间的大规模流动确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然而，从纵向的社会结构来看，工业化时期的美国社会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具有流动性。我们看到的是垄断资本家勾结政府，熟练工匠举棋不定，移民团体群龙无首，中西部农民自成一派，唯有华工遭到几乎所有群体鄙弃，最终成为美国首个排除移民法案的指定对象。由此看来，在纵向的社会流动性，即不同社会阶级和阶层间的交往层面，美国的早期工业化社会呈现出令人吃惊的固化现象，这不得不令人想起印度的种姓制度。对于社会阶层的固化与沉迷物质的腐败现象，马克·吐温等文学家在作品中进行了赤裸的揭示。所以如果我们想进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不妨关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会有更为直观的感受。总的来说，通过在研习营的学习及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我的感受是美国的工业化确实大大增强了部分社会流动性，却由于政治、经济、种族等因素，非但没有推动社会垂直流动性，反而有将其更加固化之嫌。传统与现代问题研习营期间，Greene教授身体不适，为让她好生休养，川大的原祖杰老师主持了一个下午的研讨。原老师以宗教为例，抛出了一个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以宗教为例，史学界将基督教归入“传统”范畴，部分原因是其代表了神学主导的社会与认知体系，而由神学、无知向理性、科学的转变被认为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标志。然而事实上，辩证地来看，宗教与工业化社会的化学反应仍有许多值得挖掘之处。比如为什么基督教在英国其势日衰，而在美国却与社会发生了良性的反应，以致对美国的民族认同构建和文化外交政策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再把眼界放宽的话，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锋仍未结束，不如说在当代呈现出新的冲突形式——穆斯林的大规模流动已经悄然使欧洲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代表“传统”的伊斯兰教对现代社会的侵蚀力，反而有增无减。其中的矛盾之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黄金十字架”漫画1896年布莱恩参加总统竞选时发“黄金十字架”表演说，反对黄金是货币惟一坚实后盾的观点“不能把人类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这从侧面透露出宗教的影响力。我认为宗教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不是简单地源于其教义中神学的部分，而是来自其种种仪式背后所代表的信仰与敬畏。我们可以信仰人性，也可以敬畏自然，而在目前看来，这种信仰与敬畏是治愈种种现代社会痼疾的一剂良方，是滚滚向前的历史之车上至关重要的刹车系统。事实上，我认为不应将传统与现代割裂开来，我们学习历史，一部分是为了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蹈前人覆辙；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能够准确判断出现代社会的哪些弊端是在从前就出现过的，并借先哲之智慧，加以改造，用于实践之中。回归传统不是对过去的念念不忘，而是汲取诸子百家之所长，进行扬弃，杜绝一家之言，也不能姑息拉大旗作虎皮、挂羊头卖狗肉之行为。物质的现代性易于实现，精神的现代性任重道远，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还有很多领域可以研究，很多角度可供选择。Libertarian与liberalism的问题我在做翻译时多次遇到libertarian，对其与liberalism的区别一直抱有疑问，本次研习营中，借助课间与JimMaffie教授的讨论，我有了新的收获。通过课下的讨论，我了解到在当今西方学术语境中，libertarian与classicliberalism是几乎等同的，即霍布斯、洛克们坚持的“人人保有自己的自由，并且不去妨碍他人的自由”。这其实颇像杨朱强调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然而不幸的是，现代人往往只知道被曲解了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说出自《孟子·尽心上》，待考）和“一毛不拔”。在历史语境下，富兰克林·罗斯福秉持的、延续至“新边疆”和“伟大社会”的自由主义，与liberalism和libertarian是有所不同的，不如说前者更接近密尔《论自由》中的逻辑——虽然承认并强调个人自由，却同样注重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团结与规范，即个人自由之上还有社会团结与自由。由此衍生出始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大政府”，特征为高税收、高福利。在罗纳德·里根参与竞选时，他自称libertarian，鉴于里根是共和党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现象。事实上，里根是用libertarian的名义来宣传反对美国国家福利制度的竞选纲领，这符合当时社会对“寄生虫”——主要是没有工作的黑人和单亲妈妈——的不满情绪，直击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主要税收对象）的要害，获取了他们的同情与选票。由此可见，libertarian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制度理想和社会理想存在，是一种“应然”的状态，为竞选、立法、司法等活动提供一种出发点，至于是否落脚点，便另当别论了。由丹尼尔·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引发的一点思考我没有通篇拜读过罗杰斯先生的这部大作，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而将日本囊括在Atlanticcrossings之内，但在我看来，将日本算作“大西洋国家”是自然且有理的。首先在工业化程度上，日本是那时东方唯一一个具有相当工业化社会结构的国家，所以与美国和欧洲具有类似的问题语境。其次，日本现代化之路自明治维新始，而维新人士如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均曾到欧洲留学，接受英德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思想熏陶，所以日本在现代化初期的崛起中实际是受欧洲思想影响较大。但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场大战的获胜，日本的工人阶级力量逐渐增强，他们对明治维新后大资产阶级和财阀掌权的现象大为不满，便通过罢工、组织政党等方式发起了持续二十年的大正民主运动。日本20世纪初的政治家强调“民本主义”，拒绝扩张，提出“满洲放弃论”，主张日本应借战胜之势推进国内社会稳定，要求妇女选举权和扩大普选范围，推行政党政治以替代贵族和军队的强权。大正民主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不少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颇受约翰·杜威思想的影响，后来成为日本首相、主张“小日本主义”的石桥湛山便是一例。石桥湛山石桥湛山（1884年9月25日－1973年4月25日），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1884年9月25日生于东京，190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二战前活跃于日本新闻报刊界，战后转入政界，1945年11月加入日本自由党，任顾问。1954年因反对首相吉田茂而脱离自由党，同鸠山一郎等人于11月24日组成日本民主党。1956年12月，当选为自由民主党总裁，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一贯主张自由经济主义与和平发展、与亚洲近邻和平相处的“小日本主义”。借助日本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最初三十年发展的视角，我们可以体会到思想跨越国界的流动性，从而对何谓transnationalhistory有更深的理解。Transnationalhistory与globalhistory问题引发的思考首先我认为transnationalhistory和globalhistory是有区别的。我认为transnationalhistory主要侧重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专注于在民族国家叙事和论证的基础上，将视角拔高到由事件或现象串联起来的跨国家、跨民族互动中。而要做transnational的历史研究，历史学家应至少在自己研究的点上具备跨越国家和民族的了解和认识，即至少掌握相关的语言、社会和文化，不然会对自己民族国家之外的社会有简化或偏颇之嫌。在我与有限的几位外国教授的交流中，我得知他们一致认为跨国对比研究是最难做的，因为语言、文化等的限制，但我想他们指的是cross-national一类的研究，将多国的现象、事实、影响、意义等做同等的衡量，这样难度确实很大。而transnational的研究的出发点略有不同——在我看来——更为灵活，扩大了选题的范围，可以使历史学家量力而行。在我的观念中，globalhistory和之前的两者不是同样的概念。首先，不是所有的历史选题和语境都适用全球史观念的，比如一些极具民族和地域特色的题目。其次，我认为全球史的视角应当更加客观，尽量摒除民族情感和现实利益，将时段拉长，将地域拓宽，将眼界放开，去梳理人类的选择和因果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在这个逻辑下，对我来说，年鉴学派是很站得住脚的。历史学家的同理心问题我想，在学科交叉现象大行其道并成为趋势的今天，历史学家必然要对自己有新的要求。而要想顺利甚至出色地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我认为必须达到三点：语言技能、文化理解力和同理心。前两者可以通过大量练习、在原生语言环境中体会和大量阅读观察实现，而同理心不仅对历史学家极为重要，更对知识分子发挥社会功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封面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动在当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日渐获得重要地位，在未来社会中将取代劳动生产和物质消费而成为日常生活素基本要索。他特别注重探讨与论证交往行动的合理性。而交往行动包含三个基本维度：1、它涉及到外在自然世界状况，表现为认知；2、它涉及到主体相互间的关系，涉及到社会世界，表现为相互作用；3、它涉及主体内在自然，即内心活动，主观世界，这表现为自我发展。相比之下，作为目的性活动的生产劳动、规范的或戏剧学的行为概念狭窄得多，它们只能分别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或主观世界中的一个形成片面的关系。同理心，在我目前的逻辑中，等同于共情意识，反映了理性自觉。而培养同理心的途径是大众教育和文化交往。教育应担起建立个人对人类的同理心的重任，而我们可以借助的材料便是历史和文学。由此看来，现代的教科书和教学方法还需改革。我们常认为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社会成员的认识差距会越来越小，会越来越容易达成一致或妥协。然而现实是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受教育阶层和为受教育阶层的认知差距都在拉大，两个阶层中的敌对情绪越来越浓，如英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等。这种反智主义情绪的由来我尚不明朗，但它的实际存在确实使大众对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的产生了偏见与怀疑等负面情绪。我认为，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子应当是最先觉醒的一批人，认识并达到理性自觉的知识分子应当担负起将这种认知方法传播开来的责任，通过教育、书籍、讲座等等方式，潜移默化，积少成多。如果大众的历史素养得到提高，想必会对眼前的蝇头小利少点念想，会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从而做出更为理性的选择。我还认为教育应当“专”和“泛”兼顾，历史教学可以适当兼顾文学、宗教、哲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的实践与理论，以兴趣导向为主，跳出课程设置、学科评估、科研要求等的束缚。在我的构想中，将来的形式是一个“bigger”society”，国家和政府向下融合，人民大众向上融合，在这个“大社会”中，人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是具有相当理性自觉的“政治人”。而知识分子、民间团体、中产阶级精英等在融合过程中起到的桥梁和黏连作用，是责任所在，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也始终认为，在经验主义当道的时代和社会中，做一些规范性的、“应然”的思考，是非常有必要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问题对目前的我来说，规范思维是“应然”，经验思维是“实然”。在不管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还是一般民众的意识中，现在都是“实然”当道，因为实用、贴合现实，能获得广泛认同，便于融入群体和社会。就学术来说，更是容易得出立得住的成果。而经验思维在教育中的应用之一，便是“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证明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然而，在规范思维中，人们会思考教育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就像空想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的自由王国，许多哲学家设想中的完美世界等等。举个例子，美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北美奴隶制的形成过程中，到底是先有立法还是先有事实？这是一个规范问题。但很多研究者认为与其争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如搞点实证研究，比如马萨诸塞州某州某县的奴隶制形成问题，这样能得到有根有据的结论，立竿见影。至少在现在看来，大多数人都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喜欢劳有所得的感觉，所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经验主义大行其道，其实践也被证明成效甚大。那么，规范思维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我认为不是的。规范思维是一条准绳，用“应然”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还以教育为例，我们发现教育中存在着“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或“导向性过于明显”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是应当改变这一不合理之处，还是按照特定的思想框架来重塑自己的思维？后工业化时代，“社会”将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将对民族和个人的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如果秉持经验思维，我们将有可能失去自由思考和自由判断的能力，囿于触手可得的、易于被替代的利益，陷入短视的陷阱。代代如此，无异于慢性自杀。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已是长鸣的警钟，身在局中的人们却昏昏度日、郁郁无为，更显规范思维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性。无论多么光明或黑暗的时代，都需要具有规范思维和实践的人，他们的角色身份可能是清醒者、叛逆者、疯子、思想家，但他们的身上无一不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代表着人类最可贵的品质——勇气。克利福德·格尔茨代表作《文化的解释》封面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主张文化分析是寻求意义解释的科学，其目的是“理解他人的理解”。由于人们常赋予事物以特殊的社会意义，多数情况下事实是多重的，它一方面是“生性的事实”，即事物原初的属性。另一方面又是“人为的事实”，即人们所赋予事物的象征意义，包括对行为意义系统的分析、分析之后要对异文化的读者说什么，甚至也包括读者的理解。而“人为的事实”只有在特定的脉络中才能得到比较切合实际的答案，但人们受其自身能力限制，使我们在异文化经验研究领域里常常含混不清。我的这些思考，杂乱、混沌，却无疑是有益的，这便是对谈与研讨交流的好处——不止是各方观点的互相印证，在自证的过程中，一直以来的思考、观点也会被不断更新或颠覆，这种良性的交流切磋，实在百利无害。苏格拉底和孔子诚不我欺。最后还是忍不住要夸赞四川大学的校园。这是我所到之处，见过最理想的大学校园，望江校区的校园与生活完美融合，午后在树桌上打扑克的老人，早中晚放学的孩子，清晨莲花池畔拉手风琴的男子，南门外英姿飒爽的SHE炒饭天团，当然还有主力军——大学学子，他们构成的和谐图景，令我难忘，也令我向往。这一类型的大学校园——我称之为大学社区——与英国牛津、剑桥、杜伦等学府已有几分神似。作者简介图右田恺，山东淄博人，现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世界史硕士，导师为马瑞映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于社会史、文化史以及非官方交往史，治学主张“专”“精”兼顾，广泛阅读，遵从自己的本心与兴趣。目前在做英美智库专著的翻译工作，乐在其中。生活中喜欢足球、篮球、羽毛球、动漫、音乐和写作，收集癖、轻度藏书控，热爱旅行大过旅游，没什么崇拜的偶像，最欣赏的人是卢梭。座右铭：书山有路趣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本期编辑：江西师范大学团队编辑：徐欣蕊责任编辑：杨长云编审：张勇安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