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六荐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壳碗外的人生撰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翻译：徐德林1936年，曾辉煌一时的大英帝国逐渐日薄西山，一个“盎格鲁-爱尔兰”男孩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出生。他就是日后在学界声名大噪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中文世界对本·安德森的认知大多深陷，甚至止步于《想象的共同体》。这部著作于1983年出版，很快便引爆了学术圈，并且三十年来余波不断。兼具解释可能与知识趣味的概念被后来者反复引用。而经典的诞生则直接得益于他几十年反复深入东南亚腹地的田野经历，当然，其行文中体现出的丰厚的古典学、文学、人类学、历史学积累，和精深的比较政治和区域研究训练，更与他的成长环境、教育经历息息相关。相比起“民族主义专家”、“东南亚专家”等等外界赋予的标签，安德森似乎更喜欢以“椰壳碗外的青蛙”自况，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规训的边界都无法束缚他旺盛的好奇和热情的思考。《椰壳碗外的人生》（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书如其名，便是安德森对自己不断跳出“椰壳碗”的一生的回顾。《椰壳碗外的人生》本是安德森应日本友人之邀而作，于2003年前后开始构思，2009年日文版面世，目的在于通过分享安德森的成长经历尤其是治学经历，批判日本学术中不必要的谨小慎微和家长制般的学术权威。这一写作缘起决定了它不仅仅是回忆，更是历史和反思。英文版的出版有赖于其弟佩里·安德森的促成，然书未面世，作者便于2015年12月在印尼玛琅逝世，长眠在他热爱的东南亚土地。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三章：田野工作。我的田野工作最愉快的部分是做访谈。当时雅加达还是一个相当小的前殖民地首府城市，街区泾渭分明，经常是按照种族划分的。小汽车或者公共汽车并不是很多，没有立交桥，没有收费公路。脚踏三轮车（Betjak）—乘客坐前面、从后面驾驶的三轮车—仍在广泛使用，甚至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至少为了短途出行）；即使是在最繁忙的街道，它们也可以行驶。直到苏哈托时代初期，可恶的雅加达市长阿里·沙迪金（AliSadikin）才开始在越来越多的街道上禁止它们通行，以便为官员和富有的、有车的中产阶级让道。我弄到一辆黄蜂牌小型摩托车（Vespa），很快就差不多熟悉了首府各地。我把它看作“我的城镇”。附近的外国人寥寥无几。雅加达也是一个相当“民主的”首府。战前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信条之一是公民之间的平等，其标志是一种简单通用语的采用。该语言以马来语为基础，而且被用作跨种族的贸易语言，它将成为今后的民族语言。这一选择的巨大优势在于此语言不但在本质上是平等主义的，而且不属于任何某个重要的种族—语言群体。在1945—1949年的革命过程中，平等主义的冲动已被大大加强，革命是一台社会校平仪，代表了对封建传统的攻击。“Bung”（兄弟）是革命期间流行的一个称呼，现在依然被广泛用于同龄男子之间。鲜少见到有钱的印度尼西亚人，占据铭登区（Menteng）最好的房子的那些人是高官，他们只不过是在1957年荷兰人被最终驱逐的时候接管了它们。这种平等主义的一个标志可以在离我所居住的地方不远的一条街道看到。天黑之后，人行道会突然挤满下棋的人。这些人（总是男性）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商人与职员对弈，高管与脚踏三轮车司机对垒，等等。我过去常常加入他们的队伍，与其说是因为棋本身，不如说是因为下棋的时候，有机会相当随便地访谈我正在“挑战”的人。苏哈托统治时期，这种平等主义消失了，但在它延续期间，对我而言是一种启示。我的青少年岁月主要是在英国受阶级支配、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度过的。你只需听人的口音，马上就可以辨识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势利行为无处不在；贵族、上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文化截然不同。爱尔兰没有这么糟糕，但那里的阶级结构依然对文化和日常生活影响巨大。因此，印度尼西亚对我而言是一个天堂式的社会。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可以高兴地与差不多任何人交谈—内阁部长、公共汽车驾驶员、军官、佣人、商人、女服务员、中小学老师、异装癖妓女、小流氓，以及政客。我很快便发现，最坦率、最有趣的被访谈者是普通人，而不是正渐渐出现的精英群体。从1957年到1963年5月，全国一直处于军事管制之下。没有选举，新闻在一定程度上被审查，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政治犯，他们生活得相当舒服。但是，国内分化严重，气氛有时候很紧张。我可以访谈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左右两翼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类型的穆斯林（包括那些因武装叛乱入狱刚出来的）、华人、警察和士兵、当地的皇族和年长的官僚。我告诉他们我在研究日据时代晚期和革命早期，这差不多是每个人都记忆犹新的话题。在此过程中我有很多奇妙的经历，尤以我对一对兄弟的访谈最为神奇，哥哥是共产党政治局（Politburo）的成员，而弟弟则是陆军情报部（ArmyIntelligence）部长。（在“西方”，类似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哥哥工程师萨柯曼（Sakirman）个子非常矮小，身体肥胖，革命期间领导过爪哇中部地区的一支大受欢迎的左翼武装民兵组织。刚开始他对我有一些怀疑，但很快他就意识到，我是千真万确对他的政治青春感兴趣。他热忱了起来，给我讲了很多。弟弟帕尔曼（Parman）将军看起来与他哥哥非常像，但观点截然不同。当我去他家请求约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在他的车库里兴高采烈地玩着一个价格不菲的电子玩具火车系统，好像他才10岁一样。他告诉我他晚上来接我。他是坐一辆贴有隔热膜的旧款大众汽车来的，我后来意识到他载我去了情报部在丹那阿邦（TanahAbang）区的安全藏身处。它从外面看起来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库房。我们一开始交谈，我就意识到了他以为我来自中央情报局，因为他自夸说他在共产党内部安插有非常优秀的间谍，以致他数小时内便知悉了政治局的决定。很费了一番口舌才让他意识到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不是间谍。但是后来他明智地谈起了他在“兵补”（Heiho）中的早期军事经历，“兵补”附属于日本占领军，有时候被投入太平洋地区的战斗，但更多时候则是被用于防御工事建设的体力活。他似乎相当喜欢这一段经历。后来，我最具启发性的一些访谈就是对于印度尼西亚士兵的访谈，他们曾接受过日本军队的训练，要么是作为正规军、游击队员（以防盟军打过来），要么是作为情报人员。虽然因为显而易见的民族主义原因而彻底反对占领本身，但是他们全都非常尊敬他们的日本教官。若干年后，我读到一位将军的非常有趣的回忆录，他宣称就他的训练而言，唯一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公共厕所。它是被向下流动的山涧溪流冲刷的。日本人坚持在上游排便，因此他所谓的他们臭不可闻的“香肠”（sosis），就从在下游排便的印度尼西亚人面前漂过。只有一件事从一开始就让我烦恼：人种的问题。我从来不曾把自己视为“白色的”，但在一个直到最近才摆脱殖民主义的社会里，我发现自己频频被称作“老爷”（tuan）—一个荷兰殖民者曾坚持要求的称呼。仅仅因为我的肤色，一些人便向一个无足轻重的外国学生表示令人尴尬的敬意。不久，这就让我为印度尼西亚语言做出了无关紧要但持久的贡献。看着自己的皮肤，它不是白色的，而是粉灰色的，我意识到它与白化动物（水牛、奶牛、大象等）的肤色接近，印度尼西亚人使用非正式的词汇“白化病的”（bulai或者bulé）来表示这种肤色。因此，我告诉我的年轻朋友们，我和看起来像我的人应当被称作“白化病的”（bulé），而不是“白色的”（putih）。他们喜欢这个主意，并把它扩散到了他们认识的其他同学中间。渐渐地，它传到了报纸和杂志上，直到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日常用语的一部分。十多年后，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白人”同事给我写了一封无意冒犯的信，抱怨印度尼西亚人是何等的种族主义，以及他是多么痛恨被称作“白化病的”，我乐不可支。因此我请他在镜子里看一眼自己的皮肤，再想想他是否真的希望被称作“老爷”。我也告诉了他是我在1962年或者1963年发明了这个词的新含义。当他拒绝相信的时候，我说道：“你是一位颇有见识的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我和你赌100美元，你不可能在1963年之前的任何文献中找到‘白人’意义上的‘白化病的’。”他没有接受这个赌注。采访雅加达以外的人甚至更加有趣。虽然我去过巴厘岛几次，还有一次去北苏门答腊待了两周，但这些谈话大多数是用爪哇语进行的。旅行到爪哇（巴厘岛除外）以远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轮船很少，非常陈旧且严重超载。只有一家航空公司，是国有的，座位很难弄到，因为大多数都被军方人员和忙碌的官员们占用了。1958年春爆发的地区叛乱尚未完全平息。事实上，即便在爪哇激进穆斯林的“伊斯兰之家”（DarulIslam）叛乱已经过去十余年了，他们的势力在西爪哇的丘陵地带依然是非常强。我总是被告知，去万隆（Bandung）这座城市是何等的危险，尤其是在晚上—我肯定会被“伊斯兰之家”谋杀。实际上，那里根本就不危险，我去了很多次。“伊斯兰之家”与军方之间有一个君子协定，后者在白天控制主干道，而前者则在晚上接管。在爪哇乡村旅行要求有一些韧性和创造力。除铁路之外，那里有五花八门的交通工具：公共汽车、卡车、马和马车、矮种马、牛车和独木舟。在高海拔地带，只能骑矮种马。成长于为马疯狂的爱尔兰，骑马对我而言豪不费力。但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一直是卡车。在康奈尔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于搭便车长途旅行，去华盛顿、费城、纽约和波士顿。司机很高兴让年轻人搭车，搭便车的人从不担心会被那些让他们搭车的人谋杀。在爪哇，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搭便车（ngompreng）是司空见惯的，我猜想卡车司机很高兴见到一个年轻的“白化病”人在路边伸出拇指。如果司机是独自一人，你就可以在他边上坐几个小时，享受妙不可言的谈话，关于鬼、恶灵、足球、政治、坏警察、姑娘、萨满教巫师、地下彩票、占星术等等。要不然，你就爬到后面敞开的地方，日落之后尤其棒，这时你可以站起来，感受凉风拂面。一天晚上，一位善良的卡车司机让我和一些朋友在一个离婆罗浮屠（Borobudur）大约两英里的地方下了车。婆罗浮屠是一座富丽堂皇的佛教佛塔，建于公元10世纪，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佛塔。我们借助满月的光亮走完了余下的路程，在主佛塔的最高平台上一觉睡到了天亮，就在释迦牟尼像旁边。没有卫兵，没有旅馆，没有喧嚣的音乐，没有小贩，没有门票。宁静得让人乐而忘忧，就像它在千年之前可能的样子。另一次，我和其他的一些学生朋友搭了一辆满载臭烘烘的肥料的卡车。司机拿出来一些垫子，以便我们可以或坐或卧而不把身上弄脏。我们多次在检查站受阻，但警察刚一闻到臭味，看到有“白化病”年轻人在一堆污物上面打盹，就让司机通过了。不过当我们在玛琅市郊区下车的时候，开心不已的司机对我们的帮忙感激不尽。因为在大约一英尺厚的肥料下面，有大量违禁的生橡胶。这使我开始对走私有所了解。在这里，更加具体地讲一些当时进行的访谈可能是一个好主意。首先是语言。印度尼西亚语是通用语言，差不多我的所有访谈都会用到。接受过荷兰式教育的受访人经常会突然说荷兰语，或者使用荷兰语单词来炫耀他们更为高级的地位。有时候难以决定是否要假装完全不懂荷兰语，或者是装作比我的实际水平懂得多。就我的众多爪哇语受访人而言，如果我顺带说出一些爪哇语单词或者表达方式，经常都是有帮助的。使用这些语言的最佳方式是用于玩笑。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都很有幽默感，跨语言的玩笑总能化解社交中的尴尬气氛。我曾料想会发现访谈女人难于访谈男人，直到我发现女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原因。就像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一样，爪哇人的血统是对等的，所以，母亲的家庭与父亲的家庭同等重要，母亲的家庭“买”女婿，他通常与他妻子的父母一起生活。（离婚也是非常容易的。）在某些地区，孩子们差不多总是有他们自己的名字，有时候只有一个。除了在一些贵族圈子里，这些名字与他们父母的名字没有任何联系。父母从子女得名制（teknonymy）是一种常规做法，所以，如果给一个孩子起名“萨明”（Samin），其父母在社交中就不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名字被称呼，而是被称作萨明的父亲或者母亲。女人通常有她们自己的收入，并且可以自己掌控。因此，采访女人很容易，尤其是关于政治联姻和家谱等主题。那个时候没有笔记本电脑，甚至没有电子打字机。磁带录音机虽然存在，但对任何真诚而自在的交流而言，都是大忌。（我从未使用过它们。）因此，人们不得不要么记住所有访谈，即刻冲回“家”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把它们打出来，要么用手写。我自己的记忆方法是根据话题进行思考，有时需要在访谈期间悄悄地把它们记下来：荷兰习惯、不错的日本人、金钱、武器、收音机、腐败等等。这是对听力和记忆力的极好训练。回过头看，我所进行过的最为重要的访谈或许是1962年4月与前海军少将前田精（MaedaTadeshi）的两次长谈，在老式的、蚊蝇肆虐的、殖民时代的黛茵德斯酒店（HoteldesIndes）。战前他驻扎在英国，因此懂一些英语。战争期间，他在雅加达驻扎的时候，也学了一些印度尼西亚语。因此，我们混合了多种语言进行交谈。他差不多是我曾经交谈过的第一位日本人，我是再幸运不过了。他的威严令人印象深刻（即使仅仅身着衬衣，因为那是伏天最热的时候），是一位真正的绅士，谦虚、真诚且迷人。（天晓得他怎么看待这个年轻的“白化病”人。）我从关于近代日本的书籍中了解到，19世纪末以来，关于这个国家在亚洲的急速军事扩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信奉征服是为了建立一个像那些欧洲帝国一样庞大的帝国。另一种观点被称作“泛亚主义”（Pan-Asianism），信奉日本的任务是把亚洲从西方世界解放出来。1935年，英国决定让缅甸从英属印度脱离出来，还颁布了一部专门的基本法。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巴莫（BaMaw）博士，成了这个国家在英国总督治下的第一位（土生土长的）总理。因为选举受到了英国的操控，他在1939年失去权力，之后接触了一些泛亚主义的军事游说分子。1941年1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国会上宣布：“如果缅甸人民主动与日本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么日本会很乐意准予缅甸独立。”一年之后，日本军队与主要招募生活在暹罗的缅甸人的缅甸独立军（BurmaIndependenceArmy）联手，把英国人赶出了缅甸。1943年7月，日本和缅甸之间的联盟条约在皇宫签署，巴莫博士成为了国家元首。与此同时，在菲律宾发生了类似的事情。1935年，美国允许曼努埃尔·奎松（ManuelQuezon）成为首位选举产生的总统，并许诺菲律宾在1946年独立。但是，当日本占领发生，奎松与大多数美国人一道逃到美国的时候，参议员何塞·劳雷尔（JoséLaurel）成为了总统，获得了跟巴莫博士在缅甸一模一样的地位，以及不日独立的诺言。类似的东西从未在印度尼西亚发生过。1943年底，首相小矶国昭只是许诺了“过些时候”独立，也从未出现过印度尼西亚国家元首。随着希特勒在1945年4月垮台，东京意识到日本将面临全面溃败，在印度尼西亚的军官们认为他们将为了天皇的利益战斗到死。但还有包括前田精在内的其他人，他们认为无论代价有多大，他们应该尽快兑现独立的诺言。当美国的原子弹在8月6日毁灭了广岛、三天后毁灭了长崎的时候，大结局到来了。8月15日，天皇通过电台宣布立即投降。9月2日，他命令所有武装人员放下武器。有些人成功倡议大部分日本武器应该悄悄地留给“祖国捍卫者志愿军”（PETA）的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前田就位列其中。“祖国捍卫者志愿军”从1943年开始接受训练，假如受到盟军攻击（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要与日本人并肩战斗。如果没有一支军队，这个国家将重新变为荷兰殖民地。他还认为这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得力的国家元首，即苏加诺。但是，8月16日，一小股年轻的激进分子绑架了苏加诺和穆罕默德·哈达（MohammadHatta），后者是倍受尊敬的二号人物。这些年轻人认为这对搭档没有勇气，不会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正是前田联系上了激进分子，劝说他们释放了受害人，继而设法在他家里安排了一次各派之间的和解会议。但他睡觉了，没有介入。8月17日快到中午的时候，苏加诺和哈达宣告了一个自由的印度尼西亚的诞生。前田则确保了军方不会制造任何麻烦。前田相当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场战争是一场愚蠢的灾难（这与日本海军认为日本陆军荒唐这一观点是一致的）。在他眼里，自己作为雅加达“海军联络办公室”（KaigunBukanfu）主任的作用就是帮助印度尼西亚赢得独立，这是与之前的构想一致的，即日本应当促进亚洲的解放，而不是将其征服并纳入日本帝国。我从前田的访谈中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他详细说起了他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尽力去做、没能做成、设法做成之事。关于他在印度尼西亚能够在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这一复杂过程中的作用，他是很谦虚的。他确乎为之骄傲的东西仅仅是他曾介入说服军方领导人，让印度尼西亚人自我决断。他故意没有参加印度尼西亚人关于独立宣言的最后讨论。后来，当我访谈与前田共过事、与海军联络办公室有过合作的印度尼西亚人的时候，我得知他们都非常尊重他，包括宽厚的共产主义者和独立领袖维卡纳（Wikana），即使他们痛恨日据政权。因为三个彼此不同的原因，我与前田的谈话是关键性的。第一，他让我开始以一种比之前更为复杂的方式思考日本。为了帮助西海岸不幸的日裔美国人，卡欣已然尽力而为，但他曾受训对日本作战，而我在“二战”期间还不过是个孩子。这种代际和文化差异在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日本—亚洲之光》（“Japan，theLightofAsia”）中显露了出来，它不但描述了日据政权的残酷与剥削，而且证明了倘若不承认日本人的贡献，就无法理解印度尼西亚革命。第二，前田让我第一次思考了个人的作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他让我渐渐调整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我原本打算仅仅把日据处理为晚期荷兰殖民主义、日据、革命、宪政民主、指导式民主这一序列中的一个短暂且独立的时期。但是，我越是看到证据，越是开始反抗简单划一的事件顺序，并最终决心打破这一模式。我必须考虑日据与革命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论文有意识地跨越二者，仔细考察1944—1946年的原因。在学术关注聚焦于高层精英的时候，为什么革命与日据被视为对立物是可以理解的？但精英之下呢？正是从这个困惑中，我的论文《年轻人的革命》（“PemudaRevolution”）诞生了，它正确或者错误地主张，革命背后的引潮力既不是民族主义的政治精英，也不是某个社会阶级，而是一代人，他们是由自身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复杂经历所形塑的。这极好地证明了卡欣对他学生的厚爱、他的谦虚，以及他在智识上的宽宏大量。他不但大力支持一个在其博士论文中反对他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与革命》里提出的一些论点的学生，而且帮助落实了该论文的快速发表。事实上，我们两个在一定程度上都错了，因为我们不懂日语，无法利用很多日语文献。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大卫·詹金斯（DavidJenkins）—我的一位好友，研究印度尼西亚军事史的顶级专家—借助无数文献和在日本的个人访谈证明，是在爪哇的日本高级军官让革命变为了事实。在1945年7月17日至8月初的波茨坦会议期间，麦克阿瑟（MacArthur）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SouthwestPacificCommand）的负责区域突然被移交给了蒙巴顿的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包括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然而，蒙巴顿并没有对这个地区实施控制所必需的兵力、运输工具、武器，以及有效了解当地的政治运动。因此，直到9月15日，他的一些军官才到达爪哇。在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和这次登陆之间的一个月里，日本高层指挥官获得了时间为印度尼西亚革命者秘密提供七万二千支轻武器、一百多万发子弹、若干迫击炮和野战火炮。詹金斯正确地观察到，倘若没有这一帮助，独立革命便是不可能的，蒙巴顿也不会放弃占领整个爪哇岛并将其归还荷兰人这一想法。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