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明
由杨宏海牵头，杨耀林、安国强、吕莉等人合作的文化研究专著《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近日出版，是一部集龙岗地域文化、客家族群文化、滨海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具有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新著。深圳龙岗滨海客家文化作为深圳特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客家民系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南迁汉族移民群体中的一支，是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汉族民系之一。深圳客家是清初形成的滨海客家地区的代表，是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中的一个典型。
“逢山必住客，无客不住山”。三百年前，客家人一路迁徙。所到之处，平原盆地等地理条件较好的地方，大多被前人占据，只能到山区去开垦繁衍，因此大多数客家人都居住于赣闽粤边区山地，形成了坚守传统、勤劳坚韧、相对内向的山地文化。据《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一书所述，早在两宋时期，就有客家人进入深圳地区，但真正大规模迁入深圳，还是与清朝初年的海禁、迁界与复界关系最大。清初，为了对付郑成功的海上武装，清廷从顺治十二年（1655）起两次下令禁海迁界，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列入迁界范围，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违者一律处死。当时新安县管辖今天的深圳与香港，“迁界令”对深、港地区和沿海一带人民而言是浩劫，致使人民离乡背井、历尽艰辛，造成田园荒芜、百业萧条。后经广东巡抚王来任等官员多次进谏，清廷才宣布“复界”。为鼓励农民复界垦殖，清廷制定优惠招垦政策，于是，粤闽赣边区的客家人，尤其是梅州、惠州等地的客家人，纷纷奔赴滨海深圳，开荒垦殖，重建家园。
深圳龙岗滨海客家人不仅以罕见的勤劳与坚韧，建起了数以百计的客家围屋，而且把耕读传统带到深圳，办起“光祖学堂”“振能学校”“广培学校”等新式学堂，同时也带来原乡的民间艺术，创造出清代康乾时期深圳东部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所谓“新邑地处海滨，居民自耕渔而外，不废弦歌”（《嘉庆·新安县志》）。而在民间文艺中，也体现出鲜明的“滨海客家”特色，如深圳客家山歌唱道：“今日脚踩新娘间，一句唐来一句番；今日新郎新娘 very good，明日转到艾斯湾”，表现了当年深圳客家人下南洋后回乡娶亲的情景，山歌中还嵌入了英文，具有独特的风味。而沙头角吴氏客家人，将自己原乡梅州市大埔县的鲤鱼灯舞，带到迁居地，通过创新打造出面向大海的沙头角鱼灯舞，成为深圳首个国家级“非遗”项目。
逐章细读《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让我们了解到，深圳龙岗滨海客家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地域文化、族群文化、民俗文化相结合而彰显出的亲和力、自然力和野性活力，它既是广袤的岭南大地所孕育出的独特审美品格，同时也超越了地域、族群、民俗而具有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内涵。
曾几何时，“深圳没有历史”“深圳是文化沙漠”的说法流布甚广。但随着以杨宏海等人为代表的客家文化研究工作者的不断深入调查和潜心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相继推出，这种偏见逐渐被解构和颠覆。通读该书不难看出，作者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觉精神。何谓文化自觉？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更应该是“温故知新”“推陈出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赓续并更新了“传统”。
杨宏海及其客家文化研究团队所体现出的“文化自觉”，并非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客家文化的具体研究中体现出的一种文化态度。无疑，深圳龙岗滨海客家文化里有许多外地没有、深圳独有的东西，这种地域传统文化，不仅填补了深圳特区文化体系的空白，还可以解决很多特区文化发展中存在的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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