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是想巡演” | 音乐人生存记

立夏已至，一回头2020年快过一半。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可又好像白茫茫一片，什么都没留下。过去几个月对很多人来说都算不上容易，音乐行业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大家有太多的无奈和措手不及。

近日相信未来义演在如火如荼地举行，活动又一次为市场展现了音乐行业的繁荣景象，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安慰和热闹。但还有更多没有出现在荧幕上的音乐人，也在困境中默默做事，创造可能。

眼下复工在即，行业逐步回到正轨，齿轮碾压过新生的锈在阻力中启动。面对未来，迷雾在渐渐散去。

小鹿角编辑部在4月初采访了两位独立音乐人——玥霖和图利古尔刚子。 那时候，音乐人面对未来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仍然坚持着一份初心。

以下是音乐人玥霖、图利古尔刚子与我们分享的故事：

玥霖

北京这10年

我在北京呆了差不多10年，2018年的时候深圳有个音乐学院找我去当老师，我就离开了北京。

我在离开北京之前自己矫情了一下，写了首demo，叫做《失败者的自白》。

但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来北京。当时来上大学读了个政治类学校，后来中途退学了。我以前的朋友偶尔也会问我后不后悔。其实说心里话，我从来没因为我大学退学这件事后悔过，我唯一后悔的是我当初没有坚持去上音乐学院。

在北京最难的事情就是资金。我的很多歌都是demo，后期全是我自己做的。如果要去录音棚，然后找制作人做一张专辑的话，费用很高，我自己真的是掏不出。 说真的，我刚开始在编曲方面的水平并没有多么精，但是没办法，都是逼出来的。

离开北京之前，我差不多签过3个公司。第一个公司帮我出了我最早的那张EP，但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的钱都是制作人自己掏的腰包。我知道制作人他有情怀，想把这件事做好。但这是不专业的，后来自然的大家就散了。

第二个公司什么情况我已经记不太清了，第三个公司愿意给资金支持，但是大家平时见面时间都很少，很多的合作最后就延期了。最后合约到期，合作伙伴就变成了朋友，每一次合作都是和平收尾。

我在老家最开始做音乐那会儿，风格很小众，很重。刚到北京的时候也想延续这种风格，但是到了北京之后因为要上学，没有时间，没有人脉，没有渠道，没办法组乐队，所以我就只能先自己写歌。这样就很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另外一种风格，变得很细腻。后来有了演出，这种细腻的风格就延续下去了。

感觉这10年一晃就过去了，一开始还有那种贼心不死的感觉，想找机会组乐队，后来慢慢就顺水推舟了。未来除非我有闲钱，有时间，我可能会找以前认识的乐手组个重型乐队。但我觉得不太好实现，毕竟大家都不是以前豆蔻年华了，一方面愤怒的心气儿没了；另一方面这么多年我听的东西也有变化，真让我写摇滚，我可能撑死了写个后摇。

用开放的心态接受直播

我2018年5月份到深圳，7月份入职，到了2019年7月份公司倒闭了，我们拿了点赔偿款，然后就散了。

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我算是虚耗了几个月吧。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自己雷打不动地做音乐。过年之前，我本来和北京的朋友约好了去录音棚录几首新歌，结果刚约好没多久疫情就爆发了。现在出不了门，就只能在家里DIY。新歌《独唱台》已经在网易云上线了，之后每个月底都会按时发歌。

现在工作没有办法完全展开，但是又需要钱，所以我还是在尝试直播。

其实我去年年初就在网易云直播了，到现在播了差不多有一年。现在因为疫情，直播突然变成了大家都在做的事。

刚开始有些抵触直播行业，担心整天直播的话会对音乐创作有影响。但好在那时候来看我直播的基本都是粉丝，我的直播状态也比较自我，不用刻意迎合什么。

疫情发生后，我也在不同平台上参加了直播活动，之后我还是会继续做直播这件事，也会去做短视频。所以现在我的目的很明确，所有的线上活动，主要是冲着经济效益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说白了就是为了养音乐去挣钱。

我基本上每周要有4天晚上的时间匀出来去做直播，然后两三天去拍视频上传到各个平台上，所以每周做音乐的大概能保证3-4天。

我现在视频内容的主要方向就是半表演半教学，去解构一首歌的结构、和声走向、写作理念以及在写作过程中用到的一些比较技巧亮点。我之前在北京有过教学经验，虽然不是专家大师，但基本上我教过的学生对我的评价都还不错，所以这部分的视频内容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还有一种视频内容的可能就是我去做ASMR，这里面涉及到一部分音乐疗愈的内容，我比较感兴趣。

关于线上直播的内容规划也会分为三大类。我每周还是会留出一天给look直播，虽然不算挣钱但是铁粉都在那里，所以我会做得相对私密一点，和大家聊天，唱自己喜欢的歌。我的粉丝都很包容，有时候我半个小时不唱歌，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就觉得聊聊天挺好，我和他们的关系更像是朋友。

而快上的直播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因为它很大众，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的都会来看。所以光说话不唱歌肯定不行，而且风格上我会偏中文歌和流行歌多一点。

第三种直播就是在B站的直播，在那里我可能就会比较风格化，比如说把直播间的背景做得暗黑一点，然后唱一些很小众、比较亚文化的东西。

我现在的状态和我一开始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虽然也知道不同平台的受众用户肯定还是会有不一样，但我的心态确实变了。一方面没有刚开始那么抵触了，另一方面我觉得平台只是渠道，放什么内容还是要看个人。我放我自己的内容，无所谓什么平台。

目前依靠短视频和直播的收入还不乐观，基本处于零收入状态。但这件事就得坚持，不坚持更不会有收入。现在各个平台上已经有了不错的反馈，虽然少，但是已经有了。

我现在每月房租5000多，生活费很省的情况下差不多2000吧。我觉得直播和短视频怎么也得坚持个一年才会有比较稳定的进账吧。我也是在赌，要是还不行就只能破釜沉舟借钱开教室了。我在直播中也会加入教学内容，但现在就算招到学生，一直上线上课也不是办法，还得有个教室。

反正不管直播和短视频挣不挣钱，带小录音棚的教室我是肯定要做的，未来打算一边教学生一边接写歌编曲录音的活，当然直播也会一直持续。

怀念线下演出带来的快乐

深圳这边生活还是蛮开心的，但是要说圈子的话，还是会有一点失落的。因为在北京已经待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大家平时就算啥也不干，几个玩音乐的朋友聚一下都挺开心的。独立音乐的氛围和环境更好。但是来了深圳以后，我会发现深圳的确没有北京那样的文化圈子。就算有也可能就是两三个人抱团，不太成气候。

但好在我早已经过了二十出头那会容易觉得孤独的年纪了，现在变得很佛系，除了会为钱发愁，别的事情都不会占据我太多情绪。生活里除了做音乐拍视频之外，闲下来就撸撸猫，打打Ps4游戏，手柄在手，天下我有，并不会觉得孤独。

家人那边，他们10来年前并不支持我做音乐，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无所谓支持不支持了。我妈妈还是蛮支持我做直播的。 她慢慢接触快手、抖音会看到有些歌手在做直播，有时候甚至会给我发视频过来，说觉得直播的不错。所以每次我直播的时候，我妈还都蛮积极的想来看。这是家里人我觉得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但是生活方面，感觉她还是一直放心不下。毕竟在他们那一辈人的观念里面，音乐人并不是稳定工作。虽然我也在交社保，但是真正公司性质的五险一金，我也没有。包括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她可能会比较担心。别的就还好。

2019年我因为工作一直没有巡演，但是从2014年到现在也巡演了有五六轮了，全国所有地方都跑遍了。印象最深的是跟成都的几个好朋友同台演出，他们是一个弦乐四重奏团队，科班出身但一点也不死板，很厉害很有灵气，也是做独立音乐的。但凡我去成都或者他们来北京，我们基本都要见面、一起演一演的。没演出就一起去吃吃饭听听音乐游山玩水。很投缘，很珍贵。

至于巡演的收益，基本上平均下来就是不赔钱。

对于我这种音乐人来说，巡演的时候是能收获比较多快乐的时候，但现在因为疫情，线下演出就不可能了。

我之前直播的时候会有很多粉丝问我，今年还有没有巡演的打算？我说就算我想巡演，现实情况也不允许。按照经验来说，巡演至少要提前半年要联系场地，我要是今年想巡演，可能真的要到年底了。现在livehouse的情况也不明朗，所以一切都还是未知。

可能也是因为年龄的原因，我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一整个月或者大半个月都跑在路上了，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每周周末去1-2个城市，专门为粉丝去唱一场，然后再回深圳。这是我本来对2020年打算，但是现在计划全都取消了。

虽然说我现在不排斥直播，但直播对我来更像是赚钱的渠道，我不抵触但是也不会喜欢。在此基础上，以一种不会很操劳的方式去做巡演，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比较好的。

我自己最希望的状态是，当然是在吃喝不愁的情况下，可以专心去做更多的作品出来。

图利古尔刚子

演出没了，

做音乐的电脑被孩子浇上了果汁

疫情把上半年的计划全打乱了。5月份原本有个话剧的工作，需要提前两个月开始排练，现在没了。其他的一些合作演出也因为疫情推迟了。本来计划的新专辑宣传和巡演现在也全部搁置了。

身边好多朋友都开始转做直播，我没有过直播经验我也不排斥直播，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做，我不想傻傻地在那里直播，有那时间我还不如好好练练琴。

除了线下工作没办法开展，我做音乐的电脑在过年的时候被孩子浇上了果汁，主板烧了。我查了一下离我最近的苹果店在齐齐哈尔，但当时那里疫情比较严重，我就没去，于是我告别了电脑这个东西。

所以再过两天我回北京，先得想办法把我的电脑设备、制作硬件补上，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下一张专辑。

现在回北京算是完全没有收入，能撑多久我心里也没底。但我现在想的只是我要回北京，回了北京能做比在家里更多的事情。要先回去，不回去的话什么机会都没有。本来年前可以接几个音乐制作方面的活，但是经过孩子这么一折腾，什么活都没了。

我只能一点点积累所谓的流量

去年图利古尔做了一个34场的全国巡演，但是因为搭档中途有别的计划离开了，所以后20多场就变成了我一个人演。

广州、杭州、上海这些城市上座率都还行，没有哪一场是感觉“今天可以不演了”。但是全国一圈跑下来，到场的人数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各种情况都有。

12月22号是最后一场，收官之战定在邢台的沐livehouse，场地能容纳四五百人，但是当天到场的只有一个观众，相当于只给他一个人演了一场。其实我不意外，毕竟连场地都不了解我，不知道我是谁，干嘛到邢台来巡演，然后票价还定到100。

这是图利古尔第一次在国内做这么大规模的巡演，但整体结果比预期要好，没有赔钱。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2020年继续进行下一轮了，但现在也因为疫情搁置了。

之前图利古尔在国外的演出市场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基础，2017年我们决定把重心转到国内，现在来看这个决定挺失败的，因为国外的订单明显变少了。再加上我们乐队自己又出了很多很多事，包括人员变动，我家里也遇到问题，所以图利古尔整整停了一年半。

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之后，我就开始重新找人排练，然后在2019年年末才开始恢复演出。

现在再看，对于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我们哪一个都不能放。

我们对于新专辑的期望还是比较高的，国外也有很多booker在等着我们的作品。我们停工那么长时间，大家都在问图利古尔在干嘛？我们就一直回答在做新专辑，这张专辑相当于做了4年。

对于国外市场，宣传上不会有那么大的阻力，大部分人还是看“你到底怎么样”，而不是“你能怎么样”。在国内这边聊到专辑聊到签约，很多平台都在考量你的流量，我觉得这已经成为考量一个乐队的硬性标准了。你有流量和你没有流量，对方给你的要求和提供给你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这次在巡演途中切身感受了一把流量的厉害。有一次很巧，我在大连巡演的时候遇到另外一个乐队因为之前安排的场地出了问题需要临时转到我的演出场地来。下午5点多试音的时候门口就开始排队，人很多。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大家都是过来看乐队键盘手的。

晚上我演完之后我的经纪人要我留下来看他们的演出，让我看看现在买票的观众要的是什么。后来我发现有四分之五的观众不知道这个乐队叫什么，不知道这个乐队是干嘛的，他们只知道乐队里那个键盘手。

键盘手坐在舞台的最左遍，当他一弹琴的时候，整个的观众就像潮水一样向左边涌。我看到这儿就平静地离开了，我要是台上那个主唱我就直接扔麦了，太没存在感了。我做不到这样。

我现在很清楚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自己是什么状态，所以我对于“我能怎么样”不报多大希望。我没有口水歌，不可能一夜成名，我只能是一点一点通过演出和巡演积累自己所谓的流量。我不知道怎么去经营粉丝，因为我的重点不在那，我觉得一个音乐人还是应该好好作音乐。

上次巡演我依然得到了一些东西。来现场看我们演出的人，很多都会留下来和我交流，说没听过这样的东西。还有一些当地的音乐人会过来聊做音乐的方向是什么？大家都是怎么做音乐的。这让我觉得很开心。

我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是想巡演

我经纪人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的音乐肯定不能大红大紫，什么时候有机会大红大紫呢？可能是在你死了之后。

面对资本和市场，如果要改的话我15年前就可以改。我在音乐圈摸爬滚打快20年，我的同行都在质疑我，说如果他们这么长时间混成我这样肯定受不了。

但我随着年龄增长，看得多听得多了，越来越觉得能吸引我和刺激我的东西只有音乐本身——研究和声、拍子怎么写，groove怎么玩，去发现之前没有听过的乐队、牛逼的歌……

我天性也是乐观的。估计是命运比较调皮，每次在关键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然后让所有的计划都戛然而止。现在我三个月没收入，电脑也没了，还得再买一个笔记本……如果我悲观今天这采访都做不了，我早退出这圈子了。

我爸妈一直不理解，说你都成家了，都是当爸爸的人了，还一天天吃青春饭。我说这跟青春没关系，我见过七八十岁还在巡演的，我就想干这样的事儿，等我七八十岁的时候，我也还想巡演。

编后语：

独立音乐人是行业里构成最多元的群体，“小众”、“垂直”、“流量堪忧”是市场对于他们最常有的印象。独立音乐人的风格千变万化，无从归纳，但是他们面临的现实状况却总有相似。

首先是关于标签。民谣、世界音乐分别是玥霖和刚子最常被贴上的标签。但少有人知道，玥霖最想做的音乐是重金；刚子更是不屑所谓音乐风格说“你叫我什么风格都不影响我做音乐”。

标签与独立音乐人的关系一直微妙。一方面，标签需要摆脱，因为这意味着自由和突破；另一方，不管音乐人愿不愿意，标签需要被强化，因为这是在独立音乐人在市场中无法表达更多声音时，最粗暴而有效的手段。独立音乐人受标签所扰，但也被标签所救，新的媒介或许能将独立音乐人从标签中解放出来，但二者如何和平共处是音乐人要学习的必修课。

其次是关于困境。多数独立音乐人都有自己热闹的时候。曾经天漠音乐节上的90后青海女孩玥霖早就有了一批朋友一般的忠实歌迷；而图利古尔早在2015年就曾拿下过瑞士和新西兰itunes世界音乐榜第一，国外翘首期盼图利古尔新专辑和演出的大有人在。可是热闹过后，如何再次扬起水花，甚至获得流量，是独立音乐人一直以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走出瓶颈，对于独立音乐人来说尤其艰难。

困境之后事关选择。刚子在积累了广泛的海外市场后，在2017年做出转战国内市场的决定，在这之后，他迎来的不是更上一层楼，而是自己音乐事业的瓶颈期。玥霖在北京呆了10年，10年之后她选择去往深圳，一边做其他新的尝试，一边以更加佛系的状态做音乐。

市场与自我，流量与沉默，很多时候独立音乐人需要做出选择。有的人选择坚持自我，倔强地一次次撞南墙，运气好的能撞出条路；有的人选择顺着市场和大众，渴望流量、渴望红；但更多的人带着才华和自负，在选择的墙头左右为难，无法取舍。

最后是出路，选择之后是否能通向出路？这是个无解的问题。

我们不谈什么虚无缥缈的理想，音乐人从来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存在。大家的愿望都平凡，那就是靠音乐养活自己，顺便创作自己满意的作品。但光是做到这一点，就要用掉很多力气了。但不可否认的，独立音乐人对于音乐市场的贡献仍在继续增大，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回过头看，坚持经过迷茫和困难的抛光愈加珍贵。未来小概率光鲜，相信需要理由。我们仍相信未来，是因为行业里有这些音乐人。他们作为最重要的单元，承载着这个行业存在的原因。

他们创作、坚持、固执，有没有困难，都能继续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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