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报告文学：《抗战中的金融战》文/李兆新（河北）《抗战中的金融战》文/李兆新抗战中的金融战活动在海兴一带的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李兆新寇艳春北海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主要银行，冀鲁边分行是北海银行的下属银行，它于1942年8月随冀鲁边区党政军组织迁至海兴，在极其残酷的战争岁月里，北海银行印制发行的北海币，为抗日根据地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抗战中的金融形势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早在津南，鲁北地区活动的共产党人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建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建立了冀鲁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的侵略包括对货币金融的侵略，是所谓综力战中的一部分，它的基本精神是企图从货币上来掌握统治我经济命脉，侵占市场，垄断价格，榨取物质资源，以造成我根据地资源枯竭，经济贫困。其主要手段是一方面大量发行伪钞（指日伪发行的纸币，如伪准备票、伪中央储备票、大东亚票、满州票等），扩大伪钞使地区，提高伪钞信用，另一方面打击、破坏、排挤法币（指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如中国银行票、中央银行票、中国农民银行票、交通银行票等），变法币市场为伪钞市场，以至法币完全停止行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贸易中断，法币汇兑停止，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停止法币外汇本位。日本侵略者再无法盗取我国外汇，便利用抢掠来的法币有计划地向我各根据地大量倾销，以吸取物资。人为地使法币拥挤，造成危机。国民政府对法币的发行数量急剧增加，货币浮现市场，造成物价日涨，因此生产资本转入投机行业，生产降低，促成了法币的恶性膨胀，当时因国民政府无力整饬市场，再加上日本侵略者对法币实行破坏、打击、排挤以至完全肃清的货币政策，使当时作为全国性流通的法币不断跌价。当时在冀鲁边区的泊镇、连镇及新海县北部一带，就发现一些奸商运来大批整箱联号法币，高价收粮棉及其他原料物品，法币在金融战线上的作为越来越软弱无力，无法与伪钞抗衡。伪钞以低价大量买进银元和铜币，货币流通受到了严重影响。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土什钞（指当时某些杂牌银行自行发行的钞票。如山东民生银行票、某官钱局的角票枚票等），有些商人甚至用毛头纸盖上印章也作货币使用，货币的混乱造成了市场的混乱，直接影响了边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影响了边区的抗战。二、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的创建1938年9月，由肖华率领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改编了抗日救国军，建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肖华在第一次军政会议上，首先提出了建立银行的事，由于当时忙着整顿组织发展武装，这事被拖了下来。1939年初边区党委又提出建立银行的事，但没有明确具体由谁负责，此事又被搁置未能付诸实施。1940年下半年，金融混乱到了一定程度，这件事到了非办不可的地步。根据当时的金融形势，本着适应抗战需要，维护边区民众利益的原则，推挤法币阻止其内流，打击与抵制伪钞，肃清土什钞以澄清金融市场，稳定物价，发展生产贸易，巩固经济阵地，与敌人展开货币斗争，为坚持抗战积蓄力量，边区党委决定由边区财经委员会副书记、笫一专署财政部长张耀增负责筹建边区银行。1941年5月，一专署专员石景芳给张耀增派来四名工作人员，张耀增又找到懂印刷技术的李升堂，借用乐陵县委印小报的石印机和一专署粮秣科印粮票的石印机，在专署印粮票的地方—宁津县长官西北小赵家，试印了第一张冀鲁边区的北海钞。三、冀鲁边区银行迁至海兴境内冀鲁边区银行是冀鲁边一专署为主组建的，1941年一专署活动在宁（津）乐（陵）边界的大桑树一带。当时的党政机关“打游击”，银行也就不能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1941年8月，银行从宁津县的小赵家转移到乐陵境内的霍寨、赵黄毛家、李兴雨家、小姜家一带，这里树木较多，容易隐蔽。印钞机安装在这一带树林中的地下室里。印刷所的部分领导住赵黄毛家或李兴雨家，工作人员住小姜家。光挖地洞、地下室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洞口在群众院子里，地洞一直通到村边隐蔽处，安放机器的地下室全部用板子、木头为撑。为了应付当时的游击环境，保证银行的安全，在宁津县的大付家、小董家和李明杨家建立了地下室，当乐陵县的环境恶化时，曾搬迁到这些村工作过一段时间。1942年夏，银行的一台号码机在程家楼被敌人发现而丢失。1942年8月，宁、乐边境环境恶化，无法坚持生产，根据冀鲁边区党委指示，银行随边区党政军机关转移到海兴境内的马厂、献庄、傅常丰一带（原属盐山县）。领导及后勤人员住马厂，小石印刷机分两个组，一个住在献庄，一个组住在傅常丰，铅印机（脚蹬子打号码机）组住在李良志。三个印钞组都是在群众的牲口棚下、羊圈下挖的地下室，对外分别以开木匠铺、刻字铺、经营羊毛为掩护，各组之间不直接来往，材料的领取和成品的发行都是通过通讯班夜间十二点以后进行的。1943年初计划转移到小山下的古地道及东部沿海的狼坨子和侯庄。在狼坨子西南的草洼里建造了一处半地上的房子，在侯庄建造了地下室，并把号码机搬了去。石印机还没来得及搬迁，敌人开始了四月一日的大扫荡，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星期，马厂、献庄及侯庄一带被扫了一遍。由于侯庄地下室掩护不好，被敌人发现，机器丢失。1943年4月底，银行向沾化县新迁户一带搬迁。银行买了一只木船，通过水路把印刷的设备、人员转移到黄吉元屋子附近的荒草野坡里，共挖了四个地下室，上边覆盖一些野草。这个时期的供应十分困难，生活非常艰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吃不上任何蔬菜，光吃红高粱面。1944年初，银行印刷所负责人李聘周、张瘦梅奉命率领30多名工作人员到垦利县以北的相家村，与清河区银行合并，改称为渤海银行。其间，敌人对垦利进行了一次拉网式大“扫荡”，时间持续了二十一天，由于叛徒告密，银行的机器、设备、物资、半成品，全部被敌人挖走，损失相当严重。1944年夏，渤海银行全部转移到沾化县的毕家嘴村；1945年5月，形势逐步好转，渤海银行搬迁到蒲台县万家村。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又迁入利津县城内的南当铺；1947年6月，鲁中南银行并入渤海银行；7月，国民党飞机昼夜轰炸利津城，又暂时转移到庆云县的何家和中丁村；时间不长，又转移到鲁中南沂蒙山区；1948年9月，济南解放，渤海银行于1948年冬全部迁进济南市，194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四、银行机构的内部设置1941年5月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初建时期，负责人是张耀增，下属5名印刷工作人员。1941年8月，在乐陵县大桑树一带时期。经理（即行长）张耀增，负责具体工作的领导人有李聘周、张启鲁、刘涛、艾国治。银行下设几个股：印刷股，股长王月彬；打码股，股长福寿昌；鉴定股，股长李聘周；后勤股，股长赵培臣。1942年8月，在海兴马厂、献庄时期，银行经理（即行长）张耀增，副经理（即副行长）曹培刚。印刷所主任李聘周；秘书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亦称指导员）张瘦梅；会计股长刘涛；总务股长赵培臣；材料股长蒋觉民；通讯股（班）长阎云峰；采购人员：李升堂、张敬如、王信。小石印机献庄组，组长王月彬，工作人员：时风集、王涛森等；小石印机常丰组，组长梁长江，工作人员：马洪奎、李荫怀、李桂森等；铅印机（脚蹬子打号码机）组，组长福寿昌，工作人员：刘长胜、宋书城、苑元洪等。全体干部、工作人员近30人。这一时期银行的机构比较健全，冀鲁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下达指示明确：边区银行“命名为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分行组织设经理一人，副经理一人，内分发行科、会计科、营业科、出纳科，各科设科长一人，发行科附设印刷所，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并要求“各专属成立支行，命名为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第几支行（第几专署即第几支行）”，“各县设办事处”并且对各专署支行、各县办事处的内部组织做了原则规定，明确了“银行系独立系统，但又系政府组成部分之一”，受上级业务部门和同级政府的双层领导。1943年4月在沾化县新迁户时期，银行的主要领导人仍然是张耀增、曹培刚、李聘周、张瘦梅、赵培臣等同志。到1944年初与清河区银行合并为渤海区银行时，银行印钞厂已初具规模，厂长李聘周、指导员曹子明、张瘦梅；印钞厂下设；印刷部，主任李志让；机刀部，主任王月彬；鉴定股，股长刘子成、刘敬石；保管股，负责人候荫南；警卫队，队长赵华川。全厂达到60多人。1945年8月在利津县时期，印钞厂增加到150多人，机构设置已比较健全。厂长李聘周，指导员曹子明、候荫南。工厂下设：鉴定股，股长刘长胜、阎云峰；材料股，股长王兴志、于福昌；会计股，股长王继仁；印刷部，主任李少言、李广仁；机刀部，主任王月彬；小石印部，主任王海元；成品部，主任李志让、汪精华，辅导员时凤集；警卫连，连长刘子宽，指导员时凤集；修械所，负责人魏青山。厂内的党团组织是：党内设支部，书记曹子明，副书记候荫南；团内设团委会，主任景家驹（专职），副主任阎云峰（兼职）。五、北海钞的印刷与发行初创时期的冀鲁边银行，只有两台小石印机，5名印刷工作人员，油墨纸张都非常困难。银行经理张耀增通过亲戚关系在天津买到二十令纸和一些油墨、花帖，但运不出来，是一专署专员石景芳通过一个原籍东光县的军阀的关系，从火车上运到连镇，又转运到小赵家的，张耀增又设法从盐山石印局搞到了两盘大石印机，夜间偷偷地运到根据地。再加上一台脚蹬子打号码机（铅印机），这就是银行印刷所的全部机器设备。搬迁到马厂、献庄一带以后，银行才增添了一盘大机器，1943年被安设在献庄，因赶上敌人扫荡，只好把这台铅印机拆开埋起来。到新迁户一带时，设备才逐步完备起来。从天津购进了八页机一台，切纸机一台，脚蹬子号码机四台，并请来了铅印技术员。渤海银行初期，设备增加到小石印机七台，六页机、八页机、切纸机各一台，脚蹬子打号码机五台。1944年夏沾化毕家嘴期间，增加了马拉风车的动力；到蒲台万家村时换成了十二马力柴油机；一直到日本投降后迁进利津县城后，才增加了三十二马力柴油机和小型发电照明机，同时增加了大石印机、八页机、六页机各一台，脚蹬子号码机增加到十多台，以及小石印机五台。银行初期印刷的北海钞只是几分的钞劵，最大面额的是一角，钞票很小，和纸条子差不多，后来才逐步走向正规。马厂、献庄期间只印一角劵和五角劵，票面上印有“北海银行冀鲁边”字样，一角劵古铜色；五角劵绿色，图案是以小山为背景的老人牧羊；到沾化新迁户开始印刷一元劵，棕色，图案是马拉犁耕地；渤海银行时期，票面上印有“北海银行渤海”字样，以区别冀鲁边区和清河区所发行的北海钞，这时增加了十元劵，红色，图案是山村农舍。在银行刚成立的半年时间里，就发行北海钞十几万张，随着形势的发展，发行量越来越大，1943年从沾化县新迁户通过海路运往冀鲁边区的北海票，仅一次就运送过来一百万元。在发行初期，北海钞的信用尚未确立，先通过部队发行，部队打到哪里，北海钞发行到哪里。北海钞与法币、伪钞同时在市面流通，在敌占区，敌人抓着花北海钞的人就逮捕甚至枪毙。为了达到占领市场、稳定物价、繁荣边区经济的目的，我边区政府制发了“推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什钞”的政策与敌人展开货币斗争。1943年4月冀鲁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规定：“自三十二年（指民国三十二年，即1943年）五月XX日在我边区无论公私款项、市场交易、完粮纳税、债权债务及一切有关货币金融之行为，一律以北海钞票—本位币为单位计算和书写”，“确定带‘冀鲁边’字的北海钞为本边区流通本位币”。对于法币按八折兑换，而且“逐渐贬值由六折、五折、三折，全部停止在市面流通”。对于伪钞、土什钞，原则上禁止流通。并规定“发行办法以贷款投资于生产贸易事业为主，提高商品生产，绝对禁用北海钞作经费开支，违者要受到纪律制裁”。三个专署完全用于农业、工业、商业、盐渔业生产贸易的第一批贷款共发行150万元，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的生产贸易事业。由于把北海钞的发行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加之边区政权、军事的不断发展，北海钞成为边区主要流通货币。边区的一首民歌中唱道：“赶集买了线，心中好喜欢，红绿的北海票赚了九百三”。不难看出北海钞在边区生产中的地位和边区人民心目中的信用。六、北海银行的历史作用与贡献1.对抵制日伪货币入侵，稳定根据地货币金融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日寇对华政策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与“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同时并进。为了挫败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的侵略，北海银行展开了长期抵制日伪货币入侵的斗争，以维护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市场的稳定，保障根据地和人民的经济利益。抗战暴发后，敌人的金融攻势，就是设立伪银行。通过伪银行，敌人在沦陷区发行了大量的伪钞；同时又发行了不可胜数的日钞和军用票，强迫在市场上流通以吸收法币，然后抛出法币夺取外汇，用于购买军火和战争所需的物资，满足其侵华的需要。针对敌人的阴谋，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及所属的北海银行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一方面，各级政府张贴布告，宣讲使用日伪币对我民族的损害和发行北海币的意义，号召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开展各种生产建设活动，以抵抗日伪货币流入我根据地。另一方面，根据地政府努力安定地方金融，通过银行发行地方流通券以保护法币的信用，以资流通金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的主要银行已经大部被日寇掠夺封闭，敌伪政权利用掠夺到的法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抢购各种物资；同时制造、倾销各种伪币、劣币，以造成我根据地恶性通货膨胀。对于日本侵略者的这一行动，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采取的对应办法是排挤和停用法币，成功迫使伪钞、法币自身膨胀、跌价，最终失去了流通市场，保障了根据地的金融经济安全。与此同时，冀鲁边区根据地采取了“物价本位制”的措施，使根据地的北海币与物价，改善了军需与民用。北海银行与日伪开展的货币斗争，其重要意义还在于：一方面，对革命政权而言，货币斗争的胜利，有力的抵制了日伪货币的入侵，扩大了北海币的流通范围，巩固了北海币作为本位币的信用度，扩大了我根据地掌握物资的范围，平抑了物价，稳定了冀鲁边区货币金融市场，彻底粉碎了敌伪政权对冀鲁边区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另一方面，对于日伪政府而言，货币斗争的失败，使得日伪货币的流通范围缩小，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财政困难。北海银行所开展的货币斗争，既发展壮大了革命政权的力量，同时又沉重打击了敌人，对于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可以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2、对促进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发展，支持我党的战时财政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与日伪政权开展货币战，努力维护根据地的货币金融市场稳定外，北海银行还积极利用贷款、投资等经济手段，来拉动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量的资金在北海银行的运作下，通过贷款、投资等方式不断循环流通，既为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又筹措了大量的资金，为战时的革命政权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为稳定抗日根据地的金融体系，促进根据地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中共冀鲁边区党委决定，在冀鲁边区根据地发放贷款。1942年根据北海银行总行颁布的贷款办法，冀鲁边区根据地统一办理农村贷款工作。使当年的贷款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年冀鲁边银行进一步细化贷款工作规定，以保证贷款工作的规范性，促进贷款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在规范化政策的引导下，北海银行的贷款工作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大量的贷款进入农工商各行各业，一方面有效地救济了贫民，促进了农、工、商业的发展，巩固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调剂了根据地物资平衡，刺激了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为革命政府进行抗战提供了充足的军需日用品，筹集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经费，有力的支持了我党的战时财政，保证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抗日战争结束后，北海银行又充分利用经济杠杆，通过农村贷款、发放公债等大力支持土地改革和生产救灾，保障了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仅海兴小山区而言，由于获得农贷和公债的支持，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土地改革和生产救灾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同时也为革命政权赢得了民心，使之成为渤海区参军支前的模范解放区。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总之边区银行为适应抗战需要，维护边区民众利益，在推挤法币、打击伪钞、肃清土什钞，稳定市场物价，发展边区生产贸易，繁荣边区经济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作者简介】：李兆新，河北省作协会员，海兴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总编：觉斓】环渤海文化总第（581）期投稿请加总编微信：觉斓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