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历史的求真与求解|许纪霖作品集研讨会实录（中）▲光启读书会现场按语“历史学的求真与求解“——《许纪霖作品集》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举行。会议由苏智良教授主持，许纪霖教授作主题引言，与会学者姜义华、陈兼、萧功秦、陶飞亚、刘昶、杨国强、姚大力、姜进、周武、瞿骏、沈洁、张洪彬、张济顺、陈恒交流发言。刘昶：今天非常高兴参加纪霖兄的作品研讨会。我和纪霖兄是老朋友，他的作品我从八十年代就开始读。当时还不认识他，看他写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觉得是出自一位老先生的手笔，因为文章对那些知识分子的行谊掌故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后来是萧功秦带我到纪霖兄家里吃饭，才知道他比我年轻。▲刘昶教授刚才他的发言讲的是历史研究的求真和求解，我听了以后非常受启发。特别是他说我们所研究的每一个历史对象，都包含多元复合的真相，这个提法非常好。确实，每一个历史事实，除了很细微具体的事实以外，如某人在哪一天出生，中共一大在哪一天开会等，任何一个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事实其实都是很复杂的，即使是很小的一个历史事件，其牵涉到的面向都很多，更不用说那些非常宏观的历史现象。佛教讲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们研究历史也一样，要弄清楚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哪怕它再小都非常困难，因为它牵涉到的面向都非常复杂多元，我们要想穷尽它都常常是不可能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当时在这里（上海师大）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在文史楼上课，课间休息时，我们系的辅导员王老师和艺术系请来的一个模特发生了争执。因为这个模特在休息时，对着一个教室门挥拳乱打，王老师上前阻止，那个模特就与王老师就吵起来。我们同学上去劝阻，结果一哄而上，发生了肢体冲突。事后大家一二十人坐下来回忆这件事情，就是刚刚眼前发生的事情，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这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后来常常给学生讲这件事，来说明历史求真的困难。历史真的很复杂，即使你是亲历者，你也不可能全知全能，旁人的经历你就不一定知道得很清楚，更不要说旁人经历时的心情和感受怎么样，你更无法知道。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历史不仅仅有多元复合的真相，实际上它的因果也是多重的，而不是只有单一的因果。我们的主流历史叙事常常讲历史的必然、历史的规律，其实历史发展哪有那么简单。历史发展从来不是一重因果决定的，而是有着多重因果。我们用什么因果来解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问题。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其所著《历史是什么？》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一天早上起来晚了，急匆匆赶去上班，走到路上他突然想起忘了带烟。他的烟瘾很大，看到十字路口对面有一个香烟店，就穿过马路去买烟。恰恰这个时候，有一辆车开过来，把他撞死了。对于这件事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因果：是因为这个司机喝了酒醉驾；也可以说是这个人的烟瘾害了他；还可以说是因为这个十字路口没有安装红绿灯；我们甚至可以归因于这个人的闹钟坏了，没有准时叫醒他，以致他要赶时间而慌忙中出错，等等。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去穷究的话就会发现它牵涉到的因果很复杂，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会有不同的因果。▲E.H.卡尔著既然历史真相是多元复合的，历史因果是多重复杂的，同一个历史事件，同一个历史现象，特别是关于宏观的历史过程都必然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叙事和竞争性的解释。我们又如何来判别这些不同的历史叙事和解释的是非优劣呢？比如，做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人在国内外数不胜数，为什么许纪霖做的东西能得到读者的高度评价？再比如，关于曾国藩、李鸿章不知有多少人做过研究，为什么我们读了杨国强老师写的曾国藩、李鸿章研究就觉得精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他们掌握的相关史料比别人多，他们写出的历史比别人的更“真实”吗？显然，这不是读者们赞赏他们作品的主要原因。我相信，大多数读者认为他们的作品精彩出色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比别人提供了更好的关于相关历史的解释。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他们的解释比别人更好呢？人们是根据什么标准做出这样的评价呢？我觉得这个评判标准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人们是根据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来评判历史作品的优劣的，尽管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好的历史作品之所以好，除了其中的才情学识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触动了当代人的神经，回答了当代人的关怀和问题，启发了当代人的思考和想象。正因为这样，这些作品才能在同时代人的研究当中脱颖而出，并且能够在历史上流传下来。诚如刚才纪霖兄所讲，历史研究中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哪里来？是从现实关怀当中来。读纪霖兄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比如他关于工匠精神，关于当代青年人的性格，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等等许多的讨论，都充满了现实的关怀。实际上我们研究历史，出发点都是现实，都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研究历史一方面当然是要有很多知识的积累，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关心社会，关心现实，关心当下的公共问题。只有当你真正有了对当下的这种深切关切，你才能找到好的问题，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每一代人都要从自己时代出发重写历史，所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真正好的历史作品，都体现了当代的关怀，回答了当代的问题，特别是表达了当代的思想。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另一面解读就是科林伍德的那句话：“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真正好的作品，不管你写思想史也好，写经济史也好，写社会史也好，你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有你的思想在里面，这个思想凝聚了你对当代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史”。历史研究真正能够打动人，抓住人，真正能在历史上留下来的正是你的思想，是在你作品当中体现了时代精神的你的思想。▲科林伍德苏智良：刚才刘昶教授提到了杨国强教授，下面就有请国强兄。杨国强：收到这个会议的通知和许纪霖教授的著作，最初触起的回忆，是33年前我与许纪霖一起读研究生，同住第五宿舍。他在二楼，我和我老弟在三楼，我们的隔壁是钱杭，对面好像是冯棉，楼下还有程念祺。历历而数，今日学界中的不少人当年都在五舍住过。可惜五舍现在拆掉了，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可以追怀往日岁月的地方。我比许纪霖大十岁，但非常惭愧，在学术上应同属八十年代初入学问之道的一代。▲杨国强教授这代人同后来的一代人不同之处是：第一，我们面前有很多老先生，有大知识分子，例如我曾有缘近观而知的冯契先生、陈旭麓先生以及上师大的程应镠先生等等。知识分子有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之分，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的不一样，一是他们有自己选定的信仰，并且始终守定自己的信仰，从而形成人格的感召力，二是能够在没有那么多理论和方法可以借用的学术环境当中卓然自立，肯定有自己的独得之见和自得之见，从而各自都学有本源。这些人化岁月沧桑为学问道德合为一体的庄严气象，现在想来，他们对我们立身治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有大知识分子，在我读书的年代，一般的感觉是，本科的高低，常常以学校分；而研究生的高低，则常常因老师而分。所以学生常常沾老师的光。时至今日，大多数学生眼中的大学已只有学校的好坏而没有老师的不同了，是不是我们这代人已只能产生各色各样的著名学者，而产生不出大知识分子了？第二，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文革结束百废俱兴，又因百废俱兴而很容易召唤理想主义与之俱来。我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因此始终有着理性主义留给我们的影响和印迹。与这种理想主义相关联的，是那个时代的学术以视野之大和论域之大为特点，至九十年代学界的风气变、趋向变，这种以大为尚的取向遂被时流称为“宏大叙事”而成了落后的东西。但内含于理想主义中的对现世的关怀、对人生的关怀、对家国的关怀、对人类最终命运的关怀所留下的影响则始终不会完全消失。我一直相信，对于一个学人来说，除了老师的启导之外，其长久的生存状态基本上是一种自己造就自己、自己证明自己的过程。自己造就自己，就是养成和积累自己的深度和广度，自己证明自己，则是你最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自己写出来的文章决定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决定的；其他的东西，往往是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由此深而论之，是心有关怀，则自己造就自己和自己证明自己的过程，一定会不断地思考问题，又不断地回答问题。思考问题和回答问题最终都是在寻求意义。在一个理论和方法日日新、又日新的时代，心中有问题，则理论跟着你走，心中没有问题，则你跟着理论走。就许纪霖而言，他从《无穷的困惑》到《家国天下》，表现的都是他在不断思考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思想过程。因此，虽然他广涉理论，但正是其始终抱有的关怀和问题使他没有迷失于理论之中。在我的印象中，许纪霖是一个以不断努力自求不断进步的人，以三十年为度，他对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都是可以讨论和争辩的，但他由思考和回答表现的关怀则不能不使人起敬。我们现在参加学生开题、答辩，经常会指责研究生没有问题意识，其实往深处想想，问题和问题是不一样的，有的问题是有意义的，有的问题没有意义的。几个月之前张洪彬给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其中使我触动的是，他就现在动不动就说是填补了空白的浮夸，引出自己的疑问，进而发为究诘：是不是所有的空白都需要填补和值得填补？这是一个有深度的问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几何，你面对那么多知识，前人留下的空白很多，那么，前人为什么不去填补那些空白呢？上个世纪末我到台湾参加关于孙中山的一个讨论会，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带去医疗档案，说孙中山不是死于肝癌是死于胰腺癌，当天的台湾报纸已在显目的版面说是填补历史空白，重新改写历史。我在那个时候想，如果你把孙中山当作一个病人，这些材料固然填补了以往的空白，但你把孙中山当成一个政治人物，关注的是他北上之行的历史影响，则这些细节并不能改变我们迄今为止的历史认知和历史判断，则这个被填补了的空白又何从而改写了历史呢？由此引申，是现在研究历史特别喜欢强调所谓新史料。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史料是起点和基础，其重要意义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但我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新史料一定会比旧史料更好？史料对于我们的价值，归根结底是认识历史、理解历史、说明历史。在这一点上新史料与旧史料并无区别。因此，常见今日千辛万苦发掘来的新史料，大半与旧史料性属同质，而且又互相同质，这种量的增多，很少能校正、改变我们已有的历史认知，近代史研究尤其如此。那么新之为新，其特殊的价值又从何而见。据我个人有限的体验，三十多年治史中获得的对于历史的一点理解，能够今日之我更深于旧日之我，主要并不是靠新史料，而是靠对已有史料的深读、广读和熟读。其中的关键是面对史料，心中要有寻求历史意义的问题。这样有意义的问题，才是刚才刘昶教授讲的能够留下我们这一代的思考东西，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认识和论说，但是实际上产生这些认识和论说，源头都在我们一代人面对的时代问题。许纪霖的这几本书，在这一点上具有代表性。十年前虞云国教授要我来上师大做学术报告，讲完以后，一个学生问我：杨老师你想过没有，你会不会被打倒，这是一个非常凶猛的问题。但既然学生问了，我不能不回答，我说我肯定会被打倒，因为历史之所以需要一遍一遍写和能够一遍一遍写。本在于每一代人面对的社会问题不一样，影响所及，因此读史的视角和关注也会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会使后人看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一面，从而形成不同于前人的认知。后于我们的一代，也会有他们面对的社会问题，若由此形成读史的别有关注，并形成不同的认识，则也会以他们的不同超越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会被打倒。再说现在的后生一辈中，有那么强烈的弑父情结，我们只能从容地静候他们来打倒，以实现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新陈代谢。但是，只要我们出自于这个时代的历史认识还含有真理性的内容，那么到了孙子一辈，就会怀念祖父，就像我们现在常常会重新怀念隔了一代二代的前辈学人一样。▲姚大力教授姚大力：我首先想补充的是，当许老师把他所说的若干个W分别归属在“求真”和“求解”两个义项之下，亦即将What、Who、When和Where归为“求真”，而把Why、How归为“求解”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要在这两个类型的追问之间品定高下的意思。我近几年一直在学校上一门名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通识课程。第一节课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第二节课人就会少掉很多。因为我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这门课结束后有堂上闭卷笔试，考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四个W，只有通过笔试的同学才能获得提交读书报告的资格，然后我再根据读书报告的好坏给他们定课程成绩。相比较而言，学生更愿意回答的，恐怕还是后两个W；因为他们可以随意乱讲，而你却很难能说他讲错了。所以一听要考前面四个W，不少人就溜掉了。很难说哪一类的追问更重要，或者哪类追问必定意味着更高的学术品质。决定因素全在于你解答提问的质量本身如何；而针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提问的解答，检验其学术质量的标准，自然也应是各不相同的。就“求真”而言，提问的难度往往取决于以下两方面因素，即需要检阅资料的工作量够不够大，为从资料中榨取出信息所采用的方法或各种专门性技术够不够复杂精巧？当一个课题需要引用很多种相关文本（包括各种不同语文的原始资料和第二手的研究性著述在内），并且需要在对它们从事反复的对读与互勘过程中旁证曲引、抉疑发覆、辩误拾遗、显微阐幽，方能逼近所欲了解之制度名物或人事自然的实相之时，该研究才会呈现出很强的学术张力和很高的学术水准。在这里，怎样增强从史料中榨取信息的能力，如今是一个受到忽视的问题。在我们读到的不少论文、专著里，史料一旦被作为证据枚举出来，它的意义即得以自明。所以史料的处理，似乎始终只是拣选和陈列的问题。这就像是从一个注满水的脸盆中把浸在里面的毛巾捞出来，所有需要的信息就会像毛巾里的水一样滴滴答答地自动流出来。这很难算得上是高明的研究。在此种意义上，只有从半干半湿、甚至从几乎被晾干的毛巾里仍能不断挤出水来的人，才是高明的史学研究者。张之洞在《书目问答》里提倡须“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这是典型的乾嘉汉学主张。但是这一套史料处理的精致功夫现在被大多数研究者或视若弊履，或心存畏惧若蹈虎尾，历史学这门学问于是也就可能被做得全无学问可言。如果只要识字，便可治史，历史学当然就很难被人们待以敬畏之心。其中的主要责任，我以为还应归诸历史从业者们自身。▲张之洞《书目问答补正》也许有的年轻学人会问，我选的题目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复杂烦难的史料处理技巧，那你叫我怎么办？我的回答是，谁叫你选择这样一个不争气的题目来做“研究”？是否做得到选择那些具有强大学术张力的题目来充分地展示个人的研究能力，这本身就反映出研究者是否具有高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品味。若要说到“求解”，情况就更复杂一些。解析事关Why或者How的问题，本来离不开涉及前四个W的大量细部研究的支撑。但在很少数的情形下，旨在追踪Why或How的叙事规模极其宏大的历史书写者，可以从他人的研究中借用他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细部研究的成果。我们马上就会想到，汤因比就是这方面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近十多年来流行的“大历史”（bighistory）讲述者，如《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2005）的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以及《大历史：从宇宙大爆炸直到当下》（2007）的作者辛西娅·斯脱克斯·布朗，亦属如此。评判这一类研究作品，当然不可再着眼于一手资料的处理技术是否精细到位。这时要看作者为建构一个新解释体系而集成的那些具体知识是否都准确可靠，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集成本身是否已构成巨大而高难度的工作量，尤其重要的，是安置所有这些集成知识的解说框架能否对我们原先关于该主题的总体认识图景产生重大的冲击或修正效果。不应该把未直接从事细部研究的“求解”式思考与探索全都看作是无学术价值的；不过这仍不意味着细部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已完全没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即使是对专注于上述这样的宏大历史叙事者而言，细部研究也必定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经验素养。不然的话，他们就很难具备在领域广泛、浩如烟海的研究型文献中很精当准确地采撷各种知识素材的眼光与能力。事实上，在回答绝大部分有关Why和How的问题时，更经常发生的，是我们同时还必须面对有关前四个W的细部研究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Why和How会层出不穷地引领出既有二手文献尚未涉及过、但又迫切需要予以澄清或阐明的诸多细节问题。你从提供历史细节的自助餐桌上找不到你需要的那几道菜，所以只能靠你自己去烹制它们。这样看来，“求解”是要在“求真”的基础上再向前跨出一步或跨两步；也就是说，“求解”包纳了对“求真”的要求，并且还要求比“求真”更深入的思考，使细部研究能超越局部性的、就事论事的意义，而在一个关联着更大思考的叙事框架里、在一幅更宏大的画面里，越发突显出它的潜在生命力。由此也就引发出我对许老师见解的第二点补充。如果我们把上述六个W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权且以What作为这六个W的合称——，那么除了What以外，在历史研究中还应当紧接着跟进一个Sowhat的提问。是的，你已经告诉我何人在何时、何地发生过一桩何等样的事情，你也已经告诉过我这件事到底是因何、乃至如何发生的。那么——倾听这个故事的人很可能还会问：你讲述这个故事，究竟是想说明什么？他提出来的，就是所谓Sowhat的问题。在“求真”的意义上，Sowhat的问题较好回答。那就是我们原先对前四个W的认识还有不确，还不够“真”，因此有必要加以补充更正。为考据而考据有时被人批评为“饾饤之学”。然而由“饾饤之学”产生的结果，很可能在某个特定时刻就会成为被某个宏大主题的研究者所借用的意义重大的史实素材。因此只要烹饪功夫到家，我们绝不能小看由“饾饤之儒”端放到陈列历史细节的自助餐桌上的那些小菜。在“求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则是要为回答Why与How提供一个有新意的解释框架。什么才算是有新意的解释框架？它既不能满足于把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重新讲述一遍，也不能只是用它来重复证明各种已知的公式或原理。每个人都曾经历过反复地操演数学练习题的年月，为的是学会熟练地掌握数学的基本公式和原理。但习题演算只是一项思想和技能训练，它不能被等同于以原创性为基本特征的学术研究。所谓有新意是指新产生的解释框架与之前已有过的那些都有所不同，故而能比后者更有效地容纳相反的证据，而不是用藏匿、排斥或歪曲相反证据的办法来维持原有解释框架的有效性。其实很多新框架的产生，正是由足以表明原有框架已经产生裂隙的那些新近发现的相反证据所引发的。不仅如此，关于Why与How的新解释，还可能带动我们对影响甚或支配人间关系的那些更为宽泛的一般性法则产生不同于以往的重新认识。这么说起来，历史研究者的Sowhat意识，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把自己的研究置于以往研究的学术脉络之中，一种把自己研究的起始点推向以往研究成果最前沿的意识。过去我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但是光强调问题意识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还没有触及到问题意识究竟从哪里来这个更带根本性的核心。问题意识不应是挖空心思生造出来的，更不是出于偶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只能来源于以往的学术之流。所以历史研究中的Sowhat意识，实质就是历史研究者必须时时不能忘记加以观照的对其问题的背景意识。▲姜进教授姜进：原来以为是纪霖的大书，就像他自己说的，就这本大书里面提出的问题，家国天下，天下认同，国家认同这些问题有一个读书会，后来变成三本书，然后说随便讲，好像不是真的来谈一个学术问题。我本来觉得家国天下这是很值得来讨论的，从概念上，从理论建设上，从知识分子群体的何去何从，这个群体在中国近现代史转折中的作用，他自己作为这个群体一员的经历，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下的情况下，纪霖书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比如中国知识分子跟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跟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很值得讨论。现在看起来我的理解有误，这些问题并非会议主题，那就谈一点我个人的感想吧。非常佩服纪霖，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优秀的知识分子，秉承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关怀。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说，士大夫阶层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个阶级凌驾于生产者、特别是农民之上，里面有很烂的人。这里面腐败贪婪，权力欲望膨胀，精致的或不那么精致的、甚至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都不在少数。我们不能把士大夫阶层浪漫化。但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士大夫阶层确实是有一种精神的传承，以天下为己任，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你看全世界的情况，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没有这么一个阶层，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有，但是跟中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欧洲的所谓知识分子（intelligensia）是在反对教权和皇权的斗争中诞生的，是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很独特。刚才有老师提到我们怎么定义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我想，知识分子的概念在欧美和中国学界是有不同的，但也有共通点，那就是你一定要有关怀，你要对人类社会的境况作系统的、批判性的分析和思考，你的工作要立足于怎样能够改善人类的境况。并不是说你拥有知识，你就是知识分子，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纪霖这本书里面讲的知识分子，都是有天下关怀的，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是非常可贵的。纪霖在这本书里面，以他自己多年的阅读和思考，从理论上和学术脉络上给我们梳理了中国知识分子家国关怀的古老传统及其近现代的发展演变。从古人到今人，从梁启超、张君劢、杜亚泉、钱穆到杜维明、张灏等二十世纪新儒家群体，他们的家国思想和天下关怀都在纪霖的描述和诘问中生动呈现，他们的思考如涓涓细流共同汇成思想的大河，浩浩荡荡，两岸风景无限。纪霖用这么一本大书，以宏观全局的气魄，分析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种种样态的家国思想和天下关怀，最后提出他自己的新天下主义概念，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功业。他的辛苦，他的抱负，他的天下关怀，连同他对家国思想的理解和阐释都体现在他做这本书的实践当中，是对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很好传承。扯开一些说，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的性侵事件，许多都牵涉到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往往功成名就，顶着知识分子和道德权威的光环，有名有权有势。他们以君子的面目出镜示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私下里做的却是欺强凌弱、衣冠禽兽之事。这不是个别现象，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性和社会的丑恶现象。在今天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境况中，在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中，中国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如何传承，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能够做什么，值得我们思考。在这个意义上，纪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写作实践、以及他在作品中关于家国天下的洞见就显得特别的及时和重要。▲周武研究员周武：首先祝贺纪霖兄作品集出版，三本书同时在三联书店推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能由于版权问题，这套书并未将纪霖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悉数纳入，有些遗憾，但这三本书跨越了纪霖兄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全程，基本涵盖他有关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主要论域，因而仍具一定的代表性，颇能反映他的为学个性。纪霖兄这三本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带着“无穷的困惑”，磕磕碰碰地穿越“民间与庙堂”，猛然发现“优美已经离我们远去”。不知道纪霖兄自己怎么看，我觉得，把三本书的书名这样串起来，有点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当代命运的一个隐喻，一路困惑，一路颠沛，却痴心难改，关怀依旧。《无穷的困惑》是纪霖兄的第一本著作，写黄炎培、张君劢的心路历程，《民间与庙堂》写当代知识分子的依违进退之道，《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则是察世观风的当下记录。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努力以思想改造中国，并以此自任，可到头来，还是事与愿违，跟他们追求的初衷不是近了，似乎更远了。这样一部有如谜团的知识分子世纪颠沛史，对治史者而言，是诱惑，更是挑战。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纪霖兄就走上知识分子史的求真与求解之路，记得我在跟陈旭麓先生做研究生的时候，陈先生就曾推荐我们看纪霖兄解读黄远生《忏悔录》的文章，我也是在先生家认识纪霖兄的，后来又在同一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过文章，就算熟悉了。从那时候到现在，屈指算来已逾三十年。一直比较留意纪霖兄的文章，只要见到的，大致都看了。▲黄远生纪霖兄说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学问中人”只关心“是什么”，而他更热衷在史料背后寻找终极的动因，追问“为什么”或“何以如此”。所以，他认为史学不能仅止于求真，更应当求解。没有理解，就没有真相。其实，求解和求真是很难分开的，求真是求解的前提，有时求真即是求解，二者是一体的。若将求真与求解区为二途，则不免各有所偏，求真易流于细碎，求解则难免空疏。三十多年来，纪霖兄始终不满足于求真，更专注于求解。由此累积的可观成果，清晰记录了他的学思历程与心路历程。在这里，要回溯他的这个历程是不可能的，不过通过读他的著作和文章，包括跟他本人的交往，我有三点比较突出的印象。一、纪霖兄是才子，他的学问是才子的学问。才子多好奇，纪霖兄是很有才情的学者，他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始终抱持强烈的好奇心。因为好奇，所以他始终满怀上下求索的激情，历四十年风雨不变。看他的书，你能充分感受到他的好奇和激情。才子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出手快，纪霖兄是个“倚马才”，写东西很快，不论什么题目到他手里，他都可以条分缕析，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佩服。这跟许多一辈子专守一域、追求“窄而深”的学人，是完全不同的格局。二、纪霖兄是思想者，他的学问是一个思想者的记录。知识分子以思想为志业，研究知识分子，如果自己没有思想，那就很难抵近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纪霖兄则不然，在思想与学术之间，他更偏向思想，而随着他的知识分子研究的展开，他的偏向思想一路愈发明显。他的早期研究或者说他的“少作”，更关注的是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变迁，后来越来越自觉地将知识分子史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研究，这一结合为他的思想驰骋提供了更开阔的空间。现代思想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古今中西新旧交汇，这种交汇又与中国的现代走向（国运）深度纠缠在一起，要了解这种“深度纠缠”，就必需具备更阔大的视野和更广博的理论储备。这是一个渐推渐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纪霖兄的研究逐渐变成他的思想资源，并融入他自己的关于家国天下的思考之中。就这样，他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研究者转变成一个有学术的思想者。因此，他的研究更像是他自己思想的记录。三、纪霖兄是有关怀的学人，他的著述有一个共同的指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即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关怀。作为一个学人，纪霖兄论域之广是不多见的。且不论他的其他著作，单就这套作品集即足见其狐狸本色，从精英思想到大众文化，从工匠精神到贵族精神，从京沪到港台文化，从日本、美国到欧洲，从历史到当下，每个议题他都能引经据典，议论纵横，且常有独见。这非常不容易。这些文章放在一起，粗看确乎有点“散漫无边”，实则在“散漫无边”的背后寄托着他对家国天下的深切关怀。他的多数文章并非纯粹为求得知识或获取知识上的愉悦而作，显然他更关心的是当下中国与世界何以如此。当然他的求解所得，或者说他给出的答案，未必都深中肯綮，但其中凝结的忧思，以及忧思中浸润的关怀却不可无。▲瞿骏教授瞿骏：今天讨论许老师的新书，不禁让我回想起2002年——跟在座诸位同学差不多的年纪——坐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文史楼的课堂里，一脸崇拜地听许老师上课的情形。当时心里想的是能有一天成为许老师的学生有多好，当然最后是梦想成真了。若抛开小我，现在回头来看，这不仅是自己幸运的开始，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幕，从那时起我系汇聚了众多中国近现代史的名家，产生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不少一流成果，由此这个黄金时代也给生也晚的我们提出了沉甸甸的要求，总得通过后生的努力把辉煌延续下去。接着稍谈谈许老师的书。好书的标准现在有一些简单化，以为在权威出版社出的书就是好书，在我看来另外两个蛮民间的标准也足以证明是一部好书。第一个是抄袭率，这本书若有无数人来抄，明抄也好，暗袭也罢，就大致证明这是好书。第二个是能不落时代痕迹，如果是1988年出版，2018年读来觉得仍不过时，仍有价值，那就是好书。这里尤须强调一点：许老师经常跟我们说“不要用忙碌来掩饰自己的偷懒，忙你能忙得过我吗？”此话虽重，但说明老师写书是在繁重的行政、社会事务之余写出来的，如此地忙碌，还有前面老师提到的如此数量的发表，则更显难能可贵。当然由学生来夸奖老师的书并不太合适，稍不慎就有“王婆卖瓜”之嫌，所以许老师今天贴心地出了个题目叫“历史学的求真与求解”。对这个题目联系老师的书有三点可以说。第一，许老师最有心得也最有成绩的两个研究领域，一个是知识分子史研究，另一个是思想史研究，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特色就在于“求解”，对知识分子史和思想史，它们重视的是一个阐释马丁·路德式的人物，然后不断在新的语境下进行重新阐释的工作。现在据说新文化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的研究越来越热，学界越来越关注的是另一个马丁——马丁·盖尔（当然是否如此是可以存疑的），但有学者就强调过：马丁·盖尔可以有一万个，但是马丁路德只有一个。为何只有一个，却需要不断的研究呢？这就和历史学的“求解”有关，因为这些伟大的思想人物所提出的问题是联通古今，直逼当下的。第二，许老师对于历史学“求解”的追寻体现的是老师希望和活的历史相连接，走出历史研究冰冷对象化困局的努力。现在的历史学论文都很精致，但很多都缺少“活力”和“猛劲”，要类比的话和足球有点像，现在踢足球最好的一个是C罗，一个是梅西，但是在他们进球如麻的同时，我们总觉得他们缺了点什么。回望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些中场大师和优秀前锋，他们尽管并不像C罗和梅西那么完美，但是他们具有一种活生生的，人类足球的美感。这种美感从何处来？我想和想象力有关，和真性情有关，甚至和某些缺陷有关。历史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需要有一种有温度的连接和联系，而我们现在经常是技术有余而温度不足，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连接是对象化的，气息奄奄的、他在写文章的时候可能经常想的是这篇大概可以发《历史研究》了，发完《历史研究》马上可以评教授了，他有没有想到一点家国天下的东西呢？我想肯定是有的，但占的比重大概是越来越少。第三，“求真”和“求解”的问题是跟目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推进是有关系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目前面对的是史料极度扩充乃至史料爆炸的状况，这个状况反过来倒逼出求解的必要性和求解的迫切性。老师在书的自序里面提到差不多一年时间，窗外花开花落，冬去春来，他呆在丽娃河畔的第五宿舍，“趴在桌子跟前，埋头写作”。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图书馆收集、阅读了五年的民国知识分子的史料。这当然首先是在“求真”，但老师读史料并不仅仅是为了展现历史学的技艺，又或者是把这个事实，那个事实搞清楚，在我的理解他是为了沉浸进去，通过具有全息性的史料和民国知识分子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而今天年轻的研究者们面对的是什么状况呢？图书馆去的是比较少了，可以在寝室里面待着，也可以回家操作，面对一台Mac电脑，打开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开始E考据。但这个搜索和沉浸之间有着比较远的距离，因为原刊、原报中除了有文字的信息，还有历史的痕迹，时代的温度，甚至还有当年的血和泪，这些都让你能够更快地求真，同时也能更有效地求解。当然求真和求解在高段的层面经常是相统一的，对此中外的大家都有论述。钱穆就指出：古史之真很重要，但是某一个时代的人对古史的想象也同样重要。某一时段活泼的想象如何研究呢，对历史学家构成了挑战。情境、气氛、氛围，这些难道不是的真吗？这可能是历史更真，或者同样真的层面。罗杰·夏蒂埃则说：对这个社会的表述就是这个社会本身。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周边的事情，只能看到你自己所经历的，因此你表述出来的“真”很多时候就是“解”。其实这些都提醒我们，求真和求解在一定范围上是可以统一的，而且这种统一的方式和技巧是能够检验出历史学家的成色的。▲沈洁副研究员沈洁：今天出席的大都是资深的前辈。许老师在序言里面自谦“少作”，让我想起自己在差不多二十年前，第一次读到《无穷的困惑》，黄炎培的外圆内方、张君劢的进退维谷激起的有关民族家国的情感。现在想来，这或许也是当日，读着《新民丛报》和《警示钟》开始走上救亡道路的晚清那代读书人的情感。隔着时代、通过历史书写，不同世代的阅读者达成了某种共情。这种共情，我觉得，也是史学给我带来的，职业之外的最大意义，时移事易，但有关人性、人情、人类所经历过的困惑、挣扎中的求解，总是接续的。许老师给大家出的题，关于“求真”还是“求解”。在我看来，这两者其实不必分歧。“求真”应当是史学内在的、无须申说的一种特质，历史学总是以史料作为基底的，之后就是对材料的辨析、归类、串联，从杂乱无章的原始材料到整理出条理，史料取舍，看似指向求真，但实则是对史家史识与史观的一次充分验证。这个过程，既是求真，亦是求解。我自己对史学的感受，粗略分，不外人文倾向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人文倾向的史学，除了“察源观流”，还有非常重要的，携带价值与审美，史家对本时代的思考、关怀。而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基本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支配模式，理论、方法论，范式、模型，问题意识，等等。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人文主义的历史学。社会与人，较之于自然，是无比复杂的、充满变量的。不确定性、变动、未知、反规律，和这些不确定性所连带的价值，共同构成了史学的魅力。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大概是遇到了最好的时光，极大量的史料数据化，获得资料之多、之方便，前所未有。但，好的与坏的，往往就是这样相伴而来。这其中有两个问题，第一，除了清理史实，新史料所开掘的新问题，往往是断片的，而不是通贯的，这一类型的知识积累，放在历史整体变迁的脉络中，它可能就是不成立的或无关紧要的，或者只是对已有知识的重复。第二，由新史料、新方法带来的新问题，它可能是非常干枯的，没有温度，历史由人组成，不呈现温度、歌哭和呼吸的历史，是没有血肉的历史。前两天读《文汇学人》一组中古史的文章，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对历史“推断”式的、“臆测”式的研究。我想，这大概是我们习近代史者，读中古，能感觉到特别过瘾的原因所在，因为材料有限，历史学家的技艺就变得很重要，谁的连缀能力强，能在不疑中生疑，在史料的空白处以想象力联缀出历史的因果，就能发见前人所未发见，类似破案。就很精彩。而反观近代史，材料随处可及，带来的问题是，不愿去寻找和解决真正关键的问题，把现成的材料，稍加安排，就做了一个“别人没有研究过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意义，就变得没那么重要。历史学家的技艺值，被降到一个很低的点。我想，这大概是我们读许多近现代史论文，无法产生兴奋感的重要原因。其实材料是没有尽头的，关键在于连缀，怎么把一个一个的问题放置到历史变迁的脉络中，寻找出起因、转折与流变的方向。所有这些东西还是要归到史法——怎么做。我印象比较深的，罗尔纲《师门五年记》里记的，胡适有一句话：“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轻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这可能是当代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理论与问题意识导向的史学，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使我们对历史提问的能力变强了；但是当历史被框进理论和一些既定的问题，它的那些不确定性、未知性就被折损。我想举一个近代史研究中的例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前些年，高全喜和章永乐君所代表的政治学、法学界对辛亥革命的解释，有关辛亥大妥协，在政治法学的视野中，把清帝逊位纳入法统序列，重新解释了辛亥革命。这个视角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确有意义，重新审视了那场革命的结束方式和它的走向，也让历史学界更多注意到从革命的对手方去考察和研究这场革命。但法统承续的这个解释模式，回到到鲜活的历史现场，又有非常大的问题，妥协其实不是在法理秩序内达成的，“大妥协”有更加繁复的人事、时势关系在里面。这就是历史学需要解决的。仅仅革命对手方这一侧，就包含帝后及亲贵集团、枢臣与疆吏、驻防、北洋系、江浙立宪系等等，中间还羼杂着革命集团中与各方势力皆能周旋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之间有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里面，还有无数的问题其实没有搞清楚。皇室与南北各方援引的法理只是招牌。史学的魅力，很大程度就在破解这些谜团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些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倾向于追求的史学路向。熊十力评论柳诒徵《国史要义》，讲这个书是一种“博而能约，密而不碎”的境界。我非常喜欢这八个字，大概也是我们现在常常追忆的，群星璀璨的民国学界，那一代学人和他们的作品恒久的魅力所在。新的史学思潮、史学方法，都是时潮，相比于这些，想像力以及写作者的史识与史观，起码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我们能用这些东西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张洪彬讲师张洪彬：我回忆一下跟许老师读书的经历，谈谈我对许老师治学特征的一点感受。我本科是中文系的，对现当代文学很感兴趣，因为要理解那些作家及其作品，很多时候需要看到作品背后的时代背景，因此看了一些作家的传记，开始接触近代的知识分子及其时代处境。就因为这个原因读到许老师研究知识分子的书和论文，再后来转到历史系，跟着许老师读硕士和博士。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的学者和作品不少，但是许老师的作品很能打动我，这是我决定报考许老师的研究生的最重要原因。我读他的论文，通常会做很多批注，其中一种最为常见的批注是：这篇文章要解答什么问题。这就是许老师所说研究的问题意识。许老师的每篇论文都有强烈的、集中的问题意识。因为有鲜明而集中的问题意识，材料的取舍和剪裁也为这个目的服务，所以许老师的文章，论证思路往往非常清晰。这样的写作方式，对读者相当友善，读者不需要是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也可以很好地把握文章的论证脉络。我想这是许老师的作品不仅历史学者爱读，其他专业的学者乃至学院外读者也爱读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做过几年编辑，收到的某些投稿你左看右看都不知道在这篇文章里面为什么要把这部分写进来。也许只是因为他刚好发现这样一个稀见的材料、这样一个少为人知的事实，但这个材料、这个事实对于文章的论证来说并不是必要的，而是旁逸斜出的枝蔓。从严格的文法来说，这样的枝蔓其实是不应该纳入文章里的。尤其是篇幅有限的期刊论文，更应该努力把每个段落、每个句子都用来解决文章的中心问题。行文的枝蔓问题在青年学者中比较常见，归根结底，我想是因为要解决什么核心问题、如何展开论证，作者没有完全想清楚，也可能是因为不自信，不敢把自己的缺陷坦然暴露给读者。因为把自己的中心问题、论据和论证思路清清楚楚地呈现给所有读者，论证的弱点和缺陷自然也很容易被读者抓住，这既需要作者具备相当程度的自信，更需要作者在知识上的诚实和谦逊，默认自己的观点和论证只是一种开放给所有人的、有待检验的假说，而非独具魔眼的人才能看透的终极真理，随时愿意接受更强的证据和更缜密的论证，乐于被修正、被超越甚至被否证；相对于不少玩弄修辞术的学术写作而言，这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学术品性。许老师的写作打动许多读者，其读者规模远超一般学院化的写作，我以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许老师努力解答的问题，一方面固然是内在于历史脉络的，是典型的史学问题，另一方面也往往能回应读者对当下处境的困惑，要么能解释当下情状的由来，要么能启发读者反思我们的思考方式或基础预设。这也是许老师有意为之的结果。跟许老师读书，他不仅强调问题意识，也特别强调现实关怀。许老师自称“问题中人”，就是因为他想要回答的问题，首先就是自己对所处时代的困惑，这些困惑和问题是属于自己的，也属于同时代人的。所以他的史学研究既是在解答历史问题，又是在回答当代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许老师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家，更是一个思想家。这使得他的历史学研究从来就不是死学问，而是活泼的、有生机的、能打动读者的。归根结底，是因为许老师对当下一直保持密切的关注和观察，他对国内外时事的变化、对思想界的起伏了如指掌，深切关怀当代人的处境和命运。许老师讲求解的史学，我想不仅是指对历史问题的解释，也是指对当下问题的解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正可以如此理解。苏智良：纪霖兄在上海师大五年中确实是他遍访各个名校，然后到华东师大母校开始了他又一个思考的阶段，又是一个丰收的阶段，这个阶段到来，跟今天在座的张济顺教授非常有关系，有请张老师。▲张济顺教授张济顺：非常感谢邀请，也甚为惶恐，是我自己要求拖到最后发言的。因为今天早上刚刚获知这样一个盛会，到会场才得到许老师的三本集他思想与睿智之精粹的“小书”，来不及消化。说起来，我最没有资格发言，妄为历史学科班出身，这点和许老师“非科班出身”确实很不一样。但许老师从“野路子”起步却在人间正道上大书家国天下，而我一个名校科班出身之人在圈外“野”了十几年，武功几废。刚才有学者说到，历史学常常被认为是退休以后没事儿干了才去做的，我就是这种人。但以本人切肤之感，做历史非但不是“没事儿干”的消遣，相反是自找苦吃，且“苦海无边”，而乐也正在其中。所以“历史学求真与求解”的主题对于我来说，实在是苦乐交织的又一次体验式的学习机会。我曾经是从一个比较特殊的方位，来观察许老师回母校之后的各种境遇的，对其中的苦与乐有些别样的感受。这也许是我还能在此说几句的“资本”。许老师的确有自序的“狐狸性格”。作为学术风格与境界的写照，这幅“自画像”再传神不过，但若以常人冠之“狡猾”的狐狸来比对，似还缺少点底色的韵味。许老师给我的感觉非但不狡猾，而且有股上海人说的耿劲，总有一曲“执拗的低音”贯穿在他的行文处世之中。哪怕再“狐狸”，毕竟是书生。这种坚持中当然包含许多痛苦与困惑，要承受各种压力。走出“江郎才尽”的学术困顿依赖才气，排除外部环境的重扰则全靠勇气，——我以为这个“狐狸”的精气神在此二气。但或许也是“狐狸的性格”救了他，得以在张弛得当、节奏有度的“形散”中达致“神不散”的境界。这也是《家国天下》获得庙堂垂青和民间高评的秘诀吧？！钦佩之余，我也不想过分溢美。许老师也非高大全，有他的“狐格缺陷”。那就是他的“刺猬”之用“锐”有余而“精”不足，“求证”方面似应更为小心。这或许是鱼和熊掌兼得的苛求了，但想必许老师不会怀疑我的诚意。回到会议的议题，我赞同许老师的意见，“求真”与“求解”不是孰高孰低的问题。这两者有一个共通的要求或者说支撑也不为过，那就是关怀，不仅是知识关怀，更是人文关怀，更高的境界则是人文情怀。这可能有点虚，不过我想借用杨奎松老师话说，“学问有道，求仁义而已”，求真也好，求解也罢，失却了人文关怀的学问，“不做也罢”。我想，无论是杨老师对领袖伟人和“问题”小人物的上观下照，还是许老师对怀抱家国天下情怀的知识分子的深切体察，人文关怀是他们共同的学问之道。▲杨奎松面对现实，“不做也罢”其实是最难的事。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历史的确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能称得上“家”的史者更寥若晨星。可喜的是，现在还有这么多的青年才俊投身于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当代史已然门庭若市。这当然是史学之幸，在我们77、78上学那会儿是奉古代史为圭皋的，当代史根本攀不上史学殿堂。但当我们目睹现实之种种怪状，又不得不质疑我是在干嘛，你又是在干嘛。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常有人批评当代史研究领域里“碎片化”已成几大问题之一，本人也曾轻率地附和过。其实“碎片化”是由西方发起并延续至今的重大论争的史观和方法论问题，不能望文生义，将低水平重复与拙劣模仿与之混同。我想，若是史识层面上的“碎片化”一点也不可怕，尽可继续争论；若系史才问题也有提升之可能，但涉及到背后的“史德”问题，则如顽症，十分可怕,只能对它说NO，作罢，必须的，否则真成不治。然而极为尴尬的是，“必须作罢”操作乏力，非但不能旗帜鲜明，有时甚至身不由己地去“高抬贵手”。因为我们不能让学生无法毕业，青年教师无法晋升。制度性、系统性的根本改观当然十分艰巨，不过点滴改造的努力也未必不行。怀抱对历史学的敬畏之心，常有如此这般“不做也罢”的自省与自觉，便能在求得若干小确幸的同时，始终保持一番警醒，免于随波逐流。历史学的“求解”，首先是史者对自己为什么而来，干什么来的拷问。再从许老师“民间与庙堂”的话题引申开去，谈谈史学最大的挑战来自哪里。刚才沈洁讲到数字化网络时代，获得的史料之多，信息量之大不可估量，史家该如何应对。她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点穴”的，切中历史学之最深刻的危机和挑战正是来自这个互联网带来的全球化时代。不管你如何评价，网络史话已成新常态。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人人都可推出“重磅”“深度”之文，似乎都是历史学家。这里确有许多哗众取众的垃圾信息，不必也不可能跟着去辨别真伪。但作为整体意义的“新常态”，我们绝不能小视，因为这里的众生孕育着、集聚着未来历史学家的能量。这是必须正视的一个时代命题，不是“庙堂”决定，而是看不见的“历史动力”在发声。这或许正是历史学一次凤凰涅槃式的机遇，逼迫我们到汪洋大海的“民间”去，寻求生存之道。在这个人人享有发言权的平台上，再显“英雄”本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在座各位年轻人责无旁贷。在此我要再次把敬意投给许老师，感谢他为教书育人做出的表率，培养了如瞿骏、唐小兵那样的史学新生代。我们知道许老师的毕业生都很抢手，不是去当大款了，当然如果有，也一定是“儒商”，而是大多心甘情愿地到史学领地里来摸爬滚打，或是为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奔命。这就与许老师对教书育人倾注的心血有关，这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名师出高徒，他的学生有各种生动的实例，大可“求真”。我也不止一次地听到许老师说他作为一个教师的责任。只要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不难体味教书育人在他心中的份量：“我无法改变整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三尺讲台。”我想，家国天下的情怀完全可以让三尺讲台来见证。最后我要为“求真”提供确证，许老师当年的回归确实跟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难以割舍的母校情结——丽娃河的召唤，那么多前辈大师给他的一条精神纽带，在催着他返回校园。我当时把他引回来，也是屁股指挥脑袋迫不得已，得罪了上师大，请接受我迟到的、已经无用的抱歉。我更为两个师大拥有这样的教授，感到无上的荣光。这也是我为“求真”享有的一份独特的快乐。谢谢！▲陈恒教授陈恒：感谢许老师，我对许老师最早的认识是从《读书》杂志上看了他很多文章，我1996年到上海师大，这个过程我是非常清晰。这次有机会给许老师开这个会，感觉非常荣幸。第二，上海滩做中国史的知名教授今天来了许多，这个场面是非常难得。第三，光启中心是朱校长一手做的，其实是把思勉高研院的一些想法带到这里。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是流动性的，欢迎各位教授在自己单位劳累的时候到光启修整一段时间，到这里没有任何的要求，一个星期一个月都可以，你做自己的事情，包括讲座也帮助你做，你想讲我们就组织一场活动，所有的教授都是这样，也请大家不断支持我们。我们历史系这二十多年的发展，苏智良老师功不可没，他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我也慢慢学到很多东西，如果没有苏老师这样的眼光和胸怀，我想我们上海师大历史系的发展还没有今天的影响。向苏老师表示感谢和致敬。本文转载于：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未完待续，敬请期待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