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日本作家，想象自己是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在上海着陆的一瞬间，犹如遭到闪电击打一般猛然意识到，战争的性质绝非如在国内时所说的那样。——堀田善卫”1945年，当那场造就无数悲惨的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本不关心战事的日本年轻人来到中国，他看到的一切，改变了自己从前的想法，也改变了他未来的人生选择。当他成为一个作家，关于战争的反思总是出现在他的文字里。南京大屠杀之后，写诗是必要的作者|陈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在南京屠城的时候，堀田善卫（1918-1998）正和他周围的小伙伴耽读欧洲文艺。也许在他心目中，那场大屠杀就是媒体上日军有秩序地进入南京城的威武模样，它跟此前日军占领满洲、攻克北京没有什么区别——并且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一九四二年九月，为了配合战争进程，他这一届庆应大学的学生被要求提前半年毕业，这让孜孜学业的他对“被国家强行赶出校门”心怀怨怼。一九四四年二月接到征召入伍令，他因肋骨骨折幸运地躲过了征召。一九四五年三月为了躲避频仍的美军空袭，堀田托关系搭上了飞往上海的海军飞机。总是逃避战争的堀田到了上海，他描述说：“在上海着陆的一瞬间，犹如遭到闪电击打一般猛然意识到，战争的性质绝非如在国内时所说的那样”（堀田善卫：《祖国丧失》），上海街头日本宪兵公然侮辱中国新娘，他“只觉血涌头顶，不觉冲过马路，扑向那日本兵”，结果换来日本兵的拳脚交加（堀田善卫《在上海》）。这一幕和后来的上海岁月成了他重要的思想资源，使得他彻底打破艺术至上的理念，开始观察和思考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意味着什么，以及中日双方的关系和命运。堀田善卫（1918—1998），出生于日本富山县。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评论家。庆应大学文学系法语专业毕业。在校期间开始发表诗歌，以诗人身份开始自己的文学之旅。一九四五年日本侵华战争末期来到中国，在上海迎接日本战败，后被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留用，从事文化工作，直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回国。抵沪两个月之后的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同武田泰淳（日后同样成为战后派代表作家）曾一起游览南京。这次南京之行，成为日后创作《时间》的决定性契机。回国后的堀田善卫连续发表了《祖国丧失》《齿轮》《汉奸》《断层》《历史》等一系列以自身的上海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小说，以及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叙事背景的《广场的孤独》等作品，并于一九五二年初获芥川文学奖。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战败，堀田滞留上海，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一九四七年一月回国，开始了有关中国的持续写作。一九五二年，堀田凭借《广场的孤独》《汉奸》获得第二十六届芥川文学奖，成为日本被“出版界与读者宠惯、仿佛天赋特权的作家”（张承志评价堀田语），作品一部接着一部出版，好评如潮，他也无可争议地坐稳了“战后派”作家的头把交椅。吊诡的是，堀田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创作的长篇小说《时间》一九五五年由新潮社推出后，却陡然遇冷，仅有的评论只是围绕着情节安排和人物的虚假大做文章，完全无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文学史意义。面对炙手可热的作家，热闹的评论界何以陷入集体缄默？原因只有一个：这是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品。《时间》作者：（日）堀田善卫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7月把每一个死去的中国人都看成是有灵魂的“个体”战时的石川达三在其纪实文学《活着的士兵》中以客观而疏离的姿态描述了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残暴行为，以及战争的残酷性。作品甫一发表，刊载作品的《中央公论》一九三八年三月号即遭销毁。在被特高警察思想调查时，石川承认自己的写作初衷本无反战反军之“阴谋”，纯属“无心之失”。从那以后，再无日本作家染指南京大屠杀。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展开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日本社会也经历了左翼主导的对战争责任的清算。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诞生了堀田的《时间》。小说采取日记体，记录了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至次年十月三日（其中有五个月的空白期）日军屠城前后的情状，讲述者“我”是三十七岁的中国男性陈英谛，有欧洲留学背景，是国民党海军军部的文官，因妻子莫愁即将生产，儿子英武尚幼（5岁），他们并没有随大多数官员逃亡汉口。供职司法部的哥哥英昌举家逃亡，不顾弟弟的安危，还嘱咐弟弟看守家产。结果南京沦陷后，陈英谛的宅院被日军霸占，妻儿被杀害，从沦陷的苏州前来投亲的表妹杨妙音遭到日军强奸后染梅毒，接着海洛因中毒，他本人也沦为伺候日军上尉桐野的男仆。这里有一个奇妙的身份错位：作者化身为亲历大屠杀的中国人陈英谛，而每一天战事的推进和死伤状况，都以战后公布的史料、民间多方搜集的资料为依据。变身中国人，让肉身饱受摧残，进而强烈地诅咒日本，不顾危险地用文字来记录日军的暴行，己身是否能代替日本人来遭受历史的惩罚，来尽一份清算日本战争的责任？我想，这是作者创作的一个初衷。《时间》日文版书封同时恰恰因为堀田是身份无法变更的日本人，所以面对中国一切具有严酷之美的东西，比如紫金山坚硬的砂岩山体、紫金山山顶的革命纪念塔、表情怪异的佛像、寺庙里的鼎、明孝陵的石狮子，他都感受到不可征服的恐怖力量，于是他在小说中让这种坚硬的意象反复出现，不断地对自己形成压迫，以此确证种种来自中国的永恒的、不易被征服的力量，这样，他眼里的中国就不再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眼中失去男根的、阴柔的、任人宰割的沉默的“客体”。并且叙述者把每一个死去的中国人都看成是有灵魂的“个体”，说那“死去的，和今后将要陆陆续续死去的，不是几万人的死，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死”，说“几万人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这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之间，有着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差异，有着新闻报道和文学之间的差异”。叙述者之所以强调个体，是担心“空洞的数字可能会抹消观念”。而作者的担忧在大约四十年后变成事实：那些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将南京大屠杀的战争责任伦理问题转化为数字争论，进而否定大屠杀的真实性。延伸阅读《活着的士兵：南京大屠杀1938》作者:[日]石川达三译者:钟庆安/欧希林版本:昆仑出版社1987年12月毋宁说，随着作者的思辨，沉默的“客体”渐渐地转化成了具有抵抗意识的“主体”，完成了自我救赎。他先从清算自己的过去开始：“我自己的过去，也并不全是光彩之处，也充满了背信的阴翳，充满了罪恶、病菌，充满了自然的原态，甚至有腐坏得散发腐臭的地方。我必须与之搏斗。”南京沦陷，作为亡国奴的“我”发生了分裂，“我把一个还活着的人，扔进了死尸堆。那个死者被我抬着的时候，还没有死去，他还活着。”受害者同时成为加害者！他不断地反省，寻找到的救赎之路是：不让恐惧占据太多的时间；歼灭激情，因为它是被动的产物；克服绝望的状态，去掉做奴隶的虚假幸福感；不依靠爱国心来抵抗，而是革新自我，让意志参与进来，因为“认识革新之剧，才是我将演出的戏剧”；不封闭自己的精神，寻找抵抗的同类。于是，在磨刀匠和农夫的刀、锹和镰刀的不断敲击刺激下，他战胜了虚脱感和绝望。在他眼里，中国民间蓄积的反抗力量异常强大，然而在那些文化先驱，比如周作人那里却难以寻觅。战争中的精神图谱然而个体实现救赎，不足以揭示沦陷下中国人的精神图谱。叙述者对大屠杀过程中中国人的顺从，沦陷下中国人的与敌合作，面临民族灭亡却不停止党争，“政府被战争绑架，失去了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道路和历史进程认识”，等等的描述，都触动了战时中国人的精神疮疤。大敌当前，市区内没有发动任何有组织的抵抗，有组织的街巷战也全然没有展开，困在城里的人，愿意凭借某种“期待”活着；那些被分为千人一组即将遭到日军扫射的人，后面一组总以为他们去帮着日军去清理前面一组的尸体，将其扔到扬子江里，就能保全自身！结果，“待他们劳作完成后再杀掉”！他们根本不愿对生存的现实进行思考判断。汉娜·阿伦特用“无思”（thoughtless）来形容发生在奥斯维辛的相同状况，她说自己从耶路撒冷学到的一个教训是：“恶的本性或许是人生来固有的，而这种远离实际和无思能比人的一切恶的本性造成更大的破坏力。”（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延伸阅读堀田善卫《在上海》日版封面至于通敌者，堀田在《时间》中塑造了伯父这个丑陋的汉奸形象，以近乎恶毒的口吻咒骂“通敌者的身上就散发着娼妓私处的酸臭味”。作为帝国的代理人，这些通敌者配合帝国建立慰安所，逼迫中国女性从事性产业，后者为了缓解性病又去吸食鸦片，这些女性付出生命代价的同时，也被纳入到鸦片销售的网络系统。这些代理人当然知道鸦片产业的巨额利润，他们配合殖民主人，在沦陷区建立起鸦片销售网络，中饱私囊的同时，为日本的军事扩张获得资本来源。事实上，汉奸问题是堀田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战后从来没有哪个日本作家像他那样对此做过深入思考，比如《汉奸》《在上海》等作品，他在其中把汉奸的产生归咎于日本的侵略，他对那些与敌合作者抱有强烈的负罪感。如果说到敌方日本的精神图谱，作者的勾勒同样丰富。日本军人在占领区表现出兽性，日本普通人也缺乏道德感，并且对此完全无罪恶感，堀田将其归咎于战时的天皇制：“日本人越是爱国，越没有罪恶感”，所有的无道德阻力的罪恶“好像都交给东京的那个活着的神来安排了”，“这真称得上是对道德问题的一种全新的处理方法。拥有活在现世的神，这种新观念是现在日本的强项。”道德责任不用承担，那么作为学者的历史责任同样不用承担。哪怕是大学教授出身的上尉，也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真相，他们只是宣传国策的活传媒，声称军事占领是为了“解放东亚”。在“南京大屠杀”书写系谱里的《时间》如果把《时间》放在海外“南京大屠杀”的书写系谱上看，我以为它的意义在于：它是唯一的一部以他者化的视角来描述大屠杀的，并且伴随着思辨，叙述者完成了精神救赎，通过不断地抵抗获得了自由意志，它完全不同于西方语境中的把日本视为恶魔、西方人为拯救者、中国则是等待拯救的沉默的“客体”这样的刻板论述。具体到战后的日本文学，它的独特性首先在于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唯一性。这部作品虽然是在清算战争责任的时代氛围中完成的，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清算并不彻底，整个社会的天皇信仰仍然根深蒂固，像堀田这样通过揭露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来抗议祖国的不义战争显然不合时宜，甚至可以说是“异声”，因而评论界才陷入集体失声。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恰恰因为堀田的控诉过于强烈，反而违背了受迫害情境下隐微写作或曰字里行间的写作（writingbetweeninline）的要求，降低了文学感染力，毕竟作者把故事的发生与写作时间设定在沦陷时期。电影《南京！南京！》（2009）剧照。如果放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文学系谱里，我想它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控诉，还有自我救赎。南京大屠杀伤痕的擦拭和疗愈竟然由一个外国人，不，确切地说，是当时的敌国之人来完成！这使得作为中国人的我在阅读中产生了强烈的羞耻感。其中，堀田因使用“鬼子”一词而产生的对大屠杀本质的认识，尤为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刚才我用了“鬼子”这个词。我决意再也不用了！无论有怎样想用的冲动，哪怕是不用就无以解气，也决不再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颠倒式的拟人法必将招致错误的判断，模糊我们的视线。他们并不是“鬼”，而是人！因为大屠杀是人之所为，它的政治内涵和存在意义，触及了现代性状况的真正性质，而波兰流亡英国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探讨大屠杀的。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将大屠杀归因于理性原则、官僚体制结构和科学的异化。恰恰因为大屠杀内在与理性文明，我们今天在谈及南京大屠杀时，如果仍然简单地将其归咎于“鬼”、兽，那就是在逃避历史责任。延伸阅读《现代性与大屠杀》作者:[英]齐格蒙·鲍曼译者:杨渝东/史建华版本: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的这句话道出了超出想象的灾难发生之后的语言困境。然而，只要发生大屠杀的社会机制还在，就不能放弃书写，而且这种书写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与他人共享。因为“没有与他人共享的现实，真理便丧失了全部意义。”（汉娜·阿伦特语）这是我从堀田身上学到的。从不闻政治，试图超然于战争，到与他的祖国做到彼此他界，从人性修复和宗教信仰的关照下审视南京大屠杀，堀田同样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转变。这里附带提一下：事实上早在一九八九年，《时间》就被安徽文艺出版社译介推出，书名译为《血染金陵》。译者的扉页题赠“为纪念：南京大屠杀而译谨以此：缅怀无数蒙难的同胞们！”表明，它是被纳入到我们向来熟知的控诉／缅怀的大屠杀书写系谱中的。然而译者视角的转换轻而易举地抹掉了“时间”一词背后的历史的哲学的思考。今天，堀田的《时间》还原成了《时间》，译者秦刚强调“用鼎的话语刻写复生与救赎”，让一部在中国逡巡了三十余年的长篇小说还原了它本来的复杂面目。当然，这是第一步。对于大屠杀的探讨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陈言；编辑：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我们真的记住“南京大屠杀”了吗？“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他们当年高傲地说▼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