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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朱大可：八十年代的身体解冻——墨镜、脂粉、迪斯科

长河网 • 2019-01-22 21:06:06 • 文化 • 阅读 17
1墨镜和“黑化病” 八十年代的流氓话语风暴起源于墨镜，一种小小的物件，它曾经如此地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男性的普遍饰物。这似乎是一种眼部的黑化过程，使用者的目光被掩藏了起来，仿佛变得深不可测，但它显然不是要对耀眼的阳光说“不”，而仅仅是一种舶
原标题：朱大可：八十年代的身体解冻——墨镜、脂粉、迪斯科1墨镜和“黑化病”八十年代的流氓话语风暴起源于墨镜，一种小小的物件，它曾经如此地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男性的普遍饰物。这似乎是一种眼部的黑化过程，使用者的目光被掩藏了起来，仿佛变得深不可测，但它显然不是要对耀眼的阳光说“不”，而仅仅是一种舶来品的炫耀，甚至镜片上的假冒商标都被保留了下来，像白内障一样覆盖在黑色的镜片上，和喇叭裤一起，成为身份的虚荣性标识。这意味着长期受到压抑的金钱欲望正在苏醒，并且已经融入时尚商品，发出了塑料般的轻浮的喧嚣。纵观八十年代新流氓话语的建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它最终来自某种“话语租借”，也就是从香港和台湾的文化产品中获得基本语法和语汇。墨镜是一个流氓的道具，蹊跷地闪现在了电视屏幕的现场。随着文化的解冻，中国各地电视台开始播映通过严格审查的香港爱国武侠剧《霍元甲》（1981）、黑帮流氓剧《上海滩》（1982）和日本武士片《姿三四郎》（1983）。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夜晚，几乎所有的中国观众都聚集在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前，围观着那些戴着墨镜的流氓英雄，被他们的传奇故事所震撼。每当播放时刻到来，大街上空寂无人。流氓话语在黑夜里迅疾奔行，像高蹈狂欢的闪电，而那些流氓的情仇爱恨则如文化蒙汗药，迅疾麻翻了全体中国人民。墨镜作为一个标记性物件，成了流氓社会诞生的微妙信号。那些在大街上戴着墨镜行走的人，仿佛是那个隐形社会的神秘成员。2霍元甲和上海滩神话西方文化解冻的最初信号，是印度电影《流浪者》的广泛放映。这是有关社会弃儿的贫困、偷窃和跨阶级爱情的廉价神话，却遭到了文化饥渴的中国观众的狂热追捧，其中的插曲《拉兹之歌》成为1977年间家喻户晓、全民哼唱的第一首外国歌曲。它是关于一个有道德的街头流氓的浪漫赞歌，显示出为流氓主义作道德平反的普遍愿望。借助一个与中国有着相似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视觉文本，民众找到了映射着自我命运的镜像。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他者”的流氓叙事，还不能完全吸纳与整合中国人的更为复杂的愿望。在原创话语尚未诞生之前，话语租借的对象，最终只能移向同属华人文化圈的港台电视。以民国初年上海著名拳师霍元甲为原型的《霍元甲》，成功组合了古典的武功神话与近代爱国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互相融合，构成新的意识形态神话。流氓精神不仅找到了一个“武侠”的酷语叙事范式，而且获得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主义的道义外框。这是大众文化所经历的一个重大变更，从此，流氓精神从南方殖民地文化或大陆边缘文化中获取了新的叙事方式。与《霍元甲》相比，《上海滩》则是一部更加完整的流氓话语“辞典”，在上海黑帮的残酷厮杀之中，浮华、时尚、暴力、仇恨、阴谋、欺诈、温情、感伤和抒情的死亡，所有这些包括酷语在内的流氓话语都已俱备。它为中国作家的流氓叙事提供了最初的参照范本。更重要的是，《上海滩》第一次让中国观众窥见了一个人性的秘密，那就是流氓（如周润发饰演的主人公许文强）不仅是杀人越货的匪徒，而且也是一个在爱欲的漩涡里浮沉而难以自拔的寻常男人。义与爱的英雄“许文强”扭转了国家主义塑造的流氓的丑恶形象。这是流氓在道义和美学上的一次双重翻身。流氓叙事学获得了新叙事伦理的有力声援。越过这场全民动员的租借运动，中国流氓话语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几乎在同一时期，金庸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1981）在中国内地刊印发行。它的第一个大陆版本被印刷在粗糙的再生纸上，出现于上海展览馆的图书展上，仿佛是一种廉价而庸俗的地摊读物。尽管其影响当时还无法与上述电视剧媲美，但它却是一种更加纯粹的平面叙事，受到那些无法享受电视大餐的大学生的热烈拥戴。此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梁羽生的《萍踪侠影》陆续在各地出现，它们和香港电视剧一起，促成了政治酷语向文化酷语的转型。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是武侠小说的一个典范，它进一步确立了流氓英雄的美学地位。如果说梁羽生的小说是流氓主义包装下的国家主义，那么金庸的小说就是国家主义包装下的流氓主义。他的爱国主义完全取决于江湖法则，那其实就是流氓的信念与道德。在八十年代，武侠作为成人神话，已经成为国家主义的隐秘敌人。3白色流氓对黑夜流氓的颠覆与酷语遥相呼应的是“阿飞话语”（阿飞，上海方言，来源于英语fairy，原指男同性恋者，一说起源于freak，指吸毒者、行为怪诞的人，嬉皮士、性变态者；又有人认为起源于fink，原义为告密者、破坏罢工者、卑鄙的人，与“阿”结合后成为上海洋泾浜俚语，指追求时髦，有脂粉气的男人，又指打扮花哨、玩弄女性的流氓。在本文中，“阿飞”和“流氓”一样，都是借喻性的中性语词）的复辟。这其实就是色语在近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称谓。当它逐渐苏醒时，作为最初始的时装，皮肤率先受到了青睐。八十年代初期，上海郊区的一家以残疾人名义注册的乡镇企业，向市场推出了一种名叫“霞飞美容增白霜”的护肤品，它在中国北方大面积流行，成为“白色意识形态”的复辟信号。它是对白色皮肤的梦想，完全违反了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黧黑的肤色和健壮的肌肉，恰恰相反，它是西方资产阶级美学的一种卷土重来。这场白色脂粉运动不久也扩大到了整个北方，并在1986年前后达到了高潮。中国东北的女孩们不仅大量涂抹增白霜，而且还要在脸上涂抹厚层脂粉。几乎所有的青年女子都卷入了抢购脂粉的热潮之中。但由于她们忽略了颈部的延续性，因而总是在脸与颈之间的形成鲜明的色彩分野。以下颌骨为边界，其下是黯黄的本色，而其上则是惨白的面容，仿佛戴着可笑的羊皮面具。这种妆式是具有戏剧性等，它令东北城市的大街小巷成了演剧的舞台。白色对黄原色的覆盖，无疑是皮肤美学苏醒之后的第一工程。在过度的白色欲望的背后，以皮肤的颜色为起点，色语启动了它对灵魂的改造。而就在北方“白化病”泛滥的同时，上海女人的脸部装修工程也全面展开。到处是耳朵打孔（为耳环之用）的广告和纹眉的面孔。女人们烫着卷发，把眉毛弄成纤细的新月形，嘴唇上涂着色泽鲜红的劣质唇膏，穿着紧身“踏脚裤”、超短皮裤和半高跟的皮鞋，仿佛是一些艳俗的流莺，把街市弄得花团锦簇。这些低级的趣味、欲望和扮相的美学源头来自香港与台湾，它经过大陆的市民化改造，在都市的大街上瘟疫般流行开来，为初级开放的中国提供了最粗俗的时尚理念。4“迪斯科”的身体叛乱在黑化病和白化病的时代，听觉与身体的颠覆运动是由所谓的“迪斯科”舞蹈所引发的。这种来自美国同性恋俱乐部的大众自娱性舞蹈，是黑人音乐公式化的产物，它包含了灵歌（Soul）的唱腔，疯克（Funk）和布吉（Boogie）的合成节拍，并由摇滚乐作为它的灵魂支柱（参见卢德平：《迪斯科的世界--一种青年流行文化的解读》，世纪中国网站，2002年7月）。它的节奏狂欢颠覆了传统的娱乐方式。当它最初出现时，和喇叭裤、太阳镜一起，成为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叛逆者的三大辨认标志，也是警察辨认“流氓”的外在记号。官方对这种大众文化运动露出了持续的敌意。直到九十年代晚期，迪斯科仍然是一种受到严密监视的公共娱乐活动，具有“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有着害消费者身心健康的”和“违背社会公德”的重大嫌疑。与官方认可的古典交谊舞（华尔兹、桑巴或狐步舞）截然不同，迪斯科的激烈节奏和自由舞姿具有强烈的性暗示，它的每分钟125个节拍的感官节律，比其它任何舞蹈都更像是一种朝气蓬勃的床帏运动。舞蹈者放肆的姿态和表情也充满了性挑逗的意味。这是一种被充分节奏化的色语，但又是宣泄和代偿性的。舞蹈者在舞动中颠覆了自身——在迷幻旋转或快速闪烁的灯光里，他（她）的身躯以及所有骨骼崩溃了，分解在大汗淋漓的现场，但它却传递了一种生命的能量，并重组了整个舞场或街区的叛逆精神。毫无疑问，迪斯科是八十年代大众娱乐中最具身体叛逆性的一种，它用充满诱惑的色语挑逗了革命传统的威权。本文的“流氓”一词为中性词本文节选自《流氓的盛宴》一书本文图片皆来自互联网上传与管理：杰夫——————————————————————————————————————首部中篇小说集《字造》《神镜》《麒麟》七月底上市首部长篇小说《长生弈》五月底上市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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